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扬雄在宋代历史地位的变迁

2018-02-11刘保贞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6期

刘保贞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 250100）

扬雄是西汉末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一方面表现出不汲汲于富贵、安于贫贱、淡泊自守以著《玄》只想以文章留名后世的样子，而同时在《法言》中却赞美（有人说是谄媚）“安汉公”王莽，并于王莽篡汉后作《剧秦美新》，因而扬雄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人品和作品，有的人喜爱、赞美，有的人厌恶、猛批。这种现象在宋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征圣”“宗经”的复古主张被宋初的儒家学者所推崇

北宋的建立，使得中原大地终于结束了自唐安史之乱以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士人开始对前朝进行反思，以探求长治久安之道。他们认为，唐代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女后专政、臣子不忠、宦官擅权等表面原因外，更根本的是佛、道盛行，使得儒家传统纲常伦理遭受严重冲击。为使“国祚延祐，历世长远”，必须借鉴李唐覆灭、五代战乱的教训，复兴儒学，重整伦常。而在宋初，宣扬来世的佛教和寻求得道成仙的道教由于迎合了人们摆脱现实痛苦的强烈愿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道教，更是受到了北宋初期统治者的尊崇。这种局面是儒家学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写了《儒辱》《无为指》等文，对佛、道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①

他以三教鼎立为“儒者之辱”，号召儒者起来“鸣鼓而攻之”。石介也公开声言，要誓死捍卫儒家的道统，他说：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盗入主人家，奴尚为主人挟戈持弓以逐盗，反为盗所击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诚非有利主人也，盖事主人之道不得不尔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它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②

为了和佛、道相抗衡，宋初的这些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抬高儒家的正统地位。在这一点上，扬雄可说是他们的先行者，他在《法言》中说：

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行》）

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吾子》）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吾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吾子》）③

扬雄的这种排斥诸子、强调一切行为都要“征圣”“宗经”的主张，引起了宋代儒家学者的强烈共鸣，赢得了他们的一致称赞。孙复对历史上坚决捍卫儒家道统的孟子、扬雄、韩愈大加赞扬：“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扬、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④石介在《尊韩》一文中也说：“道始于伏羲，成终于孔子……若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⑤

他们把扬雄视为儒家道统传续不绝的重要功臣之一。孙复说：

自西汉至李唐，其间鸿生硕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哆之言杂乎其中，至有盈编满集，发而视之，无一言及于教化者，此非无用瞽言徒污简册者乎？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⑥

石介也高度评价了扬雄维护儒学文化的功绩，他在《与士建中秀才书》中说：“炎灵中歇，贼莽盗国，衣冠坠地，王道尽矣。扬雄以一木支扶之，著《太玄》五万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阐扬正教。”⑦

他们还把扬雄的著作看成是宣扬儒家之道的典范，表示要效法并发扬光大之。柳开立志要“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⑧。他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⑨孙复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退之所以为退也，毁之所以为毁也，誉之所以为誉也。”⑩刘才邵也“尝愤五季文辞卑弱，仿扬雄《法言》，著《法语》八十一篇行于世。”［1］

需要注意的是，宋初的这些儒家学者所说的“文”与后世古文家所说的“文”是有差别的。古文家所说的“文”是专指以议论、抒情见长的散文，而宋初儒家学者所说的“文”的概念则要宽泛得多。他们把所有的学术著作都包括在内，像扬雄的《太玄》《法言》，他们也称作“文”。他们所强调的是，“文”的出发点、目的是要宣扬圣道，做出的“文”要“载道”。这批儒者非常看重“文”在宣扬儒家之道方面的作用。他们对时人信佛老、好时文的现状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孙复指出：“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徇世俗之士，则孰克舍于彼而取于此乎！”⑪石介在《与士建中秀才书》中云：“方今正道缺坏，圣经隳离，淫文繁声放于天下，佛、老妖怪诞妄之教，杨、墨汗漫不经之言，肆行于天地间，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轲、扬雄之文，危若缀旒之几绝。”⑫因而他们要效法孟子、扬雄对妨碍圣人之道传播的“塞路者”——当时流行的以“穷妍极态”为能事的杨亿、刘筠等人的“西昆体”，给予猛烈地批判。他们认为“西昆体”“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这样的“文”“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之人不见、不闻“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而这些人的“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⑬。

二、淡泊自守以著《玄》的品格为宋人所仰慕

宋初的几位皇帝，面对大乱之后百业凋敝、百姓困苦的社会现实，也借鉴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宋太祖主张“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2］，宋太宗则声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⑭在这种循默安静的政治氛围下，士人大夫多以恭谨静重相尚，如赵普为相时，“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满即梴于通衢”。“李沆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以报国耳。”⑮佛、道虽然受到儒家学者的抨击，但由于迁延日久，早已深入人心，它们所宣扬的“出家”“成仙”的遁世思想还是影响了一大批人。再加上宋代政治生活中连年不断的“党争”，失意的文人士大夫也屡屡产生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想法。扬雄清静无为、淡泊自守以著《玄》的做法，深得宋人的敬重。《文苑传五》记载说黄伯思“学问慕扬雄，诗慕李白，文慕柳宗元”［3］。黄庭坚在《次韵奉送公定》中赞叹扬雄道：

至今扬子云，不与俗谐嬉。岁晚草玄经，覃思写天维。脱身天禄阁，危于剑头炊。卧闻策董贤，闭门甘忍饥。五侯盛宾客，驺辔交横驰。时通问字人，得酒未曾辞。⑯

而且，《太玄》融合《周易》、《老子》、律历、阴阳五行的做法也和宋代盛行的“河图”“洛书”说多相互契合，因而宋人对扬雄的《太玄》也钟爱有加。吕陶盛赞《太玄》为谈“道”之书，这在道学盛行，以谈“道”为荣的宋代是极高的评价。他说：

雄之书其为数乎？抑为道乎？观其覃思于浑天，三摹而九据，索研阴阳昼夜之运，考究节候锺律之纪，星斗五行既得其详，然后定之以为首，叙之以为赞，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岁之日，则几乎为数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则言一时之理，一赞之不同则言一人之事，而又设为《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以解剥其义而敷绎其教，关之以休咎祸福，播之以进退动静。其微则一身之吉凶悔吝，其聚则天下之安危治乱，以可以推而及之，盖为道之用而著以为教也者，亦有忧患后世之心，而不独为乎数也。⑰

《宋史·陈尧佐传》说陈渐“少以文学知名于蜀。……至咸平初，渐始仕，为天水县尉。时学者罕通扬雄《太玄经》，渐独好之，著书十五篇，号《演玄》，奏之”［4］。《张揆传》说“张揆……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户。读《易》，因通扬雄《太玄经》。……上所著《太玄集解》数万言”［5］。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两派，他们对问题看法往往相左，如王安石平时很喜欢孟子，而非难荀子，曾为《孟子》作注解。司马光则推崇荀子，而非难孟子。司马光则著有《疑孟》一卷，对孟子的一些说法表示怀疑。司马光上台后，把王安石的所有新政措施不论好坏基本上全部推翻了。但在扬雄问题上，两个人却出奇的一致。王安石非常欣赏扬雄，他在写诗作文中多次赞扬扬雄，比如《扬子二首》：“（一）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当时荐口终虚语，赋拟相如却未工。（二）道真沉溺九流浑，独溯颓波讨得源。岁晚强颜天禄阁，只将奇字与人言。”⑱《答吴孝宗书》：“自秦汉已来儒者，唯扬雄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尽。”⑲司马光也很喜欢扬雄，他在《读玄》一文中，对扬雄及其《太玄》推崇备至，认为孟子和荀子根本没法和扬雄相比，更别说其余的人了。在文中他还反驳了刘歆、班固等对扬雄做《太玄》的讥难。他说：

呜呼，扬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没，学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虽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籍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竟也，何歆、固知之之浅，而过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与《玄》异，扬不遵《易》而自为之制，安在其赞《易》乎？且如与《易》同道，则既有《易》矣，何以《玄》为？”曰：“夫畋者所以为禽也，纲而得之，与弋而得之，何以异哉？书者所以为道也，《易》，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纲而使弋者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胶矣。且扬子作《法言》所以准《论语》，作《玄》所以准《易》。子不废《法言》而欲废《玄》，不亦惑乎？夫《法言》与《论语》之道，庸有异乎？《玄》之于《易》亦然。大厦将倾，一木扶之，不若众木扶之之为固也；大道将晦，一书辩之，不若众书辩之之为明也。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⑳

宋神宗时期，由于朝野两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对扬雄很崇拜，扬雄大儒的地位在这时首次得到了官方的认同。熙宁七年，国子监常秩等就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此事虽因有些人的反对而作罢，但在元丰七年，礼官又建议说：

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食，诚阙典也。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仍绘荀况等像于从祀：荀况，左丘明下；扬雄，刘向下；韩愈，范宁下。冠服各从封爵。［6］

神宗很快批准了礼部的建议，并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令学士院撰赞文。此后，一直到明洪武二十九年，尽管仍不断有人对扬雄提出这样那样的异议，但扬雄一直以成都伯的身份从祀于孔子庙中，年年接受天下学子们的顶礼膜拜。

三、文必艰涩的文学主张为宋代的文学家所诟病

扬雄是个模拟高手，他作赋拟相如以为式，准《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他不但在形式上模仿，而且在用字造句上也刻意仿古，因此他的作品中多奇字怪句，特别是《太玄》一书，形式既古怪，用字更生僻，浅显的道理硬是绕着弯儿说，“旁薄群生，历览者兹年矣，而殊不寤。亶费精神于此，而烦学者于彼”［7］3577，当时的人就对此提出了责难。扬雄则认为：

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师旷之调锺，竢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7］3578-3579

这种文必艰涩的说法实际上是扬雄对“六经”的一种误解，也是他缺乏语言发展观的一种表现。《易》《诗》《书》等“六经”的难读难懂，是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书》是上古典籍，它的难懂，除了流传过程中的“衍脱误倒”外，更主要的是由古今语言的发展变化造成的，如《费誓》《秦誓》之类的出师誓词，必定是每一个士兵都明白的。《诗》《易》的情况除了上两种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这两种书都本不为说理而做，儒家拿它们来说理，断章取义、引申发挥，自然会有许多曲折在里头。扬雄虽然欲传播周孔之道，但这种文必艰涩的主张对周孔之道的广泛传播是十分不利的，因此，这种主张受到了同样强调要传播周孔之道的宋代文学家和理学家的广泛批评。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偁虽也提倡古文古道，但他对“文必艰涩”的主张就不赞同，在《答张扶书》中，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㉑他勉励学者作文应“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㉒。在与张扶的另一书信中又说：

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而易度易测者，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而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矣。……且雄之《太玄》，准《易》也。《易》之道，圣人演之，贤人注之，列于六经，县为学科，其义甚明而可晓也。雄之《太玄》，即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以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闻也。㉓

苏轼也说：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㉔

不仅如此，宋代的学者甚至还认为，过分的“文”不仅不能载道、传道，反而还可能会害道。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㉕

四、屈身事莽为宋人所痛批

“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事二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的观念。《史记·田单列传》记载：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8］

人们对王蠋这类的死节之士之所以大加赞扬，就是因为他们是特出独行的人物，他们的选择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9］扬雄在王莽篡位后，既没像“谈说之士”那样“用符命称功德”，以求封爵，也没像龚胜、薛方、郭钦那样与王莽彻底决裂，追随前朝而去，他仍然埋首于故纸堆中，淡泊自守，校书作文，平平静静地面对世变。最后在王莽滥封官爵的时候，扬雄也“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可以说他的“莽大夫”是稀里糊涂地得来的。不久之后，不知是为形势所迫，还是他被王莽营造的虚假“盛世”所迷惑，他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了篇讴歌王莽的《剧秦美新》献上。这两件事在当时及随后的东汉时代几乎都不被认为是扬雄的污点，宋代以前的人批判扬雄也多就他做《剧秦美新》说事，说这是谄媚王莽，而很少有人说他背汉附莽，因为在当时“背汉附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连皇室的宗亲刘歆都做了王莽的国师，像扬雄这样的校书匠又算得了什么呢！

有学者指出：“北宋承五代之弊，从建国之初就十分注重忠节观建设。从太祖、太宗到真宗的不懈提倡，‘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的理论论证，到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政治家的身体力行，三方面相辅相成，积极重构忠节观，力图将法家的忠臣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到北宋中后期，“守死不二”的忠臣观已渐渐深入人心。在五代及北宋前期还屡屡被人称道的“不倒翁”冯道，则成了贰臣的代表，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攻击。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品评历史人物，他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11］另一历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冯道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㉖认为“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㉗。他评论蒙恬则说：“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二，斯亦足称也。”㉘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我们在今天看来是愚忠的“忠君”思想是多么地看重。然而，即使在这种氛围下，当时的人也没过多地苛责扬雄。欧阳修还是把扬雄看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㉙，司马光更是极力推崇扬雄，他在《资治通鉴》中，还每每引用扬雄《法言》品评历史人物。王回曾写信给曾巩，讨论扬雄事莽和做《剧秦美新》的问题，曾巩回复说：

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㉚

他把扬雄比作箕子（孔子所推崇的殷商三仁之一），评价是相当高的。

翻检宋人文集，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北宋时期，只是有个别人对扬雄事莽感到惋惜，而这也仅是韩愈“大醇小疵”的翻版而已，如刘敞（1019—1068年）说：

余读西汉书，爱董仲舒、刘向、扬雄之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灾异，几陷大刑，向铸伪黄金，亦减死论，雄仕王莾，作《剧秦美新》，复投阁求死，皆背于圣人之道，惑于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犹未能尽善，“才难”，不其然欤？然其善可师，其过可警也。㉛

对扬雄屈身事莽进行猛烈攻击是从南宋才开始的。二帝被囚，上至皇后公主、下至农妇民女被金人大量掠去，肆意凌辱的“靖康耻”，深深刺痛了南宋人的神经，“守死不二”的忠臣观被格外重视，“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事二夫”在南宋人的著述中也常常被提及，如林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进士）在释睽卦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时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事二夫。今也背五而逃，惟利是视，行无所纳，冒耻而归，可谓恶人也。”㉜

在抵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将领投敌、大臣里通外国的事时有发生；而内部因贪官污吏的盘剥而不得不为“盗”的“乱臣贼子”也时不时地在各地高举反旗。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当时的士大夫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而这又是由于王安石推崇扬雄这样的贰臣所导致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建炎、绍兴间沈与求“尝奏言王安石之罪大者在于取扬雄、冯道，当时学者惟知有安石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33。今检查《龟溪集》，未见此奏，不知陈氏何据，而同时的吏部员外郎陈公辅在绍兴六年（1136年）倒有一篇同类的奏疏，疏言：

今日之祸，实由公卿大夫无气节忠义，不能维持天下国家，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岂非王安石学术坏之邪？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之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王莽之篡，扬雄不能死，又仕之，更为《剧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于孔子无可无不可之义。”五季之乱，冯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宜其无气节忠义也。［12］

屈身事莽成了扬雄的滔天大罪。扬雄的牌位虽因是先王所定而在孔庙中没被撤下来，而现实中对扬雄的攻击却成了当时的潮流。邓肃（1091—1132）就说：

屈原、伍子胥、晁错皆死国之士，不当更訾之，盖事君以忠为主，才智不足论也。扬雄一切讥之，谓非智者之事，是知扬雄胸中所蕴，欲作《美新》之书久矣，岂迫于不得巳而后为乎！迨莽以符命捕刘棻、甄丰等，雄自投阁。班固便谓棻尝从雄学，故雄不得不惧。殊不知《美新》、符命一体也。莽既怒符命，则亦《美新》何有乎？雄身为叛臣，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故忿然捐躯，期速死耳。此扬雄之徒所谓智也。㉞

清四库馆臣认为邓肃的说法“与沈与求疏论王安石过尊扬雄，未知孰为先后，然均在朱子《纲目》书‘莾大夫’之前。考陆深《溪山余话》载肃与朱子父松相善，有醉留冠带以质纸笔之戏，肃有寄朱韦斋诗，即道其事。然则《纲目》之斥扬雄，得无传肃之说乎”㉟，由此亦可窥一斑而见当时风气之全貌。朱熹是当时的学界翘楚，他的思想及著作在当时及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熹在《楚辞集注》说：

孟子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圣贤之心如此，原虽未及，而其拳拳于宗国，尤见臣子之至情，岂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谏，而先自已哉？此等义理，雄皆不足以知之，唯有偷生惜死一路，则见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讥原，是以鸱枭而笑凤凰也。［13］

琰失身匈奴，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14］

在《通鉴纲目》中，朱熹更是运用《春秋》笔法，于王莽天凤五年下书“莽大夫扬雄死”，这几乎成了扬雄的终审判决。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二说：

西汉自孔光、张禹、刘歆、扬雄号为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谄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数。朱文公作《通鉴纲目》，标扬雄曰“莽大夫扬雄”，自是千古定论。㊱

不仅如此，朱熹还因厌恶扬雄的变节而对他的思想和作品也一概否定。他告诉学生：“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又说：“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㊲

扬雄自此成了叛臣贰子的典型，在当时及随后的元明清时代受到了无数人的口诛笔伐，比如沈作喆在《寓简》中说：

扬子云作符命，显是隳丧大节，夫复何言？而后之儒者巧为曲说，欲以抆拭解免其恶，是教人臣为不忠也。时人为之说曰：“爰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盖取其语而反之，言寂寞顾投阁，清净顾为符命耶？讥其反道败德，身为乱阶，而盗寂净之虚名耳。㊳

在这铺天盖地的批判声浪中，也有人出来为扬雄开脱，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

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

列，岂固穷如是哉！㊴

大史学家李焘也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扬雄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从何使君父子游洗墨池》诗中说：

蜀学擅天下，马王先得名。簧如巧言语，于道盖小成。子云最后出，振策思遐征。斯文大一统，欻使圣域清。富贵尽在我，绂冕非所荣。旁皇天禄阁，聊以观我生。怀哉不能归，旧宅荒榛荆。寂寞竟谁顾，正路今莫行。㊵

五、人性善恶混说受到宋人的指责

在南宋之前，孟子的历史地位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好之者有之，非之者也大有人在。虽说在王安石当政期间，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儒家经典，并作为科举和教育的重要内容（熙宁四年二月），孟子也被宋神宗封为“邹国公”（元丰六年），首次得到官方封爵，但孟子“亚圣”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南宋时期完成的，其中朱熹居功至伟。他精心撰著的《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简明精赅，影响巨大，成为官办学校的教材，被天下士子广泛诵习，《孟子》一书也真正由一般的子书上升为经。同时，宋代以来的理学又使人们热衷于探讨人的本性。在人性论上，孟子说人性善，扬雄则说善恶混。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扬雄没能和宋代的“亚圣”保持一致，所以扬雄也受到好多人的指责。邢凯说：

圣贤言性，毫厘不差，曰存性、曰率性、曰养性，勿忘勿助长之一意也。至扬雄曰：“学以修性。”夫天命之谓性，止可率而修之，率性之谓道，然后修其四端，施之于教，自恻隐充之而为博爱，羞恶充之而为得宜，辞逊充之而为品节，是非充之而为致和，而本然之性未尝以人力强揠之也。彼荀卿谓大心天而道，夫道出于天而根于心，心大而后天。由天而至于道，理皆颠错。朱文公谓扬雄言性，犹隔靴爬痒，愚谓荀卿尤甚。若王通以仁为五常之首，性为五常之本，道为五常之一，荀扬之所不逮也。㊶

李如箎也说：

殊不知孟子性善之说，盖本于《易》之“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说，其言当于理，真不易之论也。荀卿之所谓恶者，是以情为性也；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是以习为性也；韩愈之所谓上中下三等，是以才为性也，皆不明其本。明其本者，惟孟子性善之说为至当。㊷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

曾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的时代对过去的史料有着不同的解读，而这种不同的解读完全是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而做出的，且也往往是各取所需的。同一个扬雄，由于社会需要的不同，人们就赋予他不同的品格。总的来看，在北宋时期因柳开、孙复、石介、王安石、司马光、二程等尊崇他的复古主张而被抬升到圣贤的高度，在南宋因人们痛恨他背汉媚莽而被打入贰臣的深渊。由扬雄在宋代历史地位的变迁，我们也可反观宋代学术风尚的嬗变。

注释：

①④ 孙复：《孙明复小集·儒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石介：《徂徕集》卷五《怪说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扬雄：《扬子法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石介：《徂徕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孙复：《孙明复小集·答张洞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石介：《徂徕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柳开：《河东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柳开：《河东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孙复：《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 石介：《徂徕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