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朝翔

21世纪伊始，发生了911“事件”。此后，“事件”这一概念开始前所未有地流行起来。2003年，德里达发表有关911这一“重大事件”的访谈，题为“自我免疫：真实的和象征性的自杀”〔1〕；此访谈又引起了人们对于德里达此前以“事件”为主题的另一次演讲①德里达1997年在加拿大建筑中心的研讨会上的演讲，见Gad Soussana，Alexis Nouss，Jacques Derrida，Dire L’événement, Est-Ce Possible? Séminaire de Montréal, pour Jacques Derrida, Paris: L’Harmattan, 2001.的强烈关注。一些鼎鼎大名的理论家也出版了以“事件”为名的专著，其中包括巴迪欧《哲学与事件》(2013)〔2〕、伊格尔顿《文学事件》(2012)〔3〕、齐泽克《事件：周游一个概念的一次哲学旅行》(2014)〔4〕等。

以上有关“事件”的写作都是哲学写作，但同时又不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哲学写作，而是哲学介入社会、政治、文学等的写作。②此前，巴迪欧已经出版了两部以事件为主题的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哲学著作：Being and Event, New York: Continuum, 2005和Logics of Worlds: Being and Event, Volume 2, New York: Continuum, 2009.《文学事件》接近于文学哲学，是文学研究的哲学转向的标志之一③拙作《理论之后，哲学登场——西方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对文学研究的哲学转向进行了探讨。(见《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221-238页)。；齐泽克著作的题目已经说明了它的类型：这是一部理论的游记，是一部阅读起来相对轻松的准通俗读物。而《哲学与事件》和“自我免疫：真实的和象征性的自杀”一样，是哲学访谈录。理论家或者哲学家运用访谈这一体裁是出于特别的考虑。巴迪欧通过“对口头访谈进行笔录的方式(即系统书写之外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不仅符合柏拉图哲学的根本原则，即“哲学思想的建构是自在的”，因而“完全独立于作为其传播手段的文本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因为如此，哲学书写“是以教育为目的的写作”。〔5〕也就是说，巴迪欧运用这一体裁的目的既是更符合欧洲哲学的职业传统，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吸收、接受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改变更多的人。而德里达运用这一体裁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成为哲学家——当然，德里达的哲学家并非是“某些现有的职业和机构标准”下的哲学家，而是所谓“哲学解构家”，即“真实/真心地(in the true)以负责任的方式反思有关问题”的人，他们“对那些主管公共话语的人、那些负责国际法的语言和体制的人问责”。〔6〕与巴迪欧不同，德里达认为“欧洲传统的‘哲学家’不见得是职业哲学家，而是法律工作者、政治家、公民，甚至非欧洲公民”。〔7〕但与巴迪欧一样，德里达的目的也是介入现实，影响世界。正因为巴迪欧和德里达等人著述的教育性、普及性、传播性、通俗性，才使得“事件”这一概念广为流传，几乎成为一个时髦词。

那么，什么是“事件”？为什么“事件”值得如此重视？“事件”这一概念又为何值得如此传播？首先，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事件”这一“通俗哲学”概念(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概念)在当下的某些传播踪迹。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伊格尔顿在定义“文学事件”时，提到了德里克·阿特里奇的《文学的独性》〔8〕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作为事件的文学”。*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37,注27。伊格尔顿同时也参考了Attridge的一篇文章，“独性事件”，见同书，p.231, 注46。阿特里奇是德里达在英语世界的重要追随者之一，曾编辑过德里达的英文文集《文学行为》〔9〕，其中不仅收录了德里达的重要作品，而且还收入一篇编者对于德里达的专访。在专访中，德里达不厌其烦地阐释了“独性”这一概念，并且也涉及到“事件”的“独性”。〔10〕在《文学的独性》一书中，阿特里奇借鉴了德里达的有关思想，虽然他对事件和独性的理解与德里达并不完全相同。无论是德里达，还是阿特里奇和伊格尔顿(后者在《文学事件》里也多次提到德里达，并大段引用了德里达谈独性和事件的言论〔11〕)，都认为“事件”具有“独性”，独性是事件的重要特性之一。那么“独性”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且搁置一下德里达影响下的“独性”概念，转向自然科学里的“独性”，虽然在后人类主义的背景下，人文学科(包括德里达定义的人文学科)里的很多概念本来就来自自然科学。

在《事件：周游一个概念的一次哲学旅行》中，齐泽克描述了自然科学视野中的“独性”或者“独点”。在今天的量子宇宙学里，解释宇宙从无到有的理论之一就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理论。据此理论，我们宇宙的起点是一个“独点”(singularity)*与“事件”一样，“singularity”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不仅在有关“事件”的上下文里如此，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上下文里也是如此。例如，在Jean-Luc Nancy的论述中，一个人不再是“个体”(individual)，而是“独体”(singularity)，见拙文《无语与言说、个体与社区: 西方大屠杀研究的辩证 ――兼论大屠杀研究对亚洲共同体建设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因此，为了区别于没有特殊含义的“uniqueness”(独特性、独一无二性)等词，本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将其译为“独性”或者“独体”。在宇宙大爆炸理论中，“singularity”的通常译法为“奇点”；本文为了与“独性”和“独体”等译法统一，将其译为“独点”。单取一个“独”字，强调没有第二个，包括没有第二个词；而英文中的singularity来自single，在汉语中有“单”的意思，联想到“单独”，亦即没有第二个。，“独点在数十亿年间不断膨胀，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独点是时空中的一点，引力在独点上使物质拥有无限大的密度，因而使物理学定律暂时失效：引力场的衡量单位变得无限大，因此所有基于物理学定律之上的计算都变得毫无意义，而整个系统此后的行为也变得无法预测。”〔12〕“独点”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使一切规律失效；它是宇宙的起点，是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的起点，而所有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都会使一切规律失效——开天辟地和使一切规律失效，这是所有事件的共性，无论是宇宙史上的事件，还是人类史上的事件。

量子宇宙学中的宇宙大爆炸这一重大事件的独性或者独点与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独性或者独点有大量的类似之处。当然，因为本文所涉及的诸多概念主要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概念，所以所谓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人类的历史或者西方话语中的人类历史。不过，在中文语境下讨论这一问题，其实是以中文视野对西方观察历史的角度予以考察，是将西方纳入中文的视野之中，也是将西方资源转化为中文资源。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也应该是中西视野交融下的西方事件，或者更贴切地说，是交叉着西方视角的中文视角下的西方事件。

在所谓重大历史事件中，法国大革命和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以下简称大屠杀)具有独性，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的“基础性事件”。〔13〕所谓基础性事件，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它会成为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道德和历史标尺”。〔14〕据此标准，在一些人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开创现代历史的基础性事件，它使世界进入现代；而大屠杀则将法国大革命取而代之，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基础性事件，这个新时代就是所谓的后现代。

的确，大屠杀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起点；在大屠杀之后，整个人文学科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文学而言，其再现的限度和可能性被重新界定。阿多诺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充分反映了文学再现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就史学而言，以往的研究方法也部分失效，无法再现这一焚毁了大部分人证和物证的浩劫。〔15〕而直到今天仍然影响巨大的解构主义也是大屠杀的直接产物。德里达说，“对于大屠杀的焚毁的思考……贯穿在我所有的文本中。没有关于痕迹的思考实际上就不会有解构主义……奥斯维辛缠绕着我的每一个思想”。〔16〕德里达所说的“痕迹”就是大屠杀所唯一能够遗留下的东西；德里达还十分关注一种特别的痕迹，即灰烬，这是焚尸炉所遗留下的仍然带火的灰粉，能够四处播散，甚至飘向未来。〔17〕这种思想来源于大屠杀，解构了以往的人文学科，也指向未来、尚未来临的人文学科。

大屠杀这一基础性事件固然重要，但它能否替代法国大革命，成为新时代唯一的基础性事件，还是大有疑问。朗西埃对此种“替代”持强烈批评态度。他首先“反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有一分割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在现代，无产阶级是普遍的牺牲品，是一宏大叙事的主题；而后现代则只有小叙事、局部叙事”*Jacques Rancière,“The Thinking of Dissensus: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London: Goldsmith College, September 16-17. 转引自Solange Guenoun, “Jacques Ranciere’s Ethical Turn and the Thinking of Discontents”, in Garbiel Rockhill & Philip Watts eds., Jacques Ranciere: History, Politics, Aesthetic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1.；现代最伟大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而后现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大屠杀。朗西埃认为，两者之间的真正分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为的替换：“叙事的替换和牺牲品的替换”；经过替换，犹太人成为现代的新叙事的主题，也成为西方世界的新叙事的主题。”〔18〕这种替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阴谋，试图以犹太人的身份叙事替代无产阶级的普遍叙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对于法国大革命和大屠杀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巴迪欧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对于大屠杀的分析同样也引起了争议。巴迪欧认为，大屠杀被赋予一种意识形态角色，这首先使政治沦为道德说教，同时也使政治全面地重新西方化，特别是又恢复了对于美国的依赖的合法性。〔19〕巴迪欧批判了对于“犹太人”一词的“全面工具化”，特别是“让身份问题重新回到政治领域”，因为这与解放性的政治背道而驰，而“解放性的政治恰恰试图超越身份问题”。“反动的，特别是法西斯的政治始终具有疯狂的身份性(identitarian)……而解放性的政治一直都具有普适性(universalist)。”身份政治只能带来“战争、内战、恐怖”。〔20〕巴迪欧认为，“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关键并非在于犹太人的身份，而是由于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欧洲兴起并实施的犯罪政治(即纳粹主义)对于犹太人一词的利用。”〔21〕巴迪欧对于“犹太人”的身份概念的分析不仅指出了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而且也间接涉及在英美盛行一时的“文化研究”中的身份政治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按照巴迪欧的逻辑，所有身份问题，包括性别和族裔身份问题，都回避、掩盖、冲淡了当今世界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主要问题。

巴迪欧详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前两个，即自由和平等。法国大革命的核心概念其实只有一个，即自由；其他概念并未得到落实、甚至重视：自由成为平等的前提，平等必须服从自由。所谓自由，包括财产或者私有财产的自由，也包括追求利润的自由。“财产为平等定下了准则：可以有平等，但前提是不能质疑私有财产权，但这反过来又使自由原则中不言自明的东西受到质疑”。〔22〕巴迪欧既指出了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指出了自由概念本身的内在矛盾：有了自由，包括私有财产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平等；而私有财产的自由，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使自由这一概念所隐含的原则形同虚设。巴迪欧认为，以上由“自由”所主导的阶段是西方民主和共和的阶段；而“平等”所主导的阶段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平等为自由和财产定下准则：“自由不可以严重地侵犯平等，而私有财产是严重不公的基础，因此共有财产应该优先于私有财产”。〔23〕巴迪欧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虽有各种波折，但巴迪欧还是期待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下一个阶段即下一个事件的到来。

巴迪欧认为，“事件”对于现实政治十分重要，因为事件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从而颠覆了现有的权力系统和秩序。事件是不可预见的，但政治主体的主动参与十分重要，能够导致事件的发生。而主动参与的主要方法就是“在主观上认识到”各种新的可能性，从而“为事件的到来做好准备”。而这就要求“一直忠诚于过去的事件，忠诚于事件给世界的教训”，从而不背叛过去的事件。根据这种事件观，“政治主体总是处于过去的事件与未来的事件之间”。〔24〕忠诚于过去的事件就意味着有可能认识到新的可能性，并带来新的事件。因此，对于法国大革命和大屠杀的态度关系到未来政治事件的发生。

巴迪欧忠诚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而拒弃大屠杀这一“事件”，这部分是出于他对所处环境的思考。而在我们的环境里，这两个事件里都有某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分。就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在对待日本战争罪行的态度上可以加以参考。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某些人一直对战争罪行持有错误的态度。有人认为，“右倾化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而是西方政治的总体趋势〔25〕；在比较德国和日本战后正常化的不同结果时认为，德国正常化的过程比较顺利“在于德国正常化的地区环境比较好，欧洲国家对于德国的戒心远低于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26〕以上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按照巴迪欧的说法，从结构上讲，西方民主政治中有左翼和右翼两个方面，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结构意义上的左翼只不过希望“把现存利润稍微多分配一点给受到剥夺的社会阶层”〔27〕，而并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它本身也生存在资本主义的“共识系统”之内，并“不会从政治上，甚至不会从经济上质疑这一共识系统”。当然，还有一种“事件意义上的左翼”，这一左翼期待着与现状的“真正决裂”〔28〕，期待着打开新的可能性和带来新的真理的事件。至于右翼，则只有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结构意义上的右翼，而并无事件意义上的右翼；它希望维持现状，维持现有利润的垄断和集中，同时也极力维护传统。不过，西方政治的“传统”与日本政治的传统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西方政治的传统已与巴迪欧所说的“犯罪政治”即纳粹政治的传统彻底切割，而日本的政治传统则仍然包含以靖国神社政治和慰安妇政治等为象征的“犯罪政治”的成分。日本的右倾化虽有符合目前西方政治的一般走向的成分，但也有超出西方民主政治的范畴的方面，包含有“犯罪政治”的成分。即使只有一部分人、只是部分地推行这一犯罪政治也是不可容忍的。第二，事实上，西方国家对于纳粹主义以法律形式保持着常备不懈的戒心，在法律上设有“否认大屠杀罪”，有大量此类罪行遭到起诉和判刑的案例。〔29〕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对于日本的犯罪政治没有制裁的法律手段，容忍度过高。如果说欧洲国家对于德国的戒心低，那也只是对一个与犯罪政治的传统彻底切割的德国的戒心低，而对于纳粹的犯罪政治和今天仍然维护这一犯罪政治的行为几乎是零容忍。如果说“亚洲一体化在战后发展并不顺利”〔30〕，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通过借鉴西方对待纳粹犯罪政治的态度，可以找出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有利于亚洲一体化在今后的顺利发展。

巴迪欧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两个理想之间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法国大革命只是实践了第一个理想，即自由的理想(资产阶级民主的理想)，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对于平等理想，却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没有具体实践，只能留待后人进一步思考——巴迪欧所憧憬的未来切实可行的共产主义平等社会的理想正是对此的思考。在今天，也应该继续深入思考社会平等的一系列问题和建立平等社会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系列具体步骤。我国国内的反腐倡廉、精准扶贫等，国际上的共建一带一路、拉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南北差距等，都是实现平等理想的有效尝试。总之，我们可以吸取关于“事件”的思考中部分有价值的成分。

法国大革命和大屠杀都是年代较为久远的事件，而911则几乎是一个当下的事件。死于纳粹大屠杀的共有600万犹太人，而死于911的则有2996人。就死亡人数而言，911与大屠杀不成比例。那么，911是否是一个重大事件？德里达对此做出了回答。

德里达首先对这一事件的命名进行了解读。这一事件突然降临，前所未有，充满独性，让人们措手不及，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命名，因此只能以日期来命名：911。〔31〕不过，这一事件虽然让人无法理解，甚至提到时都不知所云，但还是给人留下了“重大事件”的印象。这首先是因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本土，而美国本土已有两个世纪未受到袭击。〔32〕当然，所谓“美国本土”，其实也只是一个借喻(metonymy)，它所代表的是当今的世界秩序，而这一世界秩序为盎格鲁传统的美国话语所主导〔33〕——德里达数次对“美国”进行限定，指出“美国”并非是整个美国社会，而只是在美国起支配甚至统治作用的东西。〔34〕德里达认为，应该从哲学上解构的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在今天构成了某种美国霸权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实际上对美国自身历史中的某些成分进行支配并使之边缘化”。〔35〕911对美国霸权，也对美国霸权所建构、支撑、维护的“世界秩序”进行挑战，因此留下了“重大事件”的印象。

那么，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秩序又是由何构成？这一秩序与一政治话语“密不可分，它统治着世界舞台、国际法、外交体系、媒体，以及最强大的科技、资本主义、军事大国”。〔36〕所谓世界秩序“主要依赖美国霸权的稳固可靠和信用——在所有层面，在经济、技术、军事、媒体等层面，甚至在话语逻辑和公理的层面，这一话语逻辑和公理在全球范围里支撑着法律和外交修辞，因而支撑着国际法”；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保证和保障，“美国在违反国际法时也没有停止捍卫国际法的事业”。〔37〕美国要“确保普遍的信用，既是金融活动意义上的信用，也是赋予语言、法律、政治和外交活动的信用”。〔38〕可见在德里达心目中，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几乎涵盖了当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构成既包括科技、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也包括法律、外交、媒体、话语、修辞等软实力。而911这一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既是对于硬实力的挑战，也是对于软实力的挑战，特别是对于这一世界秩序在各方面的信用保障的挑战。由于911既引起了硬实力的回应，触发了反恐战争；更引起了软实力的回应，引发了大量的报道、分析、解读、修辞话语等等，这就引出了911这一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事件的印象与事件本身同样重要。

所谓事件的印象首先是由媒体造成的。没有媒体，就没有911。德里达本人就是在上海几乎同步了解到911事件的发生。他当晚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被告知有飞机撞击事件，于是匆匆赶回酒店从CNN的现场直播中“目睹”了整个事件。〔39〕在事件中，双方都希望得到“最多的媒体报道，无论是911的制造者，那些恐怖分子，还是以受害者的名义发动反恐战争的人”。〔40〕媒体报道造就了911；印象造就了911。在历史上，有很多死亡人数更多的事例，但“未作为重大事件而被记录、阐释、感知、展示”〔41〕，大多都是因为发生在欧美之外，未被媒体广泛报道，未被全球直播或者全球报道而“全球化”。

媒体上充满着影像和图像(images， simulacra)，这是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媒体上也充满着各种言语、修辞、阐释、评价等等，也是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媒体上关于911这一事件的影像里，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被飞机撞击倒塌是最核心的影像；而在媒体上关于911这一事件的言辞里，恐怖、反恐战争、邪恶、邪恶轴心等等是最核心的言辞。这一切构成了911这一事件的核心印象。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所有印象只在表面上是直接的，因为这种直接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自发：在很大程度上，它由一个巨大的技术/社会/政治机器所制约、所构成；如果不是由这一机器所建构出来，也无论如何是由这一机器通过媒体来传播的”。〔42〕也就是说，印象并不完全是事件所原发的，也并非是与事件真正同步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制造出来的。

但即使如此，事件的印象毕竟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德里达对事件的印象与事件本身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印象’与产生印象的‘本身’相仿。即使所谓的‘本身’不能化简为印象。即使事件也因此不能化简为印象。事件由‘本身’(发生或者来临之事)和被所谓的‘本身’所发出、所留下、所制造的印象(同时既是自发的又是受控的)所构成。”〔43〕在此，德里达已经在作为‘历史’或者‘现实’的事件“本身”和对于事件的言说或者书写之间架起了桥梁：事件不能化简为事件的言说或者书写，但事件的言说或者书写无论如何也是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了解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主要是通过印象，其中包括媒体的影像和言辞，以及各个渠道、各种形式的言说和书写。在现场的直接目击者毕竟为数极少，而且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理解和记忆来再现事件。

德里达分析了911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对于美国霸权话语的冲击，使现有的话语体系受到颠覆，使911这一事件的印象中的言辞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在911所引发的言辞中，“反恐战争”是核心词之一。德里达对“反恐战争”进行了解构。在过去，所谓战争总是与“民族国家”有关：或是民族国家之间争夺领土的战争，或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独立战争；或是侵略，或是叛乱或者武装夺取政权。〔44〕而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起进攻，他们并非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土地上试图夺取政权，并非叛乱、并非侵略、并非解放；不再占领或者解放领土，建立民族国家。〔45〕敌人即恐怖或者恐怖分子与民族国家无关或者根本就没有民族国家——本·拉登便是此类。本·拉登和他的同伙，包括直接驾机撞击双子大楼和五角大楼的同伙，“并非是他者，我们作为‘西方人’所不再能理解的绝对他者……长期以来，他们往往是被西方世界以西方方式所招募、训练、甚至武装的；而西方世界本身在古代也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发明了‘恐怖’的概念、技术和‘政治’”。〔46〕所谓“恐怖分子”原来是西方的自家人，“恐怖”也是自家概念。由此可见，所谓战争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战争，所谓敌人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敌人，“反恐战争”因而很可能无法成立、无从谈起。德里达特别分析了三个形状和发音类似，而意义在此背景中相关的词：terra(地球)、terror(恐怖)、territory(领土)〔47〕—— 全球化(terra)淡化了领土(terri-tory)概念，也造就了没有领土的国际恐怖主义(terror)。

德里达解构了“反恐战争”中的战争概念，也反复解构“恐怖”慨念。在有关911的话语中，被广泛传播的只是狭义的恐怖概念，而广义的“恐怖”概念不仅包括“恐怖袭击”，也包括故意的或者不自觉的、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国家恐怖主义”〔48〕，即放任人民死亡，让人民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中，包括由于饥饿、艾滋病、缺乏医疗等的死亡。〔49〕同时，所谓“恐怖”，特别是心理上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媒体所制造出来并且全球化的；而在没有媒体的地方，往往杀害更多的人也不见得能制造出恐怖。〔50〕因此，在此背景下，德里达宁肯用“暴力”一词代替“战争”与“恐怖”这两个含混不清的概念。〔51〕

当然，在911这一“重大事件”中，恐怖的确无处不在。这一恐怖具有和事件一样的特性，即都来自未来。事件是未来对于我们的召唤，而911的恐怖则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更坏情况的心理反应——武器来自未来，威胁来自未来。未来可能会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的进攻〔52〕；甚至不需要任何武器，而只需要瘫痪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电脑网络，只需要纳米级的微程序控制逻辑的进攻，就可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发起进攻。〔53〕因此，911的创伤“由来自未来的恐怖所撕开”，并会一直保持撕开状态。〔54〕911这一重大事件与其他事件一样也来自未来，与未来密切相关，并等待着未来的另一事件来打断自己的等待。

在以上对于“反恐战争”概念的解构中，在911这一历史事件之外，德里达已经在言说或者书写一个另外的事件了。他在创造一个语言的、理论的、哲学的、解构的事件；这一事件与“历史”事件并不完全相同。这一事件接近于所谓“文学事件”，即含有虚构成分的事件，是通过言说或者写作而产生的。齐泽克在描述事件时，以三个哲学事件和三个精神分析学事件为例〔55〕；这些事件也主要都是言说的事件或者写作的事件。德里达认为，这些言说和书写的事件将会通向人文学科的未来或者未来的人文学科〔56〕——人文学科的教授或者信奉者或者践行者①教授(professor)一词源自动词profess，意为：1)教学；2)宣示信仰；3)从事职业。德里达用该词表达了以上三重意义。不断创作作品(oeuvre)，并通过作品带来事件，虽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带来事件。〔57〕未来的人文学科靠事件，事件将造就人文学科的未来。

那么什么是言说或者写作的事件呢？它们和其他事件一样，“意味着出乎意外、彻底暴露、毫无预期……不可以被预知、被计划，甚至不可以被决定”。〔58〕事件意味着突如其来，打破一切常规，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常规。“事件垂直地落到我们身上，事件总是例外，是对于规则的例外。如果有规则和规范，从而有标准来评价这个或那个，评价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那么就没有事件”。〔59〕事件是对于一切规则、规范、标准的例外，而这一例外具有独性，事件具有独性。

事件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可能的，那就不是事件了；但事件也是可能的，它处于不可能与可能之间。“我们说没有可能(im-possible)的事件，没有可能不只是不可能(impossible)，不只是可能的反面，而是可能的条件和机会”。〔60〕事件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因为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可以预先计划和安排，而事件是不可以预先计划和安排的。德里达举了发明的例子：“发明是事件……发明，如果是可能的，就并非发明……如果我可能发明我所发明的东西，如果我有能力发明我所发明的东西，那就意味着发明只是因循着我身上的一种潜能、一种能力，这因此而带不来新的东西。这不能构成事件。我有能力使之发生，因此所谓事件，即在此所发生之事，并未打断什么，因此并非绝对的出乎意外”。〔61〕由此可见，事件也关乎创新——创新是前所未有的，是超出主观能力的，是在不断努力之下突然降临的；它超出了个人的极限，而创新正是在不断挑战人类的极限。

事件(或者说事件的言说)是不可能的，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事件必须有独性，而言说事件的语言是可以被重复的，是不断被重复的，具有可重述性(iterability)，因而不具有独性。因此，在事件的独性面前，“言说保持或者应该保持缴械状态，被这一完全的不可能性彻底缴械，在他者的、作为他者的事件的始终独一无二、完全例外、不可预知的来临面前束手无措”。〔62〕在此，德里达将事件定义为他者(the other),而他者也是德里达晚期思想里的重要概念。结合他者概念，似乎更容易理解处于不可能性和可能性之间的事件：我们努力创造事件，但创造事件的媒介即语言具有可重述性而不具有独性；我们只有在创造事件的过程中等待他者的降临，他者的降临会打断我们的等待，带来事件。当然，有时他者并不会降临，事件也就不会来临。

结合德里达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对于叙事言语和做事言语之间分界的解构*德里达解构了J.L.Austin对于constative speech act和performative speech act的区分，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德里达对此的解构是他晚期思想的支柱之一。对于constative speech act和performative speech act，国内语言学界有数种不同的译法。本文作者从两者至关紧要的对应和意义的清晰度出发，选择了比较直白的译法：叙事言语活动和做事言语活动——“做事言语”对应J.L.Austin的“do things with words”。，以及事件最终对于两者的摆脱，似乎也有助于理解作为他者的事件。德里达认为，传统人文学科更注重知识，因而叙事言语活动更为重要。而未来的人文学科要通过作品来创造事件，因而做事言语活动更为重要。〔63〕然而，真正的事件却既需要叙事言语活动和做事言语活动，又要彻底摆脱上述两者。一方面，摆脱了叙事言语活动就是摆脱了对于知识的依赖，进入非知识的领域；而另一方面，“做事言语言说并创造它所言说的事件，但它同时也使事件中和，因为它通过‘我能’、‘我可以’等说法来维持对于事件的控制。而一个纯粹的事件，值得称为事件的事件，既打败了描述言语也打败了做事言语”。〔64〕纯粹的事件是摆脱了主体的主观控制的事件，是主体所不能随意带来的事件。结合德里达在言说事件的讲座中对于主办者的致意，似乎可以窥视到这一思想的影子。出于对于主办者的友谊，德里达说会在讲座里彻底展示自己(expose myself)——一旦暴露就会毫无防御，受人支配，而完全暴露是事件的属性之一；同时，讲座的题目由主办者所定，德里达是命题作文，其间有不少即兴发挥的成分。〔65〕这一切似乎解构了主讲者的主体性，他只是在回应主办者的召唤，也是在回应他者的召唤。德里达似乎将讲座做成了作品，带来了事件，作为他者的事件。

德里达关于事件的写作似乎也是在书写和创造事件，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叙事言语和做事言语的结合。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叙事言语是理论性的和知识性的，所以做事言语应该是非理论性的和非知识性的，因此是实践性的。他的写作风格也反映了他对事件的一些看法：他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论述散落在著述的不同地方或者不同的著述里；他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词语来重述(iterate)某些重要概念。这种打破主体的专断或者控制的手法、消解自我理性的手法，似乎都是在回应他者，或者等待他者的出现、等待事件的出现。

能让事情变成事件的，并非是所有的理论家，而只有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家。其实，日常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成为事件，只是寻常的事情一旦成为事件也就不再寻常了。德里达详细分析了很多常见的事情，例如爱、友谊、馈赠、宽恕、宽容、好客等等。不过，德里达让这些寻常的事情都变成了可能和不可能之间的不寻常事件——其实它们有的本来也不寻常，例如宽恕。德里达认为，宽恕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宽恕的只能是不可宽恕之人或事；对于可以宽恕之人或事，也就不需要宽恕了。如果我只是宽恕小的过错、不难宽恕之事，我就不是在宽恕；宽恕只能针对不可能宽恕之人和事。但“这种不可能性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这意味着必须做不可能之事。如果事件真的发生，那就是做了不可能之事。”〔66〕不过，即使做了不可能之事，我们还是不能说“进行了宽恕”或者“我宽恕了”；这样说是荒谬的、下流的〔67〕：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否有权宽恕，如何知道死难者(例如纳粹大屠杀的死难者和日本反人类暴行中的死难者)是否会同意宽恕？宽恕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各方面的极限，使我们只能等待着它和他者或者它作为他者的降临。

可以看出，宽恕这一事件在书写中已经拥有了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真正的事件具有真正的意义：历史意义、文学意义、哲学意义、文化意义、科学意义等等。

〔1〕Derrida，Jacques. Autoimmunity: Real and Symbolic Suicides — A Dialogue with Jacques Derrida〔M〕//Giovanna Borradori.PhilosophyinaTimeofTerror:DialogueswithJürgenHabermasandJacquesDerri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Badiou，Alain. With Fabien Tarby〔M〕//PhilosophyandtheEv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3〕Eagleton，Terry.TheEventofLiterature〔M〕.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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