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元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典范,体现了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维的中国逻辑,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履行历史使命的重大战略布局,是我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进程中,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蕴涵

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复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是指导人类发展进步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向全世界宣告崭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拯救中国的良方,各地工人运动由过去分散斗争汇聚成为整个阶级的统一行动,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探索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来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成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才能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向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受到资本主义政治外壳的强制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于思想解放,形成于解放思想后大力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飞跃,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三个层面紧密结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整体性逻辑”,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5000年的中国文化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印记,也给500年社会主义思想打上了中国印记[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体现在理论层面,它包括科学的理论体系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体现在实践层面,它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并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历史实践进程中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方略的新思考、新要求、新部署。当前,我们只有深刻把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问题、新特点,积极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当今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关键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就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以及“论十大关系”等新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的直接理论来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诞生的时代,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主题,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等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在其之后所包括的一个又一个创新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最新成果。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正在形成当中。如果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那么在长期执政之后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治国理政。“四个全面”是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5]。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首次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依据世情、国情、党情变化逐渐形成的战略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全新布局,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到一个新境界,为全面发展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不竭动力。

大国复兴需要伟大思想的引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正是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行动指南,是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航标。“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他“三个全面”都是战略举措,都是围绕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是对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实现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我国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以“两个有利于”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这就是：“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6]10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从法治上为解决当前国家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提出的制度化方案。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7]。“四个全面”正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理论形态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时代才初步展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正在形成当中。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国逐步发展起来以后,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来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强国目标的基本方略。因此,需要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明确了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的是走什么路,并进一步探索发展的实践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都体现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的艰难曲折历程。中国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兴之路,是一条生产力快速发展、文明程度大幅度提升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一条通过改革开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开始于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通过坚持走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增进了人民的团结,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是世所罕见的。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从中国国情这个现实的基础出发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8]。“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9]在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指引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而且也开启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历史雄辩地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开放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围绕改革开放这一时代课题,该理论深刻阐述了“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事关改革开放全局和走向的重大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实事求是的问题意识,都是以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着眼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发展与文明相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等形势的倒逼,着眼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着眼于依靠法治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相关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党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着眼于共产党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挑战。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实践导向[10]。“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推进,反映了21世纪中国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是“发展为了人民”,其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整合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来,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效能,表明我国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逐渐把握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制度建设提到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重要的位置,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原有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深刻总结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加快制度更新;二是通过推进法治建设,将成熟的制度设计法制化、规范化;三是突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先进性[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等各项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及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刚性又有韧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至少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苏东剧变的考验、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消极腐败的考验、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考验等等,在经受考验时已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这种韧性是我们制度自信的重要根据[12]。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不可偏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注重弥补结构性短板,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坚持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提出的,蕴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战略,作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总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迈向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它需要在民族化和当代化的实践中向前发展,这是它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结合起来；所谓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发展的状况和特征结合起来[1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体现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依然是我们今天观察和解决问题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这种自信来自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迈向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之后,为继续完成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中开辟出来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年发展及其成就为基础、为起点的创新和发展;是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载体的[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一条复兴之路、富强之路、幸福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指南,是立时代潮头、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为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制度是实践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四个全面”让中国的富强之路获得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的不断创新以及实践的拓展,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历史课题的认知水平和解决全球化时代重大现实课题的能力。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主要着重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最终选择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内涵、目标、实践途径是什么。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所包括的各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其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涵、本质特征等重大问题,逐步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当代中国,制度作为实践的产物,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为中心,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40年,我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多样性的存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6]27。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引领下,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开启了新征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党和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智慧,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又兼顾了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是我们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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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韧性[N].人民日报,2015-06-12(7).

[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4] 李捷.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2012(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