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洪

(安庆师范大学，安徽 安庆 246133)

一、以科学为正轨

介绍西方科学家。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孔昭铭》，明确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是本志“唯一之宗旨”。[1]

1916年9月1日、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三号发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认为二十世纪因为建设和救济的需要，要求科学家比要求英雄更迫切。他认为，当时最大的两个科学家，一个是出生于1845年的俄国人Metchnikoff(梅特尼廓甫)，一个是1853年出生于俄国的Ostwald(阿斯特瓦尔特)。梅特尼廓甫的主要科学贡献：(1)提出长生说，人的寿命超过一百岁，不是异事；(2)道德意识。个人完全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目的。梅特尼廓甫主张，个人应该过简朴严正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陈独秀认为，他的思想虽然重视个人主义，但惊倒一世，表示重视生命。

阿斯特瓦尔特的主张：(1)幸福公式：G(幸福)={E(精力)+W(逆境)}{E(精力)——W(逆境)}。陈独秀认为，英雄的幸福和田舍的幸福不能相等，主张追求英雄的幸福，反对退隐的田园的幸福；(2)精力法则。一是精力常存；二是精力由高就低，以保持其水平性。陈独秀认为，这个思想极大影响了哲学社会科学。如十九世纪流行宇宙机械说，即以精力常存说为哲学根基,而精力由高就低，突出了人的意志，推动了进化论的流行，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潮；(3)效率论。追求效率，要善于利用精力，不令其低行。原料精力变成有用精力，效率必然增加。用阿斯特瓦尔特主张，从事劳动的人，应尽量不要浪费原料和精力，这样的效率最大。[2]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答程师葛》信，精力越用越多。人的精力不用，越来越容易废弃。[3]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我之爱国主义》，把“洁”(卫生)作为爱国者必须做到的内容。[4]

以科学精神批评孔教。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再论孔教问题》，认为自己的信仰，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将来都在废弃之列；自然法是永久的，而道德、法律、宗教等是人为法，是暂时的；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孔教不能写进宪章，政教分离。[5]

未来的科学将回答宇宙之迷。在湖北第二陆军预备学校读书的叶挺给陈独秀写信，担心今天的科学不能解释宇宙之迷，陈独秀认为，科学是发展的，将来的科学会解答宇宙中的问题。[6]

二、反对官僚政治

爱国须勤、廉、洁、诚、信。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我之爱国主义》，认为中国面临亡国，原因是道德堕落。因此，爱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捐躯烈士，而是解决道德堕落问题。中国人如此堕落，亡国是必然。因此，解决中国人堕落问题，是治本的爱国主义。他提出，爱国的人，必须勤(反对闲散)、廉(不贪金钱)、洁(卫生)、诚、信。[7]

陈独秀的朋友吴越等烈士壮烈牺牲，并没有救国。他从亲身经历中感悟，救中国光靠献身精神不行，要从根本上挽救中国人的堕落的道德。这样，他将爱国由献身的壮举，提升到伦理追求的更深的层面。

陈独秀在同期《新青年》发表《我之爱国主义》，把“诚”作为爱国者必须做到的内容。他批评孙毓筠等人，袁世凯在世时，虽然不是诚心支持帝制，却鼓吹帝制，袁世凯死后，一些人倒在共和制度一边，孙毓筠在给熟人的信中称袁世凯为“袁逆”，前后判若两人。[8]

陈独秀本质上是个儒生，他后来从事政党运动，包括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始终坚持诚信的政治道德准则。

抛弃官僚政治。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答汪叔潜》，认为立宪政治必须保证人民尊重自由。《新青年》的宗旨是以青年教育为目的，期望国人根本上觉悟。他主张抛弃官僚政治，争取优秀的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政党政治。[9]

宁取共和之乱，不取王者之治。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常乃悳》信，常乃悳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因为有道，即无可议，不是钳制舆论。陈独秀认为，古代政治并非一无可议之处，并非好过现在的西方制度。陈独秀主张，宁可取共和之乱，不要取王者之治。[10]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常乃悳》信，主张，宁可取共和之乱，不要取王者之治。这个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陈独秀认为，为了实现更高的社会制度，社会宁可暂时的“乱”一点，但能够消除封建帝制，最终达到永久的国内和平(共和制)。

三、冲击孔家店

排斥传统道德观，反对金钱造成罪恶。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答程师葛》信，认为道德衰落的原因：第一，人口增加，经济落后，金钱造成罪恶；第二，封建社会的道德、风俗、习惯仍然有残余影响。陈独秀认为，今天人们在道德问题上，已经有分歧。世人所说的道德，未必是道德，所说的不道德，未必是不道德。怎么办呢？陈独秀提出：第一，改良经济制度，不要因为金钱造成罪恶；第二，排斥传统的所谓道德，尊重真理。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行德育。[11]

国家不能立孔教。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理总统书》，反驳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主张立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认为，信教自由，不能以国家抢拍人民信教；中国南北都反对立孔教为国教；欧洲无神论哲学和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宗教虚幻；中国人信佛教、耶稣、回教的人很多，中国并不是无教；孔教为帝制服务，康有为一面赞成共和，一面鼓吹孔教，自相矛盾；陈独秀希望康有为自己树立模范，影响世风，不要乞灵孔子。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吹响了冲击孔家店的号角。[12]

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发表《宪法与孔教》，继续冲击孔家店。陈独秀认为：孔教问题因为袁世凯写入宪法草案附录，引起争论，孔教问题关系实际生活和伦理思想的根本；和学术、政治问题比，伦理问题是根本问题；信仰孔教，否定其他宗教，是侵害信教自由；中国许多学派，只尊孔教，是学秦始皇废止百家，独尊一家；欧洲战争，许多因为抢拍信教引起，应该引以为戒；以何为教育之本，宪法不能独尊一家，废除他家；本质是孔教是否不适宜于民国教育这个根本问题；国民教育应该向西方学习，宣传人人平等思想，但孔教本质是宣传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三纲五常)；辛亥革命以后的成绩，如不否定孔教，都不能获得。[13]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再论孔教问题》，认为在信仰上，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将来都在废弃之列；孔教不成立，孔子不信宗教；孔子之道可以尊重，但孔教不能写入宪法，因为不适合国民生活、宪法不涉及教育、道德问题；宪法不写个人名字；国家对于各门宗教应该平等，故国家在各地立的孔庙应该毁掉。[14]

孔子思想不适合今天社会。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发表《答莫芙卿》的信，认为中国今天的状况，适合独身主义。他认为中国的生产发展慢于人口增长。其目的是计划生育，科学规划符合中国生产状况的人口发展速度。他甚至提出，优婚生育的思想，即限制不良分子生育。[15]在反驳康有为致范源廉书中，陈独秀指出，西方妇女有工作、与婆婆公公的关系，参加社会活动等，都是独立精神的体现，与孔子思想不合。[16]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孔子之道与现实生活》，批评康有为致教育总长范源廉书。陈独秀认为：甲午战后，叶德辉写《冀教丛篇》批评康有为，陈独秀站在康有为维新变法一边，大众广庭为其辩护，被人指为康党；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写《劝学篇，批评康有为反对学习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今天的康有为竟然与叶德辉站在一起，提倡孔教了。

孔子不适合今天社会：第一，社会变迁，没有一种思想适合全部社会；第二，即便没有大变化，也处于不断的微小变化之中；第三，康有为给范总长信又承认孔教不是宗教，而是谈人伦之法；第四，即然是世法道德，必随社会变迁而兴废；第五，当今社会讲人格独立，讲财产独立，而孔子讲服从；第六，政党讲信仰独立，孔子讲三纲五常；第七，西方妇女参加运动，男女交际、妇女工作、与公公婆婆关系等，与孔子思想不合；第八，西方教育成年子女方法，与孔子思想不合；第九，西方丧葬简单，与孔子厚葬不合；第十，孔子的道德是封建社会道德，而且，只符合上层人的利益；第十一，过去，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自小读孔子书，这个情况不应继续下去；第十二，今天中国风俗比西方差，但比古代好！尤其西方思想传人以来，中国风气更好！第十三，臣不忠君、子不孝、女不守节、男不读经，是不尊孔，但不是风气坏。[17]

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答吴又陵》信，认为任何学派，不能定为一尊；儒家思想不是没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儒家思想与近世文明绝不相容；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说，不攻破，我国社会政治、道德、法律不能由黑暗进入光明。[18]

孔子思想的弊端。在反驳康有为致范源廉书中，陈独秀指出，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发生了许多可喜变化，证明中国在进步，而不是康有为所说的，中国风气在变坏。男不读经、妇女不守节，在陈独秀看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19]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登陈独秀给孔昭铭写的信，赞成他提出的禁止早婚，需要打破家族主义的观点。宗族嗣续主义，源于儒家的孝亲之说。儒教孔道不破坏，中国的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思想，均无救治之法。不仅仅是早婚问题。[20]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常乃悳》信，常乃悳提出，古代的孔教和现在流行的孔教不同，即认为现代流行的孔教因为汉宋儒、孔教会的关系，已经不是真正的孔教了。孔教因为后人，而导致大坏。陈独秀认为，汉唐以来的儒家，都是崇拜孔子的。常乃悳一方面认为，孔教与帝制没有必然关系，真正的孔教不讲帝制，但同时承认孔子扶君权。[21]

反对独尊儒家。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再答常乃悳》信，认为自己不否定孔子优点，但反对汉以来独尊儒家；儒家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与西方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反对，否则会亡国。[22]

陈独秀为什么敢于批评孔教，敢于向社会宣战呢？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孔昭铭》中说，社会进化，最重要的是“以敢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古以来，进化社会都有这样的向社会宣战的伟大人物。[23]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孔子的思想，都是惊世骇俗之言。由于他的真知灼见，以及不怕牺牲的精神，使陈独秀走在同时代人前面，成为领袖人物。

四、主张文学革命

国语统一。在1904年 出版的第三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发表《国语教育》一文，提出国语统一问题。[24]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答沈慎乃》信中，认为国语统一是普通教育的第一步,但推行此事，需要国内和平，今非其时；为了国民知识的发展，汉语宜改为罗马文；目前社会关注者少，宜以后社会需要时再研究。[25]这样，陈独秀已经认识到，教育问题服从政治问题的解决，服从社会的需要。

支持胡适文学革命八事。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答程师葛》信，认为浮词夸语，有害世风。世界潮流，趋向重实际弃空想。对于中国的文学的浮词滥调，他主张用写实主义补救。[26]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答胡适之》的信，对于胡适批评陈独秀一方面主张写实主义，一方面刊登谢无量的古典诗，陈独秀表示同意；胡适批评陈独秀厚诬古人，他表示自己刊登谢无量的诗，是赞扬他继承古人，不是厚诬古人；对于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除文法结构和言之有物外，其他六条都支持，并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的雷声；对于“文法结构”，陈独秀认为，文学不需要受伦理学和普通文法限制，修辞学可以有结构；对于胡适提出的“言之有物”，陈独秀认为，既要讲写实主义，也要讲理想主义，但反对无病呻吟。[27]

1916年10月5日，陈独秀写《致胡适信》，认为文学改革是中国目前切要之事；翻译文字不能直接唤起中国人的写实主义文字；希望胡适写一篇改良文学的论文。[28]

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答常乃悳》信，认为偶尔可以用典，胡适否定用典，是指文中用典泛滥。[29]

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编者按，赞成胡适的提倡白话文的观点，认为是中国文学的正宗。[30]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没有革命就没有欧洲现代文明；中国政治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国民不知道革命的重要性；孔教争论是中国伦理革命之先声，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予以声援；批评韩愈文犹师古，文以载道；桐城派是八家与八股文之混合体，中国尚无目无古人的时代文豪出现；与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愿意为前驱。[31]

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陈独秀提出了著名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第一，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2]

五、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二卷的现实意义

伦理问题比学术、政治更重要。陈独秀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封建社会有封建的道德，孔子的思想适合封建社会，但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会应该学习西方思想。陈独秀把传统的道德做了新的规定，认为西方宣传的独立、自由、平等思想，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

陈独秀把伦理问题看成比学术、政治更重要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天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但道德问题突出，尤其是年轻人道德观念淡漠，缺少优秀传统的观念，关系到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陈独秀在一百年前已经认识到，中国亡国的根本原因不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值得人们警醒、深思。

反对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新青年》，他要求青年人，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只有数十寒暑，不要以做官求荣为归宿。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要关心社会，不要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33]

在《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关心青年，要关心新闻，要爱国；《青年杂志》时期，他提醒青年，要增加抵抗力，不要学隐士；现在，他提醒青年，不要迷信做官、发财。随着社会的变迁，陈独秀针对风俗的变化，不断的向青年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我之爱国主义》，把“廉”(反对金钱拜物教)作为爱国者必须做到的内容。[34]

受陈独秀的影响，一时间，青年学子以谈做官、发财为耻，以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为荣。今天，许多青年以做官为风尚，以发财为目的，不关心社会和他人。陈独秀的思想，值得今天的政治家和思想界精英以及文化工作者反思。我们应该引导青年人去做官、发财呢？还是像陈独秀一样，引导青年人去关心社会和国家呢？如果像今天的风气，青年人都一窝蜂的去追求做官和发财，五四政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无从谈起。因此，陈独秀反对青年追求做官和发财的思想，在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尊重科学，破处愚昧。陈独秀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认为，不了解科学，人们生活在愚昧之中。因此，科学的作用，从伦理上看，也很伟大。他以宗教为例，指出人们一向认为，基督教承担维持世界和平使命，但事实却是相反。今天主张和平的人，不是指望基督教的和平使命，而是批评战争的浪费和破坏。这样，陈独秀不仅从伦理上肯定了科学的伟大，即将许多人从迷信、愚昧中解救出来，同时，自道德的角度，批评了迷信宗教的不道德的一面。他鼓励大家多用精力，鼓励大家不要懒惰，在今天特别是在青年一代的教育中，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年人要自己为自己服务。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发表《答陈蓬心》的信，认为社会服务是好的风尚，但中国公共事业不发达，现在实行不现实。青年人第一步，自己为自己服务，不要叫别人替自己服务。[35]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主要目的是教育青年，不仅教育他们爱国，奋斗，辨别各种错误思想，还叫他们如何做人。今天，中国的青年一辈，产生了依靠长辈的错误思想和习惯，后患无穷。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二卷思想辨析

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阶段，提出了批孔是正确的，因为是封建社会末期，宣传孔子的君臣理论，是阻止社会变革的保守思想。孔子是周朝末期为维护周朝的稳定的理论，其思想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国家稳定，但在社会革命时期，孔子的思想就成为保守的思想。今天，社会需要和平稳定，孔子的思想有利于和谐和稳定，这与陈独秀当时反对孔子并无矛盾。现在，一些人认为，反对孔子是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要陈独秀等人为今天的道德下滑负历史责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肤浅的，是唯心史观。

陈独秀主张毁孔庙，是因为国家对于各门宗教不平等，国家拿钱只立孔庙，即对其他宗教不平等。陈独秀一方面肯定孔教不是宗教，一方面把孔庙和宗教一样看待。另一方面，陈独秀反对抬高孔子地位，但不否定人们去尊敬他，他反对的是把孔教写进宪法。他不全盘反对孔子思想，但认为其缺点更多。

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进步意义。在《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为冲击旧文化，极力推崇西方文化，宣传今胜昔，西方胜东方的观点。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高于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尽管西方文化有历史局限性，但如果对于西方文化进行有褒有贬的介绍，对于东方文化一面批评，一面肯定，封建帝制思想就会在思想界争论中获得喘息的机会。当时中国人文化普遍不高，大多数人没有辨析的能力，陈独秀全盘肯定西方文化，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已提出欧洲文明三个特征：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发表《袁世凯复活》，认为欧洲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是三个：法律上主张平的人权、伦理上主张独立人格、学术上破除迷信、学术自由。[36]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陈独秀给储葆衡写信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他认为此学在中国可以缓于欧洲，因为中国产业未兴。[37]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产业工人很少，因此，陈独秀认为，这个时候尚可不宣传社会主义。此时，陈独秀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封建主义残余作斗争。他的人生观处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夕，处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上。

当时批评文以载道和桐城派的进步性。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韩愈的文以载道、维护儒家的思想是错误的。他认为桐城派是唐宋八家和八股文的混合体，提出要与十八妖魔(明前七子、后七子，明代归有光、以及桐城派方、刘、姚)宣战，这个思想，改变了唐宋明清以来文人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崇拜，具有惊世骇俗的作用。

唐宋八家以及明清思想家，主流宣传儒家思想，宣传三纲五常，维护了唐宋明清时期的阶级统治。陈独秀生活在革命时期，因此，冲击孔家店，必然要冲击维护儒家思想的文以载道等思想。历史地看陈独秀的主张，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今天，我们肯定桐城派的文学主张，肯定孔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是今天社会的需要。判断一个思想的正确性，要历史地、具体地看其是否符合、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

七、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二卷的历史地位

中国思想家精英荟萃。陈独秀自1916年9月至1917年2月主编《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六号，除本人发表文章十一篇(不含通信)以及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李亦民等继续写稿外，增加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苏曼殊、杨昌济、陶履恭、光声、马君武、吴稚晖等人写稿。而且，读者希望陈独秀向蔡元培约稿，声韵训诂大家钱玄同也表示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新文学思想，等等，这些文化人、思想家的纷纷介入，使《新青年》第二卷阵容比《青年杂志》时期上了一个台阶。

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症结——冲击孔家店。1915年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提出向西方学习，取代东方封建文化，比较笼统。1916年9月开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冲击孔家店，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定位在批评儒家道德文化上，为中国思想界冲击封建传统文化找到了具体批评对象。

举起文学革命大旗。胡适在美国由倡导白话诗、白话文到系统提出文学改良思想，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局限在文学发展范围，陈独秀自批评东方文化和向西方文化学习出发，将文学改良上升到文学革命，为摧毁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服务。因此，陈独秀把胡适的改良，纳入到陈独秀冲击旧的东方文化的战略高度。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开端。1916年9月到1917年2月，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二卷，除继续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外，全力开展批评康有为的尊孔思想，吹响了打倒孔家店战役的号角，并在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过程中，吹响了文学革命战役的号角。新文化运动第一阶段正以白话文运动为标志载入史册，冲击孔家店战役与白话文运动接二连三的打响后，包括叶挺在内的青年人立即被《新青年》所吸引，一时间，《新青年》成为全国青年望风景从的刊物，陈独秀、胡适迅速取代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地位，成为全国青年的思想领袖。

随着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胡适归国，鲁迅、周作人等进入同人刊物，蔡元培、毛泽东等人的支持，等等，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即将迎来最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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