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英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安庆 246052）

论“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及时代内涵

戴先英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安徽 安庆 246052）

现阶段我国摆脱经济“旧常态”已成当务之急，“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提出的哲学根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认知、把握“四个全面”的思想源泉；唯物辩证法是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根本方法。基于此“四个全面”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创造，这一思想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

四个全面；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因此国家强大、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但是，我国的经济建设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矛盾、城乡矛盾、腐败蔓延、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中国经济“旧常态”中出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弱、发展不持续等原因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中国经济摆脱“旧常态”已成为当务之急。面对这一情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成为解决经济“旧常态”所带来问题的妙药良方。

1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破解中国难题的必然抉择

1.1 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模式

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指出：当一个国家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等无法推动，人均GDP长期在6000美元左右徘徊不前，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才是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根据客观的经济分析、研究，总结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原来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7%上下的平均增速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常态。”[1]由此，现阶段7%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新常态”的数量衡量标志，同时也是摆脱经济“旧常态”走出一条转型升级新路的数量衡量标志，更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数量衡量标志。

1.2 内外兼修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2]，仿佛大国崛起，必遭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规律。即：新兴大国要崛起的前提必定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必然通过战争来阻止动摇自己多年世界霸权地位的崛起大国的发展。根据这种逻辑推理，现存大国和崛起大国为了争世界霸主地位必有一场恶战。

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现在已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了争世界霸主地位必和中国有一场恶战，这样 “修昔底德陷阱”规律一定上演。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不威胁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更不会搞零和博弈，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实施“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行动的基因。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来实现的，是靠“四个全面”思想来保证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这就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

2 “四个全面”战略的哲学基础

2.1 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提出的哲学根柢

第一，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是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针对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特征而提出的理论。马克思就曾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心声，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动力支持；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保障领导力量；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处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主线。

第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但是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具体到“四个全面”，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四个全面”的理论根柢，“四个全面”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显性实践。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做好本职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群众路线立场，生动体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路线的根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既顺应人民愿望，又必须依靠人民来实现的宏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让我国人民能够充分分享改革红利；全面依法治国是让老百姓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真正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说明我们党在现阶段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理论。

2.2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认知、把握“四个全面”的思想源泉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一个政党要成为先进的执政党，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直被认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战胜不可知论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即知行统一观；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两次能动的飞跃。“四个全面”是我们党现阶段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提出的：针对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针对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期所出现的动力不足问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针对社会矛盾增多，社会治安、执法机关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针对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腐败形势严峻，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认识的反复性与无限性的原理，我们党积极开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重大创新成果。可以说，“四个全面”，是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联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历史的继承性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治军之道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既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第三步顺利实现的保障，又超越了“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治国理政方略系统深邃的全局思考。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反映论，也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四个全面”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经济要达到“新常态”的钥匙。因此，认知与把握“四个全面”其思想源泉与理论视野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2.3 唯物辩证法是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联系与发展，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运用全面性、协调性、整体性的思想。“四个全面”的“全面”既强调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也吸收了唯物辩证法、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依据和反映现实国情，是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唯物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解决社会处在转型升级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她的核心在“全面”，关键在“协调”，协调发展是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基本脉络。每一个“全面”都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每一个“全面”都有一整套自己的重大战略部署，每一个“全面”都有一整套自己的系统思想；但是这四者加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既有目标又有保障，形成了一个辩证、唯物、有机的统一体。

联系是表征事物与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所发生关系的哲学范畴，要求我们客观的、整体性的把握事物。“四个全面”就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是围绕着实现目标如何改革、怎样治国、怎样管党的问题，从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相统一的高度，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的。尽管“四个全面”讲的内容属于不同的领域：改革、治国、治党、建成小康社会，但四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有机统一体中的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该统一体中的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有机统一体中的法治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有机统一体中的控制系统。目标系统、动力系统、保障系统和控制系统，构成了完善的运行体系。

由此可见，“四个全面”的宏大战略布局，是把党对唯物辩证法这一根本指导方法的认识与把握运用到了党的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以此将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3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

自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改革发展列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凝聚了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现今的改革需要全面系统、辨证统一的方法论，也需要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方法论。因此，“四个全面”宏大布局中的战略定位，根本在“改革”，关键在“深化”，重点在“全面”。

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法治保障，因此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立足于“四个全面”的整体布局审视，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相提并论，被视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法治中国建设标定新的里程碑，开启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其它“三个全面”的根本保证和前提。尤其是当前的改革已处于深水区、攻坚期，改革就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获得利益，难度大、任务重是当今改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增强政治原则、善于把握政治方向、善于对重大事件科学决策、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干部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人民群众面前树立威信，党的领导才能使落实“四个全面”的根本保证，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生情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这句话既道出了改善民生的前提是经济高效、可持续发展，也道出了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更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梦想是群众的共同心声。这是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中国梦大格局有机统一，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定位于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重要里程碑。

因此，“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创造。这一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深化了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又体现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

[1]徐伟新.中国新常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8.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11.

[4]韩宇.“四个全面”党员干部学习问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1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7.

[6]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2.

A STUDY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FOUR COMPREHENSIVES”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DAI Xian-ying
（Anhui Huangmei Opera Art Vocational College,Anqing Anhui 246052）

At this stage,for our country getting rid of the economic“the old normal”has become a priority.Therefore,“four comprehensives”strategic thinking came into being,among them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 is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扎ing “four comprehensives”;materialist dialectics is the fundamental way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c“four comprehensives”.Based on this,the“four comprehensives”theory is a new cre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which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era.

Four comprehensives；Historical materialism；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pistemology；Materialist dialectics

D61

：A

：1672-2868（2017）01-0019-04

责任编辑：杨松水

2016-10-10

安徽省2016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212）；安徽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15-2018）项目（项目编号：RW-60）

戴先英（1974-），女，安徽桐城人。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