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峰

(吉林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萨满文化对东北民间文化的深远影响

萨满信仰在我国古代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其起源很早，在母系社会已经非常发达与成熟。早在三千年前，满族人的远祖肃慎人就开始信仰萨满教，形成了较为系统且具有民族特色的萨满文化体系。直至近现代，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甚至汉族仍然遗存萨满信仰。“萨满”一词最初含有“智者、晓彻、探究”等意，后逐渐演变为萨满教巫师即跳神之人的专称。萨满一直被视为神人沟通的中介，这是其与其他宗教神职人员最大的不同。萨满通过舞蹈、击鼓、歌唱来完成“神灵附体”或“灵魂出壳”，以期和神灵沟通交往，从而实现某种愿望。无论哪种方式，其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原始舞蹈、击鼓转铃、唱诵歌诀等看上去极其古老神秘的仪式性舞蹈，这种舞蹈被统称为“萨满舞”。

萨满舞这种古老神秘的舞蹈，是萨满教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总体来说，萨满舞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其一，仪式性。仪式即“一项特殊的责任”或“义务”。这项特殊的责任对于萨满舞来说就是完成萨满对族群或人们的义务，以达到真正的救赎。萨满舞不是简单的舞蹈，不是单纯的娱乐，甚至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神秘的人神沟通。它与萨满文化密不可分，与萨满教“万物有灵”的信仰互为关联，因而更多地体现了人的虔诚信仰。

其二，符号性。仪式语境中的象征性符号指“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与空间单位”，它们“在传统上都代表了本身之外的其它事物，它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说的象征。”萨满舞的器具包括萨满服、萨满帽、萨满鼓、腰铃、铜镜、腰带等等。这些器具的作用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通神，是各种神力和精神的象征，体现着萨满教信仰的精神内涵，因而与神像有同等效力，不可亵渎。

萨满教虽然是原生教派，然而萨满舞并没有广泛地流传下来。现在东北流传的“跳大神”活动，是萨满文化的变体。“跳大神”原被称为“跳神”“跳萨满”或“萨满舞”，是萨满沟通神灵时采用的仪式性舞蹈。“跳萨满”或“萨满舞”是一种极其庄严的说法，现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保留，但作为部落头领的萨满几乎已绝迹，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那种只有萨满才能完成的沟通天地神的庄严的仪式性舞蹈了。人们现在看到的“跳大神”，其宗教功用已大大削弱，而日益成为敛财及迷信工具。

虽然东北人对带有神秘色彩的萨满歌舞抱有一种功利的信任态度，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信仰的程度，并且总是混淆萨满舞和“跳大神”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已普遍接受萨满舞这种民间文化形式，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民间文化因子注入到文化创作中。就我们熟知的各种文化创作形式来看，二人转是受其影响最深的文化形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吉林师范大学的杨朴教授有很多力作，此不赘述。

萨满文化对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写作内容、写作态度甚至写作风格等方面。很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这种民间文化的内在品格，萧红和迟子建是其中文学成就最突出的两位作家。

二、萨满文化在女作家笔下的相异展示

萧红和迟子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东北作家，萨满文化多多少少对她们产生了潜在影响。同时，她们都对萨满文化进行浓墨重彩的介绍和描写，传递出不同的文化态度和思想倾向。

(一)萧红：萨满的走向世俗与灭亡

萧红笔下的“跳大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萨满舞，但因二者形式相似、内容相通，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萨满文化的影响。萧红把“跳大神”作为封建迷信来批判，揭露其骗人的本质。《呼兰河传》中，对“跳大神”有诸多经典描写。如第二章第一节，将“跳大神”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紧密相连，揭露“跳大神”的愚昧与残酷。其中对“大神”的夸张性描述，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眼中的“大神”纯粹是杂耍的玩偶，其动作完全丧失了萨满舞的符号性特征。“放河灯”“逛庙会”等情节也是如此。呼兰河人对“跳大神”如此神往，并不是出于信仰的力量，而是缘于盲目的迷信或观望。作品借此所传达的意蕴在于“跳大神”等民间文化映射出来的是物质世界的贫困和精神世界的空虚，这是“跳大神”活动得以存在的土壤。

围绕小团圆媳妇的命运而进行的“跳大神”活动，残忍得触目惊心，小团圆媳妇生命就此走向终结，如草芥般随风而逝。人们不仅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第二天还是照常生活，仿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人们的愚昧和麻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不是自己主宰命运，而是交给虚无缥缈的神鬼。作者满怀深切的同情和愤懑，揭露“跳大神”这种民间习俗对乡民的戕害。

在萧红的笔下，“大神”是跳下神坛的世俗者，他们谋求自己的私利，毫无神圣可言。更让人痛恨的是，他们仿佛披着羊皮的恶狼，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所跳的舞蹈与萨满信仰没有丝毫关联，只是愚弄老百姓的一种手段。这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在文化向度和价值取向上都没有得到萧红的认同，相反却得到作家“冷峻的审视和批判”，看似轻灵而冷静的笔触却道出了沉重而压抑的现实：原始、愚昧、落后。

(二)迟子建：萨满的重生与神圣回归

同样涉及萨满文化，迟子建却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态度。她对萨满文化不是满怀审视、讽刺与批判，而是充满认同、理解与尊重。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一部鄂温克族部落百年史诗。作品全方位展示了萨满教文化的细枝末节，讲述了两位萨满的传奇人生和整个民族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史实。迟子建对萨满的态度已经不是萧红那种基于道德优越感而进行的揭露与批判，而是一种欣赏和认可，满含对鄂温克文化的眷恋与追忆。

在迟子建的作品中，鄂温克人信奉的萨满具有超人的神秘力量，他们能呼风唤雨、救人性命，对民族、对部落全力以赴，舍生忘死。对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神圣光辉，作者以笃定的语气郑重道来，没有丝毫怀疑；描述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不是置身事外的观望，也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而是身在其中的经历，是平等的对待、无言的关照。

萨满虽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神力，但其也为身上的神力付出了惨重代价。要想获得神力，必须有所付出，甚至牺牲。妮浩继承了尼都萨满的衣钵，可是妮浩每救一个人就要失去自己的一个孩子。身为萨满，她的职责就是救命，即使是有罪的“马粪包”和偷吃驯鹿的少年，她也要穿上神衣跳神相救。最后，妮浩为祈雨救火而死，她用自己的牺牲回报了神的赐予。

用生命获取超凡的神力，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与神的交接。神不会无缘无故地赐予，而只是在完成一种转换，以致趋向于一种平衡与和谐。通观作品，可以看出迟子建对生死的态度——生于自然，死于自然，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循环。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是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宇宙观。

三、相通的底色：关照民生的悲悯情怀

萧红与迟子建，一个生活在现代，其启蒙的态度旨在揭示国民劣根性，体现深沉的家国情怀；一个生活在当代，其反思的态度旨在挖掘人性的光辉，反思文明的价值。一个历经叛逆和对爱情、自由的追寻，却最终孑然一身、英年早逝；一个爱情圆满却痛失爱侣，品尝思念之痛。对于萨满文化，她们展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是揭露批判，一个是接受认同；一个带着强烈的反感与愤恨，一个带着强烈的热爱与同情；一个是启蒙的态度，一个是回归的态度；一个满是怀疑，一个坚信不疑；一个将萨满文化作为封建迷信来批判，揭露其吃人本质；一个将萨满文化作为民间瑰宝来崇敬，体现其神圣的娱神救人本质。

批判讽刺不是根本，同情哀伤也不是源头。萧红与迟子建作为黑土地的女儿，都有关注民生的悲悯情怀，都怀着对这片热土深沉的爱。她们的作品就像一剂令人警醒的药，让人们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这种人文情怀，这种民间视角，这种俯身态度，体现了东北儿女的独有情怀。

萧红生活的呼兰河地处东北边陲，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物质的贫困为这片土地的人们带来了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戕害，偏僻封闭的地理环境更加重了这种毒害。他们浑浑噩噩地匍匐在命运的脚下，任凭专制和迷信肆虐。遇到灾难和病痛时，不是靠自己，不是靠科学，而是靠虚无的神灵来拯救自己。有病时，“跳大神”是治病的方式；没病时,“跳大神”是消遣、娱乐的形式。而萧红个人坎坷痛苦的身世经历，造就了她关注苦痛悲哀、向往美好幸福的意愿。

萧红勇敢地承担起了觉醒者的角色，发挥着唤醒民众的职责。她的血液里流淌着几千年来文人共有的忧患意识，同时深受其恩师鲁迅和左联作家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自觉地持有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文化态度，旨在改造国民性，因而具有群体聚合作用的民俗文化“跳大神”成为萧红着力表现的重点。

通过“跳大神”活动，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落后，看到了人们的愚昧与创伤。他们本着惯性因袭过去，毫无觉悟地承受奴役，“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透过这些被奴役的灵魂，萧红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落后与害人的“大泥坑”怎样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怎样戕害着国民的灵魂。

即使本着批评的态度，萧红也仍然对这群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们报以深深的同情和莫大的悲悯情怀。她的笔下没有尖利无情的嘲讽，也没有针锋相对的伤害，更没有置身事外的幸灾乐祸，有的只是静静的描述、深沉的忧伤和悲悯的情怀。

迟子建生长在黑龙江的北极村，那里虽也有落后闭塞的缺陷，但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受当时激进的政治因素影响较小，民间传统文化在那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人们生活、交往都产生着支配性影响。迟子建自小就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老人们讲的那些与鬼怪不可分割的传奇民间故事触动了她最柔软的情怀，渗透在她的民间思维中，对她的性格气质、审美方式、价值观念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迟子建在白山黑水间感受最多的是乡民们朴实、淳厚的秉性和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所以她充当了讴歌者的角色，对萨满文化这种古老的民间文化有着深深的理解、认同和赞颂，对这里的人们同样报以关怀的目光和欣赏的态度。即使是鄂温克人最庸常的生活场景，也蕴含着最纯真的情感。迟子建尤其注重百姓身上古老的人性光辉，她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和追忆。

地域文化中的世俗民情、历史传统、民间信仰、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都赋予了作家关注民生、感悟人生的情怀。而作家对独特人文景观的展示以及极富地域特色的民俗描写，也使她的小说充满了人伦欢乐，充满了亲切温暖的烟火气息。最难得的是，我们透过作家看似童话般的描写，体会到作家笔下那些正在消逝的萨满及其民族正在与无形的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她满怀同情和悲悯，对黑土地上萨满所代表的这群人给予深沉的爱，以期来安顿他们不屈的灵魂。

悲悯来源于深切的关注，来源于深沉的爱，来源于博大的心胸，来源于黑土地不朽的风情。萨满作为一种文化在现实中已经慢慢消失，却在萧红和迟子建笔下得到了鲜活复现。那是一段历史的重现，也是作家心路历程的显现。在我们的扼腕叹息中，土地依然喷吐芬芳，生命仍然负重前行。

[参考文献]

[1]特纳.象征之林[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

[2]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萧红.呼兰河传[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