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

姐姐喜欢挎着个包去上班，事实上包里也不放什么东西。她不爱化妆，包里不会像其他女孩子那样叮叮咚咚地倒出来全是化妆品。天气凉了，她往包里放条淡紫色的丝巾，有时把热水壶也放包里，一个月有几天，会带上一包卫生巾，更多时候，她的包是空的。姐姐挎着一个空包去上班，这事大概也只有我知道，我趁她不注意时拉开过包的拉链。那时我们家还住在城南炎镜寨，姐姐出了家门，得拐上一条一路向下的巷子，到达螺河南堤，站在南堤，她就能看见位于对岸北堤的城北邮局了。姐姐在城北邮局上班，半个县城的人要向外面寄封信，或者取个挂号、包裹，都得经过我姐姐的手。姐姐几乎成了我的骄傲，在红卫中学，有同学问我爸是干什么的，我通常会这么回答：我姐在邮局上班。

挎着包的姐姐不能直接由南堤跨过螺河去北堤上班，她得往下走一段路，她走得很慢，看起来像是在拍拖的小女孩，只是身边还少个男孩子。邮局不怕迟到，它总是迟迟才开门，还喜欢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会朝人笑。姐姐回到家了会朝我笑，会朝奶奶笑。一上班，她也不会笑了，也喜欢板着面孔，对人爱理不理。姐姐沿着南堤走十分钟，才能到达龙山桥——要是我的话，五分钟就够了。姐姐过了桥，又得拐下北堤往回走十分钟，她还是不急，她走出了个“凸”字。如此往返，一天要走四次。

那年，我奶奶的痴呆症越来越厉害，经常半夜摸到我们床上，敲我和姐姐的头，然后问，你们是谁啊，怎么睡我床上。我被吓哭过几回。母亲和父亲商量，看能不能把奶奶送回乡下叔叔家里，母亲大概早就看奶奶不顺眼，这下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她说，要是再这样下去，细妹会被吓坏的。我当然站在母亲这边。父亲还在犹豫，这个化肥厂工人还挺自尊，生怕被乡下的亲戚传言他不孝顺。接下来就看姐姐的意见了，姐姐是上班赚钱的人，她的意见很重要，如果连她也同意把奶奶送走，父亲再怎么样也坚持不了。“阿如，你有意见？”父亲问姐姐。姐姐板着个脸，说：“恁谁敢送走阿嫲，我就对谁无客气。”我看见父亲几乎满脸阳光，他说，那就听你的。父亲还真聪明，他知道这样一来，母亲就拿他没办法了，家里两个在赚钱的人都反对，母亲能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在我面前咒骂姐姐，说姐姐长得丑不说，还懒惰。姐姐随父亲，确实不怎么好看，又矮又胖，脸是圆的，长得像个瓜，不过她读书好，是我们县的高考状元。至于懒嘛，可能就是母亲的成见了——母亲要姐姐下班时顺路去东驿市场买菜，姐姐一次都没有去，她觉得那是母亲的工作，不应该支使她。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暗地里持续了好长时间。母亲比谁都厌烦在家里拖地做饭伺候我们，她说她比街上的同龄人都显老，都是被我们给害的，她赌气一般，不上街买菜，不给我们做饭，一个人跑去玉印路的麻将馆，昏天暗地了才回来，像是出了趟门，希望这个家离开她也能照样运转，却看见一家人围着茶几看电视，就等着她回来做饭。

姐姐都24岁了，24岁的女孩子应该拍拖，交男朋友，然后嫁出去。姐姐有单位，所以也要嫁个有单位的，龙山中学的老师，或者在银行工作的穿西装系领带的小伙子。姐姐似乎并不着急，和她走路一样，总是慢吞吞，生怕一脚迈出去踩到动物。按理说，姐姐都不急，我急什么呢？无非也是羡慕街上的同伴，他们从各自姐姐的男朋友那里得到的好处可不少，尤其是那些小伙子还没把姐姐们追到手，那能怎么办？他们也是缺乏办法的傻小子，只会从小舅子小姨子那里寻找突破口，给零花钱是最直接的，要么就带他们去红星玩具市场，或者去人民路的奶茶店饱餐一顿，最少也得去玉照公园踩半个小时的碰碰船……好吧，我从来没有过，就像我从来没有姐姐。我想我的期望还算单纯，母亲就要复杂得多，她老人家一方面希望姐姐早点嫁人，一方面又不甘心她那么早嫁人，姐姐每个月能往家里上缴三分之二的工资，这也就难怪前年隔壁后溪姆嫁女儿，后溪姆陪着哭了一路，母亲说后溪姆能不哭吗？她女儿每次发工资都一分不剩地上缴。母亲这么说还有点责怪姐姐的意思。姐姐懂得存钱了，姐姐存起来的钱还不是别人家的。母亲将来想在聘金上多开一点，能要回多少是多少。父亲可不关心这些事，他每天除上去城东化肥厂上班，一下班就蹲在院子的墙角侍弄他的盆景，周末，不是去龙山桥头物色中意的枯树头就是去贸易大楼底层看人家怎么破象棋残局。说起来，还是奶奶最关心姐姐，虽然痴呆越来越严重，每次姐姐下班回家，奶奶都不忘牵着她的手，问，阿如啊媾男朋友未？姐姐笑，阿嫲操心做乜个？奶奶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母亲低声嘀咕，哪个后生家瞎了才要啊。刚好被在边上写作业的我听到了。晚上睡觉，我躺在姐姐的身边，我说姐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许说出去。姐姐把脸转向我，她呼出来的气都扑在我脸上了，奇怪，她呼出來的气是香的，像是父亲种的山茶花的味道。说啊。姐姐用手捏我的鼻子。我说：“你知道阿姨怎么不爱你拍拖吗？”姐姐说，不知道。我说，她想把你嫁给老高。哈哈。我滚着大笑，差点掉到床底下去了。姐姐坐了起来，要打我，她把被子都掀掉了，罚我晚上不准盖被子。

老高是母亲那边的亲戚，他管我母亲叫姑，实际上也不是亲姑，隔了些距离，他长得高大，什么都会来两下，我家就两个女孩，父亲不在家时，需要用点力气的活，老高都能帮上忙，母亲蛮喜欢使唤他。久了，有事没事，老高经常来我家，开个半旧的铃木摩托车。我们不知道他在城里具体干什么活，似乎还能做点装修，水电工程什么的。有一回街头的变压器出毛病，把我家的电灯都烧了个精光，老高用几天时间，帮我家重新整理了线路，换了灯泡，还特意装了漏电开关，说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就不会烧灯泡了，漏电开关一意识到危险就会自己跳闸了。他懂的可真多，他要是我家的人，当我哥哥那可多好。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事实上，母亲想把姐姐嫁给老高也是我杜撰的，更多是我的意思，姐姐如果嫁给老高，没什么不好的，老高什么都会，尽管他不在单位上班，但也不比有单位的人差多少，关键是，那么一来，老高就真成我们家的人了。父亲也喜欢老高。唯独姐姐不喜欢，不但不喜欢，还相当讨厌，每次姐姐下班回家，遇到老高嘻嘻哈哈和我母亲说话，或者坐茶几前和父亲抽烟，姐姐都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情，看都不看一眼，直接进屋，嘭地关门，再也没出来过。

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跟谁结婚，唯独姐姐不可能同意嫁给老高。

我问，老高怎么啦，姐你那么讨厌他。

姐姐说，你喜欢他，过几年你就可以嫁给他了。

我说，我过几年也不行，我还要上大学呢。

姐姐说，这不就对啦！你看他连小学都没念完，以后合不来的，没有共同语言。

我说，哦，姐，你是嫌弃他没读过书。

姐姐说，这跟读不读书没关系，就是感觉不对，哎，跟你也说不清楚，写作业去。

我想姐姐在单位里也属于那种无趣的人吧，她紧绷着个脸的时候看起来让人生畏，像我们那个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班主任。我想象不到姐姐在邮局是怎么和她的同事相處的。他们之间大概也会开玩笑，上班之时，那些女同事们会从各自的包里掏出带上的物件，热水壶，雪花膏，一面镜子，或者还有些吃的，然后逐件摆在工作的台面上，有条不紊，左边是印章，右边是水笔，信封在哪，邮票在哪，胶水在哪，像强迫症患者一样，所有物品一厘一毫都不能挪动，然后坐着，等着窗口外面的动静，寄物件，寄信，寄钱……姐姐端坐在寄信的窗口，那个窗口已经逐日冷清，事实上，一天下来，也很难等到一个需要寄信的人。姐姐坐了大半天，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茶都喝掉了好几壶，上了三趟洗手间，她便坐不住了，起身在同事的岗位间走动，希望帮上点什么，而他们能做的事情也不多，那些年，一个县城的邮局似乎正在逐渐丧失其功能，它所能提供的服务正在被其他更便捷的方式所代替。姐姐和她的同事似乎都面临着失业的危机，实际上他们又很高傲，他们知道，他们失不了业，他们是国家的人，国家会为他们着想。是的，反而是我多虑了，他们并不担心。

因为姐姐的缘故，我很少去城北邮局。我的同学们还喜欢给远方的朋友寄点明信片，或者向上海北京的中学生作文刊物投个稿。他们做这些，有时是喜欢事情本身，有时则仅仅为了收藏一张印有黄果树瀑布或者黄山迎客松的邮票，邮票是新的也不稀奇，就喜欢上面戳了红章，有时间和地址，便如日本电影里的小年轻一样期待远方来信，期待邮局的小伙子把摩托车停在校门口高喊他们的名字。说实在的，我能不心动么？但因为姐姐，我似乎又缺少做这件事的热情，我害怕站在邮局的窗口前，面对姐姐已经切换为工作状态的脸，突然遇见我，她会像是被人揭穿秘密一样尴尬，只能打发我走人，不要胡闹。事实上我一次都没去过城北邮局办过事情，倒是有几次陪同学去寄信，同学说你姐不是在里面上班吗你帮我寄吧，我说我才不干呢。我就躲在边上，看姐姐是怎么给我的同学服务的，她有时态度也不错，说话捏着嗓子，有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客气，不过如果同学问了幼稚的问题，她便开始不耐烦了，说话的语气瞬间回归到她原来的样子，但还不至于让人难受。有一回，我同学问她，你是阿雅的姐姐吧？她像是瞬间被戳中要害，点了下头，问，怎么啦？我那同学尴尬啊，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我那同学后来跟我说，你姐姐真酷。是哦，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个单位就是比没单位的人要酷很多，简直酷毙了。

我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现姐姐的包里多了一支口红的，这算得上是个重大发现，不过我可没声张，我知道我在家里的位置，谁都得罪不起，谁都可以断了我的经济来源。当然，姐姐的包里出现口红并不算什么大事，她毕竟是24岁的人了，涂下口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金利华商场的收银员每天上班都得化很浓的妆，我猜要是拿把尺子往上一刮，准能刮出一堆泥。我同学暑假去金利华打工，也化了妆，涂了口红，我们几个还故意没事就去逛商场，买个一毛钱的棒棒糖，故意找她买单，几人笑成一团，都看着她那化过妆的脸，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同学说，“你们别闹了，我也不想化妆，是商场老板硬要我们化的。”说实在的，哪个女孩不思春啊。我也想化妆，涂口红。那天晚上，当我打开姐姐的包，发现一支崭新的口红时，我紧张得双手发抖，好像藏口红的人是我，此刻正被姐姐逮了个正着。我不敢怎么动那支口红，甚至都没拧开来看一眼，不知道它是玫瑰红还是草莓红，或者是粉的，有可能还是黑紫的，电视里的坏女人就喜欢那样装扮，我想姐姐不至于那么狂野，姐姐应该喜欢草莓红的多一点。事实上，草莓红是我的最爱。

中午吃饭时，我特意留意了姐姐的嘴唇，并没发现有任何涂抹的痕迹；晚上吃饭时，还是没什么发现。父亲说我，你饭唔食老睇你姐做咩个。我说姐姐变生好啰。母亲在一边笑，奶奶说，阿如爱嫁人啰，着变雅雅。姐姐说，嫲啊你勿讲话。姐姐生气了，姐姐一生气，就没人敢开玩笑了。我得转移话题，我说，老高这阵子咋无来厝内？

老高确实有一段时间没来我家了。

我想老高会不会每天把摩托车停在南堤，以此拦住姐姐步行上班的脚步，上班之路虽不算远，至少比我上学之路要近得多，那完全是两回事，但如果老高真的喜欢我姐姐，他早就应该想到，这是献殷勤的好法子，他大可以每天接送姐姐往返南堤北堤，反正他也没什么事干。我的猜测是否应验，得花时间去验证，不过，想象本身倒是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如果有男同学骑着单车在去往红卫中学的路上拦住了我，我能怎么办？除了上他的单车，我还能怎么办？这不就是我们身为女人致命的弱点么？具体到我的姐姐，那可就不一定了，姐姐不是一个随和的人，她可不会随便上一个男孩子的摩托车。

我甚至跟踪过姐姐，像个受雇于人的小侦探，她的上班时间跟我的上学时间刚好重叠，她比我还要稍晚一点，可能也是她不怕迟到的缘故，所以每次都慢慢吞吞，我得故意比她还要慢慢吞吞。姐姐挎着包出了门，隔了一会儿，我在院子里，搬个矮凳，稍一抬头就能越过短墙，看见姐姐走在南堤的榕树下面，榕树瀑布一样垂下来的根须时不时会划过她的头发，像婴儿的手，把她的头发揪上去一缕，扯断几根，或者放开了。我跟着才出了门。奶奶坐在门口，目光呆滞地看着墙角的灰猫，念叨：阿如怎么又出去啦？全家人她就只记得姐姐阿如的名字。

我说，阿嫲你傻啊，我是阿雅。

一直跟到龙山桥，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更不见老高和他的摩托车。

我想算了，我可不能跟过桥去，那和我上学的路径刚好相反，再不赶紧，我非迟到不可。我站在桥头看了一会，看见姐姐过了桥，往右拐下北堤路，没走几步，她就停下来了。她躲在一棵榕树后面，像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刚想跑过桥去看个究竟，发现姐姐出来了，她显然要慌乱许多，正往挎包里放东西，又匆忙地拉上拉链，挎上了肩头，整个人才像是松了一口气。我猜到了——姐姐停下来涂口红。姐姐在上班的路上涂好口红，下班的路上再把口红擦掉。

我又掌握了姐姐一个秘密，我每掌握姐姐一个秘密，就感觉姐姐离我稍远了一点。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又抑制不住兴奋，像是终于找到一种悄无声息的办法可以把人击败。我想我无意击败姐姐什么，我对我蛮好，除了奶奶，在家里，她最疼爱的人就是我了。我为什么还是有丝微若隐若现的嫉妒心理呢？我得好好想想，就像我是个坏人，也得清楚坏在哪里。哦，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当姐姐端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不苟言笑时，当姐姐可以当着父亲和老高的面独自关上房门时，当母亲对她冷嘲热讽而她却可以转身笑着去抹掉奶奶嘴角掉下来的一串口水时……这些大概就是让我嫉妒的东西了吧。

父亲的肺病来得挺突然的，几天不到，他就被宣告是废人一个了。化肥厂是重活，自然干不了了，父亲只能回家种花草，最后连花草都种不了，直接躺床上去了，床底下時刻放个脸盆，父亲一天到晚往里边吐东西，吐着吐着就开始吐乌黑的血或鲜红的血了，母亲一边把脸盆里的血倒在父亲的花卉园圃里，一边咒骂天公不保佑是不是瞎了眼。这事对我家来说可真是个灾难，少了个赚钱的人不说，还多了个病人。母亲渐渐有点撑不下去的意思了，她做出两个决定，一是把奶奶送回乡下，一是家里得尽快要个男的帮忙。说起来，这两个决定都跟姐姐有关，姐姐不同意送走奶奶，也不同意和老高好。母女僵持了一段时间。都是挺有性子的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差没动手打架了。弄得我也开始惊慌起来，搞不好，母亲狗急跳墙，会不会回头打起我的主意呢？

那年我读初二。

姐姐打死也不嫁老高。老高怎么啊？老高配你唔起啊？母亲这么问，事实上，母亲一开始也没想过要把姐姐嫁老高，她托了人去城内问，说姐姐有单位，应该好找，可是找了几个，都不合适，没单位不说，还都是好吃懒做的烂仔，要么就是离过婚，死过配偶，母亲也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没低贱到那地步，她忽然就想起了老高。老高好久没来我家了，母亲托人去找，才知道他已经不干装修了，在码头弄了条渔船出海钓鳗鱼，比装修好赚，一条鳗鱼钓回码头，城内的海鲜城就都等着出价格，每人写个数字在纸条上，递给老高，老高挑出价格最高的，一条十几斤的鳗鱼能卖出上千元，除了刚开始出海时，由于没经验，让钓上船的鳗鱼咬去了一块肉，基本没付出啥代价。也就是说，半年不见，老高不再是无所事事的老高了，他成了码头的船主。老高后来说起这些时颇为得意，好像就此拥有了娶我姐姐的资本。母亲把老高请到家里，当面把情况一说，老高感动得差点哭了，他说他喜欢阿如很久了，就怕她不喜欢他。不过，自那以后，老高再来我家时，不再空手，每次都带来一斤两斤新鲜的鳗鱼，煮粥给我父亲吃。老高还真把自己当我们家里人了，就差喊我母亲阿姨喊我父亲阿爸喊我奶奶阿嫲喊我小姨子了。

母亲看样子是认准老高了。这点我姐姐其实也看出来，所以，当母亲退一步，说要么送走奶奶要么嫁给老高时，姐姐立马就同意把奶奶送走。这个突然的转变让母亲措手不及，不过也没办法，等于各自退了一步。送走奶奶当天，姐姐早早就去上班了，她不想看见乡下的叔叔开着手扶拖拉机来把奶奶接走。我从院子里看着姐姐一路抹着眼泪，一直到过了龙山桥。奶奶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她那天一直哭，一直说，阿如变雅雅，要嫁人啰，哭不是激心，哭是欢喜哦。奶奶以为姐姐要嫁人了，拖拉机是来接姐姐的……

父亲过早的去世让母亲松了口气，她以为他怎么样也得在床上躺个一两年，实际上，从发病到往生，还不到半年。父亲的死，比起父亲的病，对我家来说，就不算是个灾难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母亲解脱了，姐姐解脱了，她们不再为家里急需多一个男人而明争暗斗，父亲当然也解脱了，他应该在天国，祝我们永生安乐。

老高蛮可怜的——我家后来搬到城内，也没把新地址告诉他，我能想象他提着鳗鱼去到我们老家，面对上锁的院子，发呆，又怅然若失骑着摩托车回码头的场景。

搬到城内是姐姐的主意。虽然房子小了不少——两房一厅，没有院子可供父亲种花草，不过我们也没有父亲了，但居住环境要好许多，有个小阳台，左边望出去是螺河，右边远眺，隐约能看见码头，以及更远处海面上漂浮的渔船。那些时光，姐姐正在经历急速的改变，她成了我们家的主人，母亲慢慢也服从她的安排了。母亲还是会唠叨，只是那唠叨没有目标，更没有杀伤力。

我还和姐姐睡一个房间，我们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房间了。事实上，我自身的秘密开始多了起来，比姐姐还要多。我有了自己的包包，里面不但有口红，还有描眉笔、睫毛膏。我不再去偷看姐姐的包，她的包显然也不再和以前一样是空的了，甚至有些时候，她的东西多得非得在出门之前作出一番费劲的选择不可。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秘密就不太好意思去偷窥别人的秘密了，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只是在老高这个事情上，我还一直保持好奇，说实在的，我对老高有那么一点难以启齿的好感，好长一段时间，我还为此自责，并感到羞耻。后来我渐渐明白，那只是青春期朦胧的性幻想，男性肌肉，甚至包括他们抽烟的样子，都有某种挑逗性的诱惑。我当然不可能喜欢老高，很快我就忘了他，尤其是他出海钓鳗鱼后，满身的鱼腥味，隔着十米远都能闻到。我喜欢上我们班一个男同学，他高大干净，成绩也好，符合我所有的性幻想。我们偷偷拍拖，周末的晚上，他会在我家楼下等我，开着羊仔摩托车，我喜欢他载着我穿梭在人民路和东海大道吹吹风的感觉。我简直爱死他了，真想和他做爱。

我不知道姐姐和男人做过爱没有。这问题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可我怎么敢问姐姐呢？或者说，还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十六岁了，早就长出了姐姐一样的个头，庆幸的是，我比她漂亮，当然，我可不敢把这优越感过度表现，否则就欠揍了。我只是觉得，可以坐起来和姐姐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了，比如男女之间一些事，比如关于老高的事。我不用像几年前那样假装出一种不懂事的语气旁击侧敲，我想认真讨论点什么，姐姐也能认真对待我的讨论。是这样的，我说的没错，我确实没必要有太多的忌讳。我说姐姐，老高其实不错，你当年怎么死都不要呢？这当然是个不诚恳的问题，姐姐大可以用没感觉搪塞掉，我也会理解，非常理解，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有没有感觉太重要了。姐姐并没有敷衍，很显然，她是诚恳的，或者说，她知道我长大了。姐姐说，其实老高没去行海之前，已经跟姐姐表白了，那段时间，他天天把摩托车停在龙山桥头等她，死缠烂打，像个混混，要姐姐坐他的摩托车去城北邮局上班，姐姐不愿意啊，邮局里的同事肯定全知道了，姐姐在邮局里也并不是跟谁都关系好，她不想老高丢了她的脸。后来呢？我问。我比谁都兴奋，似乎所有的剧情都被我猜中了。后来，老高坚持了好久，一个月，两个月，天天准时在龙山桥等姐姐。说真的，哪个女孩不被这样的男人感动？姐姐确实感动了，但她还是没答应老高。但为了照顾他的感受，她还是坐了他的摩托车。姐姐要求老高把摩托车停在北堤边上，不往邮局大门拐，她自己走进去，这样，就不那么明显了。刚开始，老高遵守约定，在北堤边上停下，一两分钟的车程，也说不上几句话，大多时间是彼此沉默。后来，老高也不老实，直接就把摩托车开进了邮局大门，在大院里大摇大摆把姐姐放下来，姐姐坐在车上呢，也阻止不了，说他两句，后来，连说都不说。我猜，那时候的姐姐心里其实已经接受老高了。

我从床上翻身起来，我要去撒泡尿，我说姐你等会儿，后面肯定比连续剧还要精彩，我想不到你们之间还这么热烈过。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老高向我的家人隐瞒了。

撒了尿回来，姐姐仰面躺在床上差点睡着了。我推了她一下。

姐姐说，其实，我怕你会失望。

我说，言情小说，还有那些烂连续剧，也从没让我失望过。

姐姐说，那可比不了，不过生活中的有些事情，比小说和电视还要莫名其妙。

姐姐接着说，大概过了有半个月吧，老高送了她半个月，那半个月里，她一直处在犹豫当中，甚至有那么一时半会，她都已经下了决心，算了，就他吧，没什么不好的……可是有一天……那天是个周末，姐姐记得，姐姐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的小窗口里，邮局里没什么人，天气有些热，有苍蝇在空中蹿来蹿去，姐姐大概在低头整理信件或邮票，也可能在工作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心里想的无非还是她和老高的关系，这让她做起事情来有些漫不经心。突然，一个轻柔而清晰的声音从窗口传来，像是墙上的摇头风扇刚好转到姐姐的方向——“小姐你好，我想买张邮票。”姐姐差点吓一跳，吓一跳不是因为声音有多大有多突兀，而是她从来没听过这么礼貌而儒雅的声音，真的，在这个小城里，从上学都毕业工作，她从没遇到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她甚至因为这个声音而产生了生理反应。姐姐瞬间满脸通红，她手脚慌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那突如其来的激动，那是她工作几年都没遇到过的状况。

你……你是说要……一张邮票吗？

是的，一张邮票。

姐姐简直要晕过去了，她甚至看不清他的脸，他俯身在窗口外面，脸和窗口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逆着光，他的整个脸部都沉浸在阴影里。姐姐只能看见他身材的轮廓，以及他身体周围因为逆光所散发出来的光芒。姐姐把邮票递出去，她的手竟然轻微地抖了起来。他接了。谢谢你，呐这是邮票的钱。他说，转身离开了。

他长什么样？我问。

姐姐摇头。

也就是说除非他再开口说话，否则就算他再次来到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来啰？

姐姐沉默。

我想我不便再问什么了，比如姐姐你是不是因为喜欢上了一个来邮局买邮票的陌生人（具体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而拒绝了老高？姐姐不會回答我这么愚蠢的问题。身为一个正在逐渐成长的女人，我知道这件事情本身无法设问，更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