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平等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2018-03-28赵万祥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赵万祥

(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20世纪前后，美国的知识组织形态尽管起源于欧洲，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其开始反哺欧洲。而被许多美国人当作美国精神象征的杜威，其知识组织形态的多维性奠定了其在学术秩序中的独特地位。在他看来，学校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生活功能的最主要的社会政治机构，理应成为检验理论的“实验室”，能将经济、政治和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平等的教育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道德要求的新公民，从而在民主的发展序列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基层民主的参与程度，最终确保民主最为广泛地实现。

一、杜威教育平等思想的形上性及科学依据

杜威教育平等思想的形成是以其哲学主张和心理学科学认识为理性基础的。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有别于德国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理论。在传统教育理论境遇下，知识思考乃是有闲阶层的特权，生产实践则沦落为只有奴隶、下等人才独享的职责。“自由人”成了非奴隶阶层的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并由这一目标衍生出所谓“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但是，在杜威所希冀的理想的民主社会里，专门技能(从事生产劳动)与慎思(从事理论思考)之间没有隔阂，它们始终处于互动过程之中。杜威认为，哲学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就是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平等的哲理根基

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凭借教育手段获得发展，这是杜威追求的教育目标。在他看来，教育既是个人的过程，又是社会的过程，其中都蕴涵着经验的改造——既包括个人的改造，也包括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改造。因而杜威认为，唯有通过教育的手段才能消除社会弊病，实现更好的社会理想。他反对将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智慧仅局限于优越的少数人，反对将控制别人行为的才能和权利仅赋予这些少数人，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为了消除人为的社会不平等，劳作应是构建个体与社会间最深刻的接触和沟通的途径。原因在于，杜威相信探索能力遍及每个人的天性之中。人的天性更多地靠后天的教育养成，而非天生的。每个人的探索能力贯穿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一切思考之中，每个人都拥有利用自身经验不断进行认识、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和能力。

再者，作为维护和发展民主的最重要手段，教育能使人们养成民主的生活方式。个人“只有在人性的诸要素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和男男女女为此而结成家族、商行、政府、教会和科学团体的诸事物时，人性方遂得其发展。”[1]对于理想的民主社会而言，平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才能，无论这些才能的范围是大是小。”[2]45-46理想的民主社会应保证独特个性的充分发展，使每个人获得充分发展以及为社会贡献其所能的机会。其原因在于，一个民主的政府如果不能确保选举人和受统治的人都受过教育，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不成功的。民主的政治形式“是以这样一个观念作为根据的：即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致无需乎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3]。因为不论在才智上还是在道德上，少数统治者并非全知全能，而且他们也存有常人的贪心，会在监督缺乏的条件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所以说，少数统治者也是不可信的。因此，社会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个人自由，人人平等。当然，这些教育平等价值诉求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人的能力平等尊重的积极信念。

(二)教育平等的心理学根据

事实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并不牢靠，主要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尚未进入“科学”阶段。赫尔巴特遵循的是主知主义的统觉论，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明了、联想、系统、方法”的教学过程理论，以便能够塑造出以伦理学为基础(或目标)的理想人格的道德品质。由于缺乏可靠的关于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知识基础，赫尔巴特所设计的种种教学行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他关于学习过程的理论基本上是猜测性的。赫尔巴特旗帜鲜明地表示，他的教育理论具有两个基础——伦理学、心理学。心理学是达到教育预定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伦理学则为教育过程的实施设定实现目标。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论无疑成了19世纪古典工具主义教育理论的高峰。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儿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以便其在未来的职业生活中找到体面的工作，过上那些未曾接受过教育的“愚民”所无法想象的完满生活。因而，教育过程实际是一种技术过程。在此过程中，课堂好比制造产品的车间、作坊。为了达到对课堂这一空间的技术控制，教师通过对自身行为方式的技术设计来实现对学生活动的控制。于是，学生的行为实际上遭受到双重控制：一方面是知识的控制，另一方面是教师的控制。与此相应，教师也受到了教学法专家的控制。这些都是工具主义教育理论的整体意向的最直白表达。

尽管工具主义教育思维的逻辑如此严密有力，但它的对立面仍在顽强地生长。随着教育“技术”工具理性走向高潮，一种反技术、反目的的思维方式随之形成强大的对抗力量，几乎将教育工具主义思想横扫出局。于是，一种凸显过程的思维方式得以产生并快速发展。在杜威看来，世界是不断向前滚动的“经验”。这些东西不是实体，而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运动过程。当杜威说“教育即生活，绝非儿童未来生活的准备”时，它就宣告了一个工具主义教育逻辑所不能容纳的新的教育理论的诞生。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教育拥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工具价值的新意义即生活。基于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心理的社会适应功能，杜威将教育活动(或生活)中的教育事实还原为心理事实，运用心理学方法来观照教育事实。他认为，只要合理地设计教育过程，教育便能使他的理想价值得以实现。这里隐含着一个伦理表达，其目的在于把儿童从工具主义教育机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人的尊严与价值。例如，他说儿童具有四种先天倾向，儿童学习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兴趣，儿童学习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解决的过程等等，并由此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行为方式(或教育过程)。这种全新的教育行为方式不仅立足于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心理学事实基础，而且深深扎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杜威从社会性质与个人心理性质关系的角度论述“教育过程”的本质，使人们认识到“教育过程”的社会性质，并由此找到为教育平等价值辩护的支点。

作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机能主义心理学为杜威教育平等思想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教育假设。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心理学主要研究意识经验的机能和功用，有别于构造主义心理学研究意识的内容和结构的主张，重视心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等。面对教育过程，工具主义理论思维的模式是“教与学之间的对应性”，即以心理学为基础来设计教的行为，这是技艺上的研究。杜威认为，仅仅以心理学为基础来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它们是平行并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4]杜威在肯定教育过程的心理学性质的同时，又提升到社会学层面上来认识教育过程。教育过程实质上具有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社会性质，进而为教育的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辩护的出发点，而教育研究必须以探索这种社会意义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当然，对教育过程的社会意义探讨并非严格的社会学研究，而是一种价值研究，即将重新界定教育过程的社会性视作改造教育的价值起点。人的经验或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形成于共同的经验交流。在经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参与到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务当中，对更加多样的刺激作出反应，从而使个人行动更有意义和方向，个人的能力由此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唯有教育能使青年理解社会势力的运动和方向，以及认清社会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能运用的资源的时候，它才能真正担起民主社会构建的重任。在杜威那里，“人取代神或者‘绝对’成为生活世界的中心。”[5]人生可以依凭教育而发生改变。

二、教育平等诉求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蕴涵

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财富得到成倍增长，这是杜威生活时代的典型特征。美国已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首先引人注意的那个笼罩一切、甚至支配一切的变化是工业上的变化”[6]，但是工业革命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和平、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生活。“与普遍的和平相反，发生了两次世界范围的战争，其规范和破坏性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与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普遍持续的增长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强大的极权国家的增长，其对信仰和表述自由的极力扼制超过了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7]这是杜威所面对的宏观国际政治生态。作为社会制度重要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依然存在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诸多歧视，集中体现在新旧教育目标的鲜明对比上。沿袭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原则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即凸显古典课程学习与道德教育的精英教育模式，教育目的仍着眼于为教会培养“教会人士”、为文法学校培养教师、为社会管理工作培养担任行政官员的有学识的绅士，以确保被各类社会精英控制的分层社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所以说，种族分离和种族差别对待是美国社会中习以为常的社会行为评判标准。在教育领域则集中体现为组间教育权利的差异，即在美国公立教育中根据种族将受教育者分为不同组别，实行种族组间教育权利差别政策，使不同种族受教育者得到不同的教育待遇。

(一)平等的现实窘境

与近代工业制度精神相吻合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其实质概念是理性与个人才能。其中，理性是构建完善社会制度的基石。与暴力、奴役、贪利等非理性因素导致社会组织无序化、不公正结果相反，理性通过对非理性因素的有效抑制以及对个体自由行动权利的保障，以一种完善的组织方式来构建社会制度。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就是对人类的各种非理性恶欲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是一种缓解，个人才能由此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个人不会因为其血缘出身、所承袭的社会地位而比其他人得到优先的发展机会，而是凭借实际才能来获取相应的社会报酬。总之，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反观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作为西方社会政治图谱的核心内容——平等原则不会因为经济结构的剧烈改变而发生太大的转变。循着平等主体的角度理解，人们可以看到个人平等、组内平等和组间平等。[8]倘若审视美国平等原则的发展历程，相对于个人平等、组内平等，组间平等恰好是美国社会和教育领域所匮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它们孜孜以求的平等目标。在教育领域，“机会均等”这一概念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科尔曼对此有深刻的理论阐述，他认为第一阶段的教育机会均等主要表述为所有儿童必须在同样的学校学习同样的课程。19世纪，这一思想才得以形成，它的具体实现主要是通过公立免费的学校来加以保障的，如普通、义务的教育形式。第二阶段的教育机会均等基于不同的儿童将来拥有不同的职业前景，倡导针对不同类型的儿童提供不同的课程。比如英国早期的双轨制以及11岁考试制度。第三阶段的教育机会均等主张除了学生全部进入同样的学校这种形式表征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效果。如学校之间的效益差别很大，那么机会之间仍是不均等的。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合法的种族隔离必定产生机会不均等的判决就是机会不均等的重要表现。第四阶段的教育机会均等意味着无论儿童进入学校之前存在怎样的差异，也不论学校在资源投入方面如何，学校都应消除个人学业成绩上的差异，以达到结果上的均等。[9]杜威的教育平等思想是对上述三个阶段教育平等现实的理论概括，而实现组间平等是杜威教育平等诉求的未竟使命，也是杜威教育平等理想的自然延续。因为，杜威的教育平等努力并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将教育平等的实现与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紧密结合起来，试图为教育平等的实现提供更为广泛的思想依据。事实上，杜威所处的时代境遇正处在急剧过渡之中。尤为严峻的是，工业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广泛而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工业专业化的发展和城市中心的扩展破坏了人们的集体感，并使人与人之间相互疏远。”[10]也许“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符合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精神特质，只是早期资本主义伦理要求的阶段性体现。

随着各种垄断性资本组织凌驾于个人之上，以及庞大的官僚制度对自由竞争产生反向压力，“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愈加显得不合时宜。人们开始对“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所立足的“个人才能”假设进行更深刻的分析，挖掘这种才能得以形成的种种因素，包括教育这一重要因素。这意味着，自由竞争尽管使每个人在进入经济活动之前在起点上保持了平等，但受天赋、家庭、教育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起点实则是不平等的。于是，新的自由主义者开始转向对起点平等问题的探索。面对大量因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畸形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杜威亦试图为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政治和教育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张蓝图。其中，考察、研究和解决社会民主政治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对教育问题的考察和教育改革来实现的，杜威创立并领导的“实验学校”是其“检验和显示理论工作在实际情况中的结果”的主要工具。于是，对教育的政治目的性诉求成了实现教育理想现实化的正确选择或途径。

(二)平等理想的实现蕴涵

杜威生活的时代特征是，种族分离原则和现象(换言之，即“分离而平等”的宪法原则)不仅弥漫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得到美国宪法的确认。不同的种族使用不同的餐厅、车厢、剧院、汽车座位等一切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恪守各自的传统和习惯，并且享有平等的公民资格。但是，这种“平等”建立在种族分离的基础之上，现实中的不同种族仍然深受各种差别对待之苦。因此，杜威教育平等思想实质是在屏蔽种族“分离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教育普遍共享诉求的一种表达。

在杜威看来，要实现普遍教育平等权利，必须在两个方面作出社会性调整。一方面是提升国民的公民意识，另一方面是共同体成员能力的全面发展。平等的概念是与贵族政治的概念相反的，它尊重每个人并积极地征询其意见，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它确保每个人的需要和欲望都有机会被记录下来，并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杜威来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它的各种制度的组织表明对一切人平等相待，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发展，自由选择和周围社会结构中他们同胞的生活方式一致的生活方式。”[11]381-382在理想的民主社会里，“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乃是教育平等的最高理想，公民理应公平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在公共事业中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杜威政治哲学的基本结构是个人、公众和共同体(或社会)构成了一个彼此相互作用的有机整合”[12]。20世纪初期，杜威就曾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大力倡导平民教育，他说：“因为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之教育不可”。“夫平民教育者，公共之教育也，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者也”[13]。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反思思维习惯，发展它们群体交往的能力，比如说理、辩论、协商与妥协等。教育能够促进个人的成长，成为个人能力解放的工具，进而促进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个人能力的解放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否则，教育中民主主义标准就不能彻底地应用”[11]105。

当然，教育平等的关键是保证机会和过程的平等。而要实现机会和过程的平等，归根结底要依靠教育和传播两条途径来实现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合理分享。处在任何一个充满美好生活追求的民主社会之中，民主都是一种值得不懈追求的终极理想。“普遍的选举权、重复的选举、在政治上当权的人们对投票者负责以及民主政府的其他因素，这些都是我们所曾发现的实现以民主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和最后的价值”[2]44。民主是一种实现真正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它可以确保社会成员共同参与事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个体在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社会又给个体特殊才能的发展提供机会。如果将民主的方法推移到教育领域，那么教育领域的民主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无论是教学还是个体学习，都应以科学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为基本参照。个体按照科学方法学习和掌握实践领域的新知识，以在竞争中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新教育的目的在于满足学生从事各种职业的新的社会发展需求。

所以说，平等总是相对于一个具体社会制度而言的，它的实现方式受制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但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将民主的目标作为努力的方向，那么自治、协商总会成为人们的平等诉求价值。因此，杜威希望通过实行平等的教育，使民主的科学思维方式得以实现平等的分配，并将这种科学思维方式运用于各种决策过程之中，无论是在社会群体中、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其他地方。换言之，民主的科学的方法就是运用协商、说服、交流、理智协作的方法，而教育是将这些科学方法植入人心的首要工具。通过民主的教育，最终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共享和个体之间及集体之间的自由无障碍交流。杜威主张以合作和智慧的方法逐步代替暴力冲突的方法。其实，教育作为构建民主社会的首要的最审慎的工具，能被平等地分配和提供给每个人，让其自由地思考、观察、判断与选择。因而杜威肯定地说：“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为学校是造成新社会的、去掉旧弊向新的方面发展的、且含有不曾发现的能力预备儿童替社会做事的一大工具。”[14]但是，杜威的民主理想又是有局限性的，它无法从更现实的层面上提供消除美国社会中种族组间平等障碍的方法。

三、杜威教育平等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杜威的政治视阈中，民主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因为对他而言，为了最终能够建构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必须创造出一种社会批判的新工具和社会变革的新方法，而智力、科学和教育，再加上道德信念和合作的努力，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学、民主与教育应是三位一体的事情，甚或合而为一。因此，在一个物质富裕且文化发展机会平等的时代，民主观念自然会有很大的转变。[15]杜威认为，对教育可以进行深思熟虑的设计，使其成为一个个人和社会实现民主理想的最根本方法，从而推动自由和民主的更好发展。这些思想无疑对推进现代教育活动有深刻启示。

一是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使每一个公民的成长发展得到保障。二元分裂是现代世界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自然与人文、教化与政治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二元分裂。世界是分裂的，人本身也是分裂的：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人的能力同样是分裂的：判断力与想象力、理论与实践。人的生活也是分裂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教育能够通过有步骤的培养使人的生活更加快乐，从而积极创建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毫无例外地给予全体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平等待遇，是儿童能在未来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反之，创建自由的社会会成为不可思议的幻想。

二是民主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德性和智识水平的提升。为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在“化育个体”与“改造社会”双重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人权，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所拥有的并且应该获得严格保障的权利。“适合的教育是公民更为理性地践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先决条件，教育是个人尊严和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教育本身可以被作为目的，也可以被作为其他福利权的手段。”[16]为了实现个人的最基本发展，受教育权意味着公民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如享有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权和升学机会权)和接受教育的各种必备条件(如教室、教师、图书资料和体育设施等基本的师资条件以及各种奖助学金)。个人只有接受过适宜的教育，其潜能才可以被发掘出来，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尤其是对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接受教育才能真正摆脱当前的贫困处境。

三是杜威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主的社会。杜威最终将教育的价值终点确立在“民主主义”之上。在他看来，民主的生活方式乃是最高级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因而教育生活的重构应以民主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当然，民主亦非一次性成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专制或独裁相对相生。如果缺少专制或者独裁的比照，那么具有政治含义的民主——主要包括民主选举、罢免政府官员，机关首长有任期期限，政府保证公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民主制度形式——也就不可能存在。民主是一种政体形式，其核心在于“主权在民”，它将公民界定为国家和社会的组成者，不仅强调“公民乃国家之公民”，而且强调“国家乃公民之国家”，承认并保障公民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地位。只有在稳定有序的民主社会中，实现平等的教育才成为可能，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

四、结语

在种族间区别对待的境遇下，凸显民主价值与开放成了杜威推进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通过平等教育推进个体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进步，从而维持和哺育新的生活方式，并推动美国民主共和社会发展。但是，就杜威生存的时代背景而言，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依然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争取组间平等不仅是教育平等发展的新的阶段性内容，也是杜威教育平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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