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德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2.东华理工大学，江西 抚州 344000)

翻译的文化建构观反思

张同德1，2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2.东华理工大学，江西 抚州 344000)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向愈发成为了当代译学研究的理论焦点。有学者在阐述文化翻译观时提出了译者应“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弘扬文化层面翻译宏观论”；在翻译过程中针对文化缺位、错位和假性等值现象，倡导“文化翻译过滤”和“二度性过滤”论。分析发现，这种文化翻译观尚需进一步进行探讨，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翻译的宏观理解、译者在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处理文化缺位所可取的翻译策略等问题上。在翻译的文化建构问题上，可以在比较文化视野中探讨民族文化异质性在翻译媒介中的阐释与再现。

《文化翻译论》；文化过滤；翻译的文化建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语言层面的研究到描述性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向。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诗学的等文本外因素都是学者们考察制约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文化翻译论》提出：翻译过程中在处理文化问题时应把握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翻译动机问题；二是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所采用的方式方法问题。同时也探讨了对等理论、目的论理论等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应用及倾向性把握，提出了文化翻译中要注重文化内涵，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弘扬文化层面翻译宏观论的文化翻译原则和策略。该书对于指导翻译爱好者在翻译实践中把握理论运用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对于强化译者在跨异质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树立主体意识、提高译者对翻译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认识也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但是，《文化翻译论》一书对于文化翻译*本文中所探讨的“文化翻译观”仅限定在对文学文本的译学研究上，科技文本等不在考虑之列。所论述的一些观点尚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对此，笔者就此书中提及的文化翻译宏观微观论和文化翻译中的文化过滤以及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进而对文化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文化建构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在比较文化视野中探讨民族文化异质性在翻译媒介中的阐释与再现。

1 学术问题商榷

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学文本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历来是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绕不开的关注点。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文化翻译中语言层面研究与原语文本中独特的异域文化特色的去留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研讨的热点话题。《文化翻译论》同样没有回避这一热点话题，但其论述点仍需进一步展开探讨。

1.1 文化翻译宏观微观论

《文化翻译论》阐述了文化有“浅层的微观文化和深层的宏观文化”之分，在辨证两者之间关系时，认为“微观文化只是宏观文化的表现形式，起影响作用的在于宏观的理性文化。”[1]而“语言字面所表现的是微观层面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弘扬文化层面翻译宏观论”[1]。这一论述不禁引发了读者以下疑问：

(1)“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是否可以理解为“摒弃翻译文本的语言层面研究”？若真如此，是否会因译者突出的个性化翻译风格而导致偏离翻译场？

(2)“弘扬文化层面翻译宏观论”是要弘扬谁的文化？是源语文化抑或译语文化？无论侧重哪一方文化，译文是否带有因译者有意识主动介入而带来的“文化殖民”色彩？源语文本从自身语境出发向译语文本语境旅行的过程中是否因译者的自觉阐释而出现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呢？

不妨借助该书中的一个具体实例展开讨论。

【例】子龙见妇人身穿缟素，有倾城倾国之色……

译文一：The woman was dressed entirely in white silk and her beauty was such as to overthrow cities and ruin states… (C. H. Brewitt Taylor)

译文二：The woman was dressed entirely in white, and her beauty was just like Helen of Troy… (李建军 译)(《文化翻译论》：151-152)

此例中，译文二出于对目的语读者的关怀，认为Taylor的直译法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故可套用英语典故以求其意义一目了然的效果。这种为读者过度操心的翻译策略倒有揠苗助长之嫌。无论从读者对译文文本的反应角度来看还是从源语文本的表意功能来看，译文二“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直接套用英语典故来阐释“倾城倾国”并不妥当。从读者反应角度来看，“Helen of Troy”一语固然有天资绝色之意，但其深层文化内涵实则侧重于红颜祸水之意。正是由于海伦，特洛伊城才惨遭毁灭，一如妲己亡商，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而“倾城倾国”一词原指李夫人绝色佳人而已，侧重“使人倾心爱慕”之意。从源语文本表意角度来看，“倾城倾国”一词在源文本中文化色彩并不浓厚，其文化形象倒不必在译文中予以保留，恰恰只需要进行语言层面的语义翻译，即只需表达出“貌美”的含义即可。

《文化翻译论》强调文化翻译中要做到舍“点”求“面”，摒弃文本语言层面这个“点”来保全“文化信息在宏观上的‘原味’”这个“面”，显得顾此失彼，不仅不会达到翻译研究作为文化交流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会脱离了翻译的本质。翻译过程中，如果脱离了语言字面所表现的微观层面的文化研究就会脱离了语言微观层面所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和文化语境，其结果就会像美国作家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时，本意希望英语读者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原著，结果却“点”“面”俱失，颜面无存，失“原味”而得“异味”。

反过来看，这一案例的启示还在于，文化翻译论者主张跳出源语文本的语言禁锢，从语言结构的外部环境和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现象，固然是入理切情，但在翻译实践中却万万不可忽视文化意识中的另一侧面，即翻译中的文化对等。民族、地域、历史等文化差异的存在，既是民族间交流的障碍，也是民族间沟通的基础。而翻译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在源文和目的文之间建立文化对等”[2]，这是其一。其二，由于语言本身具有历史文化积淀，展现着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能够产生艺术所要求的诗性意象，因此翻译过程中若不审慎“摒弃语言层面翻译的微观论”，则极易偏离研究轨道，不得不警惕。

1.2 文化翻译过滤与创造性叛逆

面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缺位、错位和假性等值现象，《文化翻译论》推崇“文化翻译过滤”和“二度性过滤”的观点，认为翻译过程往往需要译者的二度性介入，即“第一次介入是过滤性地完成文化的解码与阐释，即完成原文本符号的文化信息解读到文化意义阐释，第二次介入是在过滤性解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文化信息的输出性再编码，即从文化意义的阐释到译文本符号文化信息输出的再编码”[1]。同时，又借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并将该观点阐释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翻译文本应当“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或负载着崭新的内涵”来“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以此来“给原作注入新的生命”[1]。遗憾的是，这种解读对埃斯卡皮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理解偏差。在埃斯卡皮看来，人们对所指(内在涵义)的解码总是缺乏几分精确性，因为所指的解码“依赖于业已消失的内涵、被忘却的感受和整个社会分泌的仅为自己使用的、难以描述的认识系统。翻译和背叛并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对某种必不可少的现实性的证明。凡翻译都是背叛，不过，当这种背叛能够使能指表明一些意思，即使原初的所指已变得毫无意义时，它就有可能是创造性的。”[3]

埃斯卡皮的这段论述提出“凡翻译都是背叛”的文学叛逆性特点是指译者面对的文本是一个脱离了当时写作背景的文本，在被引入到一个原作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新的语言、社会环境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创作变形，因此只是对原作创作形式的变形而绝非“负载着崭新的内涵”的内容上的篡改。而对于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而言，则主要是表明“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4]而绝不是“在某种明确的再创造动机驱使下”进行翻译的行为。实际上，“创造性叛逆”更多的是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并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具体方法。真正对这一概念的理解需“定位在‘引进’、‘译介’外来文化的‘规律’层面上，定位在涉及文学和文化的跨国、跨民族的传播与接受层面”[5]。总的来说，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对译学理念的一种纠正和补充，是文学交流中选择、改造、移植、渗透、接受外来作品时所采用的重要的文学手段，而不是翻译技巧。

细思起来，无论是译者“二度性介入”还是对源语文本进行“创造性翻译”，《文化翻译论》似乎都在倡导译者的“主动作为”，意在突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诚然，翻译需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去克服翻译活动中的客观制约性，包括双语差异、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6]。在翻译过程中，受历史文化的影响，“译者在主观意识行为或社会环境压力下会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删减、选择、省略”[7]。但译者的过度作为难免会造成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间的生态失衡，形成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即译者以优越心态“生杀予夺”的话语权力，这对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同样是有害无益的。

2 翻译的文化建构反思

早在20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等学者就倡导在翻译研究中进行文化建构，在文化研究中主张翻译转向。微观上，翻译不仅仅将一种语言符号包含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而是包含“一整套语言外的规则”[8]，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能忽略蕴含在语言中的文化。宏观层面，她认为翻译从本质上说是对话性的，翻译研究需要更多的声音，“不同文化是怎样构建作者和文本形象的；文本如何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资本的；怎样关注翻译的政治问题；如何集中资源把翻译研究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的跨文化研究”[9]等主张，将翻译引向了更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可见，合理的翻译文化建构理应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通过“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来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10]。

《文化翻译论》在谈论到“文化翻译”时提及一例，值得反思。文中提到：中医学名词“阴阳学说”若要译成英语the doctrine of Yin and Yang则难以让英语读者理解，即使加上解释，外国人也不一定真正理解其实质含义。而中国人一看到“阴阳”一词，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对立统一的联想，因此译作“the solar-lunar doctrine”或“the masculine-feminine relativity”才能传递原意[1]。

这个问题直接触及到了文化翻译在处理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本时所面临的翻译策略选择问题。这又似乎回到了“归化、异化”之争、“直译、意译、不译”之辩的轨道上去了，同时也涉及到了源语文本中的文化缺位在译语文本中的去留问题。《文化翻译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往往会尽可能地减轻译语读者的信息负担。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妥当的确值得商榷。毕竟，文学作品中的异域文化特色具有重要价值，其“文化交流价值，文学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和对原作的忠实性价值”[11]等问题不容忽视。理论上，异域文化通过译介可以极大地拓展译语读者的认知空间。因此，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需要“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在考察翻译时应当“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12]

“阴阳学说”在翻译时需要变通为“日月学说”才能为英语读者所理解的观点还引发了笔者对中国文化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交流传播的思考。翻译是跨文化的互动交流活动，存在源语文化陌生化现象渐次向译语文化熟知化过程。因此在翻译的文化建构过程中采用陌生化还是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受制于内外诸种因素。内部因素诸如源语文本的独特异质性，译语文本的欣赏性与可接受性等；外部因素突出体现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强弱对比，即文化层面上的“殖民化(中心)”与“非殖民化(边缘)”之争。好莱坞系列影片《功夫熊猫》在中美两国均赢得了市场,正是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由陌生化渐次向熟知化转变的很好例证。毫无疑问，影片中若没有大量陌生的中国元素的存在势必难以激发北美市场观众好奇求新的心理，而经过碰撞磨合之后熟知的中国元素以陌生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同样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影片中大量中国元素采用了陌生化翻译的处理手法，增加了观众认知感觉的难度，延长了观众感知时间的长度，使观众在拓展的感知过程中感受到异域文化的艺术形象，开拓了观众的思维空间和认知空间。“中国功夫”没有译为Chinese martial arts，“乌龟大师”也没有译作“Master Tortoise”而是采用了音译这种陌生化符号的方式鼓励激发观众去体悟“功夫(Kungfu)”*中国功夫的内涵重在“载于武艺，归于武德”，也体现着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从李小龙，成龙到熊猫阿宝所演绎的中国功夫来看，无不有一个由弱至强、破茧化蝶的过程。、“乌龟(Oogway)”*《礼记·礼运》篇中提及了动物四灵说。作为四灵之一的龟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是清静无为、长生无争的象征。在电影《功夫熊猫》中，“龟真人”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反映了中国道家心若止水、不争无为、努力达到内心平和境界的理念。因此虎、鹤、螳螂、蛇、猴均直译，唯独乌龟采用音译。影片对中国文化认知力之深可见一斑。等具有鲜明中国民族异质性文化的内涵。

由此可见，不同民族文化虽各有其独特性，但各个民族的文化体系都不是封闭性的，都有其开放性、容纳性、互动性的特点，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交流过程中碰撞、磨合、包容、接纳，呈现出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这样才能够使得民族间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进程。因此，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语境的交流过程中有必要在比较文化视野中将其独特的文化异质性从人文学视角进行深化、阐释和再现。

3 结语

《文化翻译论》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解读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努力建构一个文化翻译纲要去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所付出的艰辛自不必说，其理论尝试值得肯定。但该书论述的话题过于宽泛，文化建构没有在广度上得以拓展，也没有在理论上得以深化，有些观点尚经不起推敲，不能不让人深思。

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媒介大众传媒多样化，碎片化阅读与深度性阅读交错相行，民族文化异质性在全球化浪潮中彰显与消融并存。翻译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不能仅仅囿于具体的文本翻译实践研究，而应让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联袂出演，将文本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语境中去研究，以求突破学科藩篱，达到解域化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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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ConstructingCulturesinTranslationStudies

ZHANG Tong-de1, 2

(1.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420,China; 2.East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Fuzhou344000,China)

The cultural turn has been a growing academic hotspot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1990s onwards. Some scholars proposed such concepts as “the micro perspectives of text translation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the macro perspective at the cultural level be promoted”, and the strategy of "proactive cultural filtration as well as two-tier filtr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deal with cultural default, vacancy and mismatch in translation. Such concepts are still open to further discussion. Accordingly, the macro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roles as well as the accepta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to handle cultural defaul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this paper. In addi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e way to expound and construct the cultural heterogeneity of a nation via translation as a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ulture is also under profound consideration.

on cultur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roactive cultural filtr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ranslation

H315.9

A

1674-3512(2017)03-0222-04

2017-01-20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2016年度创新研究项目(16QNCX01)阶段性成果。

张同德(1978—)，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在读，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

张同德.翻译的文化建构观反思[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3)：222-225.

Zhang Tong-de.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ng cultur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36(3)：2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