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栋 高越

摘 要：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39个国家14个制造业部门数据，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并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各个国家各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分析，观察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条件下如何变化。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条件分布水平下，模型中各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商投资对于低分位数水平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高分位数水平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高；对于低分位数水平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家，加大国际分工参与度能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然而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价值链跃迁；研发投入有利于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与低分位点相比，较高分位点上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研发效率较高。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地位；分位数回归；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7866 （2017） 01-001-013

工业经济论坛 URL： http//www.iereview.com.cn DOI： 10.11970/j.issn.2095-7866.2017.01.001

引言

本文使用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对各个国家各部门的出口额进行分解，构建价值链地位指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为：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部门如何进行价值链升级，以及处在价值链中高端的部门如何持续保持其价值链地位。与前人的类似文献相比，本文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分位数回归是最小二乘法的扩展，它基于因變量y的条件分布拟合x线性函数的回归模型。最小二乘法拟合y的条件均值与自变量x之间的线性关系，实际上为均值回归，得出的结果会损失一部分信息。分位数回归则可以通过被解释变量在0～1之间的不同分位数值，对特定分布的数据进行估计。对于一些谋求价值链升级的部门，本文试图分析当它们处在不同价值链地位时，各解释变量如何影响价值链地位。第二，本文使用的WIOD数据库包含41个经济体35个部门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它采用统一标准统计了各国的投入产出表及行业层面的数据。我们从中得到一个较大的样本量，能够得到一个更为稳健的结果。第三，随着增加值贸易测算方法日益成熟，基于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衡量价值链地位更有效。本文采用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提出的贸易出口额分解方法对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及分行业的出口额数据进行分解，选取其中的制造业部门数据构造价值链地位指标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贸易成本、通讯成本的降低，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细化，国际分工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从产业内分工到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核心内涵为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分散到不同的空间，形成跨区域的生产链条，多个国家加入到国际分工中，对不同生产环节进行增值[1]（卢峰，2004）。一国价值链地位高的表现在于它能主导价值链，能将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安置在不同地区，并能获得较大份额的利润。一国价值链地位低，只能被动接受其他国家的分工安排。通常而言，发达国家具备较好的技术、服务及熟练劳动力，能够承担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比如销售、研发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这些环节附加值较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劳动要素密集度较大、附加值有限的环节，比如组装加工环节。

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为摆脱“被动分工”的状态而谋求价值链升级。近年来关于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量涌现。邱斌等（2012）认为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溢出效应能实现技术改进，有利于本国的价值链升级[2]。而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的实证分析认为产品内分工对价值链地位的推动作用主要来自高层次的分工，并且要以良好的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为前提[3]。李静（2015）认为最大化人力资本的效应有助于持续提升价值链地位[4]。胡昭玲和张玉（2015）从内部动力的视角研究了制度质量对于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制度质量的提高能促进价值链地位攀升，在门槛模型验证下，发现制度质量提高对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起到的价值链升级作用更显著[5]。杨珍增（2015）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如何促进价值链地位升级，高层次的分工配置有利于价值链地位提高，而东道国是否将高层次分工置于某国取决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促使跨国公司将加高层次的分工置于该国[6]。陈爱珍和刘志彪（2015）研究了基于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间接消耗能源多，外泄效应大，这些阻碍价值链升级的因素是由其本身的地位决定，形成恶性循环[7]。

以上文献对于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但仍有以下不足。其一，无法观测不同分位水平上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关于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法多基于均值回归，得出的结果会损失一部分信息。其二，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采用工业行业的数据，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工业行业的分类以及行业层面数据的采集标准有差异，因此，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难以获得同等标准的行业层面数据，这使得通过跨国数据进行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的解释变量数据更多使用国家层面的指标，而价值链地位的测算一般基于行业层面，指标数据的不统一影响实证结果的精确性。使用国内行业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数据量较小，难以得到相对稳健的结果。其三，大多数文献仍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测算价值链地位，无法消除由于中间品进出口带来的“重复计算”误差。

二、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

一国某部门价值链地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下决策的影响。我们参考近年来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总结如下因素，包括研发水平、外商投资、规模经济、固定资本、价值链分工参与度。

（一） 研发水平

技术水平是决定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自主研究与开发，研发活动创造和积累知识，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同时，一个国家各个部门要完成价值链的升级，就必须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占据研发环节或技术含量高的精密零部件生产环节。姚博，魏玮（2012）证明了研发支出的增加有利于价值链地位提高[8]。处于产品研发环节的部门往往能主导价值链的分工，进行研发是获得产品垄断地位技术水平的直接手段，但基于国家本身研发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研发效率有着极大差异。

（二） 外商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外商投资额度快速增长，这源于许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放宽了外资进入限制。他们意识到外资进入不仅能降低失业率，高技术水平的外资带来的溢出还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王志鹏和李子奈，2003）[14]。世界上许多国家以引入外资的方式参与价值链，尤其是本身不具备高科技产品研发能力的国家，以往的大量研究证明外资对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有观点认为，对于一个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以市场换取技术的引入外资战略，其技术溢出效用只能在发展初期较明显。笔者将外资强度纳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意图观察在价值链地位不同分位数水平上，外资的效力是否存在差异。

（三） 规模经济

新贸易理论支出规模经济是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规模经济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生产规模的扩大能通过精细分工使各个分工环节更有效率，这对于从事于某个价值链分工环节的部门来说，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企业的集群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谈判能力。同时，规模扩大产生的内部学习效应以及降低成本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利于该部门提高生产率。陈仲常等（2012）的研究结论认为规模经济效应显著促进价值链升级[9]。因此，规模经济的形成有利于成本最小化，且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的创新效益、竞争效益及人才磁场效应有利于该部门发展。规模经济的形成，能够促进价值链地位提高。

（四） 固定资本

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下，资本丰裕的国家能够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环节的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增加值较高，因而处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部门常位于价值链高端。良好的资本环境提供高效的生产条件，有利于精密设备的购置与高技能熟练工人的培训，有利于于一国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赵增耀和沈能（2014）的研究证明固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价值链升级[10]。有固定资本条件好的部门，在国际分工中更具备优势。

（五） 价值链分工参与度

参与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加深对于价值链升级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性有利于价值链地位提高。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一个部门在与他国其他部门的合作与竞争中获得横向或纵向溢出，从而获取本部门价值链升级的动力。比如亚洲“四小龙”的转型即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价值链分工而产生的价值链固化障碍不利于价值链升级，许多研究发现存在一个部门由于长期从事于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而无法完成价值链升级的现象，学者们称其为“价值链低端锁定”。Lall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由于过度依赖纺织品出口，难以实现价值链升级，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11]。

三、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我们选取第二章叙述的指标作为本文影响价值链地位的解释变量，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处于价值链地位的不同分位数水平时，选取的各个指标如何影响价值链地位。

（一）计量模型与指标说明

为检验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我们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模型中因变量GVC_Position为价值链地位指数，Rd为研发强度变量，Fdi为外资强度变量，Capital为物质资本变量，Scale为规模经济变量，Division为价值链参与度变量， β0为截距项，β1至β2分别为以上变量的系数。

为准确衡量各国特定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Koopman 等（ 2010） 构建了如下指标： ，其中Ei，r为i国r部门的总出口额，IVi，r为i国r部门以中间品提供者的身份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国外继续增值后出口到第三国的价值，即间接价值增值[13]。FVi，r为i国r部门的出口额中其他国家部门的价值增值，即国外价值增值。该指标的基本思想为，若一国某部门处于价值链高端，它主要以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品的形式参与价值链分工，较少使用其他国家的中间品生产最终品，所以其出口额间接价值增值较多，国外价值增值较少。相反，若一国某部门处于价值链低端，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其出口产品多为最终品，且含有大量国外价值增值。该指标越大，说明一国某部门处于价值链的较高端；该指标越小，说明一国某部门处于价值链较低端。其中一国某部门出口额的分解方法参照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投入产出表数据来自WIOD[12]。

各个国家研发强度指标（Rd）用各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表示，数据源自世界银行。外资强度用各国的外资流入存量的对数值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规模经济（Scale）用本行业的产值与本年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数据来自WIOD。资本存量（Capital）。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本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数据来自WIOD。价值链分工参与度指标由Koopman（2010）提出，

，该指标越大，说明一国i国r部门参与价值链的程度越大。

我们从WIOD数据库35个部门中选取14个工业部门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中國台湾的数据不足，无法与WIOD数据对应，并且世界银行数据库中1995-2001年的数据大量缺失，将其删除不使用。2002-2011年关于FDI与RD的数据、2010-2011年国内资本存量的数据个别缺失，我们用移动平均生成。最后我们使用39个国家14个部门2002-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观察表1，我们可得出各变量之间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方法的选择上，我们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法检验本文计量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控制面板数据中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某时间点一部门的价值链地位指标往往受到该部门上一期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价值链的跃迁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使用系统矩估计模型将动态面板的特点考虑进来，解释变量中加入价值链地位的滞后一期。对于滞后一期加入产生的内生性问题，该模型将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该问题。我们使用系统矩估计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最后我们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各个要素如何影响处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的价值链地位。

（二） 计量结果

这一节，我们重点分析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表2列示了最小二乘法、系统矩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方法的回归结果。观察表2，我们发现研发支出增加有利于价值链地位提高，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矩估计模型中依然显著；外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负，可见外资虽能给一个地区带来就业岗位，但总的来说，其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OLS回归与固定效应模型中系数显著为负，可见其抢占本国市场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外资进入不利于价值链升级；固定资本的弹性系数在三个模型中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固定资本的积累为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支持；规模经济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证，且较大，系数分别为0.147、0.085、0.130，说明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降低，内部交流创新等效应对于价值链升级起到显著的正面作用；国际分工参与度的系数显著为负，总的来说，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高过了溢出效应，使得更多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价值链升级。

为了观察价值链地位不同分位数水平上，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进行分位数回归的检验。通过图1，我们发现Division变量的系数在条件分布低端的部分为正，系数较大且显著。表3中，在10%的分位水平上系数为0.339，说明在处于价值链低端时，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价值链升级。在条件分布中高端部分，比如 50%、75%、90%分位数回归系数显著为-1.031、-1.403、-1.228，即加大参与价值链分工力度反而不利于价值链升级。以往关于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多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多是发展中国家多面临价值链的升级问题，很少关注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参与价值链分工对于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对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部门，它能够通过配置价值链的其他部分攫取利益，却并不有益于价值链的升级。处于价值链低端时，进口国外中间品可使我们在起初进行简单模仿，有利于价值链地位上升。而当价值链地位有所提高，一方面更复杂的技术难以学习，其次处于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国家会加大技术保护力度，此时，仅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来促进价值链的升级已十分困难。

外资进入对于价值链地位条件分布低端的影响更为显著，在10%分位数水平上系数显著为0.018。处于较高的分位点时，其影响系数变为负数且不断减少，可见在价值链地位条件分布的高端外资不利于价值链地位上升，原因是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部门吸收外资时，其外资所含的技术水平多高于本部门，本部门可从中获得技术溢出。但长此以往，为出口而进口的外资容易使一个刚开始发展的部门产生生产惰性，出于惯性接受价值链高端的部门的价值链分工安排。当一个部门习惯于通过外资的溢出效应获得技术进步时，它本身便缺乏研发动力，因为研发需要成本且存在研发失败的风险，相比之下，通过外资获得技术进步更稳妥，但这不利于一部门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处在价值链地位条件分布较高的部门，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效应甚少，而抢占本国市场、消耗本国资源的负面效应更多，因此外资进入不利于一部门的价值链升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外资进入的原因之一。

研发强度对价值链地位的作用系数在五个分位数水平上依次为0.007、0.009、0.009、0.007、0.014，且都显著。可见该系数总体变化不大，在90%分位数水平上，系数有小幅度的提高。说明增加研发投入有利于提高价值链地位。与低分位点相比，较高分位点上的价值链地位研发效率较高。这与Aiello（2015）的结论相符，表现好的企业，更具备研发实力。其高研发效率使它能够承担研发成本，获得研发激励。

资本积累对于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在10%分位数水平上最大，为0.01。在价值链地位较高的条件分布中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在75%、90%分位数水平上接近0.01，说明在条件分布高端，资本对于价值链升级的正向作用变得很小。这可能是对于价值链高端的部门，资本要素起到的作用逐渐减小，技术水平的重要性逐渐升高。对于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部门，仍应该进行资本的积累以促进价值链升级。

规模经济对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系数在10%、25%分位数回归中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50%、75%、90%分位数回归中依次显著为0.151、0.133、0.089，一个部门形成规模经济虽能降低成本，有限生产要素条件下生产更多产品。但处于价值链低端部门的产值较高时，说明该部门生产要素更多去完成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生产，这使得该部门生产要素适配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工作，难以脱离价值链低端的规模经济状态，这并不利于价值链升级。在条件分布高端，规模经济带来的价值链升级效力更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出发实证研究了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及建议归纳如下：

（1）研发资金的投入对于价值链升级有促进作用。处在价值链较高端的部门相对于处在价值链较低端的部门，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2）外商资本进入对于一个部门价值链地位的作用取决于该部门本身的价值链地位。若部门本身价值链地位较低，外资的溢出作用会促进价值链升级，对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部门，外资进入不利于价值链升级。因此，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东道国应积极引导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流向，以充分利用其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3）对处在价值链较低端的部门来说，资本要素积累能带来价值链升级。隨着价值链地位上升，资本要素起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小。（4）在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会对该部门价值链的升级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于价值链较高端的生产环节，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该部门的价值链升级。（5）对处在价值链低端的部门来说，增加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能促进该部门的价值链升级，而当价值链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参与价值链分工来促进价值链的升级已十分困难。

項目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5BJY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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