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贤德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一、周有光正式提出“现代汉字学”的概念

研究汉字的发展和问题的学问，称为“汉字学”。

汉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研究工作从汉代就开始了。清末以前，研究汉字的学问称为“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直到清末，章太炎提出“语言文字之学”，才把它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1952年8月的《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丁西林先生的《现代汉字及其改革的途径》一文，这篇文章中使用了“现代汉字”这个术语，但还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汉字学”的概念，也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直到1980年，周有光先生在《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二缉上发表了《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汉字学”这个概念，他把“汉字学”分为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外族汉字学，并明确指出现代汉字学研究的目的、对象、范围及历史发展，他说：“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特性和问题，是为今天的应用服务，也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减少汉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不便。”“现代汉字学是个新名称、新事物。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解放，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这种界定，就把“现代汉字学”与研究汉字形音义来源和演变的“历史汉字学”、与研究汉字流传到外族以后发展的“外族汉字学”明显区别开来，细化了汉字学研究的内容，扩大了汉字学的研究范围，开阔了汉字研究的视野。

在这篇文章中，周有光先生又提出了现代汉字学研究的六个具体问题：字量、字义、字形、字序、字音及汉字教学法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周有光先生注重现代汉字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历史汉字学，他提倡“在汉字学领域应当厚今而不薄古，厚古而不薄今。”在现代汉字学研究领域、在现代汉字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周先生给我们做了引路人。

二、对现代汉字学具体问题的研究

周有光先生曾说，汉字是一个无底洞。的确是这样的，汉字字数究竟有多少，汉字读音究竟怎样确定，汉字的形式究竟怎样及汉字排序等问题都没有完全的定论，而且很多问题是越研究越有问题，说汉字是一个无底洞其实一点也不过分。所以周有光先生在汉字的“定量”“定音”“定形”“定序”等方面开展了思考与研究。

(一)汉字定量问题

字数繁多、字数不定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汉字异体纷呈，字书里有大量的“同字异形”的异体字；古今并用，字典里有古今字、活字死字，兼收并蓄，死而不葬；因此造字，新词新语出现，往往要造新字，例如发现一个新元素就造一个新字；专用字多，汉语里大量的“专用字”，只能用来代表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概念，不能通用到其他地方。因此，给汉字定量、减少和限制现代汉字的字数是现代汉字规范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20世纪五十年代，周有光先生提出了研制《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现代汉语用字全表》规定了汉字定量的对象——现代汉语用字，实现了汉字的断代，在古代汉语用字和现代汉语用字之间划上了一道界限。这是汉字定量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是周有光先生对汉字定量研究的一大贡献。他说：“汉字随时随地地增加，‘生而不报’；又随时失去作用，‘死而不葬”。“整理汉字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清点汉字的‘家底’，编出一份‘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的清单来。把‘不可知数’变为‘可知数’”，从“不可知数”到“可知数”，这就是汉字的定量，它是减少和精简汉字字数的前提。只有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总字数，才能确定字种数，才能进一步研究汉字的分级定量，减少精简汉字字数的盲目性。这项研究对《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现代汉字通用字表》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980年5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通过王力、叶籁士、倪海曙、周有光四位委员联合提出的研究制定《标准现代用字表》(即后来的《规范汉字表》)的议案，它不仅要求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同时也要求字音、字形、字序的规范化，即要求做到汉字的“四定”，这是对周有光先生的《现代汉字用字全表》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虽然确定现代汉字字数是人心所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汉字字符众多，而且汉字又在随时随地地增多，随时随地地减少，精确地确定汉字数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有人担心说清点字数是不可能的。周有光先生认为，天文学家能够计算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地理学家能够测量海洋的容量有多大。为什么字数就是不可以清点的呢？当然，清点字数会遇到许多问题。

首先是如何划分古今的问题。现代白话文有文言引语、文言成分和文言词儿，这是古还是今呢？周有光先生认为，只要现代汉语和文言古语是可以区分的，那么现代汉字和文言古字也是可以区分的。现代用的和古今通用的归入现代。仅仅用于文言古语的归入古代，这包括古代人名地名、古器物名，以及白话文中夹用的文言引语、文言成语、文言语词等。

其次，清点对象以出版物为限呢还是扩大到出版物以外去？人口普查发现许多奇怪的姓名用字，地名普查发现县市以下有许多奇怪的地名用字，过去都未见于字典和书本，怎样念也成问题。属于这类特殊字的除此之外还有：科技专用字，包括元素名称和其他；少数民族名称专用字；译名专用字；行业特造字；方言字；外族字等等，都是要研究的。

第三个问题是将来得到的“字表”如何证明它是“全表”呢？“全”的含义是不是“最佳逼近”？据估计，6600个汉字的覆盖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99.999%)，只欠缺十万分之一。

第四个问题是字数能否限制，使现代汉语用字到此为止，以后只造新的词儿，不造新的汉字？这些问题需要分别研究，都是可以解决的，虽然都不是容易解决的。

对此，周有光先生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做法，他说“可能的办法是步步前进，‘逐步逼进’百分之百。”“现代汉语用字全表的草稿在实践中检验、复查、补充、订正，最后达到‘最佳逼近’，‘全’就是最佳逼近。”减少和限制汉字的字数是汉字字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限制汉字字数，一方面要减少新造字，一方面要减少现有汉字的数量。

周有光先生认为，整理汉字要向限定现代汉语用字的目标前进，不再起用死字，不在创造新字，并且进一步研究能否和如何减少用字总数。这是周有光先生在汉字定量问题上的一种新的探索。

周有光先生在对汉字字形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技术用字的研究”。他认为，汉字机械都是异常笨重的，如果能把六千多个汉字“砍去一半”，使他成为三千多字，专门用于传输技术和特种书刊，那么汉字机械就可以比较轻便一些。这样一个便于技术处理的汉字叫做“技术用字”。“技术用字”以频度为根据，不以字性为根据。这个跟日本的“当用汉字(1945字)”性质相似。不同的是，日本的“当用汉字”用于一般书刊，而我们的“技术用字”暂时只能用于传输技术和特种书刊。根据周有光先生的研究，三千多个“技术用字”占出现总字次的99.9%，欠缺千分之一。这个千分之一只能用替代办法了。替代的办法可以有：1.用同音字体代表外字；2.用汉语拼音代替，以词儿为单位；3.用双音节词代替单字，如用“即鱼”代替“鲫”。这些都要认真研究，做出三千多个罕用字的代用汉字表来。

(二)汉字定音问题

周有光先生对汉字“定音”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多音字”的研究，二是对汉字声旁表音功能的研究。周有光先生从文字体制、数量、来源和功能等方面对现代汉字“多音字”的性质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多音字来源有两种：一是产生于“语音分化”，二是产生于“字形偶合”。产生于“语音分化”的多音字主要有：古今音变、文白两读、方普并用以及其他音变；产生于“字形偶合”的多音字有异音通假、旧字新用。多音字功能的异同主要有意义异同、词类异同、单复分工、用途广狭、趋势消长、读音级别等。周有光先生指出“一字多音是汉字学习困难、应用不便的原因之一”，既然学习困难、应用不便，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减少多音字的数量，周先生强调整理的对象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用字”中的多音字，不涉及古语或方言土语。他比较了“同音字”与“多音字”的异同：“同音字是‘同音异形’，多音字是‘异音同形’，二者背道而驰。”他又提出把分化同音字的词形分化法移植到整理多音字中，在现代汉字多音字的整理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有光先生提出了整理多音字的四种方法，一是去除多余读音，去除两读中间的一个不必要的读音，保留必要的一读，使之成为“一音字”；二是改读，古音今读或僻音俗读；三是改写，改写主要是同音代替。周有光先生在《现代汉字中的多音字问题》一文最后总结说：多音字中一大半不难改成“一音字”。大约有十分之四可以“去除”多余的读音或写法；有的字划出现代汉字的范围归入古字土字。大约十分之二的可以“圈调”，这都是单纯多调字。此外，大约十分之一可以尝试“改读”。大约十分之三可以尝试“改写”。

关于声旁的表音功能，根据周有光先生的统计，认为在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不论声调)的只占声旁的三分之一，有表调功能的只占声旁的五分之一。汉字要准确标音，只能依靠汉字以外的“字母”注音。“秀才识字认半边”的作法靠不住。

为了减少多音字的数量，周先生还提出了“音级”理论，即把多音字按读音的常用程度分为常读、次常读、罕读三级，这个理论对说明多音字的音项的变化很有价值，对减少多音字的数量也有重要意义，它提醒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把那些次常读和罕读音改为常读音，从而有效地减少多音字的数量。汉字表音不准是现代汉字需要“定音”的原因之一。

(三)汉字定形问题

周有光先生对汉字的“定形”研究，认为异体字要统一，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接近要以清晰、易认、容写的简化字为规范，这是清朝末年就提出的要求。初学文化的小学生、扫盲学员、以及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普遍希望简化笔画。

所以，整理汉字，首先要淘汰异体，简化字形，提高汉字的规范化水平。1955年中国大陆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其中有“同字异形”的汉字八百一十组，每组规定一个作为规范字，其余淘汰。共淘汰异体字1053个。淘汰一千多个异体字非常了不起。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异汉字整理，由于人心所向，执行的时候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整理异体字之后，中国大陆1956年1月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使得简化字得到正式推行，这是整理汉字的第二个步骤。方案包含五百一十五个简体字和五十四个简化偏旁。清末以来的汉字简化运动初次得到正式实行。这个方案后来发展成为《简化字总表》。方案中的简化字，从来源来看有古字、俗字、草书楷化、新造字等，从简化方法来看，有省略、改形、代替。这些简化字很多是“古已有之”这时候只是把“俗体”提升为“正体”，正如“白话”取代“文言”。简化字已经在中国大陆普遍应用于教科书、报纸杂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华人学校也使用了简化字。周有光先生认为，书法不受简化的限制。古代书法家常写简体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欧阳询的《九成宫》中有六分之一是简化字，可见古人不认为简化和书法艺术有矛盾。

至于有人担心简化会破坏传统文化。周有光先生说：“从篆书到隶书的‘隶变’大大简化了汉字；久已通行的草书和行书大大简化了汉字。这些简化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从他们继承而来的简化字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

关于简化的利弊，周有光先生认为“利”的方面主要是清晰度高、好认、好写。“弊”的方面主要是近形字增多、草书楷化字难写、旧书和新书繁简不同。

《简化字方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颁布使用到今天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大陆所有教科书、报纸、一般出版物上，已经非常实行了，但是在街道招牌、电影说明、电视屏幕等所谓“社会用字”方面，还存在混乱现象。特别是街道招牌，一眼望去，呈现出“无政府”的奇景。事实上，街道招牌是实用文字，应当规范用字。至于店门以内的书法艺术，可以自由发挥多样化。电影字幕电视屏幕更是实用领域，而且有给青年示范的作用，应当用规范字。这样做，并不妨碍书法艺术。弘扬华夏文化，应当推行现代汉字的规范化。

(四)汉字定序问题

关于汉字的“定序”问题，在中国大陆，人们流行的主要有四种查字法：部首检字法、笔画法、四角号码法、音序法。其中《说文解字》首创部首法，立五百四十部。“部首”就是“形声字”和“会意字”中表示意义类别的符号。部首相同的汉字都归入一个类别，使一盘散沙的汉字有了系统。部首法的基本缺点是同部首的汉字没有规定排列顺序，“部首法”只是一种汉字的“分类法”，不是汉字的“序列法”。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同一个部首下，要用第二种方法来排列顺序。最常用的第二种方法就是“笔数法”，笔数少的排在前面，笔画多的排在后面。可是，同笔数的汉字很多，如何排列先后顺序仍旧没有一个标准。

笔画法是“隶变”使汉字“笔画化”，从此产生“笔形分类”。早期的“用字八法”和“七条笔阵”，就是把笔画归纳为八类或者七类。笔形法的优点不在“分类”，而在“排序”。它可以多层次排列，“同组字数”较少，而且可以只用一种“单一排列法”，不用“多重排列法”。

“四角号码法”是王云五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明的。现在大陆学生很少使用它。它是对“部首法”的革命，又是今天电脑上输入汉字的“字形编码法”的先河。

音序法的前奏是古代的“韵书”。“音序查字法”在中国的正式登场是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的结果。《国语辞典》(1935年第一版)最早在大型辞书上用“注音字母”排列正文。

周有光先生认为，在要求快速检索的信息化时代，汉字的“定序”问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部首法”和“笔画法”都难于适应自动快速检索的时代要求。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后，开始有了利用字母顺序的“音序法”。在《现代汉语词典》使用拼音字母的“音序法”排列正文之后，大型出版物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采用“音序法”排列正文。这是“定序”方法的新发展，也是定序方法的应用，给广大读者查找信息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另外，还有对汉字字义的研究和汉字教学法的研究，其中汉字字义的研究主要是汉字构词功能的研究，部首功能的研究；汉字教学法的研究主要是解决汉字和汉语在教学中的矛盾问题。

周有光先生认为，现代汉字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跟历史汉字学很不相同。它是以语言学为基础而结合信息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的边缘科学。这绝不是抛弃或背叛历史汉字学。在汉字学领域里应当厚今而不薄古，厚古而不薄今。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现代汉字学这门学科脱颖而出。

三、《现代汉字学发凡》的影响

根据苏培成先生的研究，从1984年年开始，高家莺在上海师范大学、范可育在华东师范大学首先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随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西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学校也开设了这门课程。由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里的中文专业，多年前就开考现代汉字学。2001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中文专业专升本学历教育，开设现代汉字学这门课程，每届学员有一万人。通过广播电视，现代汉字学在全国得到了较快的传播。另外，开设了这门课程的还有天津师范大学、韩山师范学院(在潮州)、扬州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有的学校培养的汉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现代汉字学方面的题目。

苏培成先生说，他读到的专著、教材有十二种之多。最早出版的应该是孙钧锡的《汉字和汉字规范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这本书的书名没有标明是“现代汉字”，而书内每章的标题都标明了“现代汉字”，论述的内容也是“现代汉字”。在这12种著作里面，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合著的《现代汉字学》和苏培成编著的《现代汉字学纲要》，社会影响较大。苏培成著的《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是一部有关现代汉字研究历史的专著。

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用的《现代汉语》教材里的文字部分以前主要讲六书和汉字形体的演变，现在有的改为现代汉字，有的增加了现代汉字的内容。前者如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试用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1993)，后者如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出版的汉字学和汉字学史的著作，有些增加了现代汉字学的内容。较早的有孙钧锡著《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的第四章“科学文字学时期”，包括四个部分，即传统文字学研究、古文字学研究、现代汉字学研究和汉字改革研究。其中现代汉字学研究这部分非常详细，占了70多页。最近出版的汉字学的通论性著作，如吕浩著《汉字学十讲》(学林出版社，2006)，其中就包括古文字、今文字、现代汉字等几个方面。

从《现代汉字学发凡》的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现代汉字学有了可观的发展，逐渐被学界和社会所认识、所接受，建立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在汉字规范和汉字信息处理方面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