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予晨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国民性”探讨的历史渊源探究

“文革”结束以后，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学界也迎来新时期的“大转折”，文学体制等得到重新建设，文学风格获得多元化发展的可能。而对于历史记忆的书写，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观念主导下，不同的作家群体由于个人经历、思考视点的不同，在作品中对于历史记忆的书写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关注某个有思考深度的“问题”，并有意识地把人物的命运和一个个的历史事件相联结，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着背离毛泽东时代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和阶级话语的诉求。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新变化也为新时代合法性的构建提供了充足的话语资源，对作家提出反映新的社会面貌的要求。

在书写视角的选择上，高晓声是一位比较特别的作家。与其他一些作家的精英主义叙述倾向不同，他的作品更多选择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这和他被打成右派后回到家乡“作为农民”务农二十二年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出身农民的他自觉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摆渡人”，要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1]，也正因如此，高晓声在创作中对农民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生活习惯、语言习惯都有着生动细致的呈现。《陈奂生上城》作为他以农民、乡土为题材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是“陈奂生系列”中的一部，主要讲的是新时期一位叫陈奂生的农民从进城卖油绳到返回农村过程中的一系列奇遇，生动展现了主人公微妙复杂的心灵历程。除了艺术性方面的特色，这部作品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被看作是在新时期重新将“国民性”搬上历史舞台的作品。

“国民性”概念最早在20世纪被提出，它来自于西方对于中国的一种歧视性描绘，本质上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立场上来审视中国的一种视角呈现。这一概念后来在鲁迅的作品中被广泛使用，成为他受到启蒙思潮和西方思想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批判性话语。“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常常说到三个相联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2]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的概念被“阶级”所取代，人们对于人性、心理的讨论更多是建立在阶级性的基础之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民性”的相关探讨才因“阶级斗争为中心”观念的终结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新时期在文学上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探讨“人”的时候，阶级话语让位给“国民”话语，这就使一切问题有了一个普遍性的前提。然而值得关注的是，新时代的“国民性”在经过历史的塑造后，已经有着与近代时期不同的复杂内涵。

在这一基础上，《陈奂生上城》这部作品的国民性话语构建和对主人公陈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过程是交织在一起展开的。

二、陈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支点和“国民性”叙述的铺就过程

这篇作品是用多种手法来塑造陈奂生形象的，每一种方式都从不同的角度、多个侧面构建着新时代的“国民性”这个问题，并进行内容的充实和维度的拓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性和新时代内涵的复杂性。

(一)“窗口”和空间转换——“国民性”问题的提出

陈奂生这个人物的身上寄寓着历史叙述形态因素，也就是说，作者在写陈奂生时，是以他的生活道路、生活体验来呈现新时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精神方面的巨变。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陈奂生所在的空间和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首先，陈奂生的形象呈现是在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的转换之间展开的，在这里，陈奂生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传统农民，一方面作为这个大历史环境中的一员而存在，另一方面他也被作为作者向我们展示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窗口”。在小说开头处，作者已经给出了这方面的暗示：“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3]“自由市场”这个经济概念在这里被明确提出，而陈奂生能够有机会进城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自由性政策的一种肯定。同时，这说明国家政策、国家的新变化在农民中间有一定流传度并收到了积极反馈，此时农民除了在物质上已经“囤里有米，橱里有衣”之外，脑海中一些新的意识已经处于萌发状态。在具体写到陈奂生进城的经历时，作者则图景式地展现了城市的新变化：商品丰富的“百货公司”，“新堂堂，亮澄澄”的旅馆，繁华的、旅客络绎不绝的车站，他随意便可以逛下来“三爿店”，可以说作者着意通过一些叙述渲染着新时代的氛围，强调着周围事物的一种新生的“活力”，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一种时代面貌。这样，作者通过陈奂生这个“窗口”向我们展示了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初期两方面的成果，他的形象不仅有时代特定的烙印，还有积极参与这个时代的意识。

然而，这个空间转换的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的呈现。陈奂生确实获得了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机会，但城市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是他生活经验的空白所在。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他先前的经验、知识、逻辑并不足以填补这种空白，这也是他上城却遭遇到一系列状况的根本原因。比如，他上城遇到的第一个小挫折就是“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只好第二天买，但又“不会在城里住夜”，还有醒来时看到旅店崭新的摆设便“不由自主地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而他在听到住旅店的价格是五元一宿时，他“竟说了这样一句外行语：‘我是半夜里来的呀’”，导致“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4]，态度立刻发生转变。在整个过程中，作者塑造陈奂生的形象时有意识强调他和城里人的巨大差异，他始终持有一种仰视的眼光、小心翼翼的态度来面对城市里的人和物，但这也导致他无法适应城里过于陌生的环境，在尴尬和掩饰尴尬的交替中度过大部分时光。

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高晓声为我们构建的是“国民性”需要被重新提出的现实语境。陈奂生进城后的一番“奇遇”是刻意安排、有意为之的，目的是让人物在迥异于农村的极其陌生的“高级”环境中来一番“表演”，进而通过这种“镜像反映”多侧面、深层次地展示人物性格与精神状态。[5]“城”这个概念是“现代化”的成果和缩影，而陈奂生所代表的是最传统的乡村。普通的国民在面对新时期“现代化”的大历史背景时的一个普遍状态在他的身上得到呈现：他们身上已经体现出和时代大潮相关的某种意识萌芽，也有意识想要参与到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之中，但是在面对新时代的时候，他们依旧是感到迷茫的一群人，因而一时难以适应。于是，作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主人公形象的建构中，提出了国民要如何改造自身，并投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全方位的性格特征刻画——“国民性”的症结所在

整部作品中最为成功之处就是作者高晓声从多角度对陈奂生进行的深邃丰满的性格塑造。作者善于从生活中精选富有性格特征的细节来塑造陈奂生的形象，通过直接描述、人物语言、心理独白等方式，全面、细致、真实地展现了陈奂生的一系列思想和行为。

首先比较引人关注的是陈奂生对于金钱的态度。陈奂生进城的目的是卖了油绳去买一顶新帽子，这件事情成为他全部的思想，也几乎主宰着他这一路的喜怒哀乐。陈奂生这一路的唯一消费便是“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卖完油绳发现丢了三角钱后，他又在“公家”“私家”的问题上作了好一番推测来分析丢钱的原因；得知睡旅店的价钱是5元后，他“像是给火钳子烫着了手”，掏钱的时候“抖着手”去摸钞票，甚至“外面那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等他回到房间，想着的还是“睡一夜要两顶帽钱”，“去年公分单价七角”，后来索性是“捞着多少算多少”[6]，又去睡觉了。虽然陈奂生自称对生活“满意透了”，但他无法摆脱这种时刻对于金钱的算计和纠结。其次，陈奂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自卑与胆小。在宾馆醒来后，“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想着的是“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付钱时遭到前台的姑娘的冷遇，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哪里还敢再开口”，还想到“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可见他在开始便把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上，处处小心翼翼，看他人脸色。

此外，陈奂生的身上还有着某种“阿Q精神”的成分，如他也会使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在火车站发高烧时，他想着“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最后竟还笑了出来。付完住宿的钱以后，他又爆发出破坏欲和报复心理，穿着鞋子踩在床上，不再顾惜地板、弹簧太师椅的整洁，理由是那句理直气壮的“出了五元钱呢”，最后他又自我安慰道：“这等于出晦气钱——比如买药吃掉”。在以往对这部作品的学术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也选择将陈奂生和鲁迅塑造的用以论述“国民性”的经典人物阿Q进行对比，认为陈奂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被解放了的阿Q”。[7]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作者是“将特定人物放到最有利于表现他的环境中去表演”[8]，而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里让陈奂生作为农民的很多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小心思展示出来，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陈奂生性格弱点的充分暴露。细节的叙述精心构建，形成具有直接性和强烈指向性的表达，直指“国民性”在当时环境下的症结所在。作者表达的是对这些症结会成为农民迈入“现代化”阻力的一种担忧，因而同时也寓有着某种“农民不应该成为现代化的弃民”的启蒙呼声。

(三)乡土背景的人物书写——“国民性”的土壤

在对陈奂生的人物塑造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他在上城之前和返回乡村之后的那些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表现和举动，这是他性格中最为真实之处，也是作者给读者留下更充分的暗示和更广阔的思考空间之处。

笔者认为促使陈奂生进城的“蹲在脑门三四寸地方”的精神动因在于：他发现别人有有趣的经历，可以“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对此非常羡慕，却苦恼于“他的经历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即不特别，又是让别人一目了然的”，别人在聊天时也“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9]所以，他踏上进城之路时心中带着隐隐的期待，希望上城可以带回一些趣事、新闻，帮助他找回在村中的话语权，重新树立起“尊严”。这其中自然有物质充裕后去追求精神生活的因素在，然而更多的只是一个农民想借助上城去满足一点无法实现的虚荣心，是在肚子填饱后产生的朦胧的自我表现的欲求。[10]那么最后结果如何呢？陈奂生成功地用“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看可以讲讲了”安慰了自己，并且关注点一直在“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可讲的！看谁还瞧不起他！”上。而果不其然回到村里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比以前有劲得多了”。[11]陈奂生通过上城的经历取得了周围人对于他话语权的认同，他所期待的“尊严”最终在他生活的环境中得到了实现。

另一个关键所在就是人物“吴书记”在陈奂生形象塑造中的意义。小说中，陈奂生在回忆当初和吴书记相识的过程时说，“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12]想到如何向老婆交代用掉的五元钱时，“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13]吴楚在这部小说之中只是一个线索式的人物，并没有寓含着作者的明显褒贬意味，但和结尾处其他百姓对陈奂生的羡慕来看，吴楚在陈奂生这样的农民百姓心目之中，还是有某种高不可攀的“县官老爷”的影子。于是，能受到吴书记的特殊照顾，坐上吴书记的车，被送去机关医院，又被安排在高级宾馆住上一夜，当然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实际上，国民性作为“文化烙于整个民族的性格外观，任何对国民性问题的真正思考都自然而然与一定的传统文化相联系”。[14]高晓声在写陈奂生时，始终有意识地将他放在乡土中的农民这个大的群体中，作者在塑造陈奂生的思想和性格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这样一个群体的形象，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深深根植于传统的、乡土的、国民性的民族伤疤。小说中透视出的爱热闹、凑热闹，通过“说”来获取尊重这些特点，都带有浓厚的小农色彩；而这些在农民们的心目中，和吴书记有这样交情的陈奂生自然不再是一般人物，这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臣民思想”。这些观念长久以来深深根植于国民生存的乡土世界中，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因为新时代的到来而被完全清除。这里体现的是作者对于农民发自内心的关怀和对他们命运的一种思考，也是“国民性”问题中最为深刻的部分。

三、结语

我们探讨陈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如何从“窗口”和空间转换、全方位的细节刻画描写和乡土背景书写这三个角度来进行，主要是为了理清“国民性”这个问题如何在《陈奂生上城》这篇仅有七千多字的小说中被一步步提出和充实的线索。第一部分，作者是要通过历史背景和空间建构说明“国民性”问题的迫切性，第二部分是对于“国民性”的弱点进行直接的揭露，第三部分是对“国民性”根植的环境和问题普遍性的点明。关于新时代“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在今天还在继续，它时刻引起着人们的反思。抛开对于“国民性”中暴露出来的弱点的批判，找出在当代语境下“国民性”话语提出的有力支撑点，才能够从复杂的问题中建构出清晰的脉络，也能够让叙述更具有历史的广度和深度。

[1]山东省鲁迅研究会.阿Q正传新探[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151.

[2][3][4][6][9][11][12][13]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4.298.299.300.295.301.298.301.

[5]赵建磊，赵洁菲.高晓声的“高超”与“高明”——重读《陈奂生上城》兼及其他[J].山花，2014，(10)：132-133.

[7]阎纲.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54.

[8]李梅玉.对农村新启蒙的深情呼唤——论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的创作意旨[J].阅读与鉴赏·教研版，2007，(4)：33-35.

[10]贺凤来.从“看热闹”到“凑热闹”——《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主人公形象比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4)：21-24.

[14]代淑君.试论陈奂生性格形成的文化根源[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