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晶 李新德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妮科尔·莫娜笔下的中国形象
——以“关系”为例

金 晶 李新德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文章延续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这一话题，旨在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当代美国白人女性作家妮科尔·莫娜笔下的中国形象之“关系”。“关系”既指中国人的家庭本位观又指中国的走后门现象。通过对莫娜笔下“关系”的探讨，发现这一形象不仅仅反映了一定的中国现实，更是莫娜言说自我、表达身份认同的工具，对中国人认识自我、发现社会问题和实现中美双方更好交流有现实意义。

中国形象；形象学；妮科尔·莫娜；关系

1 引言

对异域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形象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出作家对中国的看法，而且一些经典的中国形象也会演变成套话，进而影响美国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形象学研究并不晚于西方，早在20世纪初期，已有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但早期中国的形象研究较多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理论探讨不多”[1]。自形象学理论在20世纪末被学者绍介到中国后，中国的形象学研究发展很快，针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一话题，既有学者纵向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发展变化史，又有学者研究具体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和如何改变负面的中国形象，但对当代美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并不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伊罗生曾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了一个阶段性划分，这6个阶段分别是：“18世纪的尊敬期、1840—1905的蔑视期、1905—1937的仁慈期、1937—1944的赞美期、1944—1949的失望期和1949后的敌对期”[2]。伊罗生的划分至今依然被学者广泛引用，但他的划分只是当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大致看法，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的差异以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变化都会造成作家笔下迥异的中国形象，而且这个划分截至1949年，本文正是延续了西方的中国形象这一话题，探讨当代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本文研究对象是妮科尔·莫娜书中中国的“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形象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当代美国白人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

莫娜生于1952年，她有多重身份，她是一名商人，曾在中国经商18年之久；她也是美食杂志的专栏作家；还是一名作家。截至2014年，莫娜已出版发行了4部小说，包括《迷失在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中国瓷器》（A Cup of Light），《最后一个厨师》（The Last Chinese Chef）和《夜上海》（Night in Shanghai）。莫娜的中国知识为她创作中国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契入点，她的4部小说场景全部设置在中国，因此，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中国形象， 本文着重探讨她笔下的中国 “关系”。到目前为止，“她的小说至少被翻译成22种语言，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般，凭借其出色的小说，她荣获了卡夫卡奖和奇利也玛太平洋边缘书本大奖”[3]。但遗憾的是国内外关于莫娜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都不多，《夜上海》已有中文译本，而国外关于莫娜的研究都是书评。

“他者”形象并不能反映他国的现实，因为形象包含了想象的成分。巴柔认为“对自身身份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对自我的思辨”[4]。也就是说，作家在作品中创造出的异国形象反映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看法，更反映了作家对本国社会的思辨。本文借对莫娜作品中的中国“关系”的解读，审视她笔下的中国社会，探讨她对中国式“关系”的矛盾态度。

2 关系

“关系”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有学者指出，“人的存在居于关系之中，人与人的互动，谓为关系的建构，从关系而不是其他途径参与社会，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本身”[5]。莫娜在中国生活期间，中国的“关系”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曾在《最后一个厨师》中指出：“‘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联系，是互利互惠，是关系网，是人们之间的责任，关系使整个社会更加稳定”[6]。她笔下的“关系”具有双重含义：既指中国的家庭本位观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又指中国的走后门现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强调“关系”，有学者认为关系扎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儒家学说的‘伦’的概念类似于关系，‘五伦’分别指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友——友，除了朋友之间，其余四种均含有等级观念，这五种中国传统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的雏形”[7]。根据儒家文化，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着多重角色，他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因此，也会得到不同的对待，这是“关系”能够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原因。

2.1 关系——家庭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

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这其中就包括对待家庭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人强调家庭本位观，它指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更加强调家庭利益及它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个人服从家庭；而美国人强调个人本位，它与家庭本位相反，强调个人的利益，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要求家庭服从个人”[8]。

在莫娜的所有作品中，《最后一个厨师》是对中国家庭关系着墨最多的一部。书中通过对中国家庭关系的细致描写，突出了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中国，家庭成员间互相帮助，家人和家庭是中国人永远坚强的后盾，因此，不管遇到怎样的状况，男主人公萨姆的亲人都始终陪伴在他身边，耐心地教导他如何在中国生活，指导他学习厨艺，帮助他料理生活琐事解决困难，而萨姆也乐于接受家人对他的照顾。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体会到在中国，“晚辈爱长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长辈参与到晚辈的生活中”[6]。而女主人马吉是美国人，她刚刚经历丧夫之痛，为了避免给亲人带来麻烦，她选择到远离亲人和朋友的一条小船上生活，并拒绝与他们沟通、交流，默默一人独自舔舐伤口。因为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即使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也稍显疏远，人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隐私，强调私人空间。“西方人不依附于他人，不依附于家庭，而是倾向于自我依赖，在西方，家庭与个人之间只存在暂时性的纽带，不能让家庭和亲友分担自己的不幸”[8]。萨姆和马吉对待家人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马吉有机会与萨姆的中国家人生活时，她不禁为中国家人间的亲密感到震撼。初来中国，她不习惯中国人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在美国社会，她时刻在学习变得更加独立；而在中国，家人间却是相互依赖的，家人间不仅可以分享喜悦，也可以共同面对伤痛。她在心中反复比较两种不同的家庭观念。尽管与美国的家庭生活不同，但马吉迅速习惯并接受了她的中国生活。她喜欢中国的生活，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存在的，每个人能找到自己归属的圈子，在这里，争吵甚至都变成中国人紧密联系的例证”[6]。每个人都与家人紧密联系，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有学者说在中国，“家庭是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支柱，父子兄弟以及姻戚关系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和精神依托，庞大的亲属网络给人以强大的家庭力量的感觉”[8]。这也使得家庭本位观在中国人心中更加稳固。

“在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构造是从个体在伦理关系体系中的位置出发，确定个体在不同人伦角色上的道德任务，儒家伦理将人紧紧固定在家庭与血缘共同体格局之内”[9]。因此，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家庭本位观，他们把家人放在重要位置，家人通常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亲人间相互体贴甚至会为家人做出牺牲；而美国人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们渴望自由，通常都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莫娜多次描写中国人为家庭甘愿自我牺牲，如《最后一个厨师》中的梁伟因家中贫困自愿卖身到紫禁城；《夜上海》中的宋玉华为了还清父亲因赌博欠下的债务，自愿卖身给杜月笙为奴；小丫头阿潘甘愿冒生命危险回故乡与家人共度战争危机而不愿独自留在相对安全的上海……这些现象无一不是中国人强烈家庭本位观的具体体现，他们的举动给书中的外国主人公留下深刻的印象，外国人对这些牺牲表现出困惑和不解，甚至在有的外国人看来，这些牺牲是愚昧的，因为在个人主义的熏陶下，他们更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立生活，为了他人牺牲自我是对个人生活的困扰，而这些外国人的态度无疑正是莫娜乃至整个美国社会态度的缩写。虽然莫娜曾长期生活在中国，但她美国人的身份使个人主义深深植根在她心中，她以美国人的视角来评判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家庭私有制及其基础上的宗法人伦秩序所要求的家庭伦理的基本精神是家庭本位，即一切以家庭利益为重，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庭利益；而西方传统个体私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靠商品交换和契约关系所形成的西方家庭伦理精神是以个人为本位，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8]。因此，是中美的所有制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对待家庭的观念，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它们只是表现出了两个社会的不同文化。

当然，在莫娜看来，除了强烈的归属感，家庭本位观给人带来最大的困扰便是长辈对子女生活的干扰，尤其是对子女婚姻的过度关心。在中国，长辈通过关心晚辈的私人问题来表现他们的爱，对子女被父母安排相亲、被催婚的描写也曾多次出现在莫娜作品中。在传统中国，“娶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延续后代，婚姻是家庭的事，个人没有婚姻自主权，成婚不仅是为个人娶亲，更是为父母娶媳，为宗族娶妇”[8]。虽然到了现代，中国人对待婚姻的态度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但大部分中国家长还是把子女结婚生子看成自己的责任，中国长辈十分渴望子女早日结婚生子，中国甚至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而在美国，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婚姻是私人问题，出于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他人不应该干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也导致了在另一方面，莫娜将中国人因家庭本位观形成的关系看成是个人的累赘和对个人的束缚，因为它会干扰到个人的私生活。

在对待家庭关系时，莫娜表现出友善的态度：相对于美国家庭成员间的疏离，她赞扬“关系”给中国人带来的强烈归属感；但她也对“关系”表现出质疑，因为它也会给人带来束缚和困扰。巴柔将对异国的基本态度分为三种：“狂热、憎恶和友善，并指出友善是唯一真正、双向的交流，在这种态度之下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都被视为积极正面的”[10]。家庭本位观和个人本位观反映的其实是文化的差异，莫娜不仅认识到中西家庭关系的巨大差异，而且理性对待“他者”，没有盲目批判“他者”夸大“自我”，她区别对待两种不同文化，综合了两种价值观念：她羡慕中国人的家庭本位观给人的归属感，又渴望西方家庭关系给人的自由感。 而中国读者更应该区别对待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可一味妄自菲薄，盲目贬低自我，而应该认真审视自我，根据中国现实取外国之长补己之短。

2.2 关系——后门

尽管中国形象在美国一直都在变化，但美国始终没有客观公正地评价过中国，美国人对中国特殊的文化始终难以理解，或者是拒绝理解，中国一直被当作一个低一等的国家看待[11]。因为中西之间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加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社会现实使得中国是一个落后腐败的国家几乎成为一种套话，而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一直广受西方诟病。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说道：“东方主义的本质就是西方的优势和东方的劣势，西方关于东方的描述和东方的现实并不符合，究其原因，并不是语言的不准确性，而是西方从未尝试过要客观描述东方”[12]。在对待“关系”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走后门现象时，莫娜更多的延续了美国社会的套话，认为后门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落后。

“关系就是为了利益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它暗含着利益双方的理解、信任和责任，关系并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利用关系的现象，但是只有中国的关系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7]。莫娜在中国做生意的经历使她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商业文化中如何运用“关系”走后门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西方人眼中，“西方国家做生意时重视合同，合同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的私人关系；而在中国正恰好相反，中国人做生意都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13]。她对走后门现象的刻画，不仅受美国社会套话的影响，更反映了她的切身经历，她书中描写的外国主人公代表了她自己对走后门的看法。一方面，她同样厌恶走后门，因为在美国，走后门现象较少，面对新事物，初来乍到的莫娜感到陌生、恐惧和不知所措，所以在她笔下，走后门现象会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出现，会造成官员以权谋私现象的出现，这都是走后门带来的巨大危害；而另一方面，有学者说“关系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近几十年来，关系渗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把中国成千上万的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7]。

莫娜也认识到走后门有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方便，在对中国社会有了一定接触之后，她笔下的外国人渐渐熟悉了走后门的流程，他们迅速学会运用关系给自己谋方便、谋利益。

莫哈曾把形象细化为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作家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创造出来的，基于最后一点，莫哈提出对每部作品都应具体考察作者的处境及创作方式，以便证明哪些是个性化、情绪化的表现，哪些则源于集体想象出的形象”[14]。妮科尔·莫娜对走后门现象的描写包含了她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虽然因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她笔下的中国有想象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中国现实。中国读者既要看到走后门确实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国人要正视这一问题并积极维护社会公正，从根本上消除这一负面形象；但读者也要看到身为美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美国的认同感，莫娜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中国的负面现象。“在人际交往时西方更强调对等原则，而中国的等级社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烙印，中国人更强调一个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针对这个人所处的位置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为”[15]。读者绝不能因莫娜在书中描绘出负面的关系而产生不满情绪，所有形象都是 “自我”在“他者”缺席的情况下对异国的描述，莫娜笔下的中国形象表达的是她对美国的认同。同时，这个负面的中国形象也应该给中国人敲响警钟，中国读者应该深入思考，透过负面的“关系”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改变这样一个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消极形象，努力塑造一个崭新、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

3 结论

虽然都在刻画中国，但与大部分描写中国的美国作家不同的是莫娜对中国的刻画并不仅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看法的影响，还受她长期中国生活经历的影响。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不仅使她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反过来，莫娜对中国的描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她的书写更是融入了她自己的思考，这也使得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比那些依靠广为流传的套话和想象进行写作的作家笔下的中国更能反映中国社会问题，因此也更值得研究。我们之所以研究中国形象，是因为“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感觉到他民族的‘注视’时，才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意义”[16]。中美社会本身就存在巨大差异，形象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探究“他者”的形象是什么和这个形象是否真实，它更深的要求是增进两国了解以实现双方更好地交流。中国人绝不可因她笔下负面的“关系”就看轻自我，盲目学习西方，因为莫娜在言说“他者”时不自觉地表明了对美国社会的认同，中国人应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找出适合中国的改正方法；对她笔下正面的中国“关系”，也应继续发扬光大，并联系实际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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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NICOLE MONE’S WORKS——A CASE STUDY OF“GUANXI”

JIN Jing LI Xin-de
（Wen扎hou University，Wen扎hou Zhejiang 325035）

The thesis continues the topic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foreigners’eyes,aiming at studying Chinese“guanxi”in Nicole Mone’s works,a contemporary white American female writ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Guanxi”refers to both Chinese people’s family-orientation and backdoor dealing.This thesis finds that the image of“guanxi”in Mone’s works not only reflects certain social reality of China,but also is an instrument to express her American identity.The thesis is also meaningful for Chinese to know better both about themselves and Americans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image of China；Imagology；Nicole Mone；Guanxi

I712

：A

：1672-2868（2017）01-0138-05

责任编辑：李 晓

2016-11-25

2015温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3162015022）

金晶（1992-），女，河南信阳人。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