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环 海 Joanna Węglarz 秦 芳 芳



17世纪波兰汉学的汉语声母特征分析——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拉丁注音为中心

方 环 海1Joanna Węglarz2秦 芳 芳1

（1．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102；2．华沙大学 语言学系，波兰 华沙 999038）

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翻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善的汉字拉丁注音方案。目前，学界针对卜弥格的拉丁注音方案的专门研究较少，文章试图通过对卜弥格的碑文拉丁翻译文本的汉语语音系统整理，将之与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等三个早期汉学家拼音方案的声母系统对比，根据其间的异同之处分析卜弥格对汉语语音特征的认识，进而研究17世纪波兰汉学中的汉语语音特征。

卜弥格；波兰汉学；汉语特征；注音方案；声母系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一 引言

在早期西方的汉学体系中，汉语拼音方案所来源的汉语注音系统并非是单源性的，而是具有多源性质。如果对汉字注音方案的发展过程完全不了解，阅读早期的西方汉学文献就会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在汉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也需要关注汉语教学的国别化问题，而汉语教学国别化的主要途径就是要研究汉语与异域各地语言的“归化”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语言本体内揭示语言之间的特征差异，揭示语言习得偏误的国别化内在因素，早期耶稣会士的记录资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线索。鉴于此，就需要关注历史上的各种汉语注音方案，其中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的拉丁文注音方案就非常值得关注。

卜弥格是一位波兰传教士，1644年来中国开始传教士工作，同时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地理等，17世纪50年代后回到欧洲。在华期间，他在汉语语音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文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碑文所作的拉丁文逐字注音，1667年发表在他的老师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国图说》一书中，后来风行欧洲，普遍用于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迄止目前，学术界较多关注卜弥格有关植物学、地理学、中医的著作，西方学界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也有一些介绍，比如James Legge（1888）、Henri Havret（1895）、Charles Aiken（1902）、Lionel Giles（1917、1918、1920、1920）、Rufus Suter（1938）、Paul Pelliot（1996）、Antonio Ammassari（2003、2003）、Timothy Billings（2004）、Max Deeg（2007）、Jacques Gernet（2007）、Michael Keevak（2008）等。国内学界则有冯承钧（1936）、岑仲勉（1957）、罗香林（1966）、朱谦之（1993）、耿昇（1999）、林悟殊（2003、2011）等，主要关注大秦景教碑的历史及其内容。

从语言学角度，对卜弥格“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注音进行专门研究的，仅有谭慧颖（2008）和董海樱（2011）等，其中，董海樱（2011：98）归纳出了“卜弥格汉语官话声韵母拼合表”，不过由于其研究的主旨并非是卜弥格的碑文拉丁注音，所以与他提出的拼音方案存在一定差别。谭慧颖（2008）的研究比较具体，她从卜弥格所提出的汉语语音方案里归纳出其韵母系统，并与金尼阁以及明末官话的拟音进行比较。在我们看来，目前对卜弥格的碑文拉丁语注音研究明显不足，难以充分显示其意义与价值。本文拟通过研究其碑文拉丁语注音的声母系统的特征，弄清卜弥格汉字注音文本的学术价值，分析卜弥格如何站在类型学的对比立场看待17世纪汉语的语音特征，同时也试图分析他和欧洲本土学者在汉语注音的特征研究方面的关系。

二 卜弥格的注音系统整理

卜弥格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研究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拉丁文字母找出逐字注音；第二部分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逐字解译，把碑文逐字翻译成拉丁文, 这两部分字的顺序相同；第三部分是对碑文的拉丁文全文翻译。在翻译整个碑文的过程中，卜弥格基本按照拉丁文的句型、句法去翻译、造句，因为只有这样，欧洲的读者才能够理解大秦景教碑的内容。

整个“大秦景教碑”的中文格式非常明晰，碑文共分成30栏。在对大秦景教碑进行研究工作前，卜弥格首先将碑文的中文全文从左到右分为29行，每行从上到下根据汉字的顺序标出序号。每一行由45到61个汉字组成，全文一共列有1783个汉字。在完成分行和编号以后，卜弥格对碑文逐字做了比较系统的拉丁文注音。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卜弥格在对大秦景教碑做拉丁文注音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类似手民之误的问题。我们发现，如果把碑文与卜弥格提出的拉丁文注音进行对照，存在一些遗漏现象：

一是漏注现象。对照碑文原文，可见第5栏第29“kim̀”（境）后缺一个“chî”（之）字的注音，碑文原文为“制八境之度”；第10栏2“cyě”（七）后缺一个“yuě”（月）字的注音，碑文原文为“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第19栏第11“chiḿ”（政）后少一个字“ý”（以）的拉丁文，碑文原文为“披八政以黜陟幽明”；第22栏第7“chî”（之）后少一个“çûn”（从）字的注音，碑文原文为“肃宗俾之从迈”；第29栏第34“cyě”（七）后少“gě”（日）的注音。

二是多注现象。对照碑文原文，可见第 11栏第14多了一个字的注音“kuì”（国）；第25 栏第33“kem”（更）后多了一个字的注音“cyên”（前）。

根据卜弥格所做的拉丁文注音，我们对卜弥格注音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归纳出一份卜弥格注音表。

卜弥格注音系统声韵拼合表 表1

Cc‘çç‘chch‘fghkk‘lmnng afa aiçayç‘aychayhayk‘aylaymaynay amçamchamfamhamkamlammamnam ançanç‘anfanhanmannanngan aoçaochaohaokao eceçechech‘egekenge eamleam eaoleao emcemgemkemnem encenchengenhenngen euceucheufeuheuk‘euleu icychifihikik‘ili/lymi iahiakia iaikiay iamcyamhiamkiam iaocyaohiaokiaomiao iecyekieliemienie iencyençyenhienkienlienmiennien ieucyeuhieukieulieunieu im(ym)cim/cymchimch‘imhimkimlimmimnym incynchinch‘inginhinkinmin iogiohiokiolionio iucyugiuhiukiuk‘iuliunyu iueçyuekiue iuencyuenhiuenkiuen ium iungiunkiun oçochofohokolomongo oahoa oamchoamhoam oefoehoe oeihoey oenhoen oi on ouhou uçuchufuhukulu uai uamkuam uankuan uekue uenchuenfuenmuen ueigueykuey uiçuymuynuy umcumc‘umçumchumfumhumkumlummumnum unçunchunlun uokuo uom uonmuon lh

（续表1）

pp‘qstt‘vxʃØ apataxa aisaytayt‘ay ampamtamt‘amvam/uamxam anpanp‘ansantanvanxanʃan aopaosaotaoxao epesetexe eam eao emsemtem ensenven/uenxen euseuxeu ipisyxiy iaya iai iamsyamyam iaosiaoyao iepiesyetieye ienpiensyentient‘ienyen ieusyeu/sieuyeu im(ym)pimp‘imsymtymximym inpinsynxinyn ioyo iusiu/syuyu iueyue iuensyuensiuenʃyuenyuen iumyum iunsiunyun oposot‘oxoo oa oam oe oeipoey oen oipoy onpon ou upusutuxuu/uu uaiuay uamquamuam uan uexueue uenpuenquenuen ueiquey uisuyxuyʃuy/ʃuiui umsumtumt‘um unsuntunt‘unxun uoquo uomquom uonquonuon lh

站在今天来看，卜弥格为研究早期汉语拉丁注音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注音实践方案。根据上面的注音声韵拼合表的整理统计，在卜弥格的注音系统中，汉语声母有25个（共24个声母，再加1个零声母），韵母49个，声调有五类。其中汉语声母用拉丁字母标示，包括：c、c‘、ç、ç‘、ch、ch‘、f、g、h、k、k‘、l、m、n、ng、p、p‘、q、s、t、t‘、v、x、ʃ。关于该注音系统的声母特点，波兰汉学家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研究后认为：“卜弥格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有时并没有遵照葡萄牙人制定的那些原则，例如他在一些地方总是用波兰文常用的‘sz’和‘cz’来拼写汉字，而不是按葡萄牙语的发音，用‘x’和‘ch’这些字母。”①（爱德华·卡伊丹斯基，2001：235）

三 卜弥格注音系统的声母特征分析

对比上面表1中的注音整理情况，如果与早期传教士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的三套注音方案相比，卜弥格的声母系统在字母符号的选择上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早期的汉语注音方案之间联系都比较密切，差异不是很大，要分析其中的汉语语音特征，根据谭慧颖（2008：129）的说法，比较有效的做法是从具有标志性的便于记忆的注音特征入手，而且声母系统最具有标志性。卜弥格注音的声母系统的差异并未涉及所有声母，像p、m、f、n、 l、s 的用法都比较类似，而用法差异比较大的主要是 c、ç、ch、g、x、z等。下面拟分别对卜弥格与早期汉学其他三套汉字的注音方案的声母系统进行对比分析。

（一）[ts]/[ts‘]/[s]注音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ts]c, ç, çczc(e,i)ç(a,o,u)çc, çs [ts‘]c, ç, çczc‘ (e,i)ç‘(a,o,u)ç‘c,ç,ç‘s [s]s,sssss

罗氏注音系统中，发[ts]音有：则çe、姊çci等，发[ts‘]音有：前çien、草zau等, 发[s]音有：小siau等。利氏注音系统中，发[ts]音有：则cě、姊çù、座çoò等，发[ts‘]音有：前ç‘ien̂、草ç‘aò、藏ç‘âm等，发[s]音有：小siào、像siám等。金氏注音系统中，发[ts]音有：则cě、姊çù、总çùm等，发[ts‘]音有：前ç‘ien̂、草ç‘aò、错ç‘ǒ等，发[s]音有：小siào、雪siuě等。卜氏注音系统中，发[ts]音有：则cě、字çú、尊çuń/suń、总çum̄/cum̂/sum̄等，发[ts‘]音有：前cyěn/cyên、财ç‘aŷ、存çun̂/sûn等，发[s]音有：谢syě、像syaḿ等。

可见，这里的四位传教士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注音，对此，应该特别关注汉语辅音的腭化现象。我们知道，在古典拉丁语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舌根音c，根据谭慧颖（2008：77）所述，c音的通常演变过程是c(e,i)[k]→[tš]→[ts]→[s]([z])/[θ]。在意大利语中，c(e,i)的腭化一直停留在[tš]（即[ʧ]）阶段；葡萄牙语和法语则经过[tš]、[ts]，现在读作[s]/[z]；西班牙语则经过[ts]、[tθ]变为[θ]；在波兰语中，c音则发音为[ts]。早在16、17世纪，印欧语系的诸语言尚处于音变过程中，或者刚刚演变到现代音系不久，不过可以看出，16、17世纪的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等五种语言中，c音很可能曾经一直被读作[ts]，所以，当时卜弥格选用了c音来表示[ts]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标注。

字母ç则是c的一个变音，在罗曼语中表示[ts]音。现代法语和葡萄牙语中都有ç母，却都改发成[s]音，波兰语从来没有ç这一语音符号。在此，我们可以假设，卜弥格之所以也会用ç母注音，应是他回罗马要把碑文的拉丁注音说明带给老师基歇尔，为了更好地表示这个读音，于是他就采用了耶稣会士习惯使用的ç母进行注音，因为其他几位传教士都用ç 母表示[ts]或[ts‘]，比如罗明坚就用çc和z来表示汉语中的[ts]音，前者似乎可以理解成ç或c的长音形式，后者则可算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式的注音（谭慧颖2008：79）。

在汉语、古拉丁文和波兰语中，s母只有清音的读法，而在现代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四种语言中，s 音几乎都有两种读法，即齿龈清擦音的s和齿龈浊擦音的z。由于16、17世纪拉丁文得到广泛运用，故我们认为这四个方案采用的s表示的应该是[s]音。至于卜弥格究竟为何要选用s音表示[ts]/[ts‘]/[s]，估计是他在注音过程中也是受到了他的母语波兰语的影响。

（二）[ʧ]/[ʧ‘]/[ʃ]注音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ʧ]c,cc(e,i)chchch [ʧ ‘]c,cc(e,i)ch‘ch‘ch,ch‘ [ʃ]sc(i)xxx

罗氏注音系统中，发[ʧ]音有：战 cen、知ci/ccy等，发[ʧ‘]音有：城cin等, 发[ʃ]音有：手scieu等。利氏注音系统中，发[ʧ]音有：战chén、知chī、者chè等，发[ʧ‘]音有：城ch‘îm、臭ch‘éu等，发[ʃ]音有：手xèu、少xào、山xân等。金氏注音系统中，发[ʧ]音有：战chén、知chī等，发[ʧ‘]音有：城c‘him̂、常ch‘âm、成ch‘îm等，发[ʃ]音有：手xeù、圣xiḿ、身xin̄等。卜氏注音系统中，发[ʧ]音有：知chī、者chè/chě等，发[ʧ‘]音有：城chim̂、常cham̂、成chim̂、尺ch‘é等，发[ʃ]音有：山xan̄、圣xiḿ/xim̀、身xim̄、授xeú等。

ch母在波兰语中代表[x]，那卜弥格为何会选择用ch、ch‘来表示[ʧ]或[ʧ‘]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他耶稣会士对他的影响中寻找比较合理的解释。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注音都会受到各自母语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意大利语中，c和cc表示[ʧ]/[ʧ‘]；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中，ch同样表示[ʧ]，所以卜氏应该是受其他传教士语言的影响才决定采用ch来进行注音的。

罗明坚根据意大利语中的sc音标注了[ʃ]音，利氏、金氏、卜氏三人也都选择x，其实这算是葡萄牙语的读法。波兰语中明明有sz字母组合表示[ʃ]音，那卜氏却没有按照他的母语波兰语的读法去拼写这个音，根据我们的推测，其个中原因大概是耶稣会本身规模不大，而波兰语的成员又不多，为了让注音有更大的适用范围，卜弥格才最终选择利用x音来代表[ʃ]音。

（三）[k]/[k‘]/[x]注音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k]c(a,o,u)ch(e,i)q(u)c(a,o,u)k(i)q(u)kc(a,o,u)k(i)q(u) [k‘]c(a,o,u)ch(e,i)q(u)c‘ (a,o,u)k‘ (i)q‘ (u)k‘c‘ (u)k‘ (i)q‘ (u) [x]h(a,e,o)c(u)g(u)sch(i)hhh

罗氏注音系统中，发[k]音有：改cai、家chia、怪quai等，发[k‘]音有：可co、巧chiau、旷quam等, 发[x]音有：好hau、花cua、湖gu、学schio等。利氏注音系统中，发[k]音有：改cài、家kiā、怪quái、古kù等，发[k‘]音有：可c‘ò、巧k‘iào、旷q‘uám等，发[x]音有：好haò、花hōa、湖hû、学hiǒ等。金氏注音系统中，发[k]音有：改kài、家kiā、怪kuái、孤kū等，发[k‘]音有：可k‘ò、巧k‘iào、旷k‘uaḿ、开k‘āi、口k‘èu等，发[x]音有：好hào、花hoā、湖hû、学hiǒ等。上面三家的注音选字基本一致，在卜氏注音系统中，发[k]音有：共cum̄、功cum̀/cum̄、贡cum̄、家kiā、归queý等，发[k‘]音有：空c‘um̄/cum̂、可kò/kó、开k‘aȳ、口k‘eù、气k‘í等，发[x]音有：好haó、花hoā、后heú、虚hiū等。

印欧语系里，在罗曼语族的诸语言中，像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c在元音a、o、u前都发[k]，意大利语中在元音e和i之前须加上不发音的字母h，写成ch，才发[k]。根据谭慧颖（2008：81），古典拉丁语（也就是教会拉丁语）中q的发音方法和c相同，表示[k]音，它的后面总有辅音u，其组合发[kw]音。对当时的传教士而言，k字母发[k]音只用来拼写外来语。罗明坚受到了其母语意大利语的影响，所以用c、ch、q来表示[k]和[k‘]。利玛窦和卜弥格则选择用c、k、q，而金尼阁只用一个对当时欧洲人较为陌生的[k]，不过这个音对中国人而言则很熟悉，符合中国人的发音习惯。在此，卜弥格选择用c、k、q，究其原因，应是为了能够符合欧洲各国传教士的语言习惯。

现代罗曼系诸语言中都没有h字母，但古典拉丁语中却用h代表[x]，它与现代汉语拼音里的h很类似。从表1中所列来看，四位传教士几乎都选用了h母，只有罗明坚标记[x]音的方法显得有点特殊，也比较复杂，他除了选择用位于a、e、o之前的字母h之外，还选用了位于u元音之前的c、g 和在i前要使用sch。卜弥格选择用h母来标注[x]，可能是因为它是古典拉丁语中的一个符号，也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的母语波兰语中也有h发[x]的语音现象。

（四）[ʒ]音标注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ʒ]g(e,i)g(e,i)j(o,u)jg(e,i)

罗氏注音系统中，发[ʒ]音有：人ge、如giu等；利氏注音系统中，发[ʒ]音有：人jǒ、如jû等；金氏注音系统中，发[ʒ]音有：人jǔ、如jû等。卜氏注音系统中，发[ʒ]音有：人gin̂/ gîn、如giû等，四家的注音选字一致。

对此，谭慧颖（2008：81、102-106）认为，利玛窦用g标注前元音前的[ʒ]，用j标注后元音的[ʒ]，金尼阁选用j标注所有情况的[ʒ]音。波兰语中的g本身就可标注[g]音，而为了表示汉语中的卷舌浊擦音[ʒ]，卜弥格所用的也是g。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中前元音之前的g母都发为[ʒ]音，这就像法语中的j也发齿龈后浊擦音[ʒ]一样。

（五）[ŋ]音标注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ŋ]ng(a,o,u)ngh(e)nggng

罗氏注音系统中，发[ŋ]音有：爱ngai、恩nghen等。利氏注音系统中，发[ŋ]音有：爱ngái、恩gēn等；金氏注音系统中，发[ŋ]音有：爱gái、恩gēn等；卜氏注音系统中，发[ŋ]音有：暗ngan̄/ngań、恩ngēn等。

印欧系诸语言中几乎都没有[ŋ]音，但仍然还可以听到一些与之相似的音。比如，波兰语中tango（探戈舞）的发音是ˈtãŋɡɔ，angielka 发音是ãŋʲˈɟɛlka，听感上很是相似。可见，罗曼系语言像波兰语一样，也会出现类似[ŋ]的音（经常由n母跟g、k组成的），但在注音系统中并不是汉语中的[ŋ]音。对此，谭慧颖（2008：82）说，“正因为本族语中缺少后鼻音这样的音位，最初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总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中国人几乎是在用鼻子说话。不过凭着优越的语言感知能力，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为这个有点异域风味[ŋ]音寻找标记字母时，并未遇到什么麻烦”，耶稣会士就选择使用英语中出现的软颚鼻音ng来代表[ŋ]音。这样，为了弥补母语中没有的这个发音，罗明坚、利玛窦和卜弥格都采用了ng字母组合。金尼阁用g来表示[ŋ]音，在他的方案中g也用来表示喉塞音[ʔ]。关于如何区分g和ng，利玛窦、罗明坚和卜弥格都用ng表示开口疑母字和部分开口影母字，用g母表示合口疑母字和个别的影母字，金尼阁则用g母同时表示利玛窦等区分的ng和g的影疑母等字。（谭慧颖2008：84）

（六）[ø]音标注特征分析

拟音罗明坚（1585-1588）利玛窦（1605）金尼阁（1626）卜弥格（1667） [ø]i,j,yi,j,yiy

i在教会拉丁语和其他印欧系诸语言中发音的差别并不大，几乎都发[i]。其中，意大利语里，j一般是标记外来语的读半元音[j]或齿龈后塞擦音[dʒ]，在法语和葡萄牙语中总是发成硬腭摩擦音[ʒ]，在西班牙语中，会读成舌根清擦音[x]，在波兰语中j则发成硬颚无擦通音[j]。

在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中，y一般标记为外来语词，发成元音[i]、前两者还会发半元音[j]，而在西班牙语中，y母则经常会发成元音[i]或半元音[j]，在波兰语中，y母发闭央不圆唇元音[i]，在古典拉丁语中y读[i]，即与i相同。

罗明坚和利玛窦基本都混用了i、j、y，较为系统的则是金尼阁和卜弥格的注音方案。前者决定选择用一个元音i，后者则选择用y。我们认为，金尼阁的选择受到了中国人的影响，而卜弥格的选择应该则是受到了古典拉丁语的影响。

四 卜弥格注音系统的“一音多号”与“一号多音”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注音方案在标注上有很多不同，金尼阁的注音几乎是一音一号，而利玛窦的注音方案会经常用多个字母表示同一个音，或者同一字母表示多个发音，从卜弥格的注音方案看，其标注也多有“一音多号”和“一号多音”的情况，从这一点看，卜弥格与利玛窦的注音特征比较接近。

卜弥格方案的“一音多号”与“一号多音” 表2

一音多号一号多音 明末官话拟音卜弥格西文字母卜弥格 [ts]c, çsc[ts]/[ts‘][k][s] [ts‘]c,ç ,ç‘s ç[ts]/[ts‘] [ʧ‘]ch,ch‘ch[ʧ]/ [ʧ‘] [k]c(a,o,u)k(i)q(u)g[ʐ-][ɣ-] k[k-]/[k‘-] [k‘]c‘(u)k‘(i)q‘(u)q[k-]/[k‘-] s[s-] [ts-]/[ts‘-]

另外，根据卜弥格注音方案的声母系统来看，卜弥格用m表示韵尾ng [ŋ]，可惜出现 m，n混用的情况有：尘chim̂，饭fam̀，林lim̂，龙lun̂，命miń，亡vaǹ。卜弥格注音系统中，齿龈鼻音n[n]与舌根鼻音m[ŋ]不分，这可能与他的助手中国人陈安德诵读碑文的时候所带的方言语音特征有关；另外c除了有[ts-]/[ts‘-]，[k-]的读法，偶尔也有发[s]的情况：僧ceḿ/cem̄，祥cyam̂/cyâm；s除了标记[s]，也用来标记[ts-]/[ts‘-]：尊suń，作só，总sum̄；[k-][k‘-]出现在u前有两种标记方法，或用k，或用q，如：郭kuǒ，洪kum̄，光kuām/kuam̄/kuan̄，贵kueý，国kuě，归queý，廓quǒ，阔quǒ；g遇a，o，u要加上前元音 i，如润giun̂。在卜氏的注音系统中，[ʐ]的标音也用g来表示，同时他的注音声母系统中还混用v和u，出现了亡vaǹ/ uam̂、文uen̂/uěn/uên/věn、望uaḿ/vám等注音现象；另外，q只出现在介音u前，例如：坤queń, 归queý, 光quam̄, 愧quéy。卜弥格注音系统中lh摄标注读音[ᶕ]：二lĥ, 而lĥ, 耳lh’。为了弥补拉丁文字母的不足，卜氏加了“‘”符号表示送气。可惜有时出现省略，如成chim、常cham、出chǒ、长chaḿ/cham、臣chin、普pú、同tûm等。

五 结语

早期入华的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所接触的或许大多是南方地区的人士，其注音资料中难免会掺杂一些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而且随着耶稣会士传教范围的扩大与深入，第二批及其后入华的传教士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比较纯正的北方汉语官话。从影响上看，卜弥格这套汉字拉丁化注音系统在17世纪发明创制的，后经汉学家认可，广泛流传于欧洲。在为汉语注音的多种拼音方案中，卜弥格的注音系统占据了非常主流的位置，值得学界关注和重视。

据我们的研究与分析，卜弥格汉语拉丁文注音系统主要以明末的汉语官话为描写和研究对象，这一注音方案中共有声母25个，韵母49个。卜弥格从实际的汉语语音出发，按官话的实际发音将汉语的声母特征做了系统的描写。如谭慧颖（2008）所论，利玛窦的汉语注音方案受葡萄牙语的影响，罗明坚的方案则受意大利语的影响，金尼阁的方案与其他目的有异，主要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音素记音理论，试图适应中国人的语音感知，而卜弥格则既受到其母语波兰语的影响，也试图面向欧洲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如果回顾汉语的拉丁化历程，其实卜弥格并非为汉语注音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罗明坚、利玛窦和金尼格的注音系统为最初汉语制定了注音表，这是汉字拉丁注音的初创阶段，不过罗氏和利氏的注音方案并未公开发表，直到1667年卜弥格设计了自己的拼音方案，可以说，卜弥格注音系统已形成比较成熟和完整的体系，提供了当时汉语语音系统的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站在更为重要的汉学视角，系统梳理西方汉学家的汉语注音资料，因为传教士多关注口语和时音，所以注音特点的揭示与整理可以为汉语语音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信度颇高的平行语音参照系统，可以有效建构汉语的历史样貌及其演变规律。

从学术发展史看，考察17世纪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无论他们最初究竟是为了传播宗教、窥伺中国，还是基于学术研究、个人兴趣，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对中国各个方面研究的全面展开，在实质上推动了欧洲汉学的发展。可以说，卜弥格不仅是波兰第一个汉学家，在中国与波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是西方汉学研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先驱之一。他的汉语注音系统影响了当时的欧洲，并影响了西方公众对汉语的了解和认识，对欧洲本土汉学的研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法国雷慕沙在内的许多汉学家在内都是依据卜弥格的汉语注音方案来学习中文的，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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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张振辉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1年，235页。通过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卜弥格逐字拼音的研究，我们没发现“sz”、“cz”波兰语字母的出现，所以在此并不认同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的观点。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Initials in Polish Sinology in 17thCentury: Centered on the Phonetic Notation of “”

FANG Huan-hai1, Joanna WEGLARZ2and QIN Fang-fang1

(1.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3611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Warsaw University, Warsaw 999038, Poland)

The inscription of Polish missionary Michel Boym on “” provided us with a perfect phonetic scheme for Chinese characters. At present, there is less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the Latin phonetic notation of Michel Boym, and the paper tries to finish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of the text of Michel Boym’s inscrip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initials system of three early sinologists, such as Michele Ruggleri, Matteo Ricci and Nicolas Trigault.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Michel Boym’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onetic features and then studies the Chinese phonetic features of Polish sinology in 17th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Michel Boym; Polish sinology; Chinese character; phonetic notation; Consonant system;

H114

A

1000-1263(2018)02-0109-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19世纪欧洲汉学视野中的汉语类型特征研究”（13YJAZH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稀见英文期刊与汉语域外传播研究”（15BYY052）；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欧洲的汉语传播与华文跨境教育研究”（HGF04）

方环海，男，1968年生，江苏沭阳人，博士，教授，孔子学院“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文字学、西方汉学、国际汉语传播等；Joanna Węglarz，女，1990年生，波兰华沙人，硕士，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秦芳芳，女，1992年生，山西吕梁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