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

所谓科学研究，就是要在认识的过程中将复杂的对象简化。任何在思维中将对象复杂化的做法，都不被认为是科学研究活动，而且也是受到科学研究所排斥的。所以，科学研究无非就是进行化简的事业，所遵循的是化简原则。科学研究的化简主要体现为公理化、数学化。从科学发展史上看，在一系列被作为公理的判断提出来之后，当世界可以还原为若干个数学符号并代入方程进行运算时，至少，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世界被简化了。应当承认，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把握方面，这种“化简”的做法取得了极大成功。只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复杂性问题成为热议的话题后，才使“化简”的做法受到质疑。显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化简是可能的。而且，不用说科学研究所实现的化简取得了非凡的社会效应，即便对于人的思维而言，也显示出了经济和效率，让人更少受到复杂问题的困扰。

然而，当科学研究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对象时，“化简原则”及其做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妨碍了人们认识和揭示世界真相的负作用。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主要是因为将视线投向了宇宙以及微观世界后而感受到复杂性的挑战。其实，与自然界相比，社会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只不过工业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才使得科学研究所奉行的和致力于实现的这种古典的“化简原则”屡试不爽。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研究者对这种做法的科学性深信不疑，甚至没有打算把自然科学在20世纪中形成的新观点、新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中，以至于我们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手忙脚乱。一方面，社会科学家们无比的忙碌；另一方面，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应对之策几近于无。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使得我们希望透过科学研究活动的表象去观察思维方式，并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去为科学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一、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思维方式变革

近代以来，“科学”一词逐渐变得神圣起来。这不仅是因为科学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像魔法一样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是因为科学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类未来的信心。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的信心日益增强，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科学无所不能。如果说在中世纪认为“上帝是万能的”，肯定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历史上就看到一些人被定为不信神的罪名而判处死刑。然而，就科学而言，人们却不会产生这种怀疑。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信仰。在科学变成一种信仰的情况下，科学家也扮演起牧师的角色。但是，无论是由国家设立的还是自主运营的各种科学机构，都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官僚主义，无法像教会那样为它的牧师提供支持，致使科学家的形象总有几分怪异。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见怪不怪的社会中，科学家的怪异形象也就不太引人注目。特别是对于那些夸夸其谈、只认金主不认真理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哪怕是一个每日千变的变色龙，也不会有人对其表达不宽容的反感。不仅如此，有的时候，社会科学家鼓捣出来的一些数据反而会赢得惊鸿一瞥。特别是当人们受到一些棘手问题的困扰时，也会像危难时想起牧师一样求助于社会科学家。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科学家为我们指示真理的话，那就错了，说明我们犯了严重的幼稚病。不过，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社会科学家这个群体的存在又是必要的，就像中世纪的人们需要牧师一样。也就是说，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牧师的话，人们也许不知道怎样才能活得踏实，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了社会科学家，我们也同样会感到活得不踏实。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那么多问题，致使我们需要有人去给个说法。社会科学家所发挥的正是这一功能。当你病患缠身时，牧师对你灵魂的安慰和对你恐惧的排解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社会处在问题丛生的情况下，社会科学家的活动同样给予我们极大的安慰。但是，你若天真地相信社会科学家用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成堆的调研数据制作的问题解决方案能够使我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因为缺乏科学态度而变得过于轻信。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科学抱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而是因为科学在工业社会因获得了太多的殊荣而变得像宗教。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我们对科学的信仰而频繁地运用各种欺世盗名的手段，用他们的所谓研究报告一次又一次地愚弄了我们，让我们相信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社会的总体状况却因为用了他们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变得越来越糟。

其实，社会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然而，我们时代的社会科学家们总是紧抱着他们所习得的理论和方法不放，将其当作教条，以至于以科学面目而出现的研究成果反而是最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我们相信，“今天冒充科学的东西昨天也许是科学的，但今天已经不够格，因为它再也不能就任何事物表达任何有意义的论述。它仅仅是盲目固守原有的程序，就像教会坚守宗教仪式一样”。〔1〕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呈现出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人的共生共在变成了一个如此迫切的问题。可是，社会科学家却向我们不厌其烦地传授竞争的技巧，迫使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着自私的本性。他们只是在不断地复述着近代早期的一些教条，要求人们从竞争出发去做出制度安排，通过竞争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我们按照社会科学家的要求做了，所以人类的生存处境也变得迅速恶化。如果我们看到科学是在发展中的，我们也就会认为既有的科学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形态，科学在发展中必将走上自我否定的道路。历史上的科学在今天可能就是神话，而我们今天致力于建构的科学，在未来也许就会被人们当作神话看待。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将会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今天所见的科学。

从科学发展史来看，正如维纳所描述的，“牛顿物理学曾经从17世纪末统治到19世纪末而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它所描述的宇宙是一个其中所有事物都是精确地依据规律而发生着的宇宙，是一个细致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其中全部未来事件都严格地取决于全部过去事件的宇宙。这样一幅图景决不是实验所能做出充分证明或是充分驳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概念，是人们以之补充实验但在某些方面要比任何能用实验验证的都要更加普遍的东西。我们决计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一些不完备的实验来考察这组或那组物理定律是否可以验证到最后一位小数。但是，牛顿的观点就迫使人们把物理学陈述得并且用公式表示成好像它真的是守着这类定律支配的样子。现在，这种观点在物理学中已经不居统治地位了，而对推翻这种观点出力最多的人就是德国的玻尔兹曼和美国的吉布斯。”〔2〕维纳所说的这种情况，也是适应于描述社会科学的。这基本上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历史状态。

我们也看到，当维纳在20世纪50年代作了上述描述时，相对论、量子力学作为一种替代牛顿经典物理学范式的新范式尚未成为一种公认的看法。所以，维纳在作出这一描述时所提出的基本判断还显得不甚果决。尽管如此，维纳还是正确地指出牛顿经典物理学统治的终结。今天看来，科学发展已经导致了一场思维革命。在大学中，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理论教育已经很少开设关于牛顿理论的课程，而是把这些内容交给了中学老师。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生成于牛顿范式的方法以及思维方式依然顽固地坚守阵地。因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科学没有发挥对人的行动的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认为，对于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一定责任。显然，运用经典思维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满足于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因而，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就必须确定或在思维中确定一个封闭系统，从而获得理想环境，以至于经常性地出现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表面看来，所言说的是现实中的某种现象，而现实一旦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界，则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完整的现实。结果表明，研究结论与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之间，往往并无什么关联。然而，正是这些研究结论，被大量地应用于行动方案的设计，成为开展行动的所谓科学依据。这正如虚火甚旺的病人用猛药大补一样，怎能不使我们的社会陷入风险状态？

当然，我们不能说社会科学家是一群带着游戏心态从事研究的人，即便在中国这样一种以课题为导向的科学管理体制中，也不乏有着科学追求的人。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是预设结论和为了发表而做研究。我们相信，肯定存在着一些出于解决问题的愿望而开展研究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自觉地陷入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活动之中。尽管他们有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却无法面对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而是受到牛顿范式束缚而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玩一场游戏。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从事严肃的科学研究活动，实际上，却是不自觉地在玩一场游戏。在某种意义上，这类科学研究，可能比那些怀着游戏心态去对待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更加有害。在我们看到这一问题时，其实已经把我们引向了对思维方式的关注。因为，在一切科学研究活动中，都包含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所要表达的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并不取决于研究都是否采取了严肃的科学心态，而是由思维方式决定了研究活动的性质和结果。

显然，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行动会有不同的特征，而人类的总体环境则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就意味着存在不同的总体环境。人们在工业社会中所开展的行动不同于农业社会，说明作为总体环境的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不同的。现在，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通向未来人类社会新的历史阶段。因而，作为人的行动环境，也将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从全球化、后工业化已经显示出来的迹象看，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都将发生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的行动背后，显然是思维方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不同形式的行动背后，必然包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的行动在模式上不同于工业社会，那么，在思维方式上，也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应当说，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把握，恰恰是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今天，为了认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在生成的行动，或者说，为了建构这一历史条件下的行动模式，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思维方式入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客观性的历史运动，如果说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社会科学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社会科学研究将从什么地方寻求突破口，即通过什么样的研究去为人类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规划行动路线？无疑就是将视线首先放在思维方式上。实际上，社会科学必须承担起建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任务，即建构起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提升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在评述近代早期的科学时，福柯说，“无论有多么遥远，科学总是设法完全找出世界的秩序；科学也总是为了发现简单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逐渐结合；并且在科学的中心形成了一张图表，在这张图表上，认识展现在与自己同时代的体系中。”〔3〕其实，在19、20世纪的科学发展中，科学的这种追求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表达得更加充分、更加细致了。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知识结构，特别是它的主干部分，在17世纪就基本上建立了起来，直到20世纪末才受到冲击。正是在20世纪后期，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复杂性理论以及具有“创世”色彩的克隆技术等的出现，才向我们展示出动摇工业社会科学结构和突破其思维框架的前景。如果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新世纪中开始日益引人关注的各种新技术的背后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些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因素，或者说，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相似性思维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相似性思维不仅适应于解决复杂问题，而且也能在精细化的微观领域中展现其所长。一些极其微妙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分析性思维所无能为力的，然而，在相似性思维的领悟中，则显得非常容易得到认知。

二、从分析性思维到相似性思维转变的必然性

在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根据克罗齐耶的观点，改革的重心应当放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方面，“不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无法改变社会结构，而不改变社会结构，也就无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要改变行政管理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可能的，由此可以改变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的诸种条件。”〔4〕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科学所要承担的就是这项责任，即通过科学研究去为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探寻道路。事实上，科学研究自身也面临着思维方式变革的任务。只有当科学研究率先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才能够在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获得真知，才能够去构建起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案和行动指针。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做得不仅不够，反而在拖后腿。在某种意义上，实践者走在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前面。

在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府改革进行观察时，彼得斯形成了这样的看法，“政府常常选择从一套假设(不言明和言明的)中推论出‘非专门设计的’改革方案，同时也选择建立在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假设基础上的其他改革方案。政治家和行政主管们在选择这些方案时，总是期望这些改革方案能够一起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案不仅没能一起发挥作用，相反，这些方案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时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5〕可以认为，政治家以及行政主管是有理想的，他们意识到改革需要有综合性的方案才能达致所期望的结果。但是，社会科学家们则是受到专业训练的一批人，他们习惯于从专业的角度看问题，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思维训练去提供改革的方案，以至于无法满足政治家及其行政主管的要求。也就是说，在这场行政改革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社会科学已经无法对改革提供支持，致使改革总是停留在应对枝节性的、某些具体领域的问题上，无法取得综合性效应。虽然在许多具体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而在社会治理模式的大幅度变革方面，并未有突破的迹象。

弗兰克·奈特认为，“自从人类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就一直在观察和处理物质和运动的现象，尽管人们的方法比较原始。然而，仅仅是几代人之前，人类才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根据科学方法进行清晰思维的习惯，运用假设，从偶然特定的事例中分理出一般原则，这样的做法只存在于文明程度更高的那些阶层，只存在于受人尊重的那些人脑海之中。”〔6〕分析性思维、市场经济以及规范人的竞争关系的法治，都是具有现代性的造物。就它们是在人的自觉过程中学会设计和安排的第一件作品而言，是应当得到超越的，人类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处女作而驻足不前，而是需要去构思更为伟大的作品。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列加速奔驰的列车，而且是一列从未安装刹车的列车，想要停下来稍事休息，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对身后的道路有着多么深情的眷恋，也必须一往直前。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开创未来，用新的作品去覆盖曾经引以自豪的处女作。

奈特在谈论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时，探讨了人是否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奈特在思考中自问自答道：“哪一类意识能够预知未来，这个谜团根本就无从破解。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粗浅的事实：越是复杂的适应，意识越是如影随形。至少我们被迫推导出这样的关系。我们无法通过科学找到这样的关系，运用因果关系也无济于事。”〔7〕其实，这里所说的无法把握、解释人们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能力的科学是指现代科学，是包含着分析性思维和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科学。如果科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用相似性思维置换了分析性思维，那么，人们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或者说，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能力，是能够得到认识和把握的。

其实，奈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近于形成正确的猜测，特别是他准确地指出了这种思维的经验特征。奈特说，“如果非要对这种适应调整立于文字的话，我们只能勉强用刺激和反应这两个词。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针对过去的刺激进行反应，而是针对我们大脑中的‘图景’做出反应。这里所谓的‘图景’，就是我们对事件未来状态的认识。就常识而言，无论在哪里，只要适应与直接的刺激脱钩，意识或者说这个‘图景’就一定存在，而且发挥作用。”〔8〕可以认为，也许这个图景并不一定是现状或未来完整、准确的映现，但是，却可能是全息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图景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会随时随地得到修正。这也是相似性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说分析性思维通过对对象的抽象分析等方式所把握的是一些基本的抑或基础性的线，那么，相似性思维所要获得的恰恰是全息图景。正是这种差别，使人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或者，使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我们发现，20世纪在管理学的领域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已经非常前卫，那就是，“系统思维是一种丰富的语言，……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复杂事件背后运作的简单结构，而使人类社会不再那么复杂。”〔9〕然而，到了21世纪，随着复杂性问题引起更多的关注，系统思维的任务也就不再是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结构，而是要寻求和建立起一种直接地把握复杂性的思维方式。不过，彼得·圣吉毕竟看到，“系统思维是‘看见整体’的一项修炼”，“系统思维是一项看清复杂状况背后的结构，以及分辨高杠杆解与低杠杆解差异所在的一种修炼”。〔10〕这就为我们在社会行动中直接把握复杂性提供了启发性的切入点，即从系统的整体出发，而不是从系统结构中的要素出发。显然，“复杂性意味着更多和更深的相互依赖，从而更多的偶然性节点。”〔11〕对于这些偶然性节点，显然是无法通过分析性思维的应用去加以把握的，而是需要在直观、想象中去把握这些节点。而想象本身，就是在系统的整体性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在从其要素出发的道路上展开的。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确如奈特所说，“所有的人类行动，甚至最纯粹的常规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前瞻性的特点，也包括应对无法预期的形势，并做出决策。”〔12〕也就是说，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要拥有相应的信息，并掌握了事件演进的规律，行动者就能够实现对未来的预测，从而做出谋划，表现为前瞻性地回应未来可能出现的事项。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这个门类的出现，特别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许多社会技术，正是服务于预测未来的需要，也确实对人的行动的前瞻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是，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信息可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但可以供我们预测未来的信息却可能是匮乏的，即便运用大数据技术，也可能无法发现那些对于我们预测未来有用的信息。另外，就现有的科学及其技术来看，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其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方面，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要求相去甚远，往往会导致严重错误的决策。可以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预测能够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因而，前瞻性行动往往会成为一种奢望。

也就是说，基于既有的科学观念，人们总希望将未知的未来转化到可知或已知的未来，那就是发展出预测的科学及其技术。奈特针对人的预测追求指出，“预测不确定性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针对个别情况，通过规律加以预测，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归类进行概率判断。在日常生活中，这两种方法也都用得束手束脚。不管用哪种方法，都需要花费成本，也需要花费时间来收集信息。对于一次行动的决策，这么做殊为不值。”〔13〕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预测是可能的，奈特所推荐的这两种办法也是有用的。即使如此，奈特也提醒我们关注预测活动本身所产生的成本问题。然而，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预测是否可能，本身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更不用说其造成的高昂成本。

我们看到，20世纪后期以来，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危机事件频发深深地困扰着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热衷于编制危机预案，其中，显然包含着积极面向未来而开展行动的自觉性。但是，这样做在基本思路上，却是非常可疑的。无论它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也不能证明这种思路的正确性。我们认为，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凡属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范畴的事件，不管它是否会以危机事件的形式降临，都是不可预测的，遑论危机预案编制以及大量的物力、人力消耗和作为储备的闲置。事实证明，我们所编制的大量危机预案都是无用的。我们在编制危机预案时期待着某个危机事件如期而来，但我们所期待的危机事件却总也不来，而我们未想到的也未编制危机预案的某项危机却不期而至。所以，不仅奈特所推荐的两种预测方法是无效的，即使我们在既有的科学及其思维方式中发展出了新的预测术，也不比摇签算卦更有价值。

奈特也看到，即使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旦引入人的行动这一变量，也就无法形成关于未来的确定性的知识，“未来受到我们行动的影响，未来的情况取决于无数客观对象的行为，同时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绝无可能将这些情况全部纳入考虑，更不要说评估和汇总各自的影响了。”〔14〕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决策，如果携带着对普遍性知识的迷信，如果囿于分析性思维而强行对未来做出精确性预测，虽然能够制作出貌似科学的文本，却无法导向积极的行动，甚至有可能对行动造成消极影响。特别是在强调行动对于政策执行的严谨性的时候，必然会使得行动与实际需要之间发生偏离。事实上，此类问题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当我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观察这一问题时，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就是非常有害的。

当然，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并不是向不可知论回归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争论是在同一个思维框架中展开的，都是基于分析性思维而作出的思考，是在同一种思维模式中形成的两种不同意见。我们所追求的，是对分析性思维的扬弃，即用相似性思维取代之。当相似性思维以科学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同样承担着知识生产的功能。这种知识生产充分考虑到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从行动出发和为了行动而进行知识生产，关注知识的行动效用。如果对这类知识的外在特征进行静态描述，可以说，这是一类相似性的、具体的知识，是合乎经验理性的知识，是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必要知识。

对于既有的这一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奈特认为，“我们可以将科学理论表述如下：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基本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不仅保持不变(原子、分子、以太，诸如此类的)，而且它们的活动规律可谓大道至简，清晰可解。但是，科学理论还认为，这些元素数量庞大。就算它们发生很简单的变化(仅在空间做理论上的运动)，都会产生千变万化的组合，要把握这些组合的详细情况，远非我们智力可及……我们不得不说，从哲学目的上说，不管这个理论认识看上去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但是，从逻辑上说，我们还必须假设，我们的行为是真正的不确定，真正的变化不定和真正的断断续续。”〔15〕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是源于认识的局限，是因为真实的世界不可知，从而使得我们的行为无法遵循世界万千表象背后的规律。正如仰望上帝的无所不能而感叹人的有所能而有所不能一样，在认识论的信念之下，即使世界的不可知也往往归结为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这样一来，在认识到了人的局限性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悲观情绪？会不会不自觉地为人的认识设定界限？显然在逻辑上是一个必然的走向。那样的话，也许人们等待命运的捉弄就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未来。

显而易见，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一逻辑指向的那个结果是有害的。因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愈益凸显了人的行动的价值，而人的行动恰恰需要得到科学的支持。不仅悲观地而且任何消极地接受命定未来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恰恰需要人的积极行动去开辟属于人类的未来。这就需要一种适用于社会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观念，进一步地讲，需要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事实上，从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史来看，之所以那些造诣颇高的伟大科学家最终会走向要求信奉上帝的结局，甚至会变得迷信，概由分析性思维所赐。在他们运用分析性思维从事科学研究时，走到了这种思维设定的边疆，反而感到人的认识的局限，以至于深感上帝的安排是不可测度的。如果我们实现了相似性思维对分析性思维的替代，也就意味着我们开拓了人类认识的新疆域，也就不再会受到世界在终极的意义上可否被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困扰。

三、比较两种思维方式的知识建构功能

当培根宣布“知识就是力量”时，并不是要提出一个客观判断，而是表达了近代早期新生的社会力量所拥有的非凡自信心，那就是可以认识世界以形成知识，有了知识的武器就可以改造世界，以致无所不能。在这种语境下，一些有着较高思想深度的哲学家提出不可知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受到唾弃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现代科学是在人的激昂自信心的驱使下走出了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这样一条道路。就此而言，在科学的理性面目背后，却深深地隐藏着一种非理性的驱动力。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非理性的驱动力，使科学走上了片面化发展道路，将人的思维框定在分析性思维的单向度模式之中。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反而因为科学的巨大成功而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然而，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科学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无法透过表象去把握同一性的事物时，也就使片面的、单向度的现代科学承受了越来越强大的挑战。

其实，科学不应仅仅臣服于分析性思维，而是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相似性思维。事实上，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就会有着更大的施展拳脚的空间。当然，相似性思维也同样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但基于相似性思维而生产的知识更多地属于具体的知识而不是普遍的知识，因而，在实用性方面会有着更优异的表现。需要指出，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科学有着对普遍性知识的偏好，对于具体知识，则表现出轻蔑，甚至将具体知识贬为经验，被作为理性知识对立面的感性知识。就思维方式具有高度普遍性特征而言，工业社会的人们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出对普遍性知识的偏爱。就这种偏爱达到了偏执的地步而言，实际上也反映了科学的非理性方面，或者说，证明了科学的非理性。如果我们需要对思维与知识进行区分，那么，科学的理性自觉就应放在维护思维与知识的非同质性或非同形化方面，思维具有普遍性的属性，而知识则应是具体的。用这个标准来审查现代科学，就只能作出否定的评价。至少，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科学重建，即建立起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新科学，那么，就需要避免思维的普遍性与知识的普遍性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也就是说，对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加以扬弃，进而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科学。相似性思维具有普遍性，而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则致力于生产具体的知识。

奈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悖论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是因为未来不同于过去；而能否获取知识，却又取决于未来和过去是否相似。”〔16〕然而，分析性思维所提供的只是在既定思维框架下所包容的未来，只允许那些分析性思维能够触及到的和在逻辑上能够容纳的未来，并将其称作为新知。在分析性思维作为一种模式确立起来之后，在基于分析性思维而建构起来的科学范式成为科学的唯一形态之后，虽然知识增量迅速积累，但也有许多可能应成为知识的因素，比如，诸多人的经验、思考所得、想象的创造物等，都被斥为神秘的或荒诞不经的东西，不被接纳为知识。当人类面对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知识爆炸；另一方面，能够助益于我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知识却又极度匮乏。追踪溯源，是因为分析性思维方式阻碍了我们形成具有另一种属性的知识。所以，我们不得不构想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

由分析性思维所建构起来的科学所追求的是精确性，“精确科学无非是进行抽象，最理想的方法是解析法。解析与抽象实际上同出而异名。我们的任务是将那些盘根错节、相互关联的变化之复杂现象梳理得井井有条。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抽丝剥茧，使之成为前后一致的事件序列或者行为，也就是规律；其次，我们要将各种基本事件序列分离出来，然后对每一项进行单独的研究。”〔17〕按照这种思维路向，当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时，就必须通过方法的改进去实现抽象的目标。但是，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也就会同时在方法的改进上遭遇瓶颈，从而无法再通过方法的改进去赋予对象以秩序，即无法在各种现象之间找到事件前后一致的关系，无法将事件安排到前后一致的序列中。同时，虽然每一个事件都是孤立的，但若对每一个事件进行单独研究的话，又是没有意义的，无法对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意见。这个时候，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精确科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分析性思维所追求的认识客观性、观察精确性和推理严密性都必将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甚至是一些荒谬可笑的妄想。一切专注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都因为与实践理性的不合拍而显得毫无合理性可言。所以，如果说人类依然需要科学的话，就必须发展另一种科学。这种新的科学在根本上应当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再是建立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由相似性思维建构起来的科学。

早在20世纪初，弗兰克·奈特就对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精确科学作出质疑。奈特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问题，运用解析方法总是相当的不完全。对于复杂现象之诸因素，如果我们将它们置于正常而现实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应对的情况，解析法对其中绝大多数都将无能为力。解析法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在一堆问题构成的某种情况中，某些特定的因素是共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数量众多，更兼具作用巨大，足以成为此种情况之主宰。这样，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因素，洞悉它们之间存在的规律，将会使我们得到总体情况之近似规律。”〔18〕而且，它必须以研究对象是一种静态存在为前提，或者说，是可以加以静态地把握的。根据奈特的看法，即便如此，解析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更不用说研究对象处在急速变动中了。也就是说，解析方法只适用于“理想条件”。然而，“所谓的理想条件，仅仅指的是这样的条件：对于那些数量众多、变化万千但重要性稍逊的‘其他事情’，只要我们的规律未将它们纳入考虑，那么，这些事情就被假定为完全不存在。”〔19〕显然，当科学无视这些事实时，或者，当科学假定这些事实不存在时，却不可能将这些事实从现实中真正抹去，它们只不过是被科学判定为不重要的因而可以无视的事实。的确，如果现实即科学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那些被忽略的事实可能并不构成对科学结论的威胁；如果现实即科学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情况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研究对象的静态把握和对理想条件的追求本身就具有反科学的性质。而且，任何事实在受到忽略时，都会立马引来反击，从而对强行获得的科学结论作出否定。

相似性思维也包含着认识，或者说，在人对世界的认识中，可以运用相似性思维。但是，与工业社会的认识论不同，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可以看做是一种翻译。正如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实现了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种认识也只是为了把一种形式的存在物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使其更加方便人们的把握。也许人们会说，这种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如果满足于翻译的话就只能实现对事物表象的把握，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你这样提出了问题，只能说明你持有的是认识论的思维习惯，还没有理解相似性思维的目标。对于相似性思维而言，并不打算去认识事物的所谓本质，或者说，它并不希望通过分析、分解去打碎事物，并不打算到事物的碎片中去认识所谓的事物的本质，而是希望在维持事物整体不变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是把重心放在了对事物价值的认识上的。就此而言，在事物整体表象的意义上所进行的翻译已经可以达成认识的目的。

当然，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并不会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翻译之中，而是通过想象的应用，在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和创造出意义。另一方面，经过翻译，事物的存在方式得以转换，以符号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为人们所掌握，成为可以交流的语言，从而使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也得以在行动者之间分享。这样一来，旨在发现事物价值的相似性思维也就达到了目标。不难想象的是，一旦事物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语言交流而在行动者之间得到分享时，就会发现，“表象并不扎根于它们从中获取自己意义的世界；它们自身向自己的空间敞开，这个空间的内部横肋产生了意义。语言存在于表象为自己创立的间距中。因此，词并不构成一张从外表复制思想的衬度较弱的照片；而是首先从内部，在所有那些表象其他表象的表象中，去回顾思想，指明思想。”〔20〕由于语言的介入，事物间的间断性不仅得到弥合，而且获得了意义。在翻译中所实现的形式转换，使意义变成了价值，并被贯注到行动中。这种价值既是行动者的观念，也是行动的目标。

在工业社会中，分析性思维的知识生殖功能得到了无比充分的展现，由这一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知识体系呈现出爆炸式扩张的状态。在历史比较中，如果说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人们所持的主要是相似性思维的话，可能会认为，分析性思维所具有的知识生殖优势是相似性思维无法相比的。这的确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时需要考虑两点因素：其一，农业社会中的相似性思维及其认识对象都较为简单和具有确定性，而且作为认识追求的动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在知识生殖能力方面远低于工业社会；其二，虽然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人们所持的是相似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使知识结构的断裂使认识史中包含着间断性，但作为历史的连续性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而，知识生殖也表现出了累积状况。也就是说，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或者说，分析性思维当道的时代，也继承了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由相似性思维生产出来的知识，从而使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更加庞大。

应当承认，分析性思维在知识创造和建构中也对那些由相似性思维建构起的知识进行了清理，甚至对整个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知识体系做出了扬弃。但是，这个批判、扬弃和清理的过程也是知识生殖的过程，而且，因为有了批判的对象作为参照系，使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显得方便多了。所以，分析性思维的知识生殖能力以几何倍数的形式提升。总之，工业社会知识体系膨胀的事实并不是相似性思维知识生殖能力弱的证明，也不能说它像熊猫那样存在着生殖功能退化的问题。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实现了相似性思维对分析性思维的替代，我们相信，相似性思维将会展现出比分析性思维更加强壮的知识生殖能力。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客观要求，都决定了相似性思维必须拥有更强的知识生殖能力。另一方面，就相似性思维的重建是在分析性思维已经取得的全部积极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就相似性思维在扬弃分析性思维的过程中保留了其全部积极的方面而言，就后工业社会的相似性思维包容了分析性思维来看，它也具有更优越的知识生殖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相似性思维是在历史发展中被推展出来的，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科学获得一种全新的面目。或者说，随着相似性思维被建构了起来，不仅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所有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活动，都将开始新的征程。

既然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既然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然我们遇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那么，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于此之中发挥作用，需要把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建构作为自己当前必须承担的一项责任。实现对分析性思维的超越以及致力于相似性思维的建构，就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在致力于促进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求助于任何既有的理论，唯有对事实的观察，才能让我们获得所需要的推动力。科学以及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将是我们获取这种思维方式建构之必要资源的场所。事实上，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实践都如此深地陷入了分析性思维的桎梏，在突破分析性思维的既有束缚方面，显得那样艰难。但是，当我们构想这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运动时，完全可以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蹒跚步履中发现一种热切的期盼，而这种期盼就是我们的动力，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资源。就人类的后工业社会必然会拥有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而言，可以相信，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都必然会把相似性思维推展出来。

〔1〕〔美〕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3.

〔2〕 〔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3〕〔20〕〔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00,104.

〔4〕〔法〕克罗齐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张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3.

〔5〕〔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6〕〔7〕〔8〕〔12〕〔13〕〔14〕〔15〕〔16〕〔17〕〔18〕〔19〕〔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M〕.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0-11，154，154，258，235，161，235，234，3，4，4.

〔9〕〔10〕〔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M〕.上海：上海工业出版社,1999:79,75.

〔11〕〔美〕詹姆斯·汤普森.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M〕.敬乂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