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冠南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韩生》中记录了汉初儒生韩婴的生平大略，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之语［1］3794，此处的《内、外传》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韩内传》四卷及《韩外传》六卷［2］2915。《韩内传》亦称《韩诗内传》，亡佚于宋代；《韩外传》亦称《韩诗外传》，一直流传至今，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其价值不言而喻。但今日所见的《韩诗外传》与韩婴所撰原本已有显著不同，不仅在卷帙分化方面出现了变化，在篇章内容等方面亦呈现出不同。清代学者胡赓善（1725—1799）①在《韩诗外传校注序》中曾言：“《韩诗外传》非汉时之旧，并非复唐宋之旧。”［3］74这一论断对于研究《韩诗外传》的版本流变方面颇具启发作用，因其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外传》至少曾有汉本、唐宋本及今本三种面貌。但目力所及，学界对于《韩诗外传》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的版本流变尚未有明确的关注与深入的探讨。即便偶有探讨者，也多是针对《韩诗外传》由汉至隋的卷帙变化，这是因为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为六卷，而至《隋书·经籍志》则变为十卷［4］74，这种卷帙变化是非常容易发现的。但对于《隋书》之后的唐宋本与今本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这是因为唐宋本与今本皆为十卷，故多数学者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不同，遂忽略了对其间曲折的探讨。兹结合文献记录及佚文征引情况，对该问题进行考索，以求更加真实地反映出《韩诗外传》在版本方面的流变历程。

一、今本《韩诗外传》“非汉时之旧”

所谓“非汉时之旧”，是因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韩外传》为六卷，而至《隋书·经籍志》已成十卷，可见《韩外传》的卷帙划分至迟已完成于隋代，则隋代以降的《韩外传》显非汉时旧貌。

六卷本何以会变成十卷本？前人对这一问题曾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多出的四卷为《韩诗内传》，因为《汉书·艺文志》记录的《韩诗内传》便是四卷。最早持这一看法的是清代学者沈家本，他在《〈世说〉注所引书目·经部》中提出：“《内传》则与《外传》并为一编，故其卷适与《汉志》同，非无《内传》也。”［5］206此后杨树达（1885—1956）于1920年撰《〈韩诗内传〉未亡说》，亦持《内传》“在今本《韩诗外传》中”之说［6］217-218，此说较有影响，不仅得到了金德建（1909—1996）、徐 复 观 （1903—1982）、张 舜 徽（1911—1992）等学者的认可，还在海外产生了一定反响，如美国学者海陶玮曾对杨文进行了英译［7］，日本学者西村富美子也做出“《内传》四卷未必没有混入《外传》”的猜测［8］。时至近年之间，香港学界仍不乏支持此说的学者②，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一看法不能成立，其最大的罅漏已被屈守元（1913—2001）揭出：“前人引《内传》，早者如《白虎通》，其文皆不在今本《外传》之中。唐人《群书治要》所引《外传》，无一条为《内传》之文混入者，是隋唐时代，《内传》《外传》固各自为书也。”［9］1023

另一种则认为十卷本系由后人划分六卷本而成。这可以宋人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韩诗外传》所谓“隋止存《外传》，析为十”之说为代表［10］64。这一看法并非孤悬浮寄，而是有着广泛的学术认同。例如卢文弨（1717—1795）《校本韩诗外传序》即谓“《汉志》本六篇，《隋志》则析而为十，非有所坿益也”［11］28，显然认为十卷本与六卷本仅存在卷数上的“析”分关系，不存在内容上的“坿益”关系。持类似说法的尚有四库馆臣为《韩诗外传》所撰提要“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12］136，亦认为十卷本系后人析分六卷本而成，内容上则无差别。由于唐宋时代的《韩外传》早已烟销灰灭，故现已无从判断其在内容上是否对汉时六卷本进行了“坿益”。但可以断定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必然存在内容上的不同，此即胡赓善所谓“非唐宋之旧”。

二、今本《韩诗外传》“非唐宋之旧”

之所以论定今本《韩诗外传》“非唐宋之旧”，主要是因为唐宋学者徵引的《韩外传》与今本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二者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本不同。这种情况最直观地体现在元后刻本《韩诗外传》与宋刻本引《诗》的差异方面。清代学者周宗杬《韩诗外传校注拾遗跋》谓：“比按《诗考》所载，韩与毛公异文者凡四十有八事，以诸刻校之，符同仅十许事而已。间如‘自羊徂牛’之为‘来牛’，‘勉勉我王，纲纪四方’之为‘亹亹文王’，则诸刻相承，犹沿宋旧；改韩从毛，实昉诸海虞毛氏汲古阁本窜易踪指，居然可见。”［13］607用字之别本是体现学派特征的最基本要素，但在毛晋（1599—1659）手里，却以《毛诗》为据而尽改《韩诗》异文，直接抹杀了后者在用字方面的独特之处，无怪乎顾颉刚（1893—1980）先生要说“不知学术源流者不可以事校勘”了［14］44。这种“改韩从毛”的误改，自然造成“非唐宋之旧”的结果。而毛刻本在此后的学界相当流行，正如赵怀玉（1747—1823）《校刻韩诗外传序》所谓“自明以来，屡有锓本，惟虞山毛氏较善”［15］24，清代精于斠雠的学人将这类“改韩从毛”本与《诗考》所引宋刻本对校，自然要发出今本“非唐宋之旧”的慨叹了。

第二，篇章不同。如果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之别仅体现在用字方面，那么尚可将这种差别归因于校勘失误，还不足以说明二本存在本质差别。但若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在篇章内容方面呈现出显著区别，则可证实今本的确“非唐宋之旧”了，因为这种区别绝非由简单的校勘失误造成，而是经历过一定规模的内在结构调整。经历调整之后，今本《韩外传》与唐宋本便呈现出篇章内容上的显著差异。对此，梁章钜（1775—1849）曾有细致的观察：

今本非唐宋之旧。书中未引诗词者，凡二十八处。又《文选注》所引孔子升泰山观异姓而王者七十余家及汉皋二女事，《汉书·王吉传》注引曾子丧妻事。又曾慥《类说》卷三十八引东郭先生知宋将亡事，又闵子骞“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语。又颜回望见一疋练事，又孔子谓君子有三忧语，又“出则为宗族患，入则为乡里忧，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条，皆今本所无。则阙文脱简，均所不免。汲古阁本尤多所窜改。［16］37-38

周宗杬论今本“非唐宋之旧”，主要还是着眼于用字方面的区别。梁章钜则已观察到了篇章内容上的差异。引文虽有部分失考之处③，但拈出的“阙文脱简”四字堪称目光如炬，因为这指出了唐宋本部分篇章在今本中的两种命运：或全部佚失（即“今本所无”），或部分脱简（即“书中未引诗词”）。这一发现的确是判定今本《韩外传》“非唐宋之旧”的铁证。泷川资言（1865—1946）考证《史记·儒林列传·韩生》时亦指出：“今存《韩诗外传》十卷，亦间有阙文脱简。”［17］4078再次印证了“阙文脱简”在考察《韩外传》版本源流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篇次不同。前代文献曾保留过有关唐宋《韩诗外传》篇次的零星材料，可证其与今本不同。先论唐本篇次之旧。魏徵等人编纂的《群书治要》曾节录了《韩诗外传》的若干篇章，在客观上保留了该书在唐代的篇次信息。清人许瀚《韩诗外传校议》曾就此书所录《韩外传》与今本之别进行了精细的比较，发现今本卷三末章与卷五廿三章在唐本卷五中原系一章［18］125-127，今本则割裂为两章，且分置于卷三与卷五中，可见唐本篇次与今本不同。次论宋本篇次之旧。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记录了一条有关宋本篇次的珍贵信息，可证宋本篇次亦有别于今本：

予家有其书，读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子贡曰：‘吾将南之楚，逢天暑，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水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妇人乎？’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孔子抽琴去其轸，子贡往请调其音。妇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孔子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曰：‘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切④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19］313

引文系檃栝《韩外传》“孔子南游适楚”章而成，并非转引全文。但问题之钤键并不在此，而在于“首卷第二章”五字，因为这清楚地说明了宋代庆历刻本《韩诗外传》卷一第二章为“孔子南游适楚”章。但自元刊本以降，《外传》卷一第二章皆为“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章，其后（第三章）始为“孔子南游适楚”章。由此可见，庆历本与今本篇次有所不同。

至此，则《韩外传》自汉至今，最少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时六卷本；第二阶段，隋至宋时十卷本；第三阶段，元代以来十卷本。其间包含了两次较大的变动，即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变化至少体现在卷帙方面，但篇章内容有无变动，尚无法确定；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的变化则集中体现在篇章内容方面，既存在某些原有篇章的全文或部分佚失，也包含篇章次序的变更。第一次变化由于呈现为卷帙扩充，故较亦发现；第二次变化则由于卷帙相同而具备较大的隐蔽性，故不易察觉。

三、唐本与宋本《韩诗外传》的关系

最后须略加探讨的是，隋至宋时的十卷本《韩诗外传》是否亦存在不同？这一问题牵涉隋、唐、宋三代，但隋本详情已不得而知，故此处仅能探讨唐本与宋本是否有别。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二本当属同一系统，在内容上没有差别。因为《外传》有部分篇章虽不见于今本，但却为唐本和宋本所共有，据此可证唐本的面貌较为完整地保留到了宋代。例如唐人所见《韩诗外传》有一条云：

昔鲍叔有疾，管仲为之不食，不内浆，宁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士为知己者死，马为知己者良。鲍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浆？虽为之死，亦何伤哉？”［20］434

按此条不见今本，却见于宋本《外传》。其证为《册府元龟》卷八八一引《韩氏外传》：

鲍叔有疾，管仲为之不食，不内水浆。宁戚患之，曰：“鲍叔有疾，而为之不内水浆，无益于鲍叔，又将自伤。且鲍叔非君臣之恩、父子之亲，为之不内水浆，不亦失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尝与鲍叔负贩于南阳，而见辱于市中。鲍子不以我为不勇者，知吾欲有名于天下。吾与鲍子说诸侯，三见而三不中，不以我为不肖者，知吾不遇贤主人。吾与鲍子分财而多自与，不以我为贪者，知吾贫无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士为知己者死，马为知御者良。鲍子卒，天下莫我知，安用水浆？诚有知者，虽为之死，亦何可伤乎？”［21］10233

《韩氏外传》即韩婴所作《外传》。将引文与上引唐本之文对勘，可知二者徵引了同一篇当时可见的《韩诗外传》之文，唯一的区别是唐人系节引，故较为简略；宋人当系全引，故颇为详细。前已言及，这一材料既见于唐本，又见于宋本，却不见于今本。合理的解释是，唐本与宋本同源，故书中均有此章；今本与唐宋本异流，故遗失了此章。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艺文类聚》卷八三［22］1422及《太平御览》卷四七四［23］2176均引《外传》所载楚襄王聘庄子事，《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24］412及《太平御览》卷一四六［23］712均引《外传》所载赵简子事，皆为仅见唐宋本而不见今本的篇章，可见唐本与宋本确存在稳定的同源关系，而今本则来自区别于唐宋本的另一套文本系统。这些例证，也再次印证了胡赓善谓今本“非汉时之旧，并非复唐宋之旧”的论断。

注释：

① 姚鼐（1731—1815）《歙胡孝廉墓志铭》记胡赓善“年七十四以卒，嘉庆三年十二月九日也，见氏著：《惜抱轩诗文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11页。据嘉庆三年（1798），赓善七十四岁，可逆推其生于雍正三年（1725）。然嘉庆三年十二月九日为公元1799年1月14日，虽农历仍属嘉庆三年，而公历已进入1799年，故赓善之卒年应定为1799。

② 例如何广棪对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发出的《韩诗外传》“卷多于旧”的疑惑，便引录了杨树达、张舜徽之说，谓：“观杨、张二氏所论，足证《内传》未亡，乃在《外传》之中；故今之《外传》‘卷多于旧’，殊不足怪。”见氏著：《陈振孙之经学及其〈直斋书录解题〉经录考证》，《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二编第4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205页。

③ 例如梁氏谓《类说》所引“孔子谓君子有三忧语”及“出则为宗族患，入则为乡里忧，小人之行也”不见于今本，实则分别为今本卷一第十九章及卷四第二十章之文，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8页，149页。

④ “切”，通行本均作“窃”。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俱失校。按“切”乃“窃”之俗字，见《三国志平话》《娇红记》，参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