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研究陶渊明的都不能忽略一部篇幅不长的著作——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比起动辄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讲章来，这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述真可以算是薄薄的小册子。但每次读完，都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令人不禁击节叫好。这部不足十万字的著述，为什么会常读常新？原因在于它对陶渊明研究承前启后的总结、启发作用。

根据李长之的女儿、女婿《说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一文介绍，李长之的传论发表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古典文学界为此展开了关于陶渊明的热烈讨论，从1954年6月到当年年底，半年的时间，关于陶渊明的文章超过了建国后的总和。因为时代使然，这些本该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变成了对《陶渊明传论》的围攻，很快李长之的著作遭到了尘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李长之用自己的才华、用贯通中西的学养写成《陶渊明传论》，引来了建国后陶渊明研究的短暂的春天，可见其学术功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指明方向和路径不容易，实践起来并完成它更是不容易。”后生晚辈对尊长开创、启发作用的评价甚为至当，《陶渊明传论》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

“指明方向和路径”，是指以陶渊明的诗文为主要材料，辅之以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材料，来论证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陶渊明的思想。为了探寻陶渊明的思想内容，《陶渊明传论》专一探讨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曾祖陶侃和外祖父孟嘉，李长之说，不是因为“生理学或遗传学的看法”，而是因为“陶渊明对于这两位先辈，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为崇拜，就容易受着影响”这样的立论视角，突破了之前陶渊明诗文研究的范围和对传主进行作品系年、年谱排列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者的眼光引入更宽广的领域。一方面，因为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陶渊明使用的材料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还增加了其他材料，利用记录魏晋风度的小说《世说新语》来研究陶渊明，李长之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一方面，启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家族文学研究视角，这种视角既可以研究家族中的某个突出的文学人物，也可以将文学家族的成员作为整体来关照，如陶渊明与陶侃、孟嘉两位先辈。这种全面的家族文学视角，对六朝文学研究尤其切实和重要，六朝时期谢氏、王氏家族、彭城刘氏家族文学研究都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

“指明方向和路径”离不开一个中心和重心，即陶渊明的诗文。在“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一节中，“精彩的考证和创见随处可见”。李长之“尤其善于融会贯通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把它们前后串联起来，把似乎难以联系的诗文勾连在一起，再现陶渊明诗文的发展和变化，给人以流动的完整的陶渊明的影像。”根据材料，有一分证据，便说一分结论，不囿于成说，言之有据，求真求实，体现了李长之的朴学精神。

在继承的基础上善于创新，是《陶渊明传论》的突出特点，正因为立论扎实，观点精辟，《陶渊明传论》对于后学的启发不断，其主要表现在于：

从接受美學角度来研究陶渊明。李长之研究陶渊明，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陶渊明的诗文为主要材料，对传主进行知人论世的深入评析，六万余字的《陶渊明传论》对陶渊明所处的时代、陶渊明的出处行藏、陶渊明的家世交往、陶渊明身前寂寞身后显名的独特经历都十分了然，他对陶渊明“守拙归园田”有独特的发现——受陶氏家风影响，最终选择躬耕田园。在此基础上，李长之还发现了接受美学角度的陶渊明。陶渊明作为东晋时期的作家，当时并不以诗文显名，所以，在《传论》结尾部分，用短短“尾声”来总结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独特经历：在死后七八十年就得到了极其热心的宣扬者——昭明太子萧统给他编集，《文选》选入了陶渊明的九篇诗文，北齐的阳休之也编订陶集。后来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歌咏到他，对于他的诗文的研究，宋元以来尤盛，在中国所有诗人中，注释家之多，恐怕除了杜甫之外，是没有人可以和他比的了——这说明人们对陶渊明的重视和敬仰。李长之并没有明确提出接受美学的理论，在《传论》问世十四年以后接受美学这一概念才由德国人姚斯提出，八十年代接受美学理论被引进国内，21世纪初有了第一本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陶渊明的著作《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李剑锋著，齐鲁书社2002年版）。李长之对萧统在研究陶渊明方面作出的贡献，对宋元以来研究陶渊明兴盛的归纳，在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上无疑具有开创和引路的作用。

以陶渊明为中心，将目光投向陶渊明身后的时代，考察后代作家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研读，这是接受美学的视角；而以陶渊明为中心，根据其诗文的线索，来考察陶渊明对前代及当时文化的吸收、创造，考察其诗文的来源，属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李长之在《论陶渊明的思想态度》一章中，指出陶渊明思想的两大来源——儒家、道家。儒家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陶渊明诗文中所称引的历史人物，陶渊明对“固穷”的赞赏，以及他对家人父子人伦关系的依赖。道家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于《庄子》、《列子》，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自然心态，他对生死，尤其是对死亡的超然态度，都是深受道家影响的表现。李长之将儒道两家的经典与陶渊明诗文做了初步的渊源考察，给后学指出了研究的门径。200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李剑锋著）一书，就是一部陶渊明诗文文化研究的力作。

五四时期，富于个性风度的魏晋南北朝作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而热点的中心就是陶渊明研究。开一代风气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称赞陶渊明是自然主义的绝好代表者，梁启超、朱自清都写有陶渊明专论。三十年代李长之在清华读书时以陶渊明研究开启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路，四十年代两篇陶渊明的论文，受到朱自清先生的称赞，称赞他“说了人家没有说的话，人家不敢说的话”，这句评语可以说是对李长之陶渊明研究工作的高度肯定，也可以概括他的古典文学研究。

201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上个世纪中期的作品，并收录了李长之四十年代的文章三篇、五十年代的论文一篇。作为一名喜欢研究陶渊明的编辑，笔者一方面感谢该书的收集之功，一方面还是忍不住要指出一处小小的失误。《我所了解的陶渊明》一文发表于1933年的《清华周刊》，书中误作1993年，白璧微瑕，顺便指出。

（张晓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