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与文学的边界

2018-03-31王晓路

社会科学研究 2018年2期

关键词：文学

王晓路刘岩

历史进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事件，它们不仅形成新的现象，而且也介入到观念之中，影响到包括人文学术在内的言说。除去历史性和社会性事件之外，文学本身的发展轨迹中也是“事件”不断。201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文学奖颁给了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Bob Dylan)，称赞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旋即引发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人们不仅讨论其作品是否符合诺奖一贯倡导的“有理想倾向”，而且还更为深入地探究歌词是否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其实，每年十月都有不少研究者纷纷猜测哪些作家有可能获奖，欧洲几大博彩公司也竞相推出作家赔率榜。诺奖委员会一旦宣布新的获奖作家，马上就会引发包括新闻、翻译、出版、阅读、研究等在内的广泛影响。宣布奖项归属之后的很长时间，人们在各大书店的醒目位置都还会看到当年获奖作家的作品，围绕该作家形成的文学批评也随之集中涌现。2017年这一重要奖项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这位在1989年就获得过布克小说奖的作家恰好也受到过鲍勃·迪伦的音乐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了“无根”的精神状态、幻觉的深渊，而且音乐成分也融入其中。①他13岁那年就买下人生第一张鲍勃·迪伦的唱片《约翰·韦斯利·哈丁》，深深为其“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而着迷。参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用文学去阐述战争》，《中国网》2017年10月6日，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7-10/06/content_41692201.htm，引用时间：2017年10月6日。他的作品无疑会掀起新一轮的文学阅读和批评热潮。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形成了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年度原发地，成为推动文学阅读、出版和批评的重要“事件”。

王晓路文学作为“事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在哲学意义层面上展开的，即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是文学文本被感知的存在方式。作家采纳语言构筑文本世界，其中呈现出读者可以感知、体验和重构的生活世界，即“思想事件与生活事件的相互实现”。〔1〕在这一层面上，人们一般会追问：文学是什么，以及在何种方式上产生了所谓文学层面的意义。所以，文学书写以诗性话语方式呈现，亦即对现实或潜在世界的非陈述性意指方式，这本身就是“事件”。在这方面，一些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进行过非常有益而深入的探讨，其中巴迪欧的两本论著最具代表性：《存在与事件》(BeingandEvent, 2005；法文版1988年)以及《世界的逻辑：存在与事件2》(LogicsofWorlds:BeingandEvent, Volume 2, 2009；法文版2006年)。虽然这两本书主要是讨论哲学以及美学的问题，但对于理解文学的存在方式却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将事件与文学直接联系的是英国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在2012年出版的新著《文学事件》(TheEventofLiterature)中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阅读策略以及批评理论等相关问题，并将其与事件、结构以及行为等要素联系了起来。

刘岩伊格尔顿的这部著作重新审视了文学的本质。他虽然继续主张文学没有本质可言，但在梳理了中世纪唯实论(realism)和唯名论(nominalism)之争以及这些争论在当今批评理论中的演变之后，他还是试图为文学做出经验主义的描述。他认为，“人们视为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必须至少具有以下五种特点之一(或几种特点之和)：其一，具有虚构的性质；其二，深刻洞悉人类生存现状(而非记录经验真理)；其三，着力强化地、带修饰性地或自觉地使用语言；其四，不具有像购物清单那样的实用性；第五，被赋予很高价值。”〔2〕在伊格尔顿罗列的这五种特点中，第二、四、五条均涉及文学的功能。伊格尔顿随后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主张艺术作品通过其独特的形式在个人经验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从而构成世界整体性的一部分。这一认知同事件场的世界观是吻合的。伊格尔顿主张，文学的功能主要是通过阅读行为来实现的，“阅读策略构成了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重要结点”。〔3〕他进而细致分析了“作为对象的文学”和“作为事件的文学”之间的差异，辨析了以接受理论为核心的诸多批评理论对于文学作用的阐述。伊格尔顿的这部著作在国内已经有一些讨论，但主要是以书评的方式展开的：李晋在概括伊格尔顿关于文学五大特点的内容之后，着重评述了读者与作品相互作用的实践如何构成了文学的事件*参见李晋《“结构化”文学阅读策略——评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外国文学》2013年2期，149-155页。；而汤拥华主要探讨了结构化的策略如何构成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参见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1期，53-61页。这两篇书评均未提及伊格尔顿使用“作为事件的文学”这一视角的出处，伊格尔顿在著作中以注释的方式说明他主要依据的是约克大学教授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的阐释，后者在其著作《文学的独特性》(TheSingularityofLiterature, 2004)中主张只有当阅读成为“开放的事件”，才可能谈到文学性。在阿特里奇看来，文学是“打开新意义和新感受之可能性的事件”，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历某些“发生”的事情，从已知进入未知，从而接受启蒙。〔4〕

王晓路只要人们从作品本身或从文学内部的相关层面进行讨论，“何谓文学”这一本质问题就难以回避。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由于技术条件和社会文化的作用，都会使原有的文学边界发生蔓延，或以新的文学样式出现，或以新的表达方式出现，并由此带来现象与经验的应对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会形成一种与文学书写和研究相关的事件。利维斯(F. R. Leavis)曾对英国文学当年出现的变化进行了归纳，“英语语言的诗意和创造力已经(消失)进入了小说”。*转引自〔美〕迈克尔·格洛登等主编《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524页。其实，文学样式除了社会文化、审美旨趣以及技术因素外(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主要还与文学文化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各国文化史中，有关文学的概念和其他艺术概念一样，大都有一个从宽泛到具体的演进过程。“文学”概念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中文中的“文”从意指“纹理”“文辞”等概念扩展到“文章博学”和“文献经典”等的“文学”，再到现代汉语的“文学”，在词源、语义和概念上的变化均有着漫长的历史。①参见《词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733-737页。欧洲各国涉及这一词语的发展情况类似，如孔帕尼翁(Antonie Compagnon)曾对法文的“文学”词义做过说明，“据词源，该词泛指种种题记、文稿、知识学问，故至今法语仍然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高才’之意。”〔5〕所以，法文中的littérature至今也有多重涵义：“文学、文学作品、文学史(著作)、文字工作、专题或文献著作”等。〔6〕而英文“literature”一词的历史脉络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依据美国学术性工具书《韦氏新世界美语辞典》(Webster’sNewWorldDictionaryoftheAmericanLanguage)的界定，英文的“literature”一词源自中古英文“literature”、古法文以及拉丁文的“litterātūra”，意指想象性的书写，该词也泛指各类印刷材料以及文献等。〔7〕

文学的现代界定其实就是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由此才能产生文学文化所内含的知识学导向。日常用语形成专用词汇、其所指概念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与概念发展相关的思想和观念的交互影响等等，均构成了词语涵义的多条轨迹和关联性结构，这与从哲学层面认知“事件”是一致的。无疑，文学概念的变化本身恰好也说明文学的样式或边界一直处于流变和扩延之中。时至今日，这一直是文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何谓文学”也依然是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1998年，孔帕尼翁出版了其重要论著《理论的幽灵》(LeDémondelaThéorie)，此书专门用第一章讨论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相关问题，“古典主义时期的两大体裁仍然是史诗与戏剧，换言之，就是叙事和再现，或曰诗学的两大叙述方式：虚构与模仿。到那时为止，狭义上的文学(诗艺)指的是诗歌。然而，到了19世纪，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大体裁，叙事与戏剧，越来越多地舍弃了诗歌形式而接受了散文形式。”〔8〕两年之后，美国学者里奇(Vincent B. Leitch)在其主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导论中首先讨论的还是“何谓解释”与“何谓文学”这两个基本问题。在他看来，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和一系列关键词有关：再现、表现、知识、诗性或修辞性语言、文类、文本以及话语等。”〔9〕可以看出，人们依据文学的不同层面从各个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一致的定论。

刘岩根据当代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的追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现在17世纪末的西欧，而直到18世纪中叶之后《牛津英语词典》第三版才把“文学”定义为：“指全部文学创作；某一国家、某一时期或整个世界产生的全部写作。如今也用于一个更局限的含义，指那些能从其形式美或情感效果角度加以考量的文章”。〔10〕但即使是这一定义，深究起来仍然有些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其一，到底什么是“文学创作”？它如何区别于其他目的的写作？其二，“某一国家、某一时期或整个世界产生的全部写作”都是文学吗？政府公文和各类实用写作也属于文学的范畴吗？米勒显然意识到印刷技术的革命、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媒体的出现对于文学边界的挑战，于是主张文学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11〕，并继而举例分析了文学如何可以通过语言的指称能力创造虚拟现实，并使读者受益。米勒对于文学的上述认识包括了三个方面：文学的内容、文学的载体以及文学的功能。相比之下，卡勒(Jonathan Culler)的定义则“武断”很多。卡勒在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Theory:AVeryShortIntroduction)一书中把文学戏谑地定义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12〕这一定义实际上并没有对文学的本质做出任何有建设意义的洞察，相反，却把文学的界定权交给了某些“文化权威们”，而他们根据何种标准和特质来界定，我们不得而知。上述梳理说明，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一直在发生变化，其中不仅是针对文学的本质，而且针对文学的形式以及文本的概念。关于文学的这些界定本身甚至也构成标志性事件，在作者、作品、读者和批评者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联系，并由此与社会变革、观念流变、文化样态等纷繁复杂的大语境交织在一起，同时引发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历史偏重点。

王晓路文学生产既指书写也指意义，它总是个体行为，是个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有感而发。文学家在“体物”与“阅世”中，其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互动，于是，他们通过语言并利用语言所附着的文化意象，以虚构和想象等方式，将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通过文本编码隐喻式地呈现出来。而读者通过这个鲜活的窗口，体验文本中的人和事，在真实与虚构中看到生活世界的可能性，并借以在了解其他生活样式的同时更为清晰地审视这个世界。所以，文学的作用是独特的。人们对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而且可以有效地思考自身与他者的存在方式。而对于体验式“存在”的这一认识论命题，可以言说的方式却远远不止于哲学话语形式，因为“诗性”语言，包括隐喻式意指实践，往往可以有效言说生活世界的多面性、文化的杂糅性与人的复杂性。文学功能的独特性正在于此。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也正是依据文学语言的方式加以认知和界定的，即“那种将非文学文本区别开来的特殊的语言和形式特性”。〔13〕

刘岩您刚才对于“文学”的描述包括了文学的产生、形式以及影响这几个环节，没有把文学仅仅视为孤立的作品。我想，当米勒主张文学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的时候，他一定也指向文字的文学性，而非一般意义上语言的能指作用，因为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书写的重要特征。伊格尔顿所言“着力强化地、带修饰性地或自觉地使用语言”也是此意。但至于什么是“文学性”，如何使用语言就可以使之成为文学作品，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是那么简单清楚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经对文学语言的特质做过深入的讨论，他关注语言的结构和文学的形式，关注文学语言如何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段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森并没有把文学性的语言视为一个固化的封闭系统，而是强调文学与其他语言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动造成了“文学边界的不稳定性”。他说，读者明晰两种秩序：“传统的文学经典和偏离经典的新奇的艺术表达”，形式主义的研究正是要把保护传统同摆脱传统这两极相结合来看待艺术作品的本质。〔14〕雅各布森还以信件、日记、游记等书写形式举例说明它们如何在特定时期具有了文学价值。这样看来，鲍勃·迪伦的歌词因其具备“文学性”而被纳入文学作品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学的边界就像文学经典的边界一样，经历了不断拓展的阶段，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是众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身也可以作为“事件”，值得持续探讨，从而可以发现社会文化的变化如何左右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估。

王晓路文学对于生活世界的特定有效的言说使其具有某种社会文化功能，即“文学是一种不同于哲学或科学知识的特殊知识”。〔15〕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功能，除了私人领域的阅读行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中显现出来的，亦即文学并非是在真空中产生出来的，而与其生产性语境密切相关。于是，文学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必定使其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英国学者本尼特(Andrew Bennett)曾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文学研究基本理论的前提，“在探讨每一部文学作品和更为一般意义的文学概念的过程中，坚持从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从何而来以及是如何被接受的、走向何处等问题开始”。〔16〕这实际上说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整体过程以及相关事物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就研究方法论而言，以不同的视点把握已知的事实和材料之间的联系依然是关键所在，因为在一种互为结构的方式中，可以看到诸多历史问题的不同侧面。如果考察工业革命以来的棉产种植区的扩大、运输、纺织业、加工程序分割简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雇用女工等相关问题，不仅可以看到英国当时的性别问题，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方式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引发了社会结构以及性别意识的变迁。如担任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农业卷主笔的社会人类学教授白馥兰(Francesca Bray)就考察了中国北方和9世纪后的长江流域地区种植的作物和分布情况，以及外来品的棉进入中国之后至元代获得广泛种植后所带来的“男耕女织”结构的瓦解以及女性社会化功能的悄然转变。*参见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清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美〕白馥兰：《迈向批判的非西方科技史》，费丝言译，卜正民、格利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语知识的谱系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这一改变也在当时文学书写中的“河东狮吼”类的主题表征中得到印证。

刘岩白馥兰不仅把性别维度纳入了技术史中加以考量，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的固化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她“将技术看作是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技术史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发明和创造的列举，而是重视其所属社会的历史语境及当时人们的技术观念”，并因此可以透视与其相联系的某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人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17〕这样的研究观照了社会发展中诸多相关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因此不会孤立地视事件为偶发因素。我国学者黄兴涛对于指代女性单数第三人称的“她”字所做的文化史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知识考古学视角，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汉字的发明与认同是可以引发人们不断“挖掘、品味、阐释与反思”的“文化史事件”〔18〕，读者通过作者对于相关史料的梳理、记录和辨析，了解了这个原本由于翻译西文的现实需要而引发的文字困局，如何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坛演变成为关于性别政治和文学形式的论争，而最终确立的“她”字在文学作品和文学出版物中的广泛使用不仅激发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而且契合了确立民族身份的需要，因为“她”字在文学中常常被隐喻为母亲或祖国。在一种众多因素互为结构的文化演进中，文学与事件的关系还包括围绕文学观念的引介而产生的学术论争与接受或挪用的问题，包括书写工具、印刷术、传播方式、文学奖项、团体、机构、政策、出版等，这些重要的事件也都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联系，也因此影响了文学观念的生成与转变。这些与文学相关的外部事件与文学形成了互为结构的关系，这恐怕是文学与事件关系中的第二层含义了。

王晓路中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互识与融合中发生了许多事件，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上往往与文学交织，进而对文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因此，通过不同的视点看到互为结构的关系是文化史及文学史重要的思考起点，也是将事件与文学联系起来的缘由。如果只是静态并孤立地看待文学作品、作家或文学思潮等，那么这一类研究就很可能有缺陷。其实，20世纪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各个分支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跨学科方式透视研究对象。剑桥大学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StudiesinChineseHistory,LiteratureandInstitution)，以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各个方面，其中很多论著的视角、材料和观点都从学理层面进行了细致而独到的交叉探讨，很有见地。如其中的柏清韵(Bettine Birge)结合当时的社会支配性观念，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宋至元代的中国家庭和宗法结构、财产以及观念支配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妇女所属的地位和身份问题。*参见Bettine Birge, Women, Property, 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üan China (960-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这一论述方式实际上就是从多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中透视命题，获得有意义的结论。此外，许多著名的学者和重要的出版机构其实都非常重视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林顿(Calvin D. Linton)教授编著的《美国两百年大事记》(TheBicentennialAlmanac)，此书试图将历史大事记按照线性方式列出，同时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小”事件何以构成了我们熟知的历史“大”事件。*参见〔美〕加尔文·D. 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谢廷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大英百科全书每年都要出版年度大事记(Events,BritannicaBookoftheYear)，为学界提供详尽的年度事件性材料。

刘岩我们熟悉的文学史大多是以线性方式记录和书写的，时间线索又常常被朝代的更迭分割成若干阶段，学习者和研究者对于文学发展线索的认知也因此会囿于这种人为的切割，往往会忽视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对于文学同社会发展和文化史变迁之间的联系也会产生片面的嫁接。我曾使用过两本美国学者编选的文学选集，在建立文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事件”)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些做法值得借鉴：一部是由麦克迈克尔(George McMichael)担任总主编的两卷本《美国文学选集》(AnthologyofAmericanLiterature)，在著作末尾，编者以“大事记”的方式依时间线索并置了以下内容：(1)国际事务、探索、定居和科学事件；(2)政治与政府事件；(3)社会与文化事件；(4)作家生平时间。虽然这些事件仅仅是并置分列，但使用者还是可以简便地看到这些领域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参见George McMichael, general ed.,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pp.2015-2031.例如：1848年，加州发现黄金，由此引发淘金热；1854年，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已经抵达密西西比河；1859年，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发现黄金储藏；1860年，温切斯特(Oliver Winchester)发明连发步枪，同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861年，电报的使用连接了美国东西海岸，同年，美国内战爆发。与上述政治、历史和科学事件相交织的是惠特曼发表歌颂民主、自由等理念的诗集《草叶集》(1855年)以及马克·吐温发表以淘金为题材和背景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大名鼎鼎的跳蛙》(1865年)。经过这样的平行对照，文学与其生发的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言自明，文学作品中涉及的背景也都有了出处。另一部是由尼娜·贝姆(Nina Baym)担任总主编的两卷本《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这部著作则是在每一时期总体论述文学概貌之后，在具体作家和作品分析之前，插入一个两栏的表格：左栏是文本(texts)，罗列该历史时期出版或发表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右栏是语境(contexts)，罗列了该阶段的重大历史、社会和文化事件。*参见Nina Baym, gener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这样的排列同样促使使用者关注文学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联动关系，虽然文学并不一定是由某一社会事件直接引发的，但一些社会事件构成的环境却一定是文学产生的土壤。文学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

王晓路我们谈到了文化交流往往构成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方面的确值得挖掘和重视。仅以中国文学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就可以追溯到唐代，如当时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等，流传到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后来到18世纪与欧洲的文化交往又形成了高潮，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传教士对中国经典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等等。这些交流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影响。从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进入与本土化，与志怪小说、唐传奇、杂剧戏曲等的发展密不可分，而一些特别的文学样式，如唐代的变文等都与此有关。不同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这种交流至当代达到高峰。文化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发展与对外交流并引发文化模式相融合的发生史，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语言与文学的历史”。〔19〕今天，由于各个文化区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已经形成互为关联的结构，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不例外。

刘岩是的，文化交流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作家斯奈德(Gary Snyder)就是在陈士骧教授的建议之下开始翻译寒山诗的，而他出版的寒山译诗则在介绍到中国之后，引发人们重新评价寒山及其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中，寒山原本并不是作为一个重要诗人而得以记载的，仅仅被郑振铎纳入《中国俗文学史》而略有提及。在斯奈德阅读并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他多年旅居日本，尤其是他修习禅宗的经验，极大地影响了他理解、翻译和改写/续写寒山诗。此外，他对于中国书法和水墨画的痴迷增加了他对于中国山水的想象，他甚至尝试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诗歌。*参见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86-202页。这一影响个案说明，一个作家接受的文化资源可能是多元的、多维的，而文化交流中的“事件”可能改变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王晓路文化交流上的事件不仅会影响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而且会改变固有的文学书写形式。这一点，中外均有类似的历史线索。以小说为例，中国古典小说除了早期神话渊源之外，就与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密切相关。“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0〕宋代以降，政令、城镇化、市民阶层等交互构成了文化生活的变迁图景，同时也导致中国章回小说的兴起。“宋初，僧人在大庭广众场合讲故事受到了禁止。由于对手歇了业，根据当时的记载，凡俗职业说书人北宋末年在京城汴梁盛极一时，而且在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后，南宋的新都临安(杭州)说书仍兴旺如昔。在那好几种说书人中，每一种又组成一个‘行会’，其中似乎以擅长小说(分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诸类)的最为突出。”〔21〕而明清小说逐步取代诗歌的经典地位之时，也是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而晚清和近代的小说又与当时出版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参见潘建国《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岩英国小说的出现则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和读者群的扩大有关，与18世纪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维多利亚女王在任期间(1837-1901年)，英国继续扩大了在海外的势力，自由贸易促进了实用主义观念的兴盛，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汇集展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英国为此兴建的水晶宫更是成为现代建筑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步扩大，由此激发了强烈的阅读需要。但此时人们的观念却受制于清教思想，这一点尤其充分地体现在小说这一体裁中，“因为小说常常是在家庭聚会时大声朗读的，因此不能出现令年轻女孩难堪的话题”。〔22〕此外，一些小说最初在杂志上连载发行，作者无法在最初对小说做出整体构想，但这样的做法也迫使作者在创作时思考如何持续保持读者对于作品的热情。①参见M. H. Abrams, gener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Major Authors,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7, p.1910.上述这些因素都对小说的最后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一直受到社会文化、体制、技术的影响制约，社会文化引导了文学的审美旨趣，体制规约了文学的内容和边界，而技术则决定了文学的书写方式和传播途径。

王晓路书写工具、印刷技术及传播方式的推进也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事件。在古代，文学的存在方式是口述或口传，所以，我们对远古时期的“文学”是不得而知的。而正是书写方式的确立，才导致了文学的传承。“由于书面记载遗失和理论上成立的口头流传方法失效，大量的文学作品丢失了、湮没了。书写与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学传统的接续有了可能，因而必然大大增强了艺术品的统一性与完整性。”〔23〕书写应当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事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言的特征就与竹简的刻写、书籍的装订方式、运输成本等密切相关，而书写笔、墨、活字印刷、纸张等的不断改进，乃至今天的电子方式等，都具备了文学事件的特殊意义。如书写工具的“笔”就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人使用的毛笔和公元前300年古埃及人使用的粗芦杆笔，公元7世纪塞维利亚人圣伊西多雷的著作中还提到了鹅毛笔。各类书写工具到了19世纪才成为金属类型的笔尖以及后来的自来水笔和圆珠笔。②参见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712页。而印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中国的拓印技术，6世纪开始了木料雕版，12世纪造纸术从中国经中亚传至欧洲③参见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146-147页。，开启了新的文明时代。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纸张成本的降低，纸皮书的大量出现，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小说的生产和消费。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文学史或文类史都不把这些重要的事件纳入其中。

刘岩印刷术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传入欧洲的，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从欧洲引进印刷术，在西敏斯特建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但是，书籍曾经一度只能在伦敦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印刷，且需要获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地区主教授予的出版许可，在内容上也需遵守很多律令。④参见M. H. Abrams, gener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Major Authors,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7, p.248。我们现在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了解因此得益于也同时受制于上述技术事件和文化事件。其实，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些文类的兴起和发展，如科幻小说，均与某一时期的技术条件和特定的想象有关。当然，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更可能与社会文化事件直接相关。如上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种种社会思潮、“文化战”(Cultural War)等无不波及到文学的书写与研究。今天全球难民现象以及移民后裔所带来的区域社会成员的变化，都会对文学发生持续的影响。美国社会成员各族群的人口比例在近二十年已经发生了重要改变，社会成员与资源的占比率产生了结构性矛盾，由此生发出许多社会文化性事件。例如：2016年6月耶鲁大学英文系学生签名要求改革文学经典课程“经典诗人研读”(Major Poets)至2017年4月耶鲁的妥协，引发欧美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各界的讨论⑤参见毛亮《经典之争：耶鲁英文系的“书战”》，《南方周末》2017年10月27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0113，引用时间：2017年12月8日。；2017年美国将哈佛大学在招生中有歧视亚裔学生的嫌疑纳入司法程序等⑥参见《哈佛大学因录取制度歧视亚裔遭美司法部调查》，“新浪教育”，2017年12月7日，http://edu.sina.com.cn/ischool/2017-12-07/doc-ifypnqvn0910402.shtml，引用时间：2017年12月8日。，这些不仅延续了某种“文化战”的余温，而且构成当代人文领域的事件，使人们不得不对新的现象进行多角度思考和策略性调整。若将这些社会文化和技术性事件纳入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中，肯定也会改变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

时至今日，互联网空间给书写经验和阅读经验带来的冲突和改变已经不言而喻，人们直接在网络上阅读文学作品，利用微博、微信等网络空间和社交平台从事书写活动，读者可以在同一空间把自己的阅读体验上传并分享，网络书写的即时性、交互性、碎片化特点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文学书写与阅读的边界。随着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技术的发展，今后的阅读可能不再是阅读文字，而是观看动态影像，聆听文字直接转化而成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产生身体上的其他感知，文学的阅读将成为全方位体验。或许，阅读将成为读者的积极参与过程，文学创作可能仅仅是设计了一个故事的框架而已，其细节需要读者来填补；阅读也可能会变成集体活动，由数人共同参与进行。在人工智能都可以从事文学创作的时代，传统的科幻写作与传播方式必定会与新的技术相结合，产生新的形态。未来的书写和阅读到底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技术事件必将同文学、文化的发展有关系，也必然会不断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形态，改变人们对于文学的感受和认知。社会在发展，文学亦在发展。

〔1〕刘欣.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J〕.外国文学，2016(2)：80.

〔2〕〔3〕Terry，Eagleton.TheEventofLiterature〔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iversity Press, 2012: 25, 186.

〔4〕Attridge, Derek.TheSingularityofLitera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59.

〔5〕〔8〕〔15〕〔法〕安托万·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0，24-25，28.

〔6〕法汉词典编写组.法汉词典〔K〕.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739.

〔7〕Guralnik, David B. ed.,Webster’sNewWorldDictionaryoftheAmericanLanguage〔M〕. Cleveland, OH: William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79: 826.

〔9〕Leitch, Vincent B.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4.

〔10〕〔11〕〔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8，21.

〔12〕〔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3.

〔13〕Baldick, Chris.OxfordLiteraryTerms〔M〕.Oxford: Oxford UP, 1990: 123.

〔14〕Jakobson, Roman. The Dominant〔M〕//Twentieth-CenturyLiteraryTheory:AReader. K. M. Newton ed.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9-10.

〔16〕〔英〕安德鲁·本尼特.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M〕.李永新，汪正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