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侯莫陈氏家族与佛教研究

2017-09-06龙成松

敦煌研究 2017年4期

关键词：家族

龙成松

内容摘要：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多个写本，是禅宗北宗早期重要文献。关于这一文献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在版本、形制及蕴含的佛教思想等方面，而从作者侯莫陈琰本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则着力不多。新出北朝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家族墓志，为研究侯莫陈琰生平提供了新的史料，而石刻中揭示的其家族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对理解《顿悟真宗要诀》的背景也有重要的帮助。

关键词：侯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早期禅宗；家族；新出墓志

中图分类号：B946.5；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4-0069-10

A Study on the Houmochen Family and Buddhism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Dunwu Zhenzong Yaojue

LONG Chengs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The Dunhuang documents Dunwu Zhenzong Yaojue written by Houmochen Yan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early Northern Zen literature. Research of this document has mainly focused on its versions， structure， and implied Buddhist thought， with little attention paid to its author Houmochen Ya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memorializing Houmochen family generation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provide new information for studying Houmochen Yan，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mochen family and Buddhism revealed by these stone inscription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background of Dunwu Zhenzong Yaojue.

Keywords： Houmochen Yan； Dunwu Zhenzong Yaojue； early Zen； families；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敦煌所出侯莫陈琰所撰《顿悟真宗要诀》，是禅宗北宗早期的重要文献，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禅宗早期历史研究的基本看法。现存S.5533、P.2799、P.3922、北8375、龙谷58和P.t.116等6个写卷及另外两种异本[1]，自其面世以来，日本早期禅宗研究者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即对该文献做过局部的介绍，然而对诸写卷之关系并未破解。1976年，上山大峻译出P.t.116号藏文本《顿悟真宗要诀》，诸写本之间的关系方始初步厘清。但关于该文献与敦煌所出另外一种禅宗文献《顿悟真宗论》之先后、传承关系则有误解，甚至有北宗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而伪作之说。直到法国汉学家伯兰特·佛尔从中国石刻文献中发现开元二年（714）涅槃之侯莫陈琰塔铭（《六度寺侯莫陈大师寿塔铭文并序》），才根据碑文时间节点，证实了《顿悟真宗要诀》序中“先天元年（712）十一月五日棣州刺史刘无得叙”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也松动了北宗在滑台之会后伪造“顿悟”学说的论点{1}。据此，禅学研究者马克瑞认为菏泽神会顿悟思想有北宗思想之渊源，“顿悟理论与北宗教法之间在初期并没有任何相互冲突或矛盾的看法”[2]。在西方学者的启发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伊吹敦对《顿悟真宗要诀》诸本传抄顺序及相关问题作了更为透彻的研究，尤其在《〈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和荷泽神会》一文中，对“《顿悟真宗要诀》与《顿悟真宗论》的关系”、“《顿悟真宗要诀》与《侯莫陈大师寿塔铭》的对比”、“侯莫陈居士的传记”、“侯莫陈与神会的关系”等几个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进了马克瑞等人的观点{2}。关于侯莫陈琰与《顿悟真宗要诀》相关问题讨论，中外学者一致看到了其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在北宗文献和思想的整理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似乎并未从侯莫陈琰本人之角度做出更多背景的阐释。

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不深入。较早发现侯莫陈琰塔铭之顾燮光、叶昌炽、罗振玉等人皆未注意到此石刻之重要，亦未将之与敦煌文献取得联系{3}。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日本学者利用石刻文献解决了一些关键的问题，惜有关问题并未得以圆满解决。如今，新出石刻文献在国内大量涌现，对文史研究是一次机会，而国内有天然之优势，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4}。新出墓志中有更多有关侯莫陈氏族源、谱系、宗教、婚宦的重要信息，可以推进侯莫陈琰及《顿悟真宗要诀》相關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新出的石刻文献，围绕侯莫陈家族之佛教信仰有关问题作一番考察，希望对相关之研究有所裨益。

一侯莫陈家族主要支系

及侯莫陈琰之可能归属

侯莫陈部自塞外内附以来，迁转南北，割据东西，涌现出一代代风云人物，其中以八柱国侯莫陈崇最为显赫闻名。这一系也最能代表家族在北朝隋唐时期总体之演进特征。此外还有一些短暂活跃过的支系。

（一）侯莫陈氏主要支系

侯莫陈悦，代郡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好田猎，便骑射。会牧子逆乱，遂归尔朱荣，荣引为都督府长流参军，稍迁大都督。[3]

侯莫陈悦追随尔朱荣，战功累累，官鄯州刺史。尔朱荣卒后，悦复随尔朱天光，事元晔为秦州刺史。高欢义军西讨，悦与贺拔岳倒戈，尔朱天光覆灭，悦重掌秦州刺史。后贺拔岳欲招悦讨灵州，悦反诱岳杀之，同时被害者众，遂屯永洛城。岳部下召回宇文泰聚合部众攻悦，悦部众离散，逃往灵州。途中，“追骑将及，望见之，遂缢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见擒杀”[3]1784-1786。此系后遂不显。

另外有侯莫陈相系：

侯莫陈相，代人也。祖社伏颓，魏第一领人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岁丧父，号慕过人。及长，性雄杰。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力战有功，封阳平县伯，后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迁司空公，进爵白水王。又迁大将军，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历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别封义宁郡公。薨于州，赠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晋贵，严重有文武干略，袭爵白水王，武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归周，授上大将军，封信安县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颖、弘信，雍州司士参军。子行方、行俭、行恭。[4]

《北史》《元和姓纂》皆据家状谱牒，内容当有很大的一致性。侯莫陈相一系随高欢奠基北齐，位至王公，但《北史》有传而《姓纂》不录，不可理解。今本《姓纂》卷3载：“《官氏志》，侯莫陈氏改为陈。后魏汾州刺史、长蛇公陈绍，生弘，唐泉州刺史。龙川公陈贺略，端州首领也。”[5]此条脱误问题严重。侯莫陈相在东魏时曾为汾州刺史{1}，《姓纂》所载此系或即侯莫陈相家族改从陈氏者。

侯莫陈氏显要且传承不断者为侯莫陈崇支：

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别部，居库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后，世为渠帅。祖允，以良家子镇武川，因家焉。父兴，殿中将军、羽林监。[6]

侯莫陈崇与侯莫陈悦同事尔朱荣，后同随贺拔岳征伐，而悦后反，以至灭亡；崇收复悦余部，随宇文泰定鼎关中，位至八柱国。虽然侯莫陈崇因为“错误”的预言，遭致杀身之祸，但是其子孙并未受到牵连，所以这一系势力周隋唐以来延续不断[6]268-270。《姓纂》详载侯莫陈崇支世系：

后魏有侯莫陈白，生延，京兆公。延生提，相州刺史。提生允，武川镇将、北平王。允生兴，羽林监、清河公。兴生顺、崇、琼、凯。崇，八上柱国、尚書令、司徒、太保、梁国公，生芮、颖。芮，周司空，生奕。颖，桂州总管，生肃、文骞。肃字虔会，唐考功郎中、相州刺史、升平县男。生璀、玮、嗣忠。嗣忠，丹州刺史，生知节、知道。知节，汝州刺史，生澄、涣、渉。澄，生起、超、越。起，唐州刺史，生暠、昌。超，都官郎中，生遥、昙、昇、（晏）。遥，生愿、愻、恁。愻，醴泉令、同州长史。昙生怤、恕、协、应。昇，璧州刺史。涣，都官郎中，生逌、懔。涉，相州刺史，生进。

知道生济。济生杰、俊。

崇兄顺，顺孙诠，右卫率。[5]734-736

该谱系脱误、讹误颇多，岑仲勉等已有校订，但尚未厘清。今据新出墓志，可进一步补正。

（1）永徽三年（652）《侯莫陈毅墓志》：

曾祖兴，魏殿中将军、柱国、太保、司空、特进、定相云并殷五州刺史、清河公；祖崇，周八柱国大都督、雍州牧、尚书令、大宗伯、大司空、太保、梁国公，谥曰刚公，食邑万户；父晖，周车骑将军、骠骑将军，食邑二千三百户，隋大将军、易州刺史、左武候大将军、长利郡宜公，大业二年□柱国。[7]

侯莫陈毅为陈晖第六子，夫人萧氏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姊，显赫一时。但“大业元年，以第三兄惠仕于杨谅，缘坐，停家”[7]7-8，在这次宫廷内斗中，侯莫陈毅显然受到打击，此后仕途不显。

（2）开元二年（714）《侯莫陈思义墓志》：

曾祖晖，隋左武候大将军，上柱国，长利郡开国公……祖裔，隋朝议大夫，豪州刺史，袭封长利公……父龛，皇朝明威将军，上柱国，赵王府典军……有子长上别将休征。[8]

此支与侯莫陈晖一支，皆不见于《姓纂》。

（3）贞元七年（791）徐申撰《徐浩夫人侯莫陈氏墓志》：

曾祖知节，皇朝银青光禄大夫、汝州刺史。祖超，皇朝正议大夫、颍王府咨议，赠荥阳郡太守。父昙，皇朝左卫率府长史……夫人即左卫府君第二女……侄通直郎、行河南府功曹参军事（侯莫陈）顼书。[8]683

（4）元和二年（807）于佶撰《侯莫陈恕墓志》：

四代祖文謇，皇郢州刺史；曾祖知节，醴泉令、汝州刺史；祖超，颖王府咨议，赠荥阳太守；父昙，右卫率府长史。志主为次子，有子济。[9]

上二志主为兄妹。侯莫陈恕志称四代祖文謇，当即《姓纂》“文骞”。今据墓志，知节、知道当为文謇之子，而不是嗣忠之子。换言之，《姓纂》侯莫陈肃一支之后，应当叙述其弟侯莫陈文謇一支，而今本《姓纂》脱其名讳、官爵，遂造成嗣忠生知道、知节的情况。

（5）大和二年（828）郭行余撰《汤贲君夫人侯莫陈约墓志》：

五代颖，隋开府仪同三司、持节总管桂、韶、交、广十八州诸军事、桂州都督、谥定公。高祖知节，皇银青光禄大夫、汝州刺史。曾冽，阆州南部县令，赠阆州刺史。祖超，朝议大夫、恒王府咨议，赠荥阳太守。考遥，恒王府司马、陇州别驾。世父、季父有：昙、晕、通、懍、昌。昆弟、族昆弟有：愿、恕、怤、愻、恁、协、厦、应、惎。姑姊妹为王妃，为县君、郡君、郡夫人者十八九焉。[10]

此志侯莫陈知节与侯莫陈超之间有侯莫陈冽，正对应《姓纂》侯莫陈澄（字形或以石刻为正），可证《姓纂》不误，前面（3）（4）志俱阙书此代。志中其他一些人物多有旁证：侯莫陈厦，《历代名画记》卷10云：“侯莫陈厦，字重构，工山水，用意极精。”侯莫陈恁，又见于新出贞元十四年（798）《袁杰墓志》，署“朝请郎行河南府告成县尉侯莫陈恁书”[11]。

（6）会昌元年（841）秦书撰《张公夫人侯莫陈氏墓志》：

曾祖讳涉，银囗光禄大夫、使持节相州诸军事、守相州刺史、上柱国、萧县开囗子。祖讳倚，宣德郎、守绵州昌明县令。考讳谓，征事郎、守囗州司仓参军。夫人为长女。[12]

侯莫陈涉见《姓纂》，此志可补其后。

侯莫陳崇一系枝派蕃衍，尚有一些可以确定出于侯莫陈崇一系者，如唐代《女孝经》作者郑氏之夫侯莫陈邈{1}。郑氏《进〈女孝经〉表》称“妾侄女特天恩策为永王妃”，永王妃本侯莫陈超之女{2}，可知侯莫陈邈与侯莫陈超为兄弟。又《金石录》卷9目录第一千六百四《唐秋日登戏马台诗》：“侯莫陈遂等正书，无姓名，贞元七年六月。”此侯莫陈遂极有可能为侯莫陈邈兄弟行人物。

（二）侯莫陈琰的可能归属

据敦煌写卷P.2799《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

侯莫陈居士者，雍州长安人也。俗名琰，法号智达。不顾荣利，志求菩提。在嵩山廿余年，初事安阇梨，后事秀和尚，皆亲承口诀，蜜登教旨……先天元年十一月五日，棣州刺史刘无得叙录琰问。[13]

又据《六度寺侯莫陈大师寿塔铭文并序》：

大师姓侯莫陈，讳琰之，法名智达，京兆长安人……年甫弱冠，便如嵩山。初事安阇梨，晚归秀和上。并理符心会，意授口诀。二十余年，遂获道果……开元二年六月十日入涅盘。[14]

前后两个文本的内容正好对应。前面所述侯莫陈各支系，及出土侯莫陈氏人物墓志，都未见侯莫陈琰此人，但我们结合他的活动时间和姓名规则，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从活动时代来看，侯莫陈崇之后代可考者如下：

第一代：芮，大业初流配岭南；昭，大业二年（606）为柱国；颖，大业九年（613）卒{3}。

第二代：肃，碑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昭第六子毅，永徽元年（650）卒；文骞。

第三代：知道，知节，璀，玮，嗣忠。

第四代：涣，开元六年（718）为濮州刺史{4}；涉，神龙二年（706）授吴郡守{1}，葬开元二十三年（735）{2}；嗣忠女天宝十三载（754）卒。

第五代：起，开元前期为唐州刺史；超，开元二十六年（738）为羽林长上；遂，贞元七年（791）六月《秋日登戏马台诗》题名。

第六代：遥，大历二年（767）卒{3}；超第五女，开元二十六年（738）册永王妃，至德元年（756）被害{4}；

第七代：昙第二女徐浩夫人，贞元七年（791）卒；恁，贞元十四年（798）八月五日为告城县尉，书《袁杰墓志》；昙次子恕，元和元年（806）卒；遥女汤贲夫人，大和二年（828）卒；侯莫陈涉曾孙女，会昌元年（841）卒。

据此时间坐标，若侯莫陈琰（琰之）属侯莫陈崇一系，最有可能在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侯莫陈琰，石刻作“琰之”，唐人名多省行或以字行。“琰”与“璀”、“玮”同偏旁，可能为同行兄弟命名。琰者，上端尖之圭也。古人命名有琰者颇多，除了与珪互训之外，有取其忠节之寓意者。同在开元时期，有赵琼琰，字忠，河南人{5}；宋代《海录碎事》作者叶庭珪，字嗣忠。这些名字从训诂上看，都是切“琰”之象征寓意。侯莫陈璀、玮同行正好有“嗣忠”。侯莫陈琰与侯莫陈嗣忠，从名字训诂之相关及活跃时间之相当而言，可能有莫大之关系。这虽然只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更多的证据还有待新出史料，但侯莫陈琰处于侯莫陈氏家族无疑，其家族奉佛之经历是其佛学成果之渊源。

二北朝时期侯莫陈氏奉佛之渊源

北朝以来，侯莫陈氏家族累世奉佛。《魏书·侯莫陈悦传》：“代郡人也。父婆罗门，为驼牛都尉，故悦长于河西。”侯莫陈悦之父以婆罗门名，或本即婆罗门教士；且生长佛教入华之中转地河西，其家族与佛教关系之长久深远可以想见。法琳《辩正论》卷4“十代奉佛篇”叙录北朝时期奉佛者有：

魏宁远将军侯莫陈引，造祇园寺：

本汉中山靖王之胤，涉汉已来，肇有丰国，因侯而氏，遂号陈焉。造祇园等寺，常营斋讲，及施悲田。[15]

周使持节太傅柱国大将军清河公侯莫陈休：

文武兼施，忠孝备举；生而念善，常行慈恕。于大乘寺受戒，发心写一切经，造丈六夹纻无量寿像，俸禄所致，咸举檀那。[15]518b

隋上柱国武卫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造舍卫寺：

卓荦不群，骨梗无辈。参谋王室，首建义旗。去烦就简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任居闱阃，有积炎凉；宿卫宫城，频移气序。用心恭谨，独美当朝。文物具瞻，声猷遐布。一门昆季，三人驸马。敬信崇重，造寺书经，每以法言，备修善事。[15]519b

侯莫陈引、侯莫陈休所属支系不详。侯莫陈芮为侯莫陈崇之子。从《辩正论》来看，北朝时期从侯莫陈家族人物之奉佛活动，不仅限于一般之造像写经，还扩展到建造寺院，营习斋讲。

2002年11月于山西省太原市发现天保六年（555）侯莫陈洞室墓碑，发掘报告称：

质地为沉积的沙岩，碑体的下半截仍是毛坯石，碑首半圆形。在平整碑面的中央处，雕出一个浮雕的立人像。人像正面站立，头顶束双髻，身穿右衽长襦，双手拢于身前。下着裤，蹬圆头鞋。人像旁阴刻碑文（石面粗陋、字迹漫漶）。[16]

毛远明先生考校之释文如下：

唯大齐天保六年，大将军囗，癸酉，岁次乙亥，二月壬子朔，廿七日戊辰，骠骑大军、直阁都督、高平县开国子、西舞县开国男囗莫陈阿（仁）伏薄祜少宾，亡妻叱列弃（圣），进念无逻，殡（葬）并州城西山陵，（女）奴益钱，乃为守墓，且铭记之。[17]

碑主姓名中所缺字，报告认为是“侯”，即侯莫陈，当无疑义。报告说：“又以石碑造像且‘为守墓，是本地区同类别墓葬中的罕有发现。”这是侯莫陈氏家族信佛的一种体现。碑文中还有一些重要信息，如侯莫陈阿伏之妻为叱列氏。叱列氏，即高车十二姓之泣伏利氏之省译，该族在北魏、周齐时期亦多显达之人，且多信佛。二氏之联姻，不仅有种族上之原因，可能还有宗教上的亲缘。

此外，1984年在甘肃正宁县罗川镇聂店村出土的北周保定元年（561）石雕佛立像，造像下台基四面有发愿文及造像人题名。其东面题名中有“邑生侯莫陈阿显”、“邑生侯莫陈康果”两人[18]。从该造像中的题名来看，当地为一个胡、汉大杂居地区，其中的胡姓涉及的部族有鲜卑、匈奴、羌、氐、西域胡等，他们通过合邑造像来為维系地方社会，侯莫陈氏即为当地的佛教信众。

三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奉佛之传承

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家族之佛教信仰并未减弱，也正是因为这种累世积淀，才会有侯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这一重要的佛学成果。侯莫陈氏家族的宗教渊源，除了自身传承之外，另外有个重要渊源是来自婚偶家族。关于中古时期宗教信仰的家族化倾向，陈寅恪先生曾以天师道为例，有过精彩的分析，而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二端尤为通识。今举碑铭所见唐代侯莫陈氏家族及婚偶家族之奉佛史料申述如下。

（一）侯莫陈氏与萧岿家族

前引《侯莫陈毅墓志》：“夫人兰陵县君萧氏，梁世祖明帝第七女。”侯莫陈毅夫人萧氏为梁世祖明帝萧岿第七女，萧詧之孙女，萧统之曾孙女。关于侯莫陈氏与萧氏之联姻，史传有一段故事：

琮性澹雅，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内史令杨约与琮同列，帝令约宣旨诫励，约复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复事事，则何异于公哉！”约笑而退。约兄素，时为尚书令，见琮嫁从父妹于钳耳氏，因谓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陈氏，此复何疑！”素曰：“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虏优羌劣。琮曰：“以羌异虏，未之前闻。”素惭而止。[19]

萧琮嫁妹侯莫陈氏（毅），杨素提出质疑，萧琮并没有正面回答。中古时期，婚姻之清望是阀阅的基本追求，萧琮家族以帝王之后，门第清华，但却选择钳耳氏、侯莫陈氏“羌、虏”族裔联姻，令人费解，其中当有未发之覆。超越门第的婚姻往往有宗教等原因，萧氏家族为南朝以来典型的佛教世家，而侯莫陈氏家族亦累世奉佛，这是两个家族联姻的重要纽带。侯莫陈氏与萧氏家族基于佛教信仰的关系，在侯莫陈琰身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

大师讳惠源，俗姓萧氏，南兰陵人也。曾门梁孝明皇帝；大父讳瑀，皇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司空、宋国公；父讳釴，给事中、利州刺史……年廿二，诏度为济度寺尼，如始愿也……后遇高僧义福者，常晏坐清禅止观传明殊礼印可。[20]

尼惠源为萧岿曾孙女，开元二十五年（737）坐化，其活动的时间稍后于侯莫陈琰。她师从义福，可谓神秀的再传弟子；而侯莫陈琰则为神秀之弟子。侯莫陈毅为侯莫陈崇孙辈，与侯莫陈琰相隔大致一两代。侯莫陈琰与尼惠源的关系如下：

由此可见，侯莫陈氏家族和萧氏家族不仅有共同的信仰取向，而且连传法谱系也存在密切的关系，这也为理解《顿悟真宗要诀》的思想渊源提供了新的阐释方向。

（二）侯莫陈氏与徐锷家族

前引《徐浩夫人侯莫陈氏墓志》，夫人母高平徐氏，外曾祖徐彦伯，太子宾客，高平郡公；外祖徐锷，司封郎中，洛阳县令。志又云：“逮吏部薨洎葬，璹等辍哀而抗者数四。猗欤，憾结于忘恩，疾生于积毁，以同穴之义重，宜家之情切，低首含恨，属纩不言。乃泊心玄元，坚志空寂，道究希夷至理，法穷定慧之源。轻币妙色，不被于躬者二纪；珍■杂荤，不茹于口者十祀，遂遘疾于胜业里。将欲脱迹尘累，栖身道门，徙寓于咸宜观，以贞元七年（791）六月十日寝疾，竟终于净宇，享年卌九……夫人将暝之际，谓左右曰：‘可安我城南，不必远祔。盖欲徇崇道之愿……以其年八月廿六日权厝于万年县凤栖原。”咸宜观为唐代长安著名道观。《南部新书》卷5：“（长安）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据志文“玄元”、“空寂”、“希夷”云云，亦指向道教，但又云“定慧之源”，则似为佛教。在古代，母亲家族（外族）的信仰对于子女的影响非常大。因母亲多为家族教育之负责者，所以其信仰很容易为子女所传承。徐锷家族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

释阿你真那，华言宝思惟，北印度迦湿蜜罗国人，刹帝利种……以天后长寿二年，届于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至中宗神龙景午，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索陀罗尼经》等七部。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太子洗马张齐贤等缮写进内。其年六月，敕令礼部尚书晋国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彦伯等详定入目施行。[21]

徐彦伯为当时文宗，负责编定释教目录，或有家世宗教信仰之缘故。其《柏梯寺碑铭》《唐万回神迹记》等文，可见其对佛学之精熟。徐氏家族固为佛教世家。徐彦伯子徐锷，继承了父亲佛典叙录的工作，所撰《大宝积经述》介绍了改经翻译、呈进的过程。文中也反映出本人的佛学修养：

今所新翻经凡有四十九会七十七品，合一十二帙，以类相从，撰写咸毕。以先天二年六月三十日进太上皇，八月二十一日进皇帝……复有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遗徐鐈等，皇朝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宾客昭文馆学士高平公子也；咸属彼穹降祸，私门坠构，陟遥岵而崩心，瞻冥途而献福。于是胠箧探笥，檀波罗蜜，广叠简笺，首崇书写，不变槐火，遽盈苔袟。然后装之镂轴，缀以琼签，罗彩簟而霓舒，播珠函而锦缛。方使猛风吹岳，长存妒路之文；劫火烧天，不坏多罗之典。[22]

“清信佛弟子前右拾遗徐鐈”即徐彦伯之子，徐锷之兄，明称为“佛弟子”。《大宝积经》进呈睿宗时，徐鐈等人为书手。据《旧唐书》徐彦伯本传：“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许之。开元二年卒。”徐锷文中说“彼穹降祸，私门坠构，陟遥岵而崩心，瞻冥途而献福”，正是藉编录缮写佛经为父祈福。另外，宝思惟翻《不空■索陀罗尼经》等七部在长寿至神龙年间（705—707），而唐新翻《大宝积经》正好始于神龙二年（706），毕于先天二年（713），其过程前后相续。前番徐彦伯参与，后或因彦伯病，故徐氏兄弟参与，这正是承家学渊源之故。

徐彦伯与侯莫陈琰卒于同年。徐锷家族的佛教信仰及佛学活动，集中在武周到开元初，正好与侯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成书之时代相当。其中是否有联系，尚待考索。

（三）侯莫陈氏与徐浩家族

徐浩继室侯莫陈氏卒在咸宜观入道，这是比较“费解”的一个问题，或许与徐浩家族的信仰有关。徐浩家族与佛、道皆有密切的关系，三教融合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与佛教的关系方面：首先，徐浩家族多为佛教徒，对佛教大德亦颇为礼遇崇奉。会稽及周围地区，南朝以来为佛教兴盛之所，徐氏入佛者颇多。虽然不可考是否为徐浩家族人物，但系出于同一地域，當有莫大关系。如衢州龙兴寺律师体公，俗姓蒋，母徐氏，兄弟俱出家。他居衢州期间，徐峤之请居龙兴寺。又会稽玄俨律师，俗姓徐氏，为诸暨县族，徐峤之称之为“宗室”。其次，徐浩家族创作的佛教主题书法、诗文作品，尤其是碑铭，为数众多。徐浩本人不仅为高僧书写碑铭，而且还有写经。王安石曾见徐浩书《法华经》，《宝刻类编》卷3著录徐浩写经有《金刚经》《心经》《注大乘起信论》。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8录徐浩《宝林寺作》诗，大有发愿超脱之心。《金陵新志》卷12下徐浩书《祭酒史公仲谟碑》，引《溧阳志县》云：“县治南百许步，士人家尝斸地得片石，乃徐季海诗刻云：‘祖徳道场下，往来三十秋。白头方问法，朗月特相留。大唐徐浩书。”[23]此为徐浩佚诗，亦关佛事。

贞元九年（793）张叔弼撰《徐漪夫人郄氏墓志》，郄氏贞元八年（792）十一月卒于永宁寺西北隅旅舍[10]154。徐漪为徐浩之弟，其夫人卒于佛寺，或亦因崇佛之缘故。总之，徐浩家族之佛教因缘，有家世传承、地域熏习、婚偶结合诸端。其娶侯莫陈氏为继室，且不计声名宠溺之，其主要原因当从二者家族信仰中寻找。

徐浩家族与道教关系也很密切：其一，徐氏在南朝时期为天师道世家，滨海地域为天师道传教区；其二，徐浩家族人物名字有天师道命名方式{1}；其三，徐浩家族以书法为世业；其四，徐浩家族有不少道教碑铭作品，并与道教关系密切之贺知章、康希铣家族等人交游。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

陈闳会稽人也，善写真及画人物士女，本道荐之于上国。明皇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冠绝当代……今咸宜观内天尊殿中画上仙，及图当时供奉道士、庖丁等真容，皆奇绝。曾画故吏部徐侍郎本行经幡十二口，今在焉。[24]

可见徐浩与咸宜观之关系颇为密切，徐浩继室终于此观，正是徐浩的缘故。但徐浩让陈闳所画之经幡，本佛教法物。《历代名画记》卷3“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咸宜观亦载陈闳所画“窗间写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图”，亦是佛画入道观，都是唐代佛道融合的证据，也能解释为何出身累世奉佛家族之侯莫陈氏，也能接受卒于咸宜道观。

（四）侯莫陈氏与汤贲家族

汤贲夫人侯莫陈氏以及子孙的墓志出土，为理解侯莫陈氏家族文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2}。据《汤贲夫人侯莫陈氏墓志》，夫人为侯莫陈遥女，母良原县君张氏。汤贲家族墓志皆云为范阳人，但《新唐书·艺文志》注云：“（汤贲）字文叔，润州丹阳人，贞元宋州刺史。”[25]郑樵《氏族略》云：“《南史》道人汤休，唐贞元道人汤灵彻，宋州刺史汤桑，并吴人。宋汤氏为著姓，望出中山、范阳。”[26]汤桑即汤贲之讹，范阳为汤氏姓望，而丹阳、吴越则为汤贲著籍。南朝以来江南汤氏闻人颇多，出土墓志可证。但汤贲家族祖茔在偃师，这又不同于江南地区汤氏人物，或其家族以早迁长安之故耶？

汤贲夫人侯莫陈约大和二年（828）四月廿三日终于长安县善和里福寿之佛寺。按，夫人本家私第在东都从善里，此善和里之佛寺，或夫人长安依靠女婿郭行余时寄身之所。这也说明侯莫陈氏夫人崇信佛教。从北朝以来，历初盛唐，至大和年间（827—835），侯莫陈氏族人依稀还见奉佛者，可见家世信仰的延续性。

汤贲家族与佛教的关系亦可推知，这或许是其与侯莫陈氏家族通婚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说，汤贲家族当为润州丹阳人或吴人。会昌三年（843）李文举撰《故范阳汤氏夫人权厝记文》：“汤氏远祖，本自幽蓟，属国多难，从宦播迁，因漂寓江南，遂累代坟墓，多在吴兴、丹阳。”[27]吴兴、丹阳地区，或为汤氏聚居之第。而这一地区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汤氏佛教徒，远有南朝汤惠休，近有唐诗僧灵澈，高僧传中汤氏高僧亦不少。两浙地区的汤氏佛教信仰，在当地金石遗物中有更直观的反映。以《两浙金石志》为例：仁和县唐开成二年（837）《龙兴寺经幢》助缘人有汤简文、汤述（卷2）；归安县会昌三年（843）天宁寺经幢助缘人有汤济、汤全立、汤囗（卷3）；天宁寺尚有题“范阳汤夫”所建的经幢（卷3），等等。在当地经幢上，更多见徐氏捐建及助缘者，说明这些家族信佛之深，这也是地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吴会地区汤氏、徐氏，同为崇佛世家。有趣的是，汤贲夫人侯莫陈氏墓志中记载了夫人向徐浩习书之事：“夫人未读诗书而知阴教，未鼓琴瑟而辨断弦。学会稽公徐浩书，人称妙绝。其笔势古淡，有异浩处，浩顾之，不觉坠地，辄出愧语。”汤贲夫人即徐浩夫人侯莫陈氏之堂姊妹，其从徐浩学书，这是三个家族密切关系的直接证据。汤贲、徐浩家族既同出会稽地区，而祖茔又同在偃师，其间的联系令人遐想。

附带一说，侯莫陈氏家族之奉佛渊源，在女性身上有突出之表现，前文提到的徐浩继室、汤贲夫人等皆是如此。前引《郑偓佺夫人侯莫陈氏墓志》亦云：“郑公亡后，夫人孀居。及乎慕道，遂悟色空。执持大象之尊，适出世尘之路。”此亦奉佛之明证。

四侯莫陈琰与北宗关系的重要线索

——陈闳《六祖禅师像》

前文对侯莫陈琰家族奉佛之渊源作了背景性的交代，但皆未触及禅宗具体人物。侯莫陈琰“初事安阇梨，后事秀和尚”，在其家族之奉佛渊源中是否有所体现呢？这涉及唐代一位重要画家陈闳的“解密”。陈宏或陈闳，本姓侯莫陈氏{3}。《宣和画谱》卷5著录陈闳《六祖禅师像》六幅，在南北禅宗分化时期，此“六祖禅师”的提法是一个重要线索。

陈闳开元中入宫供奉绘画，上元二年（761）参与嗣岐王乱被杀，此期间禅宗禅法传承谱系有两个问题：首先，五祖、六祖、七祖这样的谱系出现在什么时候？其次，“六祖”，尤其是第六祖，究竟为谁？这一时期禅宗“尊祖”的问题颇为复杂。通常认为，神秀、慧能之后，北宗尊神秀为六祖，而南宗尊慧能为六祖，此外还有尊法如为六祖者。但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未曾出现明确尊奉“六祖慧能”或者“六祖神秀”之说。虽然南北两派的传法统系皆自言其说，但皆“克制”地谨守这一底线{1}。之所以慧能之后（主要是神会）和神秀之后（主要是义福、普寂）皆不直言“六祖”，其中不仅有教内之法统依据问题，也有教外之博弈，此为禅宗史上一段公案。在这“混乱”时期，陈闳《六祖禅师》图的出现意义重大：如果这是陈闳个人之所为，那这可以代表他个人的宗派观念及家族的佛学统系；如果这一作品为供奉宫廷时奉旨所绘，那这也可印证官方对禅宗宗派的态度。

南宗在开元天宝中并未得到官方（主要是皇家）的认同，但宗派自身的努力非常活跃。开元二十二年（734）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无遮大会上为南宗复振作了一次宣传，天宝四年（745）兵部侍郎宋鼎请神会入东都。神会开始有意识强化禅宗传承谱系，先后请王维（天宝五六年）、宋鼎作慧能碑（天宝七年）。宋鼎之文不传，但王维之文却只字不提南宗传承谱系。值得注意的是，神会这一时期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据《宋高僧传·慧能传》：

會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禅定，后加漆布矣。复次蜀僧方辩塑小样真，肖同畴昔。[21]175

《宋高僧传》中所说“六祖”，疑非神会当时用语。但神会将“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同时对慧能真身的保存做了一番工作，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在神会之前，不知是否有人成统系地图绘禅宗祖师，但碑铭和图像都是凝固本宗正法地位的手段。神会所“图缋”之六祖，有房琯之序，惜不传。1983年12月中旬，在龙门西山唐宝应寺遗址出土了神会门人比丘慧空所撰神会塔铭，题《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其中也提到：“有皇唐兵部侍郎宋公讳鼎，迎请洛城广开法眼，树碑立影，道俗归心。宇宙苍生，无不回向。”[14]28“树碑立影”正是神会强化本宗传法谱系的重要方式，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相互印证。但神会天宝中的努力，并未改变当时本宗的地位，这从出土神会塔铭之形制、内容都可以看出。史载云神会之贬废，“此北宗门下之所毁也”，这是南宗在开元天宝中命运的写照。通常认为，官方确定曹溪六祖以来传法谱系晚至贞元中。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载：

（裴休）问：既荷泽为第七祖，何不立第八乃至九、十？后既不立，何妨据传衣为凭，但止第六？

（宗密）答：若据真谛，本绝名数，一犹不存，何言六七？今约俗谛，师资相传，顺世之法，有其所表。如国立七庙，七月而葬，丧服七代，福资七祖（道释皆同），经说七佛。持念遍数，坛场物色，作法方便，礼佛远佛，请僧之限，皆止于七，过则二七，乃至七七，不止于六，不至八九。今传受仪式，顺世生信，何所疑焉？故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菏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有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28]

很有意思的是，宗密回避了“六祖”之说，而大肆宣扬“七”，可见“六祖”之争讼当时亦未停。官方统一尊奉南禅宗是否晚至贞元中还有待商榷，但南宗在陈闳的时代非正统则无疑义。虽然如此，神会图绘祖师画像的做法启发了“尊祖”运动中对于画像的重视。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禅宗祖师图像在宗派博弈中的重要性。徐岱《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

菩提达摩舍天竺之王位，绍释门之法胤，远诣中夏，大阐上乘。云自释迦迦叶师师相授，至于其身，乃以心印密传惠可，四叶相授。至弘忍大师奉菩提之记，当次补之位，至乃荷忍大师之付嘱，承本师之绪业，则能大师居漕溪。其授人也，顿示佛心，直入法界。教离次第，行无处所。厥后奉漕溪之统记，为道俗之归依，则菏泽大师讳神会，谓之七祖……禅师俗姓朱氏，陈州淮阳人也……大历中，睿文孝武皇帝以大道驭万国，至化统群元，闻禅师僧腊之高、法门之秀，特降诏命，移居招圣。俾领学者且为宗师。遂命造观音堂，并缋七祖遗像。[27]10-11

坚禅师为神会弟子，贞元八年（792）圆寂，元和元年（806）起塔。从碑铭可以看到，自官方态度统一之后，祖师佛像亦受由官方配发。这一“传统”直接渊源于神会在天宝中的“图缋”六祖佛影。陈闳自然没有赶上南宗成为正宗的时代，但其《六祖禅师像》或许受到了神会等影响。

更多的证据指向陈闳所画为北宗六祖。早在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神秀、玄赜就相继受诏入京为国师，北宗被定为官禅，但当时是南北之争并未激烈展开，官方亦未明确禅宗传法谱系，而且陈闳之绘画生涯似乎也未开启。至开元天宝中，北宗全盛，谱系意识亦加强，同时是陈闳供奉朝廷的重要时期及画作最丰富的时期，其《六祖禅师像》出于这一时期的可能性最大。陈闳《六祖禅师像》所绘北宗谱系，既是官方的意志，也是家族信仰的延伸。侯莫陈琰初师道安，后师神秀，皆北宗祖师，其圆寂在开元二年（714），为侯莫陈氏家族宗教信仰的重要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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