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3；2.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0；3.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基础研究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 530220

1 壮医基础理论溯源及内涵

壮医药是壮族及其先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和防病治病、养生保健的宝贵经验总结。它既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壮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从历史上看，壮族由于没有本民族规范通行文字等原因，壮医药长期以来靠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缺乏文字上的系统总结与归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有学者开始对壮医理论进行发掘整理研究。1958年，覃保霖发表《壮医陶针考》[1]一文，将壮族民间医疗称为“壮医”，为最早冠名“壮医”的论文,此后就出现了“壮医”这一名词并沿用至今。1968年，覃保霖提出天气、地气、人气三气同步的概念及基本内涵[2]。从覃保霖第一次系统论述壮医药学术体系之后，经过多年大量调查和收集整理研究，著名壮医学者黄汉儒教授等对其进一步完善，于1995年撰写《壮医理论体系概述》一文，系统总结了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毒虚致病等理论，奠定了壮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3]。2001年，在黄汉儒教授主编出版的《中国壮医学》[4]专著中，进一步将其总结为“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天人自然观，“脏腑气血骨肉、三道两路”的生理病理观，“毒虚致百病”的病因病机论及“调气、解毒、补虚”的治疗大法等，奠定了壮医学的理论体系，结束了壮医没有理论体系支撑的历史[4]。壮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壮医学科和临床的发展，现将近年来壮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2 壮医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2.1 壮医的天人自然观

2．1 .1 阴阳为本 壮医理论认为万物皆可分阴阳，万变皆由阴阳起。1996年，黄汉儒教授对壮医“阴阳”的起源进行论述，壮族先民聚居和分布地处于亚热带，四季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再加上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使壮族先民逐渐产生阴阳的概念并发展为阴阳为本的理论。王柏灿[5]在此基础上对“阴阳为本”的理论渊源进行较详细的论述，其通过对广西地方志等文献的考证，认为壮医先民在治病过程中认识到阴阳真假病症的概念及病机，反映了壮医阴阳为本理论的端倪。“阴阳为本”理论运用于医学上，作为解释人与自然之间、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工具。在阴阳的关系中，壮医特别调阳气的主导作用，认为人之所以具有生命的特征，是阳气的存在及作用的体现，人体阳气经常耗散，因而临床上阳虚的征象比较常见，重阳、调阳、壮阳成为壮医防治疾病的重要理念[6]。蓝毓营[7]对壮医与中医中的阴阳理论及应用中的异同进行论述，其认为壮医与中医对“阴阳”的认识如在阴阳交感、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等理论方面是趋于一致的，两者均将“阴阳”学说作为认识和诊疗疾病的理论基础。但壮医又有其独特之处，壮医学阐述人体病理变化时除了有阴盛阳衰、阳盛阴衰外，还有一种“阴盛阳盛”新概念，其形成可能与壮族地区常年气温偏高又经常下雨，雨量充沛有关。某些壮医学家如已故罗家安先生将“阴盛阳盛”的概念引入痧症辨证的治疗，其认为凡发冷发热，汗出口渴，头不痛者为阴盛阳盛[8]。

2.1.2 三气同步理论 壮医认为，人与自然相通，人体也可分为三部：头(壮语称“巧”)在上为天部；双下肢(壮语称为“胴”)为地部；胸腹(壮语称为“廊”)居中为人部。就人与天地的关系而言，人不得逆悖天地，需与天地同步运行；就人体内部而言，天地人三部需保持协调平衡，人体才健康无病，此即三气同步理论。

三气同步理论源于壮医对天地的认识，与远古壮族先民对天地起源的看法及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有关[5]。对三气同步理论源流探索中，有学者认为“物我合一”的自然观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在“物我合一”自然观的指导下，突出天人相应的整体性及人的生命活动与大自然的和谐性[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三气同步的理论源流与龙母文化及大明山祭祀活动有关[10]。三气同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体各部位之间的协调平衡，临床治疗时强调三气的“通”、“动”、“衡”，三气同步天人自然观对临床有重要指导价值[11]。

2.2 壮医的生理病理观 壮医三气同步理论是通过人体的“三道两路”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4]。“三道”即谷道(食物消化吸收的通道)、水道(人体水液代谢的通道)、气道(人体与大自然之气交换的通道)；“两路”即龙路(运行血液的场所及束缚血液运行的通道)、火路(人体传感信息之通道)。三道两路是气血化生和运行的通路，也是人体和外部联系的通路。其各司其职，使气血化生有源、运行有度、人体内外沟通有序，维持“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状态。

三道两路理论是壮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而火路是三道两路的核心，其化生和调节的枢纽脏腑是“巧坞”(大脑)[12]。蒋祖玲[13]基于壮医火路与现代医学中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发现两者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临床表现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极大地充实了壮医生理病理理论的内容，为更深层次地研究壮医理论提供新思路。禤达科[14]分别从网络分布规律、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疗原则及用药方面的异同对壮医“两路”学说与中医络脉理论的进行比较分析，丰富了壮医“两路”学说的理论研究，有助于为临床应用找到新方法、新思路。

唐汉庆[15]通过解析壮医学与中医学有关“道路”理论的内涵思想，其认为壮医学理论上吸收了中医学部分理论成果，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通过比较分析，能加深对两者的理论认识，有助于两者的交流和相互借鉴，从而利于在临床工作中提高思维能力及运用“道路”理论提高诊疗水平。“三道两路”理论除了应用于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外，对临床通路病的治疗和通路药的应用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在此基础上，还应扩大应用范围，如考虑将其用于疾病的预防与诊断，用于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等[16]。

2.3 壮医病因病机论 壮医论病，首重寻因，百因毒为首，百病虚为根，毒虚致百病[17]。毒之所以致病，一是邪毒损伤正气可导致发病；二是某些邪毒阻滞三道两路，使天地人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或血脉空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也是病理结果及病态表现。毒虚致病论是壮医独具特色的病因病机学说，也是壮医病因病机学的核心内容[18-19]。

蓝毓营[20]从毒虚致病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因毒致病论、因虚致病论及毒虚致病说的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论述，丰富了壮医病因病机学理论的内容。毒病、虚病作为壮族地区的重要病类，洪宗国[17，21]从毒、虚的概念，毒、虚病的类型，不同毒病、虚病的病因、病理及临床症状，防治方法及其常用药物等方面分别对毒病及虚病进行论述。对于毒病，洪宗国总结认为壮医已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丰富的诊治经验，但系统化与理论化研究还不够深入，未将其作为特色病类，特色诊疗方法与特色药进行系统的研究；而对于虚病的深入研究，可借助现代科学对器官功能的了解，大力开发针对不同脏器的补虚方法与补虚食药物，丰富壮医虚病内涵。在临床应用方面，唐汉庆[22]运用毒虚致病论指导痹症的防治，取得一定疗效。

2.4 壮医的治疗原则

2.4.1 调气、解毒、补虚 壮医以调气、解毒、补虚为治疗原则和治疗大法。尤其重视调气原则，常用的治法有调天气法、调地气法、调人气法等“三部”调气法，“三部”调气法内容丰富，方法独特，疗效显著[23]。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如针灸、拔罐、刺血、引舞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进行调节、激发或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保持三气同步。如黄瑾明教授根据壮族民间治疗经验，结合其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壮医针灸脐环穴具有调气、解毒、补虚、祛瘀等作用，而调气是最基本的作用[24]。调气是解毒、补虚作用的基础，“气调则道路自通”“路通则气血自畅”[25]。黄汉儒教授以壮医 “毒虚”理论为指导，运用解毒加调气法治疗瘴病，疗效满意[26]。此外，牙廷艺教授利用调气解毒法治疗痧症，也取得满良好疗效[27]。

壮医也重视祛毒原则，已故著名壮医专家班秀文教授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受到“毒气”的侵犯，故治疗上一定要以祛毒为先。他总结出壮医首要的防治特点为以外治为主，偏重祛毒[28]。黄汉儒教授在“毒虚致百病”基础上率先提出“解毒”治则[29]，壮医解毒主要通过内服药物或外用药物，如敷贴、熏洗等，使毒邪在体内化解，或从三道两路清除[30]。庞宇舟教授[31]从壮医解毒法的源流、分类、特点进行考究，表明壮医运用解毒法治疗疾病历史悠久，疗法众多，特色鲜明，值得深入研究。温海成[32]对壮医解毒法的临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发现壮医运用解毒除邪法、健运谷道法、通两路法、除痧法、祛湿法、祛风法、清热法等进行病毒毒病、谷道毒病、两路毒病、痧毒病、湿毒病、风毒病、热毒病等毒病的临床治疗研究，均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唐汉庆[33]通过对“毒”的解读及诊疗、“毒药”、“解毒”方法及“防毒”认识等方面对比浅析壮医药理论与中医学对“毒”论说，中医学理论对“毒”的解读及“毒药”论说方面较丰富全面，但壮医在痧瘴蛊湿毒的诊疗方面更具特色，特别是对于“瘴毒”，壮医的认识和临床实践更丰富。

壮医的补虚药分为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药四类，重视食疗和善用动物药是壮医治疗虚症的主要特点，通过食疗来补虚最为方便和实用，以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最为有效[34]。具体补虚方法又包括内治法和外治法两大类，内治法主要通过药物内服及药膳进行补虚，尤擅长应用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推崇药膳；外治法主要通过针刺、灸法、药物佩挂及闻药疗法等来补虚。宋宁等[35]对壮医补虚治则及其特色治法进行论述，阐释了壮医虚的内涵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了补虚原则的定义、内涵，并归纳及总结了壮医针刺、壮医药线点灸、药物内服、壮医药膳以及佩药挂药闻药等壮族民间常用的特色补虚方法及其临床应用规律，旨在为临床防治疾病提供思路及简、便、廉、验的防治方法。

2.4.2 平衡气血治则 黄瑾明教授认为[36]，毒和虚虽为起病二因，然毒虚能否致病，取决于毒与正气两者抗争是否引起气血关系的失衡，“疾患并非无中生，乃系气血不均衡”，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由于气血平衡关系失调所致。据此，2010年，黄瑾明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国壮医针灸学》[36]中提出平衡气血的治疗原则，即在“调气、解毒、补虚”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增加“祛瘀”原则，即“调气、解毒、补虚、祛瘀”八字，又称“八字”治则。通过“八字”治则，调整人体气血阴阳恢复平衡，使人体内道路通畅，人体之气与自然界天地之气回复同步运行，从而恢复健康。

壮医祛瘀可利用针刺、拔罐、药线点灸及药物内服外洗诸法联用进行，如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法[37]。祛瘀具有祛除和畅通人体瘀滞之气血、疏通三道两路、祛瘀生新等三要义，使气血运行通畅，生化有源，脏腑组织得到正常充养[36]。黄瑾明教授临床上应用祛瘀法或与其他疗法联合应用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38]、不孕症[39]等疾病，获满意疗效。

“八字”治则是对壮医治则内容的补充和创新，也是对壮医基础理论内涵的扩展。目前“八字”治则已在临床广泛应用，指导实践疗效显著，成为壮医治病的重要原则，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应用。

2.5 壮医辨证及辨病 在疾病治疗方面，壮医主张辨病与辩证相结合，但以辨病为主。唐汉庆研究认为[40]在运用“三道两路”理论进行辨病时，还应将辨病与辨体质相结合，因人制宜，有利于壮医实现个体化治疗，也有助于补充毒虚致病论的病因病机内容，拓宽壮医的临床应用并丰富壮医理论的内容。

2.6 壮医的诊断特色 壮医诊断方法丰富多彩，《壮族医学史》[41]内记载有目诊、问诊、望诊、脉诊、腹诊、甲诊、指诊、耳诊等8种诊法，独具特色。《中国壮医学》[4]新增了舌诊、闻诊、按诊、探病诊法、表里反应诊法等5种。《中国壮医病症诊疗规范》[42]则对望诊、目诊、舌诊等12种诊法的操作进行规范，有利于把壮医诊疗纳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2017年，由吕琳教授主编的《壮医常用诊疗技术操作规范》[43]书内还增加了山根诊法、人中诊法、鱼际诊法、脐诊法、穴位诊法等诊法的技术操作规范，补充及细化了壮医诊法的内容。

壮医在临床上数诊合参，尤其重视目诊。经过多年的研究，壮医目诊技术日趋成熟，在临床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2008年，由李珪教授主编出版的《壮医目诊诊断技术规范与应用研究》[44]一书，介绍了目诊的原理、历史变迁、诊断特点、技术方法以及临床疾病研究情况，包括子宫肌瘤、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症、乙型肝炎、甲亢、糖尿病等。还介绍了临床31种常见疾病的目诊眼征彩图，为临床应用目诊诊断疾病提供了更加成熟、科学、规范的诊断方法。

壮医诊法独具特色，对于其以后的发展重点，以甲诊为例，林辰教授认为今后甲诊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揭示甲诊学的科学内涵、挖掘规律及临床应用价值的整理 、规范和提高上。 而且必须将壮医甲诊学理论与临床研究紧密结合，吸纳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借助现代的科技，不断完善[45]。

2.7 壮医的治法发展及规范化研究 壮医治疗疾病的方法多种多样，大抵上可分为内治法和外治法。壮医既讲究内治，更重视外治。壮医常用外治大法有壮医针法，壮医灸法、壮医刮法、药物熏蒸及熏洗疗法、佩药疗法、贴敷疗法、药物竹罐疗法、滚蛋疗法等十几种[4]，各类外治大法又包含多种具体治法。壮医治法也因其独特的疗效和文化底蕴得到国家认可和传承。如黄瑾明教授持有和传承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持有和传承的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入列全国首批民间中医药特色诊疗项目[46]。

近年来，也有新的疗法得到创新和应用。如庞宇舟教授团队在深入研究壮医针刺和灸法理论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借鉴江西中医药大学陈日新教授腧穴热敏化技术研究的成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壮医腧穴热敏化探穴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壮医热敏探穴针刺疗法。临床研究表明，该疗法治疗“发旺”(类风湿关节炎)，可缓解关节压痛、肿胀、晨僵等症状,并提高患者免疫功能[47]。此外，该疗法无论是配合抗风湿病联盟西药[48]或联合壮药龙钻通痹方[49]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床疗效均满意。壮医热敏探穴针刺疗法值得进一步总结研究形成规范化的治疗方案，用于更多疾病的防治。壮医治法也具备了独具特色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学说，如壮医针刺以“以痛为腧”和“以灶为穴”为治疗原则和选穴方法；在经筋病治疗方面，韦英才教授经过多年的临床探索，结合壮医理论和生物力学原理，2016年，于其主编的《实用壮医筋病学》[50]著作中提出六个经筋学术观点，即肌肉解利生理学、横络盛加病因学、因结致痛病理学、摸结定位诊断学、松筋解结治疗学、拉筋排毒养生学等，对经筋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机理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为经筋临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此外，壮医部分疗法也得到规范化研究，包括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竹筒拔罐疗法、刺血疗法、针挑疗法等，壮医治法的规范化研究为其能传承发展及推广应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8 壮医预防养生理论的研究 壮医预防养生理论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医疗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疗养方法，也是壮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壮医药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壮医养生思想是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通过人体三道两路的协调制化，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壮医养生法则可归纳为顺应自然、形神共养、调摄饮食、解毒补虚、节欲葆精等[51]，其实践具体体现在饮食养生法、民俗养生法、经筋保健按摩法、足部按摩养生法、运动养生保健法等方面[52]。预防养生主要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两方面，即所谓的“治未病”。覃文波[53]在探讨壮医治未病学的思想内涵时，在未病先防及既病防变的基础上，还对病后防复理论进行探讨，病后防复预防之法包括防风、适动、谨食、养志、忌房事等方面。此外还有学者从壮医防病理论的研究[58]、壮医药膳防治疾病的特色[54]、与治未病相关的民风习俗如药物保健、居住、饮食、情志调养、体育运动等[55]以及治未病的思想[56]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丰富和完善壮医养生保健内容及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有重要的意义。

3 结语

壮医学作为古老而新兴的学科，经过30多年的挖掘整理研究，壮医理论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得到了越来越多民族医药专家的认同。从研究现状来看，壮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尤其是广西。近年来，出版的壮医学术专著及论文都从一定的角度对壮医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推动壮医理论的逐步完善。但壮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的完整性、成熟度及对实践的指导应用等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同时，近年来，壮医临床发展较快，壮医专家在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也出版了相关著作，有些内容对壮医原有基础理论进行了补充，但有些内容有待进一步规范完善。故对壮医基础理论进行提升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壮医基础理论提升研究，总的说来，即是对现有的壮医基础理论进行细化、量化、规范化研究，包括一是对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理论等在内涵上的充实和细化；二是借助现代医学技术，用可量化数值对壮医理论进行表述，如壮医毒虚致病的“虚”，借助血常规值及临床生化检验值来做部分参考；三是对壮医病名、症名等名词术语、治法方药理论等在表述及应用上的进一步规范统一；四是对部分壮医药理论，如养生保健及护理理论等的创新。通过对壮医基础理论进行提升研究，将壮医理、法、方、药、护连成体系，使壮医理论能有效指导临床，并促进壮医学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