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嘉

(长春师范大学《昭明文选》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32)

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陶渊明私谥靖节，故又称陶靖节。

有的人称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是误解。其《五柳先生传》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1]误解来自于下文：“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确实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所以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实录”之中，唯“自号五柳先生”须排除在外，因为“自况”不等于“自号”。“自号”者，五柳先生也。陶渊明从未“自号”五柳先生，他的其他诗文中也没有“宅边有五柳树”的记载。另外，《五柳先生传》最后是“赞曰”，在那个时代，是不允许给自己写“赞”的，今日亦如此。《五柳先生传》作为陶渊明生活的“实录”，自我欣赏可也，但也只能借“赞”五柳先生以“自况”自诩，而不可直接“赞”自己。这正是他的高明处。正因为是“实录”，所以成为我们了解陶渊明的好材料。

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国内几乎无人不知。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诗人，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在朝鲜、日本，陶渊明的影响非常深远和持久，被当作偶像崇拜。日本学者或认为他是中国第四位诗人；或认为“渊明第一，李杜第二，韩白第三，东坡在三四之间”。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受欢迎的中国诗人，除李白和《诗经》作者外，就数陶渊明和白居易了。在法国，罗曼·罗兰说：“精美的《陶潜诗选》……我发觉中国的心灵和法国两派心灵中之一(那拉丁法国的)许多酷肖之点。这简直使我不能不相信或种人类学上的元素底神秘的血统关系——亚洲没有一个别的民族和我们底民族显出这样的姻戚关系的。”20世纪法国最伟大诗人保尔·瓦雷里称陶渊明是“中国的维琪尔和拉方丹”。[2]罗曼·罗兰竟然从“种人类学上”看出了中华民族与法国民族的“姻戚关系”，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基因相近。这不仅颠覆了中国古人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这是我们可以接受外国文化，外国人也可以接受中国文化的原因，也是瓦雷里把陶渊明比作古罗马诗人维琪尔和法国诗人拉方丹的原因。至于当代国外对陶渊明的接受，笔者孤陋寡闻，尚希陶渊明研究专家介绍。

萧统是陶渊明的先知先觉者。以上这些引述的高度评价都来源于萧统，是对萧统评价的解读，可见萧统的世界性影响。对此，我们应给予更多的注意。我们一直关注《文选》的世界影响，但对萧统编《陶渊明集》所产生的世界影响认识不足。陶渊明的诗文“独超众类”，“莫与之京”，但这评价的源头是萧统。如果没有萧统编《陶渊明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陶渊明的认识不知要拖后多少年。

我们说萧统是陶渊明的先知先觉者，因为萧统不仅超越前人，而且后来者也没有全面认识到萧统评价的真正含意。陶渊明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诗人颜延之在陶渊明死后撰《陶徵士诔》(《文选》卷五十七)，高度赞扬了陶渊明的人生道路和崇高的品格，但对其诗文只有一句话：“文取指达。”“指达”者，意思表达清楚了，别的就谈不上了，评价是很低的。同为梁代而死于萧统之前的钟嵘曾作《诗品》，陶渊明被列为中品。《诗品》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所谓“省净”，即简洁明净，没有繁冗多余的话。“长语”者，啰啰嗦嗦之语也。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做到“文体省净”就很不错了，但对陶渊明，这个评价就很低了。在此基础上，钟嵘又以“婉惬”评价陶渊明的诗文，即陶诗表达之兴致不都是那么直白，也有委婉表达的诗文，可算是进了一步。钟嵘最后总结的评价说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是当时人和后来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能称为“宗”，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也是钟嵘将陶渊明列为中品的最主要根据。但这个评价并不正确，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之宗，而非隐逸诗人之宗，这才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最大贡献。钟嵘的评价影响了很长时间，至唐，对陶渊明的认识才逐渐改变，至宋而达到极点。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他针对朱光潜说陶渊明“浑身静穆”之说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连带而及，只言片语，没有展开，特别是没有涉及陶诗的语言,所以仍有错误的理解存在，没有达到萧统的认识高度。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回过头看《陶渊明集序》，就会发现萧统确实是陶渊明之先知先觉者。萧统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对这句话，可以结合《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实录”来理解。陶渊明“性嗜酒”，但“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道这种情况，有时备好了酒请他去，“期在必醉”。陶“常著文章自娱”，不是给别人看的,萧统用的“自娱”就来自《饮酒》。宋代陈模《怀古录》说：“盖陶渊明人品素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耳，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也。”这个“妙”，出于他高度的文化和语言修养，看似“自然”不经意，实际上又是经意的。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所以才“辞采精拔”。他的诗“篇篇有酒”，但“意不在酒”，而是借酒之“迹”寄托其“意”。这“迹”表达的“意”有二,一是文章：“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二是贞志：“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这里的“苦节”之“苦”并非痛苦、悲伤，而是快意，即愉快地坚守他的节操。《方言》卷二：“苦，快也。”郭璞注：“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故训义之反覆用之是也。”这是我们理解陶渊明退隐生活的一个关键之处。不这样理解，就与“安道”矛盾。这在其诗文中有大量的反映。萧统称陶渊明是“大贤”，不仅是对其人格的赞扬，而且是对其人生道路和诗文的肯定。

这个评价有三点应注意：第一，“旷”，心胸旷达。为什么他能“旷”？他充分了解并身体力行“道”的真谛，所以才能够“与道污隆”。如“道隆”，能实现为国为民理想之时，就为官；“道污”之时，就归隐：皆是“安”于“道”。陶渊明以诗文之“寄酒”来显现他之“迹”，表达的是“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之“道”。暂时“忘怀得失”者多矣，“以此自终”者有几何？这与亦“嗜酒”的阮籍比较就更能突显出来。阮籍充满矛盾和痛苦，是借酒浇愁。而陶渊明诗文中之酒表达的是闲适愉快之情、安贫乐道之意，不是像有人说的充满矛盾和痛苦。我们不否认他有矛盾痛苦，特别是在他仕与隐中挣扎的十几年里。他隐退之后也为儿子担心，说：“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但很快就想开了，放下了：“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与子俨等疏》)《后汉书·逸民传》：“王霸字儒仲……隐居守志，茅屋蓬户。”后来看到朋友子伯的儿子“车马服从，雍容如也”，感到对不起儿子。其妻对他说：“‘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后汉书·烈女传》)退隐后，陶渊明也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之后则是心安理得的、快乐的，否则他赞美农耕、咏叹贫士就不可理解了。越到后来，他就越想得开，有其诗文为证：陶渊明的绝笔《自祭文》把存于世间看作寄于“逆旅之馆”，死亡是“归于本宅”，体现了典型的道家思想。在回忆“自余为人”时，虽然“逢运之贫，箪瓢屡罄”，但“含欢谷汲，引歌负薪”，辛苦的劳动中充满了“欢”“歌”；“勤靡馀劳”，辛勤劳作，不遗馀力，而“心有常闲”。他是“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为什么成了“乐天”派？因为他认识到这就是他的“分”，也就是安贫乐道。对死亡到来的态度是：“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他临死之时(过了两个月，陶渊明就死了)，依然肯定自己的“肥遁”即隐居的生活，而没有任何遗“恨”。应指出的是，他不是到了死期才想得开，而是早就想开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哪里充满痛苦和悲哀？能像陶渊明这样过着勤苦的躬耕生活并以为乐、看穿死亡的人，能有几个？《饮酒二十首序》说：“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饮酒》二十首其一：“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其七：“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九：“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其十四：“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顾影独尽”之时，是“日夕欢相持”。聚饮之时，是“共欢此饮”，“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气氛祥和，其乐融融。酒中之“深味”即“道”，也就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遗世情”。而这种“遗世情”的“味”，“故人”“父老”是不了解的，因为它“深”；但陶渊明与他们相处融洽，因为他们善良纯朴，没有官场中人的机心。从此我们亦可知萧统之“篇篇有酒，意不在酒”的“深味”。另外可注意，这个“道”，既有儒家之道，还有道家之道和道教之道。儒家之道就是上文说的“与道污隆”。其次是道家之道。道家，特别是庄子，重视生命，重视精神自由。再次是道教之道。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指出，陶氏家族“属于溪族”，“家世信仰为天师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1]。“内道”指天师道，绝俗养生，求长生不老。陶渊明不求长生，对死亡看得很开，活时为自己写自祭诗文，又说：“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但他也希望能多活一些年岁，所以采菊花泡酒。其《九日闲居》序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服菊可以延年益寿，南山是寿考的象征。《读山海经》十三之四：“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山海经》、《穆天子传》是道家秘籍。天师道重养生，陶渊明退隐与此是有关系的。

第二，“真”。萧统特别看重陶渊明的“真”。“真”表达了陶渊明的真性情，表现在其诗文的方方面面，是生活、性情的真实记录。用萧统的话来说就是“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元代陈绎曾《诗谱》这样评价陶渊明：“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差缓耳。至其工夫精密，天然无斧凿，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下面以陶渊明的诗对萧统的评价稍作诠释。其一，“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除了在诗中一再表达的“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十二首之八)之外，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过《桃花源记》中的生活，其诗云：“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其二，“语时事则指而可想”。其最突出者是《感士不遇赋》。他直接指出，晋宋换代之际，是一个“大伪斯兴”的时代，“雷同毁异，物恶其上”，与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相类。其三，“不以躬耕为耻”。陶诗曰：“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愿无违”，道出他“不以躬耕为耻”的根本原因。其四，“不以无财为病”。陶诗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一个做过官的士人为了“愿无违”，竟然到了“乞食”的地步，如果他“以为耻”，能这样坦白吗？这就是他的“真”。与之可以相比的大概是杜甫了。杜甫偶尔也参加劳动：“老夫自汲涧”(《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细雨荷锄立”(《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杜甫也经历过“饥藉家家米”(《秋日荆南述怀》)的生活,但比起陶渊明完全过农耕生活相差很多，杜甫毕竟不是隐士。陶渊明“安道苦节”，绝不随波逐流，在于他“安道”，且“任真自得”。《乞食》的下文就是具体表现：“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表达的是乡村父老的关怀之情、邻里助人为乐的纯朴之风。陶渊明深切体会到了与官场不同的温暖。于是他“言咏遂赋诗”，赋的是“情欣新知欢”，这与他“误落尘网中”的十三年、如“羁鸟”一样的不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因脱离“樊笼”“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而快乐，这就是陶渊明！与假隐士相比，更能突显陶渊明的崇高。《文选》有《北山移文》，讽刺了以隐居为求官手段的一类人。与陶渊明对比，自可见萧统高度评价这个“真”的意义。

第三，“文”。萧统评价陶渊明的诗文“独超众类”有四：一是“辞采精拔”，二是“跌宕昭彰”。“精拔”者，“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谓也，并非只有“质”。“跌宕”，即思想感情的表达不仅跌宕起伏，并不“直”，而且“昭彰”。三是“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陶之诗文有的看似“素波”，却“傍流”，即“横”溢出河岸。四是“干青云而直上。”“干”者，冲也。陶渊明的豪情直冲云霄，如《咏荆轲》。这都是前人没有发现而惟有萧统发现的，就连极崇拜陶渊明的苏轼所评价的“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也没有达到萧统的高度。表面上看，陶之诗文波涛不惊，但其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现出的感情暗涛汹涌，“横素波而傍流”。他的诗文还有另一面，就是感情奔放、金刚怒目者，如惊涛骇浪；也有缠绵悱恻、细致入微者，如濛濛细雨，润物无声。用萧统的话就是“跌宕昭彰”。萧统不认为他语言“质直”，而是“辞采精拔，独超众类”，这是以陶渊明的全部诗文为根据的。惟萧统准确把握了陶渊明的语言特点，所以萧统也“独超众类”。下面，以一首诗印证萧统的评价。陶诗曰：

畴昔居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在某些人看来，这首诗自然、平淡，但笔者不赞同以“平淡”来概括陶诗。如果我们仔细品读、深入体会，就会发现它自然却不平淡，实在是“辞采精拔”“跌宕昭彰”。首三句叙述从“上京”(上京指何处，有争论，不管它)返回浔阳南村，确为平铺直叙。但写这类事物的诗多如此，陶潜不例外。接着就起波澜了：“恻怆多所悲”，这与《归去来辞》之“载欣载奔”迥然不同。六年之间变化太大了！他仍惦念“旧居”的父老们，前去探望。田间的小路虽然依旧，但“邑屋或时非”。常言道“物是人非”，而家乡竟然“邑屋”亦非、破败不堪了！他怀着“恻怆”的心情，“履历周故居”。“周”者，遍也。他走遍了“旧居”，见人就打听“邻老”的情况。问一个，不在了；又问一个，也不在了……“罕复遗”。一个“罕”字，写尽了受到战乱影响的“邻老”的悲惨命运！杜甫说“七十古来稀”，陶渊明写的“邻老”也就是50岁左右的人。根据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后句有“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礼记·王制》说：“五十始衰”。朱自清认为此句是常恐活不到50岁之意。陶渊明41岁辞彭泽令归田，他所说的“邻老”应该是与他年龄相仿或稍年长的人。即使在古代，这个年龄的人也不应该“罕复遗”，竟“罕复遗”了！由此可以推想，这“罕复遗”的子孙生活的艰难状况。但陶渊明既没写“罕复遗”的原因，也没有写他们子孙的艰难，而这些已包含其中了。这就是“辞采精拔”，也就是说文章含金量是很高的。当时陶渊明心情如何呢？问一个人惊一次，再问一个人又惊一次。他的脚步是沉重的——“步步寻往迹”，这“步步”不仅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慢地走，而且是一步一惊、一步一痛！他心痛，想离开这“多所悲”之旧居，却迈不动脚步：“有处特依依。”为什么有的地方他特别“依依”呢？他“依依”什么呢？一定是想起了与邻老友善相处的往事，很可能包括上文提及的陶渊明没有酒喝的时候，招他去的“亲旧”当中的“旧”。往事一言难尽，他的感情也一言难尽，一切在不言中。他“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由邻老的命运想到了自己，也会像邻老一样不久于人世吧！感情的表达一次次地加深，沉重到极点，忽然来了一个大转折：“拨置且默念，一觞聊可挥！”放开这些“多所悲”之事，想它也无用，不想他了！还是喝酒吧！真能“一觞聊可挥”吗？非也。这是陶渊明回南村后写的，说明他忘不了，也正是萧统说的“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上述的简单分析可以印证萧统的评价探究到了陶渊明诗文特点的底蕴，不仅语言“辞采精拔”，而且感情“跌宕昭彰”。但其“昭彰”不是粗粗一扫描就可以看出来的，就像一台X光机，有的医生能看出病灶，有的看不出来一样。萧统看出来了。

此诗也是“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一个例证。此诗之“语时事”不像《感士不遇赋》那样直接排斥，充满了愤怒。这首《归旧居》通过邻老的遭遇反映社会动乱给农村造成的灾难，更感性，这使我们想起了王粲的《七哀诗》和杜甫的《石壕吏》，在悲伤、同情中隐隐地透露着愤怒。有的人说陶渊明的田园诗美化了农村的生活，掩盖了社会矛盾。有人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却是陶渊明以农村的和谐生活来反衬东晋社会的黑暗，不免牵强。陶渊明的田园诗题材很广泛，是一个多面体、多棱镜，从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了农村丰富多彩又艰难困苦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独一无二。不能抓住一点而否定其余，这只要与后来亦称为田园诗人的范成大、储光羲的诗比较，就看得更清楚。

还应指出的是，陶渊明对躬耕意义的认识超越了孔子。《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儒家一直轻视“躬耕”之人，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陶渊明不这么看。在《劝农》一诗中，他把躬耕者视为“哲人”：“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植。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后稷为什么称后稷？后者，君主也。稷代表农作物，他教周人播种百谷，可以丰衣足食，故被称“后”。之前，舜、禹也都躬耕、稼穑。之后，陶渊明又指出：“冀缺(春秋晋人)携俪(妇)，沮溺(长沮、桀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对素餐之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后，陶渊明针对孔子之论指出：“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仲舒)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陶渊明不否定“道德”“琴书”，但是如果超然脱世俗之外，效法高贤大哲，怎么敢不对躬耕之人“敛衽”相待！怎么敢不对他们完美的德行赞美有加呢！敢对孔子进行批评，对躬耕之人大加颂扬，这就是陶渊明！这就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陶渊明的伟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躬耕者。与其他诗人不同，陶渊明是田野劳动的参与者，亲自体会到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更加认识到粮食来之不易和“八政始食”的道理。李坤也知道“粒粒皆辛苦”，但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悯农”。陶渊明不是旁观之悯农者，而是躬耕者，对农民劳动的赞美者。他既赞美农民，也赞美自己。他不是农民的代言人，因为他就是农民，一位农民诗人，因此才能批评孔子。当时，惟萧统识之。我们不要忘记的是，萧统是个太子啊！

那么，这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太子萧统为什么能这么深刻而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一点，即萧统晚年的经历。初看起来，他们的经历完全不同，实际上不同而又有同。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挣扎了十多年，最后因彻底对晋朝失望而归隐。萧统由一个稳坐太子之位的储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危机，这就不得不提到他母亲的死。母死，萧统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梁书》本传)。萧衍、萧统都是天师道即五斗米道信徒。一个五斗米道的风水先生说萧统母亲的墓地不利于太子，统遂听信而在墓地埋了一个蜡鹅以厌伏,不成想引发了一场八级地震！小人向武帝进谗言，说这于皇帝不利。萧衍大怒：你这逆子贼臣！从小就把你立为太子，你竟敢用此恶毒手段咒我早死！“将穷其事”，即废太子。萧统至孝，对父皇极为恭顺，没成想父亲竟这样看自己！他百口莫辩。最后，虽未“穷其事”，但“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南史》本传)。“惭”者，对不起母亲，恨自己听了风水先生的话。“慨”者，深感谗言之可恶，体悟到政治权力的可怕，它是不讲道理、不顾父子之情的！这种打击之重如晴天霹雳，震得五内俱裂，这个落差之大如同霄壤，陶渊明在官场遭受的打击与此不可比拟。所以萧统尚在盛年就抑郁而终。为陶渊明编集子之前，萧统就对隐士有了一定的认识，此外他又是佛教徒，两种思想互相融合，遂在《钟山解讲诗》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非曰乐逸游，意欲识淇颍。”“淇颍”此处指高僧，却用了一个典故：许由是上古传说中的隐逸君子。相传尧晚年想让位于许由，许由坚辞不受，逃到箕山躬耕而食。后尧又请他当九州长，许由不屑，去颍水洗耳。萧统之母丁贵嫔死于普通七年(526)，八年，《陶渊明集》编成。所以《集序》中才有这样的话：“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萧统才能深刻理解陶渊明的隐居。另外，萧统也是天师道信徒，对陶渊明的重生延寿也都能理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陶渊明的性格，萧统比他人有更深度之理解，这点将另文论述。综合上述，萧统是伟大陶渊明的先知先觉者。

[参考文献]

[1]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316.

[2]张中.陶渊明在国外[J].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3).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出版社，20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