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欣卉

(福建师范大学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在日据末期，吕赫若创作了一批小说，譬如《邻居》《玉兰花》《山川草木》《清秋》《百姓》《风头水尾》等。对于这些作品，向来存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争议。陈万益先生曾有如下叙述与疑问：“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过去似乎未能一如其农村家庭和台湾女性题材作品一样较客观的省视诠衡，一下子就笼罩在皇民文学的阴影底下：《风头水尾》确实是奉台湾总督府情报课之命撰写的报道文学，《邻居》和《玉兰花》正面描写日本人，《清秋》则描写青年‘到南方去’的潮流，《山川草木》写知识女青年下乡劳动，这些是不是呼应或配合殖民统治者文学奉公会、参与圣战的政策呢？”[1]15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应该从文本内外来寻找答案。

一、《邻居》与《玉兰花》：透过表面的亲善，揭示殖民者伪善的本质

《邻居》情节简单，描述了比较“亲民”的“内地人”(日本人)田中夫妇居然会搬到“本岛人贫民区”附近居住并与“我”(“国民”学校的教师)成为友好邻居的故事。田中夫人不能生育，因此领养本岛人李培元的第五个儿子——年方三岁的李建民。不难看出，这种跨越民族的收养，的确彰显出民族友好的旨趣。

然而，在貌似民族“亲善”的表面叙述之下，读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一开始，“我”因为第一次有个内地人住进来而大吃一惊，见到田中氏以后惊慌失措，内心充满与可怕的人为邻的恐怖感。显而易见，这些都体现了“内地人”与本岛人的距离感与阶级差异。随着接触的不断增多，田中夫妇的礼貌与亲善降低了“我”的恐惧感。而且，田中夫人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母性的，甚至有时让我有种像是母亲的错觉。[2]330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母性的女性，因为自己无法生育，却硬要将本岛人李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向孩子灌输自己才是母亲的思想，孩子的亲生母亲却被她称为保姆。孩子最初日夜哭闹，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把田中夫人当作自己的母亲，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李夫人甚为冷淡。小说结尾，田中夫妇要搬到台北，李夫人一家来车站送行。当我问呆呆站着的李培元氏：“阿民已经正式送给田中先生了吗？”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

被殖民的普通百姓甚至连自己亲生孩子都无权拥有，殖民者的残忍可以达到肆意掠夺他人子女，致使被压迫者虽然内心强烈不舍，却没有反抗与拒绝的胆量与勇气的地步。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在作品发表的1942年10月，日本殖民政府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殖民地台湾，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日趋严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家借一个中日人民亲善的表层故事，揭示其背后隐含的民族压迫与隔阂。

再进一步，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小说的象征意味：田中夫妇象征日本殖民者，被强行带走的孩子阿民象征宝岛台湾，而阿民的亲生父母李氏夫妇象征祖国母亲。设若如此，则小说暗示了台湾的历史悲剧：中国与日本原本是“邻居”，落后的中国母亲无力保护台湾，虽然不舍，但仍然被强行夺走；侵略者日本则把台湾据为己有，甚至混淆是非，以生母自居，而将其真正的生母贬为保姆。经过几十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以表面的进步、文明、亲善来掩饰其侵略、野蛮与掠夺；而被强行夺走的台湾，也由最初的哭闹——抵抗，到后期真的把田中夫人当成自己的母亲，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冷淡，这表征着台湾人民从日据初期的反抗，到“皇民化”时期一部分台湾人以“皇民”自居，而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心理变迁。

无论如何，作者在小说结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我”问李先生“阿民已经正式送给田中先生了吗？”李氏回答三个字“还没有”则是一语双关，暗指台湾虽然暂时落入日本人之手，但台湾仍然是祖国母亲的。哪怕此时的祖国积贫积弱、破败不堪，都是让人难以割舍的现实与精神存在。而日本无论表面多么亲善，依然无法改变其养母——侵略者的身份。小说发表的时期正是“皇民化”时期，因此，这篇作品的象征意义也极为重大，意在警醒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不妨说，这是一篇寓意深刻的作品，在今天读来愈加让人敬佩作家的高瞻远瞩。

《玉兰花》也是一篇看似描写民族亲善，实际却是在阐明无论民间百姓的友谊多么深厚，终究无法摆脱民族差异与隔阂的作品。“叔叔”的朋友铃木善兵卫从日本来到台湾做客，“我”对铃木善兵卫由最初的畏惧到后来的喜欢乃至“亲密”。颇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疾病”的隐喻——铃木因在台湾水土不服而疾病缠身，而且久病不起。在大家悉心照顾下，铃木终于痊愈，并返回日本。铃木终究要回到属于他的日本，而非长久地待在侵占来的领土上。《玉兰花》从儿童视角描述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亲善，然而台湾虽好，“友谊”虽深，但距离却是无法逾越而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清秋》：“到南方去”的不同抉择，对本岛人单纯之善的恪守

与《邻居》和《玉兰花》正面描写日本人不同，《清秋》则是描写青年在“到南方去”处境下的种种抉择，及其对生活初心的追求。

《清秋》小说主人公谢耀勋在东京生活将近十年，但仍然觉得自己是田园之子而不是都市人。他回乡三个月就适应了农村生活，立志在家乡建立一所科学化的医院。但医院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要通过开业许可制这一关。只有顺利取得开业许可，才可以着手医院的建造。这显示了殖民控制的无孔不入，殖民地人民的所有日常活动，都被纳入殖民统治规划之内。另外一件令耀勋感到头疼的事是租屋纠纷：自家祖屋位于镇上的闹市，一直租给开饮食店的母子二人。他看到饮食店每天都高朋满座，担心他们不愿归还。果然，母亲流泪不想搬离，儿子黄明金比较顺从，解释自己会尽快找到房子搬迁。因为正在闹房屋荒，或许会慢一点归还，但绝不影响耀勋开业。作品刻画了殖民地农民生活的艰难——虽然每天高朋满座，所得收入却仅能糊口，只要歇业一天就可能无法生活。

有些评论家将《清秋》划归具有“皇民化”倾向的作品，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品中对日本南进政策的描写。陈万益认为，“《清秋》篇中的人物，基本上都认同当时情境下，南方是能令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地方，选择到南方，是青年人的试炼、雄飞。”陈万益看到了作者的表层描述，而当深入阅读后，他认为“吕赫若虽然同意南方是知识阶级的一条出路，尤其在那个时候特别显得气息昂扬；但是，比较来说，他应该偏向耀勋的抉择，即使他不免犹疑、矛盾，但是，他留下来当开业医，显示吕赫若当时思想的安顿是：回归自然，扎根乡土，回归东洋，承传家庭，贡献医学，服务人民。”[1]17这个略显矛盾的结论，显示出《清秋》主题的复杂性、隐晦性，这也是《清秋》能够“成为奇迹，成功躲过当局审查”的原因所在。

小说中的弟弟耀东、在台北偶遇的旧时同学、租借自家祖屋的黄明金、小儿科医生江有海等人，都貌似积极响应了南进政策。然而细细读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弟弟耀东在东京学习药科，成绩优异，毕业留在大阪的制药公司上班，却志愿去了南方。当哥哥一直不解而追问其缘由时，耀东回答：“因为成立了办事处，我率先志愿前往。由于是在南方，言语也可以通，而且我认为本岛人最单纯。此时，有必要透过医药在南方好好地工作，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事，还有什么话好说？为了燃烧年轻的热情，我认为南方是我今后活跃的舞台，作为自己迈开的一大步，打算试炼自己。啊！老实说，或许说是不被认可比较适当吧。”[3]551我们从中能够体会到，学业优秀的耀东在大阪的制药公司原本想要为了理想一展身手，却不被认可。为了得到认可，只好选择去没有语言障碍又最为单纯的南方施展自己的才能。由此可见，无论日本人如何标榜公平，如何表现所谓的亲善，民族的隔阂与鸿沟是始终存在且无法轻易逾越的。

黄明金因闹房屋荒，一直未找到新居，无法退还耀勋家的祖屋，也加入到从军的队伍中。在从军庄民的践行会上，黄明金对耀勋说：“谢医师，让您操心了。尤其是店铺的事，给您添了极大的麻烦，实在很抱歉。事实上，我也想早点搬家，到处找寻适当的地点。正巧有人提起南方行的事。由于对饮食店营业的前途绝望，于是决心放弃而去南方，因此，我顿觉轻松。”[3]561从军去南方，并非出于单纯的热情，而是缘于对饮食店营业的前途绝望，缘于对饮食店早晚要陷入僵局的认识。

同是小儿科医生的江有海，一开始被误解为在背后作梗，阻挠谢家申请开业许可的人。但作为开业医生，他被“国家密令”征召为野战工作者，临行前对耀勋说：“如今我也不打算做一个镇上的庸医。我已觉悟到会有万一的情形，所以来拜托你。无论如何都要为本庄的人民从事医疗的服务。至于开业许可的问题，如今处于这种情况下的我，只要跟当局说一声就可一举解决。”[3]566正如吕正惠先生所言：“‘到南方去’的历史处境，反而让原本略有矛盾的黄明金、江有海、耀勋之间产生一种‘彼此一体’的共同命运感，而使得耀勋毅然的决定自己去负担应尽的责任。在这种转化下，‘到南方去’并不是‘新生之路’而是每一个台湾人不得不按照自己的处境去承受的命运。”[4]52

造成《清秋》主题隐晦性的外因，是台湾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吕赫若在日记中提到：“想到短篇《路》的主题，想描写一个医生徘徊在开业还是研究学问之间，以指引本岛知识阶级的方向。”“重新构思，开始写《清秋》，想描写现今的新气息，以指引本岛知识分子的动向(八月七日)”[4]46。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耀勋犹疑、矛盾的问题是究竟要开业行医还是研究学问。他“不要当一名镇上俗不可耐的医生，而应该当一名科学者，更进一步钻研医学，树立人类永远的幸福。”至于究竟要“到南方去”还是留守家园的问题，作者在小说最后通过耀勋作出了明确选择。吕赫若所说的“方向”不是“到南方去”，而是留守家园。留守家园并非简单地尽孝，更主要的是为乡亲尽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陈万益指出：“叶石涛以‘伪装说’来解除吕赫若作品的皇民文学阴影。他认为吕赫若的思想一贯是反帝反封建的，《清秋》篇中耀东、耀勋两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巨大压迫下的牺牲者，前者是被日本人歧视、挫败，不得不到南洋寻求发展；后者则在封建的孝道和长子继承制度下，不得不待在故里，处处受制，无法自寻新天地的青年。”[1]15在陈万益看来，叶石涛的说法影响很大，后来的学者多循此推敲其“高度的伪装技巧”，直到钟美芳提出异议，而钟的观点大致可信。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叶石涛关于耀东的评论是合理的，而对耀勋的评价并不恰当。耀勋留在故里，实乃责任感使然，而非受制于封建孝道和长子继承制度。

耀勋念及黄明金为了对自己尽情义而决定去南方，江有海应征而把后续工作委托自己，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对家乡的重大责任，而并非羡慕他人投奔南方、自己留在家乡的苦闷。他认为，“自己一个人不能再执着于烦闷中，必须把自己现在所具备的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吧。在没有江有海后，做个小儿科医生，为庄里幼儿们的保健尽绵薄之力乃当务之急吧。”对于所谓的南进政策，作者借助男主人公耀勋，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对那些不明就里、被日本殖民当局的南进政策蛊惑的台湾民众，提出善意又委婉的提醒与建议。这个建议并非鼓励大家“到南方去”，而是不受迷惑，相信自己。“他再度感受到时代变化的激烈。在如此剧变时代的对应之道，不受第三者迷惑，只要相信自己，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达成自己的职责。结果是如双亲所望，也可说是尽了孝道，不亦善哉。”[3]568正因如此，许多人把《清秋》解读为吕赫若响应“皇民化”的作品，不免有失偏颇。作者的深意在于反映青年其实是不约而同地对“本岛人最为单纯”的善的追求。

三、《百姓》：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质朴与纯真

《百姓》是与《邻居》相对应的另一篇小说。《百姓》篇幅短小，也围绕邻居来展开故事情节。不同的是，这篇小说的邻居都是台湾农民。平日里，勤俭固执吝啬的农夫买东西时一心要讲价，有时为了省下买药钱而丧命。说他们吝啬，其实又不尽然。他们有时极为大方，这种大方体现在村里酬神唱戏的活动中。这些在平时连一分一厘都要节俭的农夫，却拼命想招待那些未曾谋面的观光客到自己家里。让“我”费解的是，与其为庙会节庆花数十元，为何不把他们分摊到日常生活中，改善饮食呢？因而在年少时，“我”认为农夫都是一群可笑的人。陈姓与洪姓的农夫虽是隔壁邻居，但感情一向不睦。然而就是这样的邻居，在空袭来临时却相互帮助。洪家的媳妇分娩，无法去叫产婆接生，陈姓农夫的老妻跑过来充当产婆，解决了洪家的燃眉之急。而当轰炸结束，当洪家知道陈家没有做鸡酒的胡麻油与酒时，主动拿出自家的物品帮助陈家。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情节，烘托出台湾百姓间质朴与纯真的邻里关系。平日里他们虽然也曾为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发生龃龉，但在生死攸关之际，却表现出邻里间一笑泯恩仇的默默温情。农夫们不会花哨的表达，只会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互助互爱的乡间质朴情谊。

《邻居》与《百姓》同为以邻里关系为主题的作品，篇幅一长一短，立意却迥然相异。《邻居》绝不是一些评论家所简单认为的歌颂民族亲善的作品，在《百姓》的映衬之下，十分明白地说明了中日的邻里关系乃是表面的亲善，实际却隔着遥远的距离。台湾人民之间的邻里关系虽有表面的不睦甚至反目，在危机来临之际却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

四、结语

综合分析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会发现它们其实隐约有一种递进转承的逻辑关系。具体而言，对殖民者是可憎可恶，对接受殖民教育的部分知识分子可感可叹，对本岛人是可亲可爱。即是说，对日本殖民者伪善的直接揭露，这是一种决然而然的批判；对“皇民化”运动和“到南方去”处境下台湾知识分子的不同抉择的善意阐释，这是一种复杂的渲染与升华；对台湾农民的本色生活的演绎，则是对本真纯粹的阶级和民族感情的歌颂和赞美。至此我们发现，吕赫若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民族的自由与平等。其小说作品中，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创作思想一直或明或暗地在场，从未因殖民统治的高压政策而有所缺席。

[参考文献]

[1]陈万益.萧条异代不同时——从《清秋》到《冬夜》[A].陈映真，等.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作品研究[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

[2]吕赫若.吕赫若小说全集：上册[M].林至洁，译.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

[3]吕赫若.吕赫若小说全集：下册[M].林至洁，译.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6.

[4]吕正惠.“皇民化”与“决战”下的追索——吕赫若决战时期的小说[A].陈映真，等.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作品研究[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