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杰

(四川文理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边芹在其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中指出：“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1]近年来，屡次出现境外记者污蔑中国的现象，如法国女记者郭玉杜撰一系列贬低甚至抹黑中国的新闻，现已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一现象提醒国人：我们仍然生活在冲突、不信任、诋毁与边缘化的世界里。这正是东方主义话语的历史遗产。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虽然不是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严格意义上讲，东方主义话语是一套表达体系)，但它一直发挥着歪曲讽刺、抹黑丑化、诬蔑诋毁及在意识形态上压制亚洲诸文明国家的作用。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偏见性思维方式和认知体系，并在其指导下任意虚构“东方文化”，其本质是西方人从文化上对东方人的控制。这种方式建构了一种优劣对比的知识谱系，并通过可操作性的话语流向如教育、媒体以及留学生等，向全球输出扩散，这种话语方式既凸显了话语流向“人工渠”的精心操控，又强力显现了“知识权力位置”：强者对弱者的单向永恒性话语操控。它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弱者在缺乏必要的反思中产生“自贱意识”，使崇洋媚外成为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行为。

近年来，东方主义话语通过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精心打造的“人工渠”，采用“润物细无声”的微妙手法已渗透到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并在青年中培育了大量具有“自贱意识”的群体。东方主义话语实践表明，操持东方主义话语的人，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以西方为中心建构了一套为西方国家政治服务的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达。为了遮蔽其强烈的政治意图，东方主义话语在东方国家往往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以中国为例，张戎和乔·哈利戴所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在国际上大肆歪曲、丑化、抹黑毛泽东；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一书中，将中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人为隔断，并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摒弃了毛主义，走向市场经济道路”[2]。此类不顾历史事实的表达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屡见不鲜，其本质在于强调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此有紧密联系。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一切手段向中国输出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并寻找其代理人，用各种政治思潮妄图从内部瓦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手段之一。基于这种判断，本文试图探究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逻辑。

一、东方主义话语中充斥着大量历史虚无主义内容

东方主义话语历史悠久。虽然每个时代的东方主义话语有所不同，但其向我们展示的核心内容并没有多大变化，东方仍然作为西方的臆想需求而存在。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对此尖锐批评道：“为了证明其论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东方主义者常常不得不呈现与现实完全相反的事项。”[3]近年来，为了顺利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等。这是东方主义话语当代声音的具体体现。

东方主义话语的当代声音主要是指美国在亚洲(重点在中国)通过推行文化霸权来控制、主宰、殖民化东方(主要是中国)的声音。这种声音通过学术交流、留学生和大众传媒等方式渗透到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学艺术等各领域，或隐或显地倡导西方普世价值。

在政治领域，东方主义话语当代声音的总体特点是：“民主挂嘴上；美国是标准；达赖有道理；台湾是大旗；日本要救援；中国就反对”。在对待中国改革开放等具体问题上，东方主义话语极力否认改革成就，凸显改革弊端，制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如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人口问题及环境污染等；即使有温和论者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也会将其说成是市场经济的成绩。因为在东方主义话语里，市场经济是西方的专利；兴起于19世纪的“黄祸论”近年死灰复燃，并发展为“黄祸意识形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等观念近年甚嚣尘上。这些症候共同构建了关于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当代声音。具体以生态环境为例。自1994年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开始发酵，至2009年12月初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欧美主要国家集体向中国发难，并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变化援助资金。自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叫嚣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并要求中国政府签订按照西方国家标准制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框架协议》(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空间以国家为单位计算)。中国政府以对国家发展负责任的态度拒绝签字后，西方国家开始鼓动中国民意向政府施压，甚至出现了《环境亡国·中国》(2014年8月，《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撰写的报道)这样耸人听闻的报道，从生态环境方面妖魔化中国，极力阻止中国的发展。从现实讲，就2015年冬季而言，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部分城市雾霾并不比北京好到哪里去[4]。但在东方主义话语里，北京却成了雾霾的代名词。人们一提及北京就会联想到雾霾，并成为一种无意识。

在历史研究领域，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是较为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现。如由威廉·杜伊科尔、杰克逊·斯皮尔沃格尔所著的现今美国最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评价朝鲜战争时说：“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是想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的明显证据，最新资料也显示，毛泽东当时认为亚洲正在兴起一股革命。”“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5]

在文学艺术领域，东方主义话语更是达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众所周知，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利器。据李渝凤对1960—1999年间华人参演的238部美国影片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只有20部影片因为要表达“华人性”而由华人担当主角，而在其他90%的影片中华人扮演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小角色。陈丽芳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美国电影中男女华人形象分别进行统计，发现男性华人被赋予的角色要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保安、服务员、厨师甚至是流浪汉,要么是黑心的违法分子，如持枪者、盗尸者、黑帮分子等；而女性华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小商贩、服务员甚至是妓女。[6]好莱坞电影充斥着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东方话语思维，扮演了“妖魔化”中国的急先锋。尽管近些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正在趋向正面，但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观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改变。

二、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建构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逻辑

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实为由西方中心论生成的西方文化优越论逻辑，而“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对待自己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像爱惜羽毛、爱护眼睛一样珍视自己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待他人的方式，是西方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辩护的战略工具。”[7]这就是说，持西方中心论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建构过程。从早期所谓西方“旅行者”(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或与任何中国人接触过)对中国的臆想，到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背景下许多西方学者(如黑格尔、孔德、穆勒、马克斯·韦伯)参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最终形成了今天中西研究中一个强劲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范式：以中西二分法来理解中国和西方。这一范式虽然基于一种中西比较视角，但其叙事的中心是西方。中国只是作为边缘的“他者”而存在，且依赖西方这个中心。这个范式等级分明：西方在上、在中心，中国在下、在边缘；西方联系着理性、进步，中国联系着愚昧、落后。

黑格尔对中国的认识建构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东方主义话语的经典范式。这个范式可以简化为三条内容：第一，对中国文明的探究应有一套认识论思想体系框架作指导；第二，研究者要基于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批判精神和概念工具对中国材料进行选取运用和研究；第三，尽量以西方理念和标准为尺度。[8]马克斯·韦伯正是循着这一经典范式，从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方入手，刻画了东方特别是中国一直处于倒退、专制、停滞和奴役状态，西方则是崇尚理性、自由、勤奋、进取、个人主义等现代价值的拥有者，使现代性成为新的东方主义话语。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即资本主义性，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所以现代性就是西方性，东方只有从属于西方才能获得现代性。由此可见，现代性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它暗含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后来的西方学者继承了这一衣钵，又将“起源”直接等同于“最优”和“唯一”，并宣扬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终结了。因此，“任何继承现代欧洲文明传统的人，都会用一套问题来解决世界历史的所有问题，因为这样做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这些问题将带来欧洲特有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现象。”[8]

由黑格尔奠基，并由后继西方学者发展的这套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在后现代世界演变为一种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权力话语表达机制：站在美国或西方立场上观察中国，中为美或西用。如基辛格博士的新著《论中国》近年享誉中国，但其仍摆脱不了东方主义话语逻辑。他在序言中说：“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9]。这即是说，《论中国》依然是站在美国立场、用美国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尺度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尽管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同时，基辛格博士还明确指出，美国“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9]。

东方主义话语是附着于具有文化霸权话语的现代性传入中国的。当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震动中国知识阶层时，在全球不均衡的力量对比中，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危机的焦虑中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并将其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反抗。中国知识阶层接受西方现代性的境遇决定了现代性话语始终作为一种强势性话语萦绕在我们身边至今。当现代性演变为衡量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发展的尺度时，东方主义话语的现代性表达就形成了。

在这一进程中，部分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全盘接受了西化理论，并认为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方面，西方别有用心的学者用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化概念工具和标准处理中国经验材料，且依托经济军事实力将这一研究成果不断地输入中国，在中国培植了一批“崇洋媚外”者。他们也乐于接受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轻视甚至污蔑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完全使用西方的眼光和思维模式对现实中的中国指手画脚。当西方中心论不断被西方学界和政界放大、沉淀，并上升到一种具有科学研究范式的高度时，中国学者在热衷于使用这种所谓具有科学研究范式的西方理论工具讲中国故事时，就会不自觉地被牵进西方认识论或方法论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方价值观具有普适性。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现在，几乎每一个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现代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受到它的学术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赞成现代化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不赞成现代化研究本身；但现代化研究的思维逻辑却深深隐藏在当代学术话语结构中，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更没有人能够避开它的影响。”[10]

东方主义话语中的现代性叙事方式极易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利用。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宣称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禁锢，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等观点，就是这一逻辑结论的具体体现。其错误在于把“源于”等同于唯一和正确，而忽视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常识。

为了拓展这一逻辑叙事，他们采用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解构方法，以我们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为契入点，用歪曲、颠倒、篡改、捏造历史事实的办法，全面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否定改革开放成就等。正如梁柱老先生所言，历史虚无主义“从我们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了纠正社会主义；从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走到了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从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走到了否定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从丑化、扭曲中国人的形象，走到了否定我们五千年的文明。”[11]

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这种叙事逻辑认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违背了西方现代化的要求，中国道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选择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其目标在于搞乱中国主流思想，动摇中国立国之本，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质言之，历史虚无主义与东方主义话语共享了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逻辑。西方立场选择决定了话语逻辑的建构，决定了“中心—边缘”结构的阐释方式，而“历史事实”在话语中只是充当了“凭借”。总之，东方主义话语和历史虚无主义都是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上讲话的，都是为西方国家政治服务的。

三、要严厉声讨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症候

西方中心论在本来意义上是指欧洲中心论，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才逐渐演变为西方中心论。这与东方主义话语主导权的变迁具有一致性。但无论怎样变化，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唯心史观的叙事，都是从主观臆想或政治需要来研究历史或考察人类社会的。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是种族优越论；温和表现形式是现代化理论，且是高级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近年来，中国历史虚无主义与此联系最为紧密：它采用学术性质的概念设定，将西方与东方安排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概念等级之中——西方总是处于中心或上游，东方总是处于边缘或下游。

为了实现和维护这一中心地位，美国通过众多手段和媒介让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美国主导的西方中心论，成为美国价值观的忠实信徒，积极培育和利用网络大V、“学术代言人”虚无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以实现其西化或分化中国的政治目的。对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其危害性，更要认识到其逻辑的荒谬性，并对其进行严厉批驳。

其一，在认识上，我们要揭批西方中心论将东、西方文明视为静止不变的事物，故意混淆东、西方发展进程中的物理时间(共时性)与文化时间(历时性)的距离；揭露其逻辑前提：二战以来，美国因其超强的经济军事等实力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为巩固其国际霸权地位，就利用西方中心论逻辑论证“自己是现代化的正宗”，其他国家只能模仿。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二，揭橥它的本质具有阶级性。东方主义话语或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实践表明，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变化，它们的价值取向始终没变——对内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其三，剖析其具有迷惑性的话语方式。东方主义话语或西方中心论作为数百年来西方资产阶级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话语工具，通常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美国的利益)说成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将美国的价值观等同于人类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来，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再到2011年美国式‘民主化’浪潮在西亚、北非引发‘阿拉伯之春’，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国家正在将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普世价值’理论相结合，进而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12]在信息化时代，美国又将西方中心论包装一新极力推广。如在《微软书橱》电子媒体中，“大量涉及的是美国的历史、社会、文学、以及文化产品，其他的人类历史、文化、以及文明被视为次要和附属的，仅对之作极短的勾勒。”[3]为了有力钳制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学界在充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极力克服无意识地对其逻辑范式的运用。

首先要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克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问题。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人道主义改造，认为“唯物和唯心的区分已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过时结论否定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将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分解为各种层次或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全面否定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即使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似乎不采用西方的研究范式，不引用几句西方人的话，就不算是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创新研究和解释，不仅吸收了大量西方学界的观点，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话语进行了迎合西方话语的改装。这种势头如果听之任之，最终难免会导致学术领域的‘颜色革命’。”[13]

其次，要始终坚持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警醒和批判。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之后，国内认同西方“普世价值”的学者欣喜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都说有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有什么理由反对“普世价值”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等于西方“普世价值”。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普适性实质上是推销西方的“民主国家体制”，是搞文化渗透和和平演变,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醒。当然，我们非常认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最后，要回归并坚守中国研究的自主性和自信心。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不足。“有些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有些研究者则运用‘西方的理论+中国的材料’的模式，满足于以中国的材料证实西方的理论，还有些研究者完全以西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显然，自主性研究的缺失是与对西学的不恰当态度密切相关的。”[14]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化”倾向很严重，距离“立足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还很远，甚至担任西方在中国的“代言人”和“传话筒”。如：近年来在中国模式研究问题上，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了迎合西方模式，认为中国的特殊性使中国没有资格谈模式，西方的普遍性决定了世界只有一个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这种论调极大地挫伤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要重拾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自主性，就要坚守“四个自信”。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方中心论逻辑式微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尽管其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且这条道路的成功已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这从事实上证伪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普适性。基于这两点，中国学者应有用中国思维、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边芹.谁在导演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6.

[2]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刘北城，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周小平.不要因为雾霾 而葬送了明天的一切！[EB/OL].(2015-12-10)[2017-11-10].http://military.china.com/critical3/27/20151210/20913185.html.

[5]管克江.历史教科书中的朝鲜战争之美国篇[J].文史参考，2010(12).

[6]顾晓乐，王松.“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他者”镜像——解读当代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形象[J].文艺评论，2013(9).

[7]刘仰.西方中心论与历史虚无主义一体两面[J].求是，2014(14).

[8]顾明栋.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M].张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9]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序[M].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0]钱乘旦.“现代化研究”远未过时——序《世界现代化历程》[J].历史教学问题，2011(1).

[11]梁柱专访：解构历史虚无主义，保持历史清醒[EB/OL].(2015-09-07)[2017-11-10].http://www.qstheory.cn/freely/2015-09/07/c_1116484457_2.htm.

[12]李艳艳，朱继东.认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误区[EB/OL].(2012-09-28)[2017-11-10].http://www.wenming.cn/djw/ll/llsy/201209/t20120928_872919.shtml.

[13]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教授[J].思想教育研究，2015(8).

[14]周炽成.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自主性的慧觉与承继：以费孝通和赵汀阳为例[J].江海学刊，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