王泽春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141）

荀子人性论研究综述

王泽春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141）

朱阆仙之后，大部分学者看到了《性恶》篇与《荀子》其他篇在人性论问题上的表述不一致，由此又牵涉到《性恶》的作者问题。就上述问题，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性恶》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学，不能代表荀子的人性论；二，《性恶》为荀子自著，跟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三，《性恶》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与其他篇章思想不尽一致。从方法来说，主要有两种：一，从义理层面论证“性恶”、“性朴”等的矛盾或一致；二，从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角度对《性恶》、《荀子》文本进行研究。

荀子；人性论；《性恶》；性恶

提到荀子，首先想到的是性恶论，性恶论已经成为荀子思想的标签，根据就是《荀子》中有一篇《性恶》，在这一篇中多次提到“性恶”。但性恶论能否准确代表荀子的人性论，是否是荀子思想的核心，性恶论与荀子整体思想是否一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清末，蔡元培的朋友朱阆仙①朱阆仙，1873-1939，浙江绍兴人，原名世焕，改名文煜，字心焘。朱阆仙的著作为《荀子大谊述》，现在没有通行版本，不知是否尚存，只有蔡元培日记对其书的宗旨予以介绍。、蔡元培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性恶”与荀子其他篇章对人性的看法不一致，《性恶》不是荀子的著作，属于荀子弟子的著作。从此之后，或断或续，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荀子的人性论与《性恶》篇的真伪有紧密联系。到现在为止，基本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性恶》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学，不能代表荀子的人性论；第二，《性恶》为荀子自著，跟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第三，《性恶》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与其他篇章思想不尽一致。

一、《性恶》非荀子自著，出自荀子后学

朱阆仙的《荀子大谊述》是否尚存，笔者不得而知，现在只能从《蔡元培日记》的简单介绍了解其主要思想：“阆仙治《荀子》数年矣，其初欲辨荀子非子思、孟子，及《性恶篇》非荀卿所著而已。……与蔡鹤庼论《性恶篇》非荀子所作书（七）、论《性恶》为孙氏之儒所著（八）”。之后，蔡元培在《荀卿论》中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简要分析，认为《性恶》篇可能是荀子弟子的作品：“岂知韩婴《外传》不著非孟之辞，董生《察名》，未引性恶之说。流传别本，容有增加，韩非、李斯，固优为之。”

朱阆仙、蔡元培之后，刘念亲于1923年1月16、17、18日刊登于《晨报副刊》的《荀子人性的见解》对这一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他也认为“荀子人性的见解，我看不在《性恶篇》，并且我怀疑《性恶篇》不是他作的”，刘念亲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述：除《性恶》外，《荀子》中论述性的一共有17条，“这十七条中，却性恶二字从不见到连贯起来用”，“这是我疑《性恶篇》不是荀子自作的第一个证据”；“《非十二子篇》荀子向异己的学说，痛施攻击，若是他曾斩截下了一个‘性恶’的断案，那子思的率性说，孟子的性善说，便是与他根本上不能两立的所在。他这篇非子思孟轲下，还肯将此并轻放过去么？……觉得即是那相对的‘性恶’说，非荀子自作的第二个证据”；“韩非、李斯曾师事荀子；汉代的贾谊曾师事李斯又曾向张苍受学；苍是荀子弟子，那么贾谊算是荀子的门人”，这些人都没有提到过“性恶”二字，“如果荀子显著的作了他的《性恶》的一篇，怎会他的弟子，门人，和称美他的董仲舒说到人性许多地方，都有他遗传的痕迹，偏莫直截了当沿用他一个恶字的断案呢？这是我疑《性恶篇》非荀子自作的第三个证据”。至于《性恶》作伪的时间，“汉成帝以后，是广出伪书时代……我疑心《荀子·性恶》也是这时代的出产品”。最终认为，荀子的人性“只是‘本始材朴’四字”。刘念亲的这篇文章，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之后讨论《性恶》真伪文章的论述方法与结论，基本没有超出刘念亲的范围，包括金谷治、周炽成。

金谷治认为“尽管《性恶》应该是《荀子》的代表作品，奇怪的是，《韩诗外传》并没有从《性恶》引用。再加上，荀子在《非十二子》并没有批评孟子性善主张。根据这些事实，金谷推测，《性恶》也许是荀子后学的作品”。（见佐藤将之：《二十世纪日本荀子研究之回顾》）

近年来，中国大陆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是周炽成，他的两部专著及数篇论文从不同方面进行论证：《性恶》非荀子自著，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他的这些论述的角度与结论基本与刘念亲一致，只是在《〈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性恶〉的文本结构看》指出，刘向把《性恶》排在第26篇，应该“认为它出自荀子后学之手”。

颜世安在《荀子人性观非“性恶”说辨》中指出，荀子的人性论不是长久以来认为的“性恶说”，而是“性善意识及荀子正面肯定情欲”的观点。颜世安看到了《性恶》在人性论上与其他各篇的区别，认为《性恶》不是荀子本人的作品，而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笔者在《〈性恶〉非荀子所作新证》中指出“《性恶》中有四处“孟子曰”的引文，不见于《孟子》七篇，而属于出现在司马迁之后的《孟子外书》。由此可以说明《性恶》非荀子所作”，但对于《性恶》是谁所作，笔者没有进行论断，因为论证某一文本是某人所作比论证不是某人所作要困难得多；并且，就荀子人性论而言，只要论证《性恶》非荀子所作即可。

二、《性恶》为荀子自著，与其他篇章的思想相一致

刘念亲的文章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胡睿就在《晨报副刊》（1923年2曰6日）发表了一篇商榷文章——《“荀子人性的见解”的研究》，对刘念亲的论证予以了逐条反驳。

对于刘念亲的第一个疑问，胡睿认为“我国自古迄今的文人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人的集子拿出来，都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的”，并且“《性恶篇》当为诸篇中最后之著作，自然在前几篇中就不能仓促之间，使把‘性恶’两字用出来”，所以，在其他篇章没有出现“性恶”二字很正常，并不能因此就怀疑《性恶》为荀子著作。胡睿提出的理由是值得推敲的，其第一条理由，做了全称判断，是否合适是一码事，即使其判断准确，也不能得出其结论：虽然古人著书大多以单篇形式，但不影响其思想的一贯性与核心概念的重复出现。第二条理由，认为《性恶》是荀子晚年著作，基本是出于猜测，没有进行论证。

对于刘念亲的第二个疑问，胡睿认为《非十二子》“并不在学说根本上争辩，要不然，墨子主张薄葬，荀子是主张厚葬的”，“没有攻击异己的学说，似乎也不能算一个确切的证据”。在《非十二子》中确实没有批评墨子的薄葬，在《正论》中就对薄葬问题进行了批评，虽然在《解蔽》中对子思、孟子进行了批评，但还是没有对人性论的批评。并且并非对其他思想家的任何思想都要在每篇都要进行批评，而人性论问题是重要问题，如果真的跟孟子针锋相对的话，不至于在《非十二子》《解蔽》都没有提到。

对于刘念亲的第三个疑问，胡睿认为李斯、韩非等人没有提到“性恶”二字，是因为“先师的道传世能得着的，不是必得着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像刘念亲所举的例子，那么多后学、弟子都没有提到先师的“性恶”，也是不好解释的。对于董仲舒专门论“性”的《深察名号》《实性》没有出现“性恶”，胡睿认为“吾国古人事事讲忠厚，像‘恶’字这等不好字眼，就怕用得，所以‘恶’字的地方，他就说‘不善’”，姑且不论中国人是否忠厚，如果真像胡睿认为的那样，《性恶》就不应该出现“恶”字，而应该全部为“不善”，这样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不过，“恶”、“不善”的说法被林桂榛继承、发挥。胡睿还对刘念亲认为刘向《荀卿序录》中的36字为后人增加的说法进行反驳，认为“若这一段后人能加上，何以不把《史记》也加上，故意引起人的疑窦呢？”后人在作伪的时候，很难保证没有漏洞，不能因为有漏洞，反而证明其没有作伪。

他由于认为《性恶》为荀子自著，所以，还是坚持“性恶论”，但并没有合理解释为什么从“本始材朴”到“性恶”。从上述论述来看，胡睿的反驳不能回应刘念亲提出的挑战，但由于“性恶”影响重大，之后的很多学者还是沿用“性恶说”。可以不赞同刘念亲的观点，很多人甚至没有提到曾经有刘念亲、胡睿的争论，或许没有看到相关材料吧。

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性恶》是荀子的著作，但认识到“性恶”与“性朴”的不同，所采取的的手段是从义理层面调和“性恶”与“性朴”。日本的儿玉六郎在《论荀子性朴说—从性伪之分考察》中“将《性恶》篇开头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理解为先天性恶论和伪作说并不妥当……应当理解为‘人之本性易为恶，其善者乃是矫性’，这一思想的根本在于，荀况认为人之本性乃是素朴而毫无修饰。是以，讲荀况人性论的本质理解为‘性朴说’而取代‘性恶说’，应当更为恰当。”曾振宇的《“性质美”：荀子人性论辩诬》认为“在人性论层面，荀子一再声明人‘有性质美’，‘性伤’才有可能导致人性趋向恶”；梁涛的《〈荀子·性恶〉引“孟子曰”疏证》则认为“荀子‘反孟子’实际是反外书的《性善篇》。明乎此，围绕《性恶》所引‘孟子曰’的种种困扰便可迎刃而解了”，《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认为“《性恶》的主旨是性恶、心善说”；路德斌的《荀子人性论：性朴、性恶与心之伪—试论荀子人性论之逻辑架构及理路》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并非只是一个‘性恶论’（荀学意义上的‘性恶论’，而不是传统的、在‘以孟解荀’语境中得到的‘性恶论’），其完整架构是由三个相互关联且缺一不可的部分组成，即性朴论、性恶论、心伪论。……‘性朴’与‘性恶’，绝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视之，相反，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荀学的理路中，二者圆融无碍，逻辑一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存”。这些文章基本是从思想层面进行论述的，很少有从文献学、目录学角度对《性恶》进行详细论证的，无法解释如果“性恶”与“性朴”等是统一的，为什么在其他篇章从未出现“性恶”二字；这些文章也仅仅是自圆其说，没有对刘念亲提出的挑战予以回应，从论辩理论的角度来说，只具有论辩内核，没有论辩外层。

林桂榛也认为《性恶》是荀子的作品，看到“性恶”与“性朴”之间存在矛盾，但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揭开两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义》认为“‘性恶’系‘性不善’之讹，始讹时间约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综观林桂榛的文章，这一解释没有充分的文献作根据，比如出土的西汉文献中有《性恶》篇的内容，但其中“性恶”的地方全部为“性不善”。所以，这一看似从文献学角度出发的解释，也基本是靠推理，而不是证据。

孙旭鹏《荀子人性论：从“性朴”到“性恶”的内在逻辑》认为“‘性朴’与‘性恶’非但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从‘性朴’到‘性恶’存在者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朴’是‘伪’的基础，‘性恶’是‘伪’的对象”。该文试图借助“伪”来解决“性恶”与“性朴”的矛盾，但还是没有直面问题本身，即“性恶”与“性朴”是什么关系。

三、《性恶》为荀子自著，但是出于特殊目的而作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性恶》是荀子的著作，但是也认识到《性恶》的“性恶”与“性朴”之间存在矛盾，并且与荀子的整体思想也是不一致的，他们并不试图调和“性恶”与“性善”，而是认为《性恶》中提出“性恶”是出于特殊目的，不代表荀子的人性论观点。

郭沫若《十批判书》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有很多矛盾之处，“大抵荀子这位大师和孟子一样，颇有些霸气。他急于想成立一家言，故每每标新立异”，“性恶说之在荀子只是一种好胜的强辞”。

谢晓东在《性危说：荀子人性论新探》中提出了“性危说”，认为从善恶的角度分析荀子的人性论不符合荀子的本意：“为了反击孟子的性善论以及庄子的性善心恶论，荀子必须要强化自己的立场，故而需要某种关于人性的醒目而强硬的观点”，“性恶说只不过是性危说的一种强势表达而已”。这一说法基本出于猜测，没有文本依据，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先秦至西汉中期文献中没有提到荀子的“性恶论”。

任何的学术研究，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到可靠的结论。现在荀子人性论的争论，主要在于《性恶》的真伪。上述的诸多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从义理层面论证“性恶”、“性朴”等的矛盾或一致；二，从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性恶》本身进行研究。要想考证《性恶》的真伪，义理的论证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甚至可以说这一方法是荒诞的。所以，上述从义理层面论证《性恶》与其他篇章的人性论不矛盾，进而认为《性恶》是荀子所作，再由此论证荀子人性论，可以说陷入了循环论证。文献真伪的考证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的方法。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思想问题，才是比较可靠的方法。当然，也不是方法正确就一定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没有正确的方法则基本得不出可靠的结论。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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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1

王泽春（1988—），男，山西祁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