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杰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拉格泰姆时代》中历史的再现与戏仿

袁 杰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借20世纪初期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系列历史事件，E·L·多克特罗在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中巧妙地融合了真实的历史画面与虚构的故事场景，在历史小说中加入了诸多元小说因素，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张力，以及工业社会下，个体的生存困境。文章从“历史元小说”的元小说、历史小说以及戏仿三个层面探讨该小说。在此基础上，解读作者对社会权力话语的解构、社会不公的批判及其历史小说观，即小说对历史的再现与戏仿是历史的内在活力。

《拉格泰姆时代》； 历史元小说； 历史再现；戏仿

《拉格泰姆时代》是E·L·多克特罗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小说问世之后，受到了普通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关注。该小说以20世纪初期的纽约为背景，以工业社会下的纽约缩影图展示了大城市中小人物的纷繁生活。该小说也是后现代畅销小说的代表作品，其成功归功于跌宕的情节的同时，对历史与虚构的准确把握也功不可没。后者正是多克特罗一向热衷的写作手法，历史与虚构的杂糅，在历史中写小说，于小说中见历史，无论是他的《拉格泰姆时代》《丹尼尔之书》《大进军》还是最近的《霍默与兰利》，无一不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背景展开叙述。同时，自我指涉等元小说因素，也是多克特罗作为一个后现代作家不可摆脱的本真。于此二者之间，作者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作品，乐此不疲，足以看出，其本人对历史和小说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极有好感的，个中滋味和乐趣由何而来，这类小说又有何诱人之处，此处引其一段话，或可参考：“对历史来说，若不能使得信息多源多角度，那么它将转变为神话。若是人们不反复重组和再现历史，历史亦将成为一个神话，如积在喉，终将成为集体意识，为人们所遗忘。”[1]114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多克特罗的历史观与小说观的体现。通过小说，对权力话语的解构，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以及不同侧面的叙述，当然是给历史注入新鲜空气最好的途径。

加拿大评论家琳达·哈琴于198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书《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该书名为后现代主义诗学，实则着重讨论的是历史小说与后现代小说之间的种种关系。书中，琳达·哈琴提出了“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一词国内学者翻译意见不一，直译应为“历史编纂元小说”，不同译文有，历史书写元小说，历史编纂元小说，编史元小说等。在李杨和李锋合译的《后现代主义诗学》一书中，该词译为“历史元小说”，本文采用此译。“编纂”二字在哈琴为了强调历史的书写性或记录性(history record and written-ness)，历史本可以反复书写，角度差别而已。我们提到的历史小说(historical fiction)指的也是关于历史编纂和书写的小说，并不是指“历史”本身，也没有翻译成“历史编纂小说”。所以本文采用“历史元小说”这一译文。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众所周知的流行小说，既具有极强的自我指涉性，却又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2]5其中有《法国中尉的女人》《午夜的孩子们》《百年孤独》以及《拉格泰姆时代》等。此类小说不失为后现代小说之后的小说发展方向之一。正如布莱恩·麦克黑尔所指出的一样，“历史小说是小说实践中的一块巨石”[3]153。除却哈琴在书中讨论的戏仿等作为重要手段在历史元小说之中的不可或缺性，这一概念从命名上不难看出，至少包括两点内涵：第一，此类小说必然与历史有着诸多联系；第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元小说的某些影响是该类作品显著特点。本文从“历史元小说”的这两点内涵，简言之，即小说的历史性，自我指涉性，以及戏仿技巧出发，对《拉格泰姆时代》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指出，不同角度的历史再现是历史的内在活力和历史小说的内在动力，就《拉格泰姆时代》而言，再现与戏仿历史的同时也传达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即对社会不公的批判。

1 《拉格泰姆时代》中小说的历史性

小说的历史性是多克特罗小说无法回避的一个永恒话题，《拉格泰姆时代》也不例外。全书以二十世纪初的纽约为背景，以三个家庭故事为主线，对社会状况和人物心理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并没有真实姓名，有父亲、母亲，小男孩以及舅父，六月的一个晴朗夏日，这家人搬家到纽约新罗歇尔山头，往后的生活中，他们遇到了著名魔术师胡迪尼，模特内斯比特，犹太家庭的爸爸和小女孩，还有黑人钢琴家科尔豪斯，这位钢琴家虽有一定的财富，却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于是他无奈且疯狂地报复社会，而这家人就此卷入了这位黑人的报复漩涡……故事主要以白人家庭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社会、各个人物，以及他们交融的生活进行虚构的描写。这样的虚构却又不是全套的虚构，北极考察，胡迪尼的国外之旅，弗洛伊德旅美，怀特的世纪谋杀案，福特与摩根以及二战，一桩桩事件都是有史可查，叙述者叙述之时，似乎在历史与虚构之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习惯地把这类小说称为历史小说，称这类小说家为历史小说家，尽管有些作家不愿意被这样称呼，比如多克特罗。这样的小说并不少见，如《丧钟为谁而鸣》，《法国中尉的女人》等，英国作家司各特的作品《艾凡赫》于20世纪初被林琴南介绍到中国，即被比作“吾国之史迁”[4]1。国内的如《三国演义》，唐传奇甚至是众所周知的金庸的武侠世界，历史与小说互文，不经意中常有动人之处，这是历史小说所特有的。“小说家可以选择性地剔除一部分事件，让一部分人说话，历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2]107。赤壁江上，大明宫中，无数的历史往事，像一缕缕青烟般消散在历史江山之中，若非小说家们的妙笔重现，他们将始终像迷一样，“成为集体意识，为人们所遗忘”。

虚构与真实存在于每一部文学作品之中，区别在于虚构的成分占据多少，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是否清晰，还有作家是否有意区别二者，让读者稍加咀嚼之后便可以分辨，何为真，何为假。对小说的历史成分的把握，这是因作家而异的。当然，真假二字在后现代作家看来多半略显无谓。在“历史元小说”这类小说文本之中，小说家们或许不再那么看重小说和历史的区别，后现代的背景之下，只有新的艺术形式才能给“枯竭的文学”带来新的生命力。《拉格泰姆时代》便是这样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在小说的主角都是虚构的前提之下，多克特罗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将这些史实与虚构的人物交融汇合在一起，在史实和虚构的界限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小说不再追求历史与虚构的清晰界限，不像是《艾凡赫》或者金庸小说，陈述史实总是摆出一副正经的姿态，虚构起来又是天马行空，读者过眼便知。《拉格泰姆时代》第一章便引入了一个被称为“世纪大谋杀”的案件，似乎人尽皆知。重述了著名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上世纪美国模特伊芙琳·内斯比特和哈里·凯·索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一案件曾经轰动全国，只因三位主角都是名噪一时，谁也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美国《纽约美国》报纸1906年关于其记载仍保存着清晰的图片，故事情节皆有详细的介绍，并且关于该案件的审理记录，每个人的口供都是有书可查。然而如今许多年过去，这一案件已经为人们所遗忘。那么，这样在小说文本中的重现是否让过去某段历史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答案显而易见。根据史料编织想象一情节，把故事演义得扣人心弦，细节之处，有作者搜集来的信息，也掺杂了许多作者想象的画面，多克特罗以此完成了对这段历史旧事的重现。于读者而言，多数可能不会去查阅史料。那么对他们来说，多克特罗的版本自然就是较具有权利的话语了，这无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此处，文学充当的是“一种强加在普通话语上的有组织的暴力”的角色， 多克特罗正是通过这种欺骗性和“暴力”，解构历史和社会的权利话语，“关注人类社会的现状与未来。”[5]82再如，文本对摩根几个章节的叙述，摩根本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资本家，可以说一度控制了整个美国的金融。而他却对他的大红鼻子和生死问题情有独钟，前者很好笑，后者很严肃，多克特罗给了我们两个版本的摩根。历史上有大量关于摩根金融方面的记载，作者把这些记载和摩根对埃及的兴趣以及他在意大利的去世联系在了一起。“他的研究很多是关于古埃及，古埃及认为人死后还会以某种形式重生，他深深地着迷于这一观念。”[6]118作者对自己的种种想象很满意，在行文之中，他渐渐地不想再去对历史与虚构作区分，甚至也分不清[1]52。作者对摩根的内心刻画比摩根本人的传记还要详细，确实可以说小说版本的摩根“更精确”，然而以上不过是小说家根据事实的推测，不一定真实的存在过，毕竟摩根于此未曾坦白过。小说中这样的人物和事件比比皆是，此处不作一一说明。历史元小说正是乐此不疲，“同时它却又将它文本的重现与历史环境区别开来，这样由文本而得来的历史事实便也成了问题，这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2]106可是文本的推测有理有据，又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算是对历史起到润色的作用，采纳与否完全在于个人。并且，这样的记录不再是社会权利话语的运作，更多的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达。

实际上，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有过论述，认为诗人和历史学家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二者界限丝毫不容模糊，历史学家所写只能是发生过的事情，而诗人则是负责写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7]35。 很显然，经过审美现代性之后，这一观点自然要被“修正”。在哈琴看来，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虽然很不一样，但是它们却有着一些抹不去的共同点，这种错综复杂的共同之处，大概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二者都是极力模仿客观事实；第二，二者都是语言的建构物，并且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两种文体形式基本已经形成一些惯例；第三，二者行文之中都离不开互文，无论是与过去还是当下[2]105，以上三点基本涵盖了许多历史元小说的创作特点。所以，历史和小说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本文认为，历史是三维的(戈特沙尔克语)，三维分别指的是史实，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史实指的是亚里斯多德说的发生过的事情，永远如如不动的；历史文本为历史学家们的创作或是其他记录性材料，此类文本自称其所记所写为史实，而实际上，这样的史实也不过是部分真实，不可能是真实的全部；小说文本指的是文学家们的演义部分。既然是演义，多大程度上的保留真实，是客观真实还是作者眼中的真实，都要视作者而定，作者对真实的保留会有其自身目的和意义。詹姆逊曾指责多克特罗《拉格泰姆时代》中的描写罔顾史实[8]25，或许有些舍本逐末，纯粹的历史性并不是该书想要追求的，当然，吸收史料而形成一种真实感，小说家们并不排斥。

《拉格泰姆时代》一书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通过对史实的补充和推理想象的插入，多克特罗营造了一个真实与虚构并存的世界，从而实现了他热衷于历史小说的目的之一，即追求历史的“重组和再现”，使得历史往事重新以不同的角度活跃在人们眼前。这也是历史小说的重要内涵，即历史与虚构的融合，显然，这一点在“历史元小说”中被进一步放大了。

2 自我指涉：虚构与历史的张力

从元小说的角度出发，《拉格泰姆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其自我指涉性、叙述者的不确定性和去中心特点。行文之中，感觉像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在叙述，可是渐渐叙述者又隐隐约约的像是文中角色之一，又夹杂着一种无中心感。这样的叙述很耐人寻味。此处小说只是要历史摆脱其神秘性，要给历史注入新的空气和阳光。“元小说”较早在法国以“新小说”的相似形式出现，由几个小说家发起，该类小说将各种艺术创作形式和问题杂糅在一起，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已经蔚然成风，这也是现代小说和后现代小说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即对艺术本身的追求。简言之，元小说可以定义为关于小说的小说。那么历史小说可否用元小说的创作技巧来写？答案是肯定的，否则“历史元小说”这一概念从名称上便不成立，毫无意义。实际上，这一概念就其自身而言，看上去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历史的记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历史的基本内涵。既是历史小说，当具备一定的真实性。然而，所谓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作者一再置身于小说之外，一再暴露其小说创作技巧以及其虚构性，就像《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作者约翰·福尔斯公开表示，我所讲述的故事是完全想象出来的，既是如此，又何来历史性。这正是“历史元小说”的独特之处，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把握，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需要看小说家们各自的把握。当然，后者“历史性”是评论家们加与他们的，作家们并没有宣称其小说为历史小说。历史也好，小说也好，都是以叙事为媒介，都是语言所建构出来的。正如多克特罗的那句名言：“只谈叙事，无关虚构。”[9]231

新罗歇尔山头，大西洋西岸，作者以一位怀旧者的姿态，代表了许多美国民众叙述“那个时候的夏天，人们穿成一色白衣……没有黑人，没有移民。”[6]3一幅美丽的画面，像是出于小男孩之口，又像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在叙述，当读者正沉浸在对那个时代的遐想中时，下一页便是埃玛·戈德曼说，“很明显，有黑人，也有移民。”[6]5这样的叙事，就是在有意告诉读者故事的虚构性，作者的叙述并不可靠，第三人称的声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声音的集合体。继续读下去会发现，小说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叙述者，像是各个人物角色各自为政，时不时又像是小男孩作为主角在娓娓道来。小说发展到高潮之时，叙述者仍是扑朔迷离，在最后的几个章节之中，叙述者竟变成了那个前文反复隐约出现的小男孩，准确地说，是长大之后的小男孩。称自己为“我们”，解释之前关于舅舅的事迹为信中日记中所读到。那么之前的那些日记中所未记载的人物内心又是从何而来呢，小男孩是如何知道摩根、奈斯毕特、胡迪尼的内心活动的呢，他之前对于哈里和怀特那桩谋杀案的描述是否可靠？显然，这样对叙述者的交代并不可以解释一切。况且，之前的叙述是各种问题的集合体，人物对话连引号也没有，杂糅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而不是可靠与否，作者并不需要对此交代。在他以后的小说《鱼鹰湖》中，更是尝试了同时运用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叙述手法，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这样的叙事“没有作者”，是文本“自发的声音”，这样的“声音”避免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单一叙述视角的缺陷，失去了一定的可靠性，同时也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各种人物和多种意识形态都可以发出声音，叙述者不得而知，叙述中心也不得而知。

再者，去中心是《拉格泰姆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小说各个章节节奏缓慢，情节虽不拖沓，却是一再延迟，对各章开头稍加对比，不难发现，许多都是以一个回忆的叙述角度开篇，如第四章：“那个炎热的夏天，政客们为了拉票，请他们的支持者们去郊游，七月末……”[6]18第十一章：“国中一件大事正悄然来临，新一届总统上任了”[6]69序言中第二十一章：“那个时候的美国，古埃及像是印在每个人的脑子里。”[6]128这样的开头，比比皆是。序言中阿尔瓦雷茨称为“半历史叙事”[6]2，作者放慢小说步调，跳出叙述者的身份，是叙事，也是在怀旧。这样的叙事方法，将读者带入小说怀旧情绪的同时，也产生出一种出离感，为元小说的特点之一。其他章节的开头，也像与前一章脱了节一样，并不是上一章的继续，尽管读者关心的上一章的人物命运，叙述者偏偏此时引入另一个人物的生活，每一章节各自平行，各自讲述不同的故事人物事件的一部分，这样的安排，与拉格泰姆作为一种音乐形式也是一致的。切分音符在音乐上所造成的跳跃感，是这样的章节布局所要传达的部分内容，在小说之中，这种跳跃感就自然地转换成了无中心感，每个人物都是叙述者的中心，每个事件都要笔墨厚重地去写，因为后现代小说所追求的艺术形式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中心。但这却恰巧满足了历史小说的需求，既然正史代表的是当权者话语，那么野史便可以让所有人都说话。这样的元小说会显得支离破碎，但这种破碎感在多克特罗的笔下却又并不是那么强烈，这一处的断层，下一章会接上，继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甚至最后机缘巧合，三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家庭。

叙述角度的不确定性和去中心的叙事一起构成了《拉格泰姆时代》的元小说特征。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鸿沟，虚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者并不认为虚构、自我指涉、去中心是纯粹的叙事行为，与真实毫无关系，相反，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多角度，去中心的叙事，传达出他的历史观、普世价值和人性，以及作者对社会权利话语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元小说的修正，兼顾元小说的某些特征，又不忘其个人小说创作初衷。

3 戏仿：历史的再现与互文

历史的重组与再现必然会和历史事实作为集体意识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差异之中，正留有些许空间作为作者的权利。在历史元小说中，我们称这种差异性为戏仿。在《拉格泰姆时代》之中，戏仿是历史再现的手段，又是历史元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点由其定义而决定，历史元小说在与历史关联的同时却又不刻意追求叙述的真实性，必然会与真实的历史产生某些分歧，这样的分歧正是戏仿这一概念本身。戏仿“通过具有破坏性的模仿，着力突出其模仿对象的弱点、矫饰和自我意识的缺点。所谓模仿对象可以是一部作品，也可以是某派作家的风格……它以贬低他人和喜剧性为特色……”[10]213琳达·哈琴则认为，在后现代小说之中，戏仿是模仿对象有差异性的重复，这种重复可以是嘲弄，也并一定要以嘲弄为目的，可以仅仅是一种差异性的模仿，这种戏仿也可以称作互文[11]6。《拉格泰姆时代》中存在许多戏仿，有对历史人物的戏仿，也有对历史事件的戏仿，这些戏仿有些是嘲讽，也有些只是为了一抒己见。

小说在叙述虚构的犹太家庭的时候，加入了弗洛伊德的戏份，恰巧弗洛伊德于此时到访美国，作者便把他的访美之旅细细讲述了一番。弗洛伊德来到美国，享受的贵宾待遇，乘的游轮，住的金碧辉煌的殿堂，对美国各处景点指指点点，“讲座结束之后，弗洛伊德被说服来到了壮观的自然景观，尼亚加拉瀑布……成千上万的新人夫妇来此观赏大瀑布……弗洛伊德摇了摇头……”[6]33他看到了美国的商业繁荣，也看到了如文中犹太家庭的贫困，他心想美国毫无文明和品位可言，繁荣都是财富的堆砌。无疑，小说中的弗洛伊德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自视甚高，藐视一切，却是一个有着恋母情结之人。小说讽刺了这种贫富所造成的不公平，同时也讽刺了弗洛伊德的虚伪矫饰。另外一个人物是上文提到的哈里·凯·索，小说对他住的监狱似乎尤其感兴趣，他的牢房与其他黑人牢房隔开，每天早上都会有男仆送一套干净衣服过来，还有各种报纸……哈里享受着与其他犯人完全不一样的待遇，就是在保存下来的史料、照片上，他睡的也是铜床，平民窟却有着成千上万人住的是仅能容膝之地的促狭小隔间。在与文中的劳伦斯罢工事件对比，其种种繁华之后的不公显而易见。劳伦斯罢工事件曾经也是全国性罢工事件，对后来工人权利的争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歌词中唱到“我们的一生，到死都汗水淋淋；我们挨饿，不论身体或心灵；给我们面包，也把玫瑰给我们。”作者通过犹太家庭的亲历罢工，从另一个层面对此次罢工进行戏仿，这里体现的是作者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角度的再现和戏仿而被放大出来的社会不公。这给多克特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动力[6]44。

再看另一处的戏仿，《拉格泰姆时代》的主角，科尔豪斯是毫不掩饰地对德国作家克萊斯特小说《马贩子科尔哈斯》主角的戏仿，从人名到情节，到表达主题。不过心爱的马儿被换成了心爱的汽车，通过斗争，抢走的马儿还了回来，车子也是原样送回，可是两位主角的生命，都是如出一辙地倒在强权之下。一个是中世纪的德国，一个是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文明，公平是虚伪的人们日日挂在嘴上的，却不能给每一个人以最基本的人权。“再说，蒙受过不公正待遇，就意味着世界都颠倒了过来，逻辑与理性准则也都与人类文明截然相反了吗？”[6]225既然是存在着人类文明，却又如何让黑人蒙受百般折磨，理由仅仅是他们的肤色呢？此处的戏仿显而易见，反讽也显而易见。社会的不公通过小说话语表现出来。

在多数历史元小说中，种种戏仿往往是为了达到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毕竟“真实是多样的，是复数的，并不只有一个。”[2]109况且，任何“历史也并非绝对真实，会因书写者和诠释者的不同而异。”[12]92在《拉格泰姆时代》中，戏仿至少起到了两点作用：第一，通过不同的角度对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戏仿，小说从侧面完成了对历史的再现；第二，对社会虚伪本性的嘲讽和对社会不公的诉讼。多角度的真实是小说转写历史的目的，或许也发挥了小说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和对历史的反思。小说通过多种叙事方式，不同的叙事角度，从而传达一些作者眼中的普世的价值观，也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普世人性。《拉格泰姆时代》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其他小说的戏仿，也是表达了多克特罗的“对不公的敏感”，化敏感为文学创作，让陈旧的历史以及其中的种种重新活跃在文本中。

4 结语

多克特罗通过对历史的转写和过去的在场的实现，虚构出一个文本世界，却又充满了真实的画面与人物，虚构与真实交融，界限模糊，同时运用了诸多元小说的手法，巧妙地融合在行文之中。这是多克特罗对后现代小说的继承，更是对欧洲十九世纪的社会小说的传递，从现代主义的个人内心世界和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文本中走出来，浓墨重彩地描写社会百态和人类生存状况。琳达·哈琴为这类题材小说做了一个恰当的归纳，即历史元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也正体现了历史元小说的诸多内涵，与历史真实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自我指涉性和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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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ationandParodyofHistoryinRagtime

YUAN Ji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Nanchang330013，China)

When depicting a series of historical events happening during the first few decades in New York, American, E·L·Doctorow mixed the real historical scenes with those fictional ones skillfully in Ragtime. He adds the metafictional elements into historical fiction to demonstrate the tens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living dilemma of individual i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ssay tends to interpret Rag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and parody to analyze Doctorow’s d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criticism over social injustice and his notion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that is, history needs to be frequently recomposed and parodied to show its inner power.

Ragtime;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arody

I317

A

1674-3512(2017)03-0231-06

2017-01-20

袁 杰(1990—)，男，安徽芜湖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袁杰.《拉格泰姆时代》中历史的再现与戏仿[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3)：231-236.

Yuan Jie.Reinterpretation and parody of history in ragtime[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36(3)：23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