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琰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晋商”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群体，在近代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本研究以晋商中的女性为对象，结合史料记载和影视作品两种途径，针对女性意识展开研究。笔者分析，晋商家族中的女性本质上与同时代女性没有太多差异，受限于封建社会文化、思想、环境等约束，其所谓的“先进性”“女权意识”等更多地基于对比呈现，并围绕着晋商事业做了一定范围内的延伸。

一、基于封建社会价值观形态下的晋商女性意识

“家族理念”是封建社会价值观形态的重要体现，明清时期晋商女子的教育过程中，着重培养两种意识，其一为“贞节”，其二为“孝义”[1]，很明显这两方面内容都是围绕着家庭和睦、家族尊严、家人奉献展开的。

(一)贞节观意识

所谓“贞节”，虽然为封建社会女性群体的普遍意识，但在晋商女子中更为明显和重要。“贞节”强调丈夫在世时对其“从一而终”，丈夫死后要坚持不改嫁。表面上，这是对儒家文化中“妇德”的宣扬，且并非晋商家族中女子所有，如明清两代，大户人家中女子十岁左右就深居闺房，除了亲人之外，基本不会接触其他亲戚朋友，更不会和男子接触，但晋商女子所承受的“贞节”使命更为苛刻，结婚前要保持“处子之身”，婚后从一而终，即便遇到生命威胁(如贼匪抢劫)也要以贞节保护为先，宁死不能失身。

史料显示，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种近似“变态”的贞节观念，山西地区因“贞洁烈女”行为受到表彰的多达千余人，晋商家族更是将其作为鼓励、奖励的对象。在这种政府、宗族势力的双重推动下，不乏出现一些悲剧[2]：如清代王轩撰的《山西通志》中记录，灵石王家十一世王新命之妻瞿氏，因不愿改嫁而自杀；《平遥县志》(光绪刻本)中记录平遥韩牛子之妻梁氏因被强迫改嫁，竟然投厕自杀。

表面上看，晋商女子贞节观意识如此强烈与当时社会背景、文化形态有直接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晋商特殊的社会定位及结构所造成的。“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女子属于晋商家族财产之一，贞节维护有利于保障家族稳定，并进一步保护财产，如家庭不稳定，很可能造成财产争夺，甚至造成家族没落，因此“以死殉节”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家族势力维护。[3]

(二)孝义观意识

如果贞节观意识是对女性自身行为的约束，那么孝义观意识的培养则是一种行为规范，也可以视为晋商家族采用的女性职能分配和保护机制。由于晋商特殊的行业性质，长时间漂泊在外，那么奉养双亲、长辈及照顾子女的重任理所应当落在女性身上；同时，当时社会又极大地限制了女性权力的使用，家庭职能与社会职能的脱节容易导致女性沉重的心理负担。事实上，“悔教夫婿去经商”的事情很多，清代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记载，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短则两三年，长着数十年，甚至一去不返也大有人在，晋商女子难免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哀怨。

同时，“孝义”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单纯地指供养、照顾，如乔家大院匾额中有“勿不敬”的要求[4]，晋商女子生来就被确定为男人的家庭帮手，或者说，是家族事业的幕后奉献者。

孝义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寻常人家也极为讲究，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将其作为一种规范机制，并作为家族经商的支撑后盾，可谓晋商首创。此外，还有谨言慎行、遵循礼法、乐善好施、以和为贵……相对其他社会女子而言，晋商女子所接受的儒家道德理论更为丰富，可以说，晋商女子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女子“妇德”方面的典范。

二、基于封建社会价值观瓦解下的晋商女性意识

“兴办女学”是清代封建社会价值观瓦解的典型代表，这一行为打破了男权社会的根基，又以山西晋商最为典型。究其原因，与其商贾之风盛行有密切关系，一方面，经商思维原本就比较活跃、见识广阔，对女学接受性较高；另一方面，女学可以培养家族所需要的人才，因此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支持。

近代山西女学主要有三种发展模式，分别为教会兴办、政府兴办和晋商家族出资兴办。晋商兴办女学，主要以家族人口为教育对象，因此相对于前两种，设置了女儿、媳妇等成员的受教育范围。如著名的晋商“常氏家族”成立的“知耻女子学堂”，其意为“知无德之耻，更知无才之耻”，其目的是培养女子为适应当时社会背景的新式家族贤妻良母。

基于封建社会价值观的不断瓦解，以及外部文化实力的不断渗透，晋商女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如“知耻女子学院”所聘请的教师中，就有较为进步的国民师范人才，这有力地推动了女学的兴盛，帮助越来越多的晋商女子走出“桑梓地”，接触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客观上，女学的开办与晋商的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如常氏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常凤笄，先后在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就读，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其在意识形态上彻底与封建时代的女性“划清界限”。在女性意识中，独立、自主、破旧等成为新的方向，但整体上并未跳出时代拘囿。

影视作品中更倾向于晋商女性的“女权意识”[5]，如《白银帝国》中的女性，其意识表达是一个时代的浓缩，包括私定终身、已死反抗等行为，对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女性意识进行了“集中释放”。

封建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尚未彻底崩塌之前，晋商女子意识中既保留了浓重的宗族色彩，同时也接受了多元化的教育方式，跳出了儒家“妇德”的单一意识培训体系。所以，整体上晋商女子意识存在保守、开放的对立性，一方面，在个别地区、家族中对女性的精神迫害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新的文化思想涌入，促使晋商女子走出闺房，接触更多的新鲜事物和社会形态，而这种表现本质上也是当时社会的宏观反应。

三、结语

“女性意识”是研究晋商群体的一个特殊角度，也是近代以来女性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无论是从道德教育还是文化现象上，其对今天仍有很多启示。现代社会强调“男女平等”，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女对立”，这显然是女性意识培养过程中的偏差。晋商女性意识培养中，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可圈可点之处，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1]刘婷.简析晋商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J].传播与版权，2016，(7)：93-95.

[2]赵海涛，胡海桃.近十年晋商研究综述[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76-80.

[3]孙文娟.晋商大院的女性空间初探[J].理论界，2013，(2)：143-145.

[4]张群.解读晋商家族中的女性——《走西口》女性形象分析[J].科技信息，2013，(4)：230-231.

[5]宁辰.晋商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论[J].大众文艺，2011，(9)：13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