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步芬， 陈 勇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红星照耀中国》的对外传播途径与影响研究

胡步芬， 陈 勇

(东华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自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以后，在中外各国引起巨大反响。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应并造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其传播途径不无关系。该书本身及其主要内容的传播与影响主要从三个途径得以实现：一是部分重要内容在该书正式出版前已通过中外报刊刊载传播，为后续的出版传播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二是该书初版之后又不断再版，影响力得以持续；三是该书出版后在各大书评上屡获推荐，影响力得以迅速扩散。三大因素的相互与共同作用使《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成为经典，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 传播途径； 书评

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一书，是第一本由外国记者用地道的英文撰写的、最早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说明的重要著作。自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以来，已再版167次，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基础教科书[1]56，是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权威著作。这部举世公认的、史诗般的经典巨著，已然成为新闻学、文学、历史学、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红星》一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范围重要的影响，除了其内容对读者有如磁石般的吸引力之外[2]339，其多样化传播途径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其得以广泛传播的三条途径——正式出版前中外报刊的广泛报道、该书在英语世界的不断再版以及各大重要书评的推波助澜，对《红星》的对外传播并构成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对于《红星》的国内外影响，近年来已有许多文章论述，但对于这些重大影响的形成过程和途径，则较少有文章涉及，研究其传播途径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西方读者的中国接受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1 铺垫阶段——《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的报刊报道

埃德加·斯诺自陕北红区返回北平到《红星》一书在伦敦正式出版这段时间，该书的部分主要内容和斯诺的陕北红区见闻已经在各大中外报刊上刊载并与读者见面了，这一系列报道为后来该书的出版发行和读者的接受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较早刊登斯诺报道的是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该报分别于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刊载了《毛泽东访问记》*参见Edgar Snow,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Communist Leader”, China Weekly Review, LXXVIII (November 14,21,1936), 377-379,420-421. 中文又译《采访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密勒氏评论报》系美国在中国资格最老的周刊，每期发行四五千份，主要读者为在华外国人及中国官员、知识分子等，部分销往美英等国，在上海外国人办的报刊中，是颇有名气的[3]787，在国外也颇具影响力。1936年10月25日巴黎《救国时报》第63期第一版刊出的“红军主力全部会合北上抗日”这条消息，则源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4]72。斯诺于1936年10月25日返回北平之后，由于27日已传出斯诺已被红军处决的消息，斯诺立即决定出席在美国公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发表了自己陕北红区之行的谈话，这些透过美联社、路透社等发往国外的消息再传回国内，在远东各大报刊登载，引起轰动。远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于1936年11月10日在第66期上以“红军主力集中西北抗日——美记者畅谈苏区红军现状，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新政策”为题，报道了刚从陕北回到北平的斯诺对路透社和美联社记者畅谈陕甘宁苏区见闻的消息，其消息来源亦是伦敦《每日先驱报》和路透社、美联社等通讯社。当《密勒氏评论报》与《每日先驱报》接洽，发表了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对话《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关于联合战线》后，《救国时报》亦迅速跟进，抢先译成中文在1936年12月20日第73期上整版发表，后来又据《每日先驱报》而发表斯诺所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篇特写[4]73-74。在1936年结束之前，《每日先驱报》率先用头版刊登了斯诺的系列报道，再加上蒋介石12月12日在西安被扣留的消息，并配以大幅照片[5]80，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这些一手材料的独家报道，为1937年以后的更大范围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进入1937年，英文报刊对陕北红区的报道在数量上和频率上都大有增长和加快的趋势。2月5日北文《北京纪事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于同一天刊登了斯诺介绍苏区情况的报告[6]426；几乎是同一时间，英文《上海晚邮和信使报》于2月3日、4日、5日连续刊载斯诺的《红军与西北—一位访问苏区的人披露亲身考察情况》*参见Edgar Snow, “Reds and Northwest: A Visitor to Communist Areas Tells His First-Hand Observations”,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February 3, 4, 5, 1937, 10-11. 该报中文版1933年创刊，名为《大美晚报》。；此后，北平英文《民主》杂志在4月15日发表了斯诺的《苏维埃巨人》一文[6]427，并从5月1日起陆续刊登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状况介绍的文章和照片，并得到国内一些中、英文期刊的相继转载，影响甚大[5]98。《民主》杂志在短短两个多月的刊期内，为苏区考察报告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传播渠道，斯诺本人曾在1944年写道：“令我们惊讶的是，该杂志非常受欢迎，订阅也十分活跃，以至于我们当时不得不自己动手折叠。”曾任编委会成员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梁士纯后来也略带夸张地说，该杂志“取得了直接的、巨大的成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风暴”[7]158。

国外报刊也进行了大量报道。自1936年11月至1937年初，斯诺撰写了约30篇系列文章供伦敦《每日先驱报》发表，它们构成了《红星》一书的核心内容[7]151。在美国，《生活》杂志率先于1937年1月25日和2月1日进行了图片报道*参见“First Pictures of China’s Roving Communists”, Life, II (January 25, 1937), 9-15; “An Army of Fighting Chinese Communists Takes Possession of China’s Northwest”, ibid. (February 1, 1937), 42-45.；随后，美国《亚洲》杂志在2月刊载了斯诺的《直接来自中国红区》一文，从7月至10月分期连载了《毛泽东自传》，10月和11月又连载了《长征》一文*详见Edgar Snow, “Direct from the Chinese Red Area”, Asia, XXXVII (February 1937), 74-75; “Boyhood of a Chinese Red: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ibid. (July 1937), 480-484; “Schooling of a Chinese Red: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ibid. (August 1937), 570-576; “How the Red Army Began: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ibid. (September 1937), 619-23; “The Red Army in Action: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ibid. (October 1937), 682-688; “The Long March”, ibid, (October 1937), 689-692; “The Long March: Part II”, ibid. (November 1937), 741-747.；在此期间，《美亚》杂志于8月刊发了斯诺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世界事务：对毛泽东的一次采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参见Edgar Snow, “Chinese Communists and World Affairs: An 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 Amerasia, I (August 1937), 263-269.；美国《新共和》也在8月4日、11日、18日和9月8日分四次刊发了斯诺的《苏维埃社会》*参见Edgar Snow, “Soviet China I: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ant”, New Republic, LXXXI (August 4, 1937), 351-354; “Soviet China II: The Long March”, ibid, LXXXII (August 11, 1937), 9-11; “Soviet China III: Chinese Communist Industry”, ibid (August18, 1937), 42-44; “Soviet China IV: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bid (September 8, 1937), 124-125.；《太平洋事务》在9月也发表了斯诺的《中国西北部的苏维埃社会》一文*参见Edgar Snow, “Soviet Society in Northwest China”, Pacific Affairs, X (September 1937), 266-275.；《星期六晚邮报》在11月发表了斯诺的《我去了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之内情》一文*参见Edgar Snow, “I Went to Red China: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Saturday Evening Post, CCX (November 6, 1937), 100-103.。在《红星》正式出版前的这些相关报道，为该书的发行和接受奠定了舆论基础。

2 出版阶段——《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的正式出版与传播

英文版《红星》最初由伦敦戈兰茨公司于1937年10月正式出版，旋即被选入左翼图书俱乐部文选中，在出版第一个月内重印了3次，销量迅速达到10多万册[5]85。《红星》在英国的畅销，令美国出版商兰登书屋提前了该书在美国的发行时间。1938年1月3日，《红星》在美国正式出版，一个月以后，销量达到了1.2万册，之后，订单以每日600册的速度涌来。兰登书屋版总销量达到了23 500册[7]170，在远东非小说类作品中达到了新的高度。截止到《复始之旅》出版之时，《红星》在美国的总销量达到了约65 000册。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莫斯科也出版了《红星》俄文版，但俄文版中删除了苏联官员所讨厌的内容，并对章节进行了节选，重新起了个书名，增加了长篇导言，毛泽东自传被放到了最后一部分，其1921年以后的全部活动，即作为共产党人的全部生涯还不到一页纸。全书经过这种压缩之后仅108页(兰登书屋版有474页)，印刷了25 000册[7]183。

在英美两国初版之后，斯诺陆续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增节，其中比较重要的修订版包括1938年7月修订版、1944年版、1968年版和1971年版。1938年7月版最初仍由兰登书屋出版，到1944年兰登书屋出版其现代图书馆系列时，再次发行了《红星》一书，又售出27 000册[7]170。虽然有好几个修订本，但该书仍保持了初版时的原始风貌。斯诺在1944年版作者序中曾写道：“除了在原书各处进行小小的删削和时态的改动之外，我保持了本书原来的面貌，未加触动[8]。在1968年版序中，斯诺仍然强调说：“我的意图是，除了订正排印上的错误、拼法上的错误或事实细节上的出入以外，原文留置不动”[9]17。这种不改变原始风貌的修订使该书的魅力得以持续，至今仍然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

自初版以来，仅仅在英美两国，就陆续有数家出版社参与出版发行，包括伦敦戈兰茨公司(1937年、1938年、1944年、1963年、1968年、1973年)、纽约兰登书屋(1938年1月、1938年7月、194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1年、1968年、1971年、1973年)、纽约花园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纽约矮脚鸡出版社(1978年)、英国企鹅出版社(1972年)等。此外，英文版《红星》自面世以来，已被译成中、法、德、意、西、葡、荷、日、俄、瑞典、蒙古、印地、朝鲜、希伯来、塞尔维亚、哈萨克等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影响远远超越英语世界。

3 接受阶段——对《红星照耀中国》的评论及其影响

《红星》得以广泛传播，与当时的各类评论，尤其是书评有密切关系。仅在美国，关于《红星》的评论文章就多达上百篇，在对这些文章的抽样调查表明，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评价[5]84。1937年10月11日，《红星》刚在伦敦出版时，伦敦《每日先驱报》即评论该书“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史诗般的故事”[7]172。11月6日，英国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发文对《红星》不吝赞誉，“对苏维埃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的研究，红军的坚韧、勇气与力量超越了传奇或想象，单单跨越大渡河一役即是伟大的壮举”[10]，认为该书是一个辉煌的独一无二的报道，并以此为例劝告英国保守派人士如果以为将华北“划归”日本就能达成和平的话，最好先读读此书。1938年新年第一天，斯诺登上了著名文学周刊《星期六文学评论》杂志封面；1月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刊载了该报反共的远东问题专家罗德尼·吉尔伯特的赞誉，推崇《红星》为西方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著作*参见Rodney Gilbert, “A Chinese State Hitherto Unknown to Us: The First Authentic Report of What Goes on among China’s Reds”, New York Herald Tribute Books, January 2, 1938, 1-2.。

当美国版《红星》出版以后，评论更是铺天盖地。1938年1月8日，埃利奥特·詹韦在《民族》杂志发表了该书的评论性文章《东方的红军》*参见Eliot Janeway, “Red in the East”, Nation, CXLVI (January 8, 1938), 48.；同一天，美国缅因州波特兰的《晚快报》也发表该书评论性文章*参见B.C., Evening Express, January 8, 1938.；9日，《纽约时报》书评发表R﹒L﹒达弗斯的文章，认为“当红星出现在中国西北时，成千上万的人站起来欢迎她，因为这是希望与自由的象征……正是这种涉及全亚洲，甚至全人类的命运感，使得这本书赋予读者巨大的震撼感”[11]3；同一天，在美国中西部颇具影响力的《密尔沃基新闻报》刊载评论指出：“人们不难发现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朴实的基督徒的信仰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5]88。在斯诺的故乡，《堪萨斯城星报》也对自己的英雄及其著作不吝赞誉；1月12日，马尔科姆·考利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参见Malcolm Cowley, “Red China”, New Republic, XCIII (January 12,1938), 287.、1月23日，戴维·罗德在《佛罗里达联合时报》上撰文*参见David Lord, Florida Times-Union, January 23, 1938.对《红星》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誉。

2月12日，《出版人周刊》刊载了贝内特·赛尔夫的书评《恰逢其时》*参见Bennett Cerf, “A Matter of Timing”, Publisher’s Weekly, February 12, 1938, 838-839.，认为《红星》一书送到书店时，恰好赶上美国每一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与中国(抗战)相关的报道，简直就是该书的免费广告[7]170；《国际事务》第一期发表了康德利夫的评论文章，对该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认为，斯诺的书不仅在当下大受欢迎，而且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外界了解长期处于神秘状态的共产党人的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12]139；2月27日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出版的《威斯康星日报》对《红星》进行了积极评价*参见Wisconsin State Journal, February 27, 1938.；2月份，《美亚》杂志刊登了专攻远东问题的E·赫伯特·诺曼的书评《关于中国的最新书籍》*E. Herbert Norman, “Some Recent Books on China”, Amerasia, I (February 1938), 573.，《现代史料》也刊登了N·B·卡曾斯的书评《书中的今日世界》*N. B. Cousins, “The World Today in Books”, Current History, XLVIII (February 1938), 2.，均对该书进行了推荐。3月份，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爱德华·C·卡特在《太平洋事务》上发文，认为该书不仅标志着斯诺新闻职业生涯的新时代，更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在该文中，卡特还引用了伦敦《观察家》报将《红星》一书列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的评论[13]110；3月13日，布鲁斯·卡顿关于《红星》的评论出现在包括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前卫报》在内的众多报纸上*Bruce Catton, Knoxville Sentinel, March 13, 1938.；同一月，《亚洲》杂志“亚洲书览”栏目刊载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大地》作者、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评论性文章*Pearl S. Buck, “Asia Book-Shelf”, Asia, XXXVIII (March 1938), 202-203.，盛赞该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非凡的著作，充满了各种事件和消息，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令人难忘的人物素描，每一页都意义重大[7]172。5月份，《大西洋月刊》刊载了沃尔特·H·马洛里对《红星》极力推崇的评论文章*Walter H. Mallory, “Red Star over China”, Atlantic Monthly, CLXI (May 1938).。6月份，《美国历史评论》书评栏目刊载了C·H·皮克的评论，认为“斯诺对其在陕北逗留期间的描述已被公认为杰出的新闻报道作品，在现场访谈的基础上，他对红军生活的描述，对红军杰出领导人传记式的记叙，处处充满真实与真诚，该书所呈现的独特材料，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首要的参考资料”[14]946；《太平洋事务》还完整地刊载了斯诺与海因茨·希比(化名ASIATICUS，意为亚洲人)的论战，尽管希比批判了《红星》一书中部分观点不正确，并在斯诺的有力驳斥后仍坚持其立场，希比也承认该书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15]237。双方的论战客观上为该书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著名汉学家、曾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翻译兼编辑的欧文·拉铁摩尔在《耶鲁评论》上撰文，盛赞该书是多年来新闻工作极大的成功之作*Owen Lattim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Yale Review, XXVII (Summer 1938), 814.；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著名的纽约《科学与社会》杂志亦刊载了评论，认为斯诺在书中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描述无疑是最具有震撼力也最真实的记叙，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提供了有关苏维埃中国和红军的重要信息，也改变了外界对中国人懒散无作为的传统看法，并成功地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16]420。

4 结语

《红星》正式出版前英美等国众多报纸杂志已经刊载了大量关于斯诺陕北红区见闻和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相关报道，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为该书后来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而在《红星》出版之后，英美各大报纸杂志又发表大量的书评文章，对该书不吝赞誉。《红星》之所以能得到众多西方读者的接受，与上述三个途径的传播与影响是分不开的。当然，该书“生逢其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红星》在英美发行时，日军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大捷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追随斯诺步伐的一干记者的报道，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外界巨大的同情。1938年4月，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生活》杂志撰稿说：“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有很多，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17]。这些反映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英勇无畏，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字与图片，无不激发海内外空前的抗战浪潮。其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已在美国掀起一股中国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正在热映，使得斯诺的《红星》一书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扇重要窗口，是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18]155。甚至可以说，就像《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普通中国人一样，《红星》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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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isseminationChannelsofRedStaroverChinaandTheirImpact

HU Bu-fen, CHEN Y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East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Nanchang330013,China)

The publication of Edgar Snow’s Red Star over China by V. Gollancz in 1937 in London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Its great impact has substantial connection with the three major channels of dissemination-the appearance of the book’s main content on major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western countrie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the repeated publications of the book in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1937, and the positive comment made by various book reviewers on major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has made Red Star over China a classic for those who want to know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 Reds.

Red Star over China; Edgar Snow; dissemination channels; book reviews

I3/7

A

1674-3512(2017)03-0226-05

2017-01-07

201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延安时期美国记者的中国叙事与中国经验”；2016年度抚州市社科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的红色中国叙事研究”(16sk26)成果之一。

胡步芬(1977—)，女，重庆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传播研究。

胡步芬，陈勇.《红星照耀中国》的对外传播途径与影响研究[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3)：226-230.

Hu Bu-fen, Chen Yong.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of Red Star over China and their impact[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36(3)：22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