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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2018-03-28洪清云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交游思想研究

洪清云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姚莹(177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麻溪人,桐城派大师姚鼐侄孙,文学史上著名的“姚门四杰”之一。其为官“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被誉为“闽吏第一”[1]1388。任台湾兵备道时,领导台湾军民坚决抵抗英军侵略。姚莹既是一位精勤卓练的封建循吏,也是一位勤于著述的文人学者,其学问源于桐城家学,又不受桐城派所囿,所著《东溟文集》《东溟外集》《东溟文后集》《东溟文外集》《东溟奏稿》《识小录》《东槎纪略》《寸阴丛录》《康輶纪行》《姚氏先德传》《后湘诗集》等合为《中复堂全集》,100多万字,是其一生行迹的记录和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姚莹其人其学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芒。近年来,学界对姚莹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回顾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姚莹的研究。

一、姚莹生平及交游研究

对姚莹进行研究的著作、论文等都会提及姚莹的生平事迹,但大多较为零散、简单。如《清史稿·列传·姚莹传》、连横《台湾通史》、吴寿祺《安徽历史人物》、余德明《清人学术笔记提要》、王俊义《姚莹简论》等都对姚莹的生平行迹进行了粗略勾勒。姚莹之子姚俊昌所著《姚莹年谱》是第一部较为系统、详细地介绍姚莹生平的著作,是研究姚莹的基础性资料。当代学者施立业先生总结吸纳前人成果,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前提下写成《姚莹年谱》,为深化姚莹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就相关论文而言,1976年台湾师范大学王春美的硕士学位论文《姚莹的生平与思想》,从姚莹的家世与早年、游幕与初任、在台湾与淮南的政绩、台湾道任内的表现、被贬著述与复起五大方面详细介绍了姚莹的生平与思想[2]。此外,对姚莹生平进行整体述评的代表性论文还有朱仲玉的《论姚莹》、陈进忠的《姚莹论》以及徐光仁的《姚莹述论》等。

姚莹一生交游广泛,所交多系政治、学术、文学等方面的卓识之士。龚书铎在《姚莹交游述略》一文中通过考察姚莹在台湾入狱时的患难之交、在清代学术转变中相与论道的各路好友以及在生活中的诗友和文友,大致勾勒出姚莹的交游群体,然后通过这个群体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学等方面的共同点来探究这个时期的风尚和趋向,反映时代的特点,以小见大、别出心裁[3]。任树民在《马瑞辰、姚莹交游考述》一文中通过考察马瑞辰与姚莹“相赏忘形”和“彼此相吊”的两种交游情形,解读他们相互酬赠的诗文,论述两人的深情厚谊,展示了姚莹所处时代觞咏酬唱的风气[4]。刘振《姚莹与方东树交游述略》一文分析了清代中后期桐城派姚莹与方东树两位大家在时代变迁之际的交游情况,从纵向角度将他们的交游分为早年交游、中期交游、晚年交游,认为他们的交游既有对诗文学术、国政时势、国患民忧的探讨,也有遇到困境时彼此相互关心、相互砥砺的精神以及乐于提携后学的高尚情怀[5]。刘振的硕士论文《姚莹交游研究》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姚莹与其师友辈姚鼐、赵慎畛,与“姚门四杰”,与经世派人物张际亮、林则徐、朱琦、邓廷桢的交游情况,并进一步指出姚莹与他们的交游传播了桐城派文论,促进汉宋调和局面的形成和经世致用思潮的传播[6]。

二、姚莹爱国思想及抗英保台事迹研究

姚莹是一位爱国者,虽一生“浮沉四十载,十事九不遂”[1]1580,但始终认为“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1]751,即使因功获罪,被贬川藏,也坚持从国家大局出发,写作《康輶纪行》,探求御敌之策。许增纮《喋血饮恨冀雪国耻—论姚莹的道德操守和爱国主义》一文展示了一位以天下为己任,讲究传统道德并且身体力行,既有文名,又懂韬略的封建能吏形象。作者认为姚莹抗英保台取得胜利,不完全是由于他的战略战术得当,还由于他“忠于谋国”“无立功好名之心”[1]718的传统道德力量[7]。王晓文《保疆土安黎庶不顾一身荣辱—姚莹的爱国思想及实践》一文指出姚莹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其著述宏富、流传甚广,著作中颇多关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详细材料,以独到的眼光看待台湾和西藏问题,对我们今天识破各种分裂台湾和西藏的可耻活动仍不无启迪[8]。童树桐《姚莹反侵略的爱国思想》一文追溯了姚莹爱国思想的渊源,分析了姚莹义无反顾地投身军旅、英勇抗英、怀有必胜信念的原因,指出姚莹是封建社会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桐城派作家中著名的反侵略爱国思想家[9]。研究姚莹爱国思想的代表性论文还有殷永千《杰出的爱国者姚莹》、蔡晏平《鸦片战争中的爱国者姚莹》、闵传超《姚莹反侵略的爱国思想》等,阐发了姚莹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操。

姚莹保卫台湾的战斗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热点。

热点一是对姚莹治台事功的研究,代表作是高雄师范大学谢贵文的博士论文《姚莹的经世思想与在台事功》、成功大学刘文婷的硕士论文《姚莹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及其治安政策》以及方英《试论姚莹对台湾游民的整治》、陈国强《台湾噶玛兰的开发及姚莹的贡献》等论文。谢贵文认为姚莹本着传统循吏的精神,实现“富之”“教之”“无讼”之理想,建立各项事功,为台湾由移垦社会转型为文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10]。刘文婷认为姚莹三度赴台,在台停留长达十二年,对台湾社会问题的认知全面而深入,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手段,同时不忘文教对于人心风俗的影响,提振士习,破除迷信,提升了整体社会风气[11]。方英和陈国强分别从游民整治和噶玛兰开发的角度论证了姚莹推动台湾发展的贡献。

热点二是对姚莹海防思想及军事思想的研究。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覃寿伟《姚莹海洋思想探析》论文是研究姚莹海防思想、军事思想的代表作。戚其章指出,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林则徐的主张相近,但有自己的特色。姚莹主张“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防御方针的同时,亦主张要敢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同仇敌忾,为我所用。姚莹既能看到英国等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强大,也能看到其在国际上比较孤立、远道而来等弱点,因知己知彼而能缔造台湾保卫战五战五捷的辉煌成果[12]。覃寿伟认为姚莹的海洋意识与眼光建立在“抚驭外夷”的基础上,但在传统士大夫不屑与不敢了解夷情、坐井观天的大环境下,他能主动面对来自海洋的挑战与威胁,并开辟经世致用的新领域,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13]。

热点三是对姚莹保台思想及实践的研究。代表作是季云飞《鸦片战争期间姚莹抗英保台思想与实践》、王生怀《论姚莹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白云扬《姚莹保台思想探析》等论文。季云飞认为姚莹提出的“实行普遍防守和重点防守相结合”、“组织、利用民众力量”、“‘设伏歼敌’、‘坚壁清野’、‘诱其搁浅’等用兵谋略”、“依靠中央及内地各省筹拨经费,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等军事思想符合国情、军情、民情,使台湾人民免遭英国侵略者的直接烧杀和奴役[14]。王生怀从“未雨绸缪、持久作战的思想”“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策略方针”“攘外与安内并举的原则”“朴素的人民战争思想”四个方面论述了姚莹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15]。白云扬从人和思想、以陆制海思想、联防思想等方面提炼了姚莹的保台思想,指出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深得中国传统兵法之要领,从“人和制胜”和“扬长避短”的根本原则出发筹划防御并获得成功,实为中国国防史上精彩的篇章之一[16]。此外,林盛发《从漳州走出的台湾“姚青天”》一文从“首领平和,初露锋芒”“转战龙溪,大显身手”“奔赴台湾,治理有方”“往返台海,洞悉物情”“东山再起,重返台湾”“因功罹祸,无怨无悔”六个方面梳理了姚莹在闽台的为官历程,展示了一代封建能臣干吏的闽台情缘[17]。程仁桃《〈东槎纪略〉与姚莹》一文认为《东槎纪略》记述姚莹首次在台为官时的经历和见识,展示了姚莹治军和为政的思想,体现了姚莹对台湾问题的洞察。韩子佩《姚莹在鸦片战争中对保卫台湾的贡献》、李家泉《历史上又一位真正称得上爱台湾的人》、刘经发《姚莹与台湾》、张雄朝《姚莹与台湾的渊源》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姚莹治理台湾的方法措施、功绩贡献以及由此结下的对台湾的不解情缘。

三、姚莹经世致用与边疆史地研究

姚莹志在经世,曾自述:“自束发读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1]151,并提出“为学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1]344,强调学以济时致用。研究姚莹经世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是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章翅《论姚莹的经世思想及其形成原因》、汪孔丰《姚莹“经济”说新探》等。施立业对姚莹经世思想的萌发、形成和实践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嘉庆年间桐城学风开始转型,兴起了一个以姚莹为主的青年经世派知识群体。施立业同意方宗诚“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的观点,将姚莹视为桐城文风、学风向“经济”、“实用”演变的关键人物[18]。章翅从“倡导学术经世,强调学以济时致用”“倡师说,变士习,提倡破格选拔人才”“讲究实效,注重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急迫的现实问题”“深怀忧患意识,关注夷情”四个方面阐述了姚莹的经世思想,并从“教育背景及成长经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交友广泛,接受进步思潮冲击”三个方面探究其经世思想的成因[19]。汪孔丰认为姚莹“经济”说的提出有“时代需求、桐城传统、家庭授受、友朋呼应、个人志趣”等多重背景因素,指出应将“经济”说的内涵与其“义理”“文章”“多闻”三说联系起来加以审视。此外,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姚莹的“经济”说对曾国藩、方宗诚、吴汝纶等桐城后学的重要影响,充分肯定了姚莹在嘉道以降促进桐城学风和文风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所起的引领作用[20]。

边疆史地研究是姚莹一生的另一个重要活动,也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体现。姚莹曾自叙:“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1]2827,痛心疾首地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其情形地势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于中国书生扭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倴败至此耳”[1]770。他认为要有效抵御外侮,必须知己知彼,悉心研究世界大势,尤其是西方诸国形势。因而,他在抗英有功却遭贬官的情况下,欣然奉使他人视为畏途的藏差,并写成《康輶纪行》。《康輶纪行》集中体现了姚莹的边疆史地思想,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台湾王尔敏的论文《姚莹之经世思想及其对于域外地志之探究》,从姚莹对域外情势之用心展开论述,得出“其关心域外地志,搜考图籍,辑刊成书,使国人开拓眼界,以为肆应世变之未雨绸缪,亦略可见其世界眼光”的结论。陈进忠《姚莹与〈康輶纪行〉》、《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概括了《康輶纪行》的内容和价值。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来新夏《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把《康輶纪行》作为鸦片战争后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进入21世纪以后,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主要有欧阳跃峰《略论〈康輶纪行〉的成书与基本内容》、贺永泉《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章永俊《论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的世界史眼光》、张代芬《姚莹〈康輶纪行〉述论》、王建庭《略论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王娟《姚莹〈康輶纪行〉论析》等,具有一定的价值。2016年安徽大学刘佳的硕士学位论文《姚莹史地思想研究——以〈康輶纪行〉为中心的考察》,在充分吸纳前述成果的基础上,从姚莹生平及其史地成就、姚莹史地研究的社会背景、姚莹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姚莹与张穆史地研究的比较、姚莹边疆史地思想的影响五大方面对姚莹的边疆史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细致的研究[21]。

四、姚莹哲学及文学研究

姚莹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谈论哲学问题,学界对此也有一定研究。施立业《论姚莹的哲学思想—桐城派经世之路探讨(一)》从姚莹作品文本出发,研究了姚莹对运动、变易及知行关系等哲学问题的认识,提出姚莹哲学思想具有经世、伦理、融合特征[22]。王晖、成积春《姚莹理学思想初探》在钩沉史料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姚莹对传统理学理一分殊、理气说、人性论、致知力行等的引申和阐发,探讨了姚莹在这一理学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学术观,并结合社会危机下的汉学弊端、姚莹的家学渊源及生平经历,进一步指出姚莹的理学思想具有由虚转实、强调经世致用的时代特色[23]。吴雁南《林则徐、姚莹的尊尚王阳明》从“强调心力、意志的作用,发扬人的主体精神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强调‘诚’、‘尽心’,要求执着地追寻振兴祖国的方策,对国家民族做无私的奉献”“强调践履,言行合一”三个方面论述了王阳明王学、心学对姚莹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24]。

姚莹《中复堂全集》100多万字,诗文俱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姚莹诗歌进行研究的有黄季耕《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注》及《姚莹及其论诗绝句六十首初探》、鲁厚祖《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散笺》、王晓云《评〈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王启芳《姚莹诗论刍议》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季耕的论著。黄季耕为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做注,注清诗中众多的人名,引出节缩的原诗,注明典故出处,对每首论诗绝句都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对姚莹论诗的得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黄季耕在《姚莹及其论诗绝句六十首初探》中认为姚莹的论诗绝句内容丰富,勾画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大致轮廓,论述了各个朝代主要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存在问题。姚莹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注意到诗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各臻其境[25]。王启芳《姚莹诗论刍议》以姚莹诗论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勾稽,指出姚莹诗论有着广阔的包容度,其不仅秉承桐城诗学渊源、融铸百家,而且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一己之见。姚莹论诗贵真、讲才气、重德识,并纳经世于诗。作者既深入文本,又援用时人刘开、张聪咸等人对姚莹诗歌的评价,论证详实,说服力强[26]。对姚莹散文进行专门研究的仅见于牛仰山的《姚莹散文的历史价值》。牛仰山认为姚莹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考验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发生了很大转变,和管同、梅曾亮、方东树产生了明显的区别[27]。王娟的硕士论文《姚莹文学研究》对姚莹文学进行了总体研究,结合姚莹的生平,力图从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四大方面较为全面地研究姚莹的文学成就,定位姚莹文学的价值[28]。

五、姚莹历史地位及其他研究

学者在论述姚莹的历史地位时,大多把姚莹放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放在这一时期特有的经世致用、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三个社会思潮中加以考察。1979年陈胜粦在《略论姚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主张》一文中指出:“姚莹跟随林则徐、魏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就是他的历史贡献”[29]。这一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代表了学界多数人的看法。1997年施立业在《关于姚莹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一文中通过认真分析现有资料,发现姚莹只是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人物,并未主张向西方学习,不能被视为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性人物。施立业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进步思潮,每个思潮又有各自的主流。姚莹所处时代的进步思潮的主流是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成为进步思潮则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就这个意义上讲,姚莹仍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进步思想家代表之一[30]。

此外,江小角、刘振在《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姚莹的书院教育活动进行了考察,高度评价了姚莹书院教育实践的影响。汪孔丰在《姚莹〈谈艺图〉与桐城派的江南传衍》一文中考察了姚莹仕宦江南时期《谈艺图》创作的始末,从纵横两个层面分析了《谈艺图》所折射出来的以姚莹为中心的士子们对桐城派学术文化传播的积极贡献[31]。张承宗的《〈康輶纪行〉与姚莹的治学特点》、李贞光的《从〈康輶纪行〉探析姚莹的文献学思想》通过姚莹边疆史地名著《康輶纪行》探析姚莹的治学特点与文献学思想。瞿林东在《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姚莹和夏燮的历史思想》一文中通过对照姚莹与夏燮的史学思想,细致论述了姚莹史学思想中鲜明的近代意识。张秀玉《姚莹的清誉与私囊》一文通过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姚莹家族往来书信》稿本中有关姚莹的记账详单及回乡物品清单等实物,考察了姚莹的收入情况,指出姚莹的清廉并非贫穷,他的收入足以支持他仗义相助朋友,并大量置办家产[32]。

六、对姚莹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对姚莹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其一,基础性工作较为薄弱。虽有黄季耕对《识小录》《寸阴丛录》进行点校,施培毅、徐寿凯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进行点校,但尚无学者对《中复堂全集》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勘、校注、赏析。基础性工作的乏力,必然会影响姚莹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开展。目前,尚未出现对姚莹作系统研究的专著。

其二,研究内容不平衡。关于姚莹生平、爱国思想、治台保台、史地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的研究较多,对其哲学思想、文学等的研究较少。研究姚莹的学者多是安徽籍或来自安徽相关单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以文学为例,姚莹是嘉道年间颇有影响的古文大家,其著述之宏富、内容之精深、艺术之高超均出类拔萃,但学界对此的研究相当薄弱,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仅提到“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对姚莹散文只字未提,谭家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也仅寥寥数语,陈庆元编的《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没有专家对姚莹散文进行研究,这与姚莹在中国散文史上应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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