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者考

2018-03-28马朝阳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在传统文选学基础上，现代文选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与清水凯夫先生提出了“新文选学”，游志诚、许逸民先生等学者相继论述了新文选学的内容。许逸民先生在《“新文选学”界说》一文中，将新文选学总结为“八学”：第一，文选注释学；第二，文选校勘学；第三，文选评论学；第四，文选索引学；第五，文选版本学；第六，文选文献学；第七，文选编纂学；第八，文选文艺学。其中“文选编纂学”涉及《文选》成书的诸多问题，被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称为“《文选》的真相”。许逸民认为这一领域为“近十年来的热点”：“编纂学研究的起点应是探明《文选》编纂时的真相，如成于众手问题、实际主持人问题、成书时间问题、编纂目的问题等。其次，要弄清编纂体例，如编者文学观问题、选录标准问题、所选作品之间的内在规律问题等。这些文体的解决恐非易事，因史料匮乏，人言人殊在所不免。第三，《文选》对后世编选总集的影响，也是编纂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从骆鸿凯的《文选学著录》中所开列的‘补遗广续文之属’，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文选》一书的强大冲击力。”[1]以《文选》的编者问题为出发点，能够探究《文选》反映了何者的文评观念，从而促进对《文选》成书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关于《文选》编者的三派意见

对于《文选》的编者问题，学界有三种意见。其一是传统观点：萧统主编，萧统的学士加以辅助。这一观点受到历代学者的支持。其二是萧统挂名，刘孝绰主编。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为日本清水凯夫先生。其三，萧统独编说。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为力之先生。

(一)传统观点：萧统主编，学士协助

根据《梁书》《南史》等史书记载，《文选》主编者确为萧统。又根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玉海》等书记载，萧统的学士对编撰工作加以协助。对其辅助之人，学界有不同意见，有昭明太子十学士、高斋学士、文选楼学士、刘孝绰及何逊等说法。这一观点有历代文献记载，也符合萧统“爱好文学”、广招学士的史实，所以，“萧统主编说”作为流传千年的传统观点，受到历代学者的广泛认同。在现代文选学研究中，清水凯夫、力之先生对此观点进行了质疑，进而提出了“萧统挂名说”与“萧统独编说”。

(二)萧统挂名说

清水凯夫先生认为，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而萧统只是挂名。他提出了几点例证：其一，学术研究不能被“定评”限制。根据史书记载，萧统编纂《文选》三十卷，历代学者皆延续此说。但古代有一惯例：古代帝王对下属下达编辑的命令，下属承担编辑任务，帝王并无实际工作，最后署上帝王的名字，或帝王只是书写序文。所以根据史书的记载认定《文选》的主编为萧统，并不可信。又根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玉海》对刘孝绰的记载，《文选》的编撰是以刘孝绰为中心的。其二，对《文选》文本的解读，要结合史实，参照时代大背景。如《广绝交论》是刘孝绰为报复到洽而选入《文选》；《刘先生夫人墓志》是刘孝绰为恢复父亲先师刘瓛及其夫人名誉而选，等等。这些《文选》中的文本都是“刘孝绰中心说”的有力证据。其三，萧统与刘孝绰的文学批评观念存在一定差异。最有力的证据是，萧统在《陶渊明文集序》中批评陶渊明的《闲情赋》是“白璧微瑕”，却在《文选》中选录风格相近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等以“情”为主题的篇章，不符合萧统“兼文质，而无伤风教”的选篇标准。这种作品选择方面的互相矛盾，只能用刘孝绰为《文选》的主编来进行解释。其四，《文选》选录了相当数量的“永明体”风格的诗文，这是由于刘孝绰崇尚“永明体”。这一文学理论是由沈约、任昉、范云、谢朓、王融、刘孝绰的父亲刘绘为中心的共同理论。刘孝绰具体的选篇标准也集中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一文中。综上所述，刘孝绰是《文选》的编者，而萧统并未参与实际的编撰工作，只是挂名。

清水凯夫先生跳出常规的研究方法，认为“选择作品时，未必能说是编者先确立理论再按照理论作批判的选择。实际上多数情况与此相反，最先以编者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极其主观的鉴赏和实感进行批判的选择，然后确立其理论根据。”[2]1清水凯夫先生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视角促进了对《文选》编者以及《文选》选录标准的新思考，打开了新文选学的局面，拓展了《文选》成书研究的领域，尤其引起了学界对刘孝绰突出贡献的认识与肯定。

(三)萧统独编说

力之先生认为《文选》系由萧统独自编撰，未有他人协助。他在文献与情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从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梁书》《南史》《隋志》《唐志》等史书均记载《文选》三十卷为萧统所编，未指出有协助者。这些文献是正史材料，坚实可信。同时，还要区别那些不可靠的文献。《文镜秘府论》《玉海》引《中兴书》这样的文献，多有不符合史实的错误，所以不可轻信其关于刘孝绰等人协助的说法。其二，从情理方面来看，萧统虽引纳才学之士，但这与《文选》的编撰并非一回事，而且现存的可靠史料并不能证明刘孝绰等昭明太子十学士参与了《文选》的编撰。此外，萧统在《文选》与《陶渊明集》中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能以《陶渊明集》的价值观念来看待《文选》。所以，从情理方面来看，刘孝绰等学士参与编撰《文选》的说法难以成立。其三，从总集编撰与相关书籍的编撰工作量看，编选《文选》的工作量并非如朱彝尊所说“闻有千卷”，相反，编选《文选》的工作量并不大。与类书、子书不同，《文选》的编撰在于“采摘孔翠”，所以在编选开始就缩小了范围。而在萧统之前，魏晋南朝人多有编撰总集，很多人都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的，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及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史实更加印证了萧统独编说的合理性。

力之先生以跳出《文选》观《文选》的方法，基于文本，针对当时的文化大背景，以整体见部分，以可靠文献为根据，“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再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为《文选》的成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启发了《文选》成书问题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萧统主编说更合情合理

笔者倾向传统观点：萧统主编，学士辅助。这一观点有详实可靠的文献记载，且受到千余年来历代学者的肯定。萧统“爱好文学”，对创作有自己的见解，这是不争的事实。《文选序》载，萧统“居多暇日”，说明萧统有能力与时间发展文化事业。《文选》是萧统“化成天下”的文化大典，集中体现了萧统的价值导向与泛文学观念。萧统常与众多学士“商榷古今”，从而出现了“昭明太子十学士”的说法。萧统身为一国太子，在编撰文集时选定价值导向与选录标准，再下达命令，其手下进行协助，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所以，《文选》系萧统主编，他的学士协助完成。

(一)萧统为《文选》主编有可靠文献记载

萧统是《文选》的主编者，有《梁书》《南史》《隋书》《唐书》等坚实可靠的文献支撑。《梁书·昭明太子传》：“(昭明太子)所著……《文选》三十卷。”[3]171《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所著……《文选》三十卷。”[4]1312《隋书·经籍志》：“《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旧唐书·经籍志》：“《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新唐书·艺文志》：“梁昭明太子《文选》三十卷。”李善《唐李崇贤上<文选>注表》：“昭明太子……撰斯一集，名曰《文选》。”[5]3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表》：“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选》三十卷。”[6]1

笔者以为，《梁书》《南史》等史书的记载是可信的。力之先生针对古代挂名的问题提出了梁代的三证：其一，梁武帝命徐勉主持编撰《华林遍略》，徐勉推举何思澄等五人，但《梁书》《南史》《隋志》并未将此书署名梁武帝。其二，萧纲在《法宝连璧》成书后命萧绎作序，萧绎在序文中详细地交代了参与编撰的萧子显等三十七人。如此“实话实说”，说明身为皇太子的萧纲不在意这些。其三，梁安成王萧秀命刘孝标编撰《类苑》。《隋志》子部杂类著录《类苑》，署名刘孝标，并未署名下令之人萧秀。力之举出的例证皆出自梁代，有力证明了史料文献的可靠性。又有经常与《文选》相比较的《玉台新咏》，两书成书背景相似，一同流传至今。萧纲位居太子时，命令左右编撰《玉台新咏》，但署名者为实际编撰人徐陵，而非萧纲。唐刘肃《大唐新语》：“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7]42萧绎在《金楼子序》中也说：“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韦之托人”[8]1，还在《著书篇》中写明了《金楼子》成书的具体情况。这些例证一则说明了梁代萧氏兄弟满腹文才，编集著述不需要假借他人之手；二则说明即使是命令他人编撰，也会说明实情，属上实际主编者的名字，而不会辱没他人之功。清水凯夫先生所述古代挂名之惯例确有，而不是全部现象。纵观梁代皇帝、太子等贵族，多有命令下属撰集的情况，但他们并不在意后世知道，从而属上实际编撰者的名字。古代皇帝、太子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有不胜其数的人在方方面面为他们服务。从撰文的角度来说，皇帝有时自己撰文，而大多数时候是命令手下写诏书、圣旨。这些诏书、圣旨虽然不是出自皇帝之手，却实实在在反映了皇帝的意志，其思想内容与代笔人毫无关系。而编撰文集的情况比较复杂，手下之人根据上层的意见进行选录、删减，难免渗透手下之人的主观倾向，但文集的面貌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所反映的还是上层的基本意志。如此，便不能说此文集假他人之手。笔者以为，在一千多年的浩瀚历史中，史料文献的记载便是今人乃至古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根据隋唐史籍的记载，《文选》确系萧统主编。这一观点受到历代学者的肯定，直到当代学者清水凯夫先生提出“萧统挂名说”。在肯定清水凯夫先生研究贡献的基础上，顾农、穆克宏、力之、陈延嘉先生等学者对“萧统挂名说”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其一，古代编集、著述挂名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文选》的主编者不是萧统。正如顾农先生所说，萧统是一位“内行”，不宜架空。萧统虽身为太子，但他多有暇日，且“爱好文学”，不仅自己创作诗文，也有编集的经历，所以萧统有能力与时间主编《文选》。其二，清水凯夫先生所举的《文选》中的诗文并不能证明刘孝绰的主编地位。首先，力之先生指出，根据《南齐书·刘暄传》的记载，早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刘暄就已经被平反了。顾农先生也指出，南朝大姓之间都有些沾亲带故，若用此方法排查，简直数不胜数。所以刘孝绰“徇私情”的说法不能成立。而《广绝交论》《头陀寺碑文》等文章文质兼美，符合萧统的选录标准，这些作品被选入《文选》实至名归。其次，陈延嘉先生指出，刘孝绰虽然性格狂妄自大，但对待梁武帝是毕恭毕敬的。如果是太子都不敢选的作者，他身为一个臣子又怎敢轻易忤逆君主呢？《文选》中选录了刘孝标等人的作品，正说明了《文选》的主编者为萧统。《广绝交论》是清水先生“刘孝绰中心说”的重要证据，具有学术增长点，促进了《文选》成书领域的深入研究。但正如清水先生所说，对《文选》编者问题的研究应回归《文选》文本。陈延嘉先生指出，深究《广绝交论》一文，更可得出此文不为刘孝绰徇私情的证据。此文借朱穆《绝交论》而发挥，直指到氏兄弟对任昉的忘恩负义。《南史·到溉传》记载，到氏兄弟因任昉的提携而“广为身价”，但任昉死后，其子流落街头却无人问津。值得注意的是，任昉爱才，他虽然与到氏兄弟关系密切，有升堂拜母之举，但同时任昉也提携了其他许多有才之士，这其中就包括刘孝绰。如刘孝绰想以此文抨击到氏兄弟忘恩绝情，那岂不是连自己也抨击了！况且《广绝交论》绝非仅述一事，而是针对一切人际交往，抨击“利交”而提倡“素交”，以广阔的视角反映了世态炎凉、人情寡淡的社会现状，是一篇具有教化深义的作品，非常符合萧统“化成天下”、教化万民的编撰意图、以儒为宗的价值观念以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所以，选此文不是刘孝绰徇私情，而是萧统授意的。萧统与梁武帝的关系是变化发展的。俞绍初先生指出：“萧统因埋蜡鹅事发而遭梁武帝猜忌。”[9]3在萧统之母丁贵嫔去世之前，父子关系还很融洽；而在丁贵嫔去世之后，两人关系渐有生疏。至“蜡鹅事件”，萧统已完全失信于梁武帝，地位大不如前，时刻处于武帝的监视之中。萧统深知，自己被废去太子之位是早晚的事，此时的萧统与梁武帝的思想已经拉开了距离。最明显的例证是，萧统上奏《请停吴兴等三郡丁役疏》，反对武帝的《发上东三郡民丁开渠诏》，这说明此时梁武帝的态度对萧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此时放下名利、顺从本心的萧统自然会在《文选》中选录即使梁武帝不喜欢而自己认为意旨深远的作品，如《辩命论》《广绝交论》。屈守元先生指出，这些地方体现出了萧统的气魄与卓识。正是萧统作为选者的包容万绪，才使《文选》如灿烂星空般闪烁着熠熠光辉，经久不衰。所以，清水凯夫以“徇私情”来证明刘孝绰为主编者的方法似未圆照。其三，《文选》收录《神女赋》等作品并不与《陶渊明集序》中对《闲情赋》的批评相矛盾。顾农指出，好的选家要有宽容的态度。所以《文选》在内容上包罗万象，就不可能不涉及“情”类的作品。萧统编撰《文选》以“雅正”为目的，故其所收“情”类作品如《神女赋》《洛神赋》皆未见淫靡之情，却可见神女“自持”之美德，符合萧统“教化”的编选深意。《诗经》同样不乏歌颂后妃之德的诗歌。而《闲情赋》多情爱隐喻，陶渊明是萧统的知音，是萧统心灵的归宿，所以评价《闲情赋》“白璧微瑕”并不为过。

此问题经过众多学者多年商榷，已见其端倪。清水凯夫先生所言之例证未能言之凿凿，其“刘孝绰中心说”的观点也似未圆照。清水凯夫先生是一位价值中立的学者，在不断的商榷后，他在1999年发文指出：“至今为止的研究已证明了《文选》的编撰决非昭明太子一人所为，乃是依靠近臣的协助完成的。”[10]清水凯夫先生此说明确了萧统是《文选》的编撰者，但还有一些近臣加以协助，这无疑修正了其之前发表的“刘孝绰中心说”。

根据《梁书》《南史》《隋书》《唐书》等坚实可靠的文献记载，《文选》的主编者无疑是萧统本人，《文选》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社会、人生等诸多观念，皆是萧统思想的集大成载体。

(二)萧统有时间与能力编撰《文选》

萧统为《文选》主编者的另一有力证据是《文选序》。《文选序》作为《文选》的纲领，不仅集中体现了萧统编撰《文选》的选录标准、《文选》作品选录的年代、《文选》文体的分类等《文选》成书的基本样貌，也记录了萧统编撰《文选》的创作意图及编撰的基本情况。萧统“居多暇日”而又“泛览辞林”，于是对超过千年的庞杂作品有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想法。换言之，萧统撰集的意愿正是他在“泛览辞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根据史书记载与萧统的实际情况来看，萧统确有能力与时间编撰《文选》。

1.萧统居多暇日，有时间亲自编撰《文选》

根据《梁书》记载，梁武帝曾授命萧统进行判定案件等监国事宜。持“萧统挂名说”的相关学者常以萧统监国繁忙，无瑕亲自编撰《文选》为理由。《梁书·昭明太子传》：“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官奏事者填塞于前。”[3]167但《昭明太子传》在后文接着说：“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3]167萧统虽身负监国重任，但他仍然有“闲”,能够“继以文章著述”并“率以为常”。陈延嘉先生指出，“监抚”确实是重任，毋庸置疑。但萧统到底担负了多少重任，应具体分析。据《梁书》之《武帝本纪》和《昭明太子传》记载，萧统从没有抚军之举。从萧统加元服后，梁朝一直处于上升期。武帝富于春秋，身强力健，太子被训练准备接班，日理万机的是武帝。梁武帝长寿，而且多疑，轻易不会将大权下放。不仅《昭明太子传》可证萧统有“闲”，萧统《文选序》也明确道出了自己有“暇日”：“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萧统生存之时，是魏晋南北朝难得的稳定时期——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逐渐繁荣，而且梁武帝勤政。对于萧统来说，监国的情况都是较少的。不论是《昭明太子集》《文选序》还是《梁书·昭明太子传》都明确指出，萧统“监抚余闲，居多暇日”。所以，萧统有时间亲自编撰《文选》。

2.萧统博览古今、能文善作，有能力编撰《文选》

萧统“爱好文学”，又有很多空闲的时间，自然“厉观文囿，泛览辞林”。萧统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萧统并非对古代作品一眼掠过，而是广泛地阅读佳作名篇，并且有自己的见解。正因为萧统有如此博大的阅读量，对这些年代跨度很大、内容丰富、数量庞大的作品有所感悟，才有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编撰意图。虽然这项工程“太半难矣”，但笔者以为萧统不仅有充足的时间，更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胜任主编一职。

其一，据史书记载，萧统生而聪慧，“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3]165萧自幼便有众多名师大家对其加以培养，正所谓“名师出高徒”。萧统不仅博览古今，还常常自己属文，现有《昭明太子集》传世。

其二，《昭明太子集》中的诗文可证萧统对《文选》中的篇章烂熟于心。萧统常常在自己的诗文中引用《文选》中的典故、章句。如萧统《与晋安纲令》：“皆海内之俊乂，东序之秘宝。”《文选》收陆士衡《演连珠》有言：“俊乂之臣”；任彦生《为萧扬州荐士表》有言：“并东旭之秘宝”。萧统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儒释道无所不通，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又怎会没有能力主编《文选》呢？

其三，萧统已有编撰文集的经验，他有自己的文评观念、选录标准，所以对文章的“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有准确判断。在《文选》成书之前，萧统已经撰成五言诗集《文章英华》，而萧统对此书并不十分满意，这也是促成《文选》编撰的原因之一。萧统自小被重点培养，其校勘、版本等文献功底也无可怀疑。简文帝《昭明太子集序》总结了萧统的十四德，第十四就是萧统“降贵纡尊，躬刊手掇”[9]250，即萧统亲自抄写书籍，做校勘工作。这不仅说明萧统学术功底深厚，更说明他对编集著述的细微之处都亲力亲为。又如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灵台辟雍之疑，禋宗祭祀之谬，明章申老之议，通颜理王之说，量核然否，剖析同异，察言抗论，穷理尽微。”[9]244-245对古代学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宗庙礼法之事以及古代名家的学说，萧统都懂得，并且能够“剖析同异”“穷理尽微”。与萧统关系密切的刘孝绰最能证明萧统的博学与卓识。同时，萧统还有一大批学士进行辅助，更加促成了《文选》的高质量成书。

其四，在《文选》问世以前，梁代已经有选集，如《文章流别集》。现代文选学也提出了《文选》为再选本的观点。虽然在《文选》之前，萧统已看到一些选本，但这些书并不能让他满意。《文选》得以流传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泛文学总集，意义深远。虽然这些选集已经被历史湮没，但在萧统生活的年代，给了萧统一定的借鉴。《文选》的内容包罗万象，语言华丽典雅，堪称百科全书，这也正是萧统作为太子的视角所体现的权威意识，更是萧统学识与能力的体现。

萧统“监抚”有“闲”，“居多暇日”，且“爱好文学”、博览群籍，对创作有自己的见解。他在阅读古籍的过程中，萌生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想法，所以携众学士编撰成《文选》一书。萧统身为太子，以政治的眼光渗透于《文选》的编撰，使之成为促成大一统的文化大典。所以，《文选》的选录标准也是复杂的、多层次的。

(三)萧统学士的辅助作用

在《文选》编撰的过程中，萧统身为主编，把握主要航向；他的众多学士为他充当马力，辅助他乘风破浪。所以，东宫众学士的重要价值不能忽视。从历代文献中皆可见众学者对东宫学士的重视。这其中有“东宫十学士”说、“刘孝绰”说等。不管参与编撰者为何人、数量多少，东宫学士皆在编撰《文选》的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学士辅助系历代文献记载

除史书记载《文选》主编为萧统，唐以来众多文献记载了萧统学士的协助之功。唐代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至如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敦煌四部书六十年提纲·杂钞》中说：“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南宋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著录《文选》六十卷”，并注释为：“《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行状等为三十卷。”文末又加注：“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历代学者并没有对萧统作为《文选》编者的地位加以怀疑，并认为在萧统主编的基础上，学士刘孝绰等人进行了辅助。北宋邵思在《姓解》中首次提出了“昭明太子十学士”，并明确指出“刘孝绰、张缵、张率、张缅、到洽、陆倕、王筠”七人共同协助萧统。北宋《太平御览》引《襄沔记》：“金城内刺史有‘高斋’，梁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焉。”南宋王应麟《玉海》、明代董斯章《广博物志》等沿用“高斋学士”之说。明人杨慎《升庵外集》在此基础上认为“高斋十学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烁、鲍至辅助萧统编成《文选》。清代孙志祖在《文选理学权舆补》中也指出萧统与“高斋十学士”共集成《文选》。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在“《文选》楼”一条下释文为：“梁昭明太子立，聚贤士共集《文选》。”清代《湖广通志》等又沿用“《文选》楼学士”之说。据此，学界对辅助学士有“昭明太子十学士”“高斋十学士”“《文选》楼学士”三说。其中“昭明太子十学士”与“《文选》楼学士”并不矛盾；而根据萧统的交游情况，“高斋十学士”并不可靠，受到文选学研究者的质疑。清代高步瀛在《文选李注义疏》中对“高斋十学士”进行考证，从而辨明高斋学士为“简文遗迹，而无关昭明选文也。”[11]5王立群先生指出：“杨慎之说固陋，但杨慎说反映出诸学士撰集《文选》之事至明已流布甚广。”[12]173现当代学者钱锺书、屈守元、曹道衡、穆克宏、陈延嘉、俞绍初、许逸民、顾农、王立群、傅刚先生等学者均支持萧统主编、学士协助的传统观点。“钱先生认为，昭明太子是主《选》政者，亦有学士协助。学士之操做必经太子同意，才可确定下来，否则无可能。”[13]149穆克宏先生指出：“《文选》的主编为昭明太子萧统，这是没有疑义的”[14]98,并在此立论的基础上，认为以刘孝绰、王筠为主的“昭明太子十学士”等学士都参与了《文选》编撰工作。

力之先生提出的《文选》编选工作量不大的观点，受到众多选学研究者的认可，但这并不能证明《文选》为萧统独编。编撰《文选》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阅八代千卷典籍，也不是繁琐的校勘，而是从八代典籍中筛选出适宜入《文选》之文。这一最重要的工作是需要萧统完成的，而其余的辅助工作完全可以由学士完成，此其一。其二，史书对历史的记载也是有倾向性的，后人在解读时也要基于情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术研究需要坚实的文献加以支撑，但不合情理的文献未必“坚实”。陈延嘉先生指出，对历史记载既不能盲目相信，亦不可轻易否定。东宫学士辅助萧统完成编撰工作是其分内之事，不在字字如金的史书中加以体现也不为过，不能因史书未明确指出有萧统学士加以协助而认定《文选》为萧统“独编”。《文镜秘府论》《敦煌四部书六十年提纲》《玉海》等文献虽不是史书，但其中关于萧统有学士辅助的记载也未必通不可信。而以萧纲命萧绎编集，都指明何者参与编撰；李善等人也未指明有人辅助萧统这样的例证，亦是推论，都不能作为坚实的文献依据。所以，根据文献记载与情理层面来看，“萧统独编说”似未圆照。东宫学士协助的说法流传千年，且年代与梁代较近的唐代文献也多有此说，说明此说可信度很高。

2.东宫学士的职责

《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萧统“引纳才学之士”“商榷古今”，于是东宫出现了“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的“文学”盛况。对于参与编撰《文选》的东宫学士的情况，有“刘孝绰等”、“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昭明太子十学士”、“文选楼学士”等说法。这其中，有文献记载的就有何逊、张缵、张率、张缅、到洽、陆倕、王筠等多人。经过何融的考证，任职于萧统东宫之人有40人之多。而太子洗马、太子舍人都是掌管文记的官职。史书虽未明确记载这些“才学之士”协助萧统编撰《文选》，但辅助太子编集著述本来就是这些门士的职责，而萧统又愿意与他们商讨。而且八代的诗文“卷盈乎缃帙”，数量较多又良莠不齐，需要门士加以协助。所以，于情于理，东宫学士都会辅助萧统编成《文选》。陈延嘉先生指出，学士的协助工作在于三个方面：其一，为萧统的需要去查找资料。“东宫有书几三万卷”，需要学士逐一查找；其二，萧统让学士对篇目、文体等具体问题提供自己的意见。这样才符合《梁书》中“讨论坟藉”“商榷古今”之“恒”“常”。正是由于不断地学习与研讨，萧统才能在文评理论上不断进步，不满足于已经编撰好的《诗苑英华》，而继续编撰了流传至今、意义深远的《文选》。其三，对《文选》诗文的语言进行修改。萧统编集著述，东宫学士加以辅助是分内之事，《史书》不必一一记载。古代有挂名的习惯，但也有编撰图书的协助之士未被记载的惯例。曹之称此为古代的习惯用法，就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样，本来有众人辅助，却并没记载他们的名字，这在古代是合情合理的。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古诗十九首》……裁剪长短句作五言诗，移易其前后，皆出‘文选楼中学士’之手。”“《赠白马王彪》……是原诗题暨小序皆遭‘文选楼中学士’芟削也。”钱锺书先生认为，《文选》中的诗文字句被删改，多是“文选楼中学士”所为，而这种删改多数是“潜改而不言”的，钱锺书对此也持肯定态度。“钱先生认为，昭明太子是主《选》政者，亦有学士协助。学士之操做必经太子同意，才可确定下来，否则无可能。”[13]149这也说明了众多学士协助，但把握方向、起决定作用的人依然是萧统。

《文选》编撰过程中东宫学士加以辅助的观点，受到历代学者的认同，其中刘孝绰的受关注度最高。虽然清水凯夫先生的“刘孝绰中心说”似未圆照，但刘孝绰的重要作用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曹道衡、顾农、傅刚先生等学者也指出了刘孝绰的重要贡献。《梁书·刘孝绰传》记载萧统与刘孝绰关系密切。刘孝绰编成《昭明太子集》并在《序》中说：“居陪出从，逝将二纪。”曹道衡、傅刚先生指出：“从他《序》中所言看，刘孝绰的文学思想与萧统是一致的，这也可能是萧统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15]157萧统对刘孝绰的重用，是因为刘孝绰与自己的思想比较一致。在编撰的工作中，刘孝绰能够较好地领会萧统的意志，萧统任用刘孝绰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文选》所体现的主要意志还是来自于萧统。

根据史书记载、历代学者的支持，以及萧统有时间与能力进行《文选》的编撰，可见从文献与情理的多角度分析皆可得出萧统是《文选》主编者的结论。而东宫学士协助萧统完成了编选工作，功不可没。孔子拥有“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16]2的地位，继承了过去的圣人并超过了他们；而萧统之《文选》超越了梁代以前的所有选集，在代代相袭的传承与接受中，依然是选本中的精华。所以，萧统“选圣”之冠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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