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3)

几多悲伤寄幽冥
——浅析苏轼与弥尔顿悼亡诗

刘 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3)

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亚种”，结合了爱情与死亡这两大永恒的主题。宋代词人苏轼的《江城子》与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梦亡妻》在中西悼亡诗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诗具有相同的主题和创作背景，但是表达方式上却迥然相异，细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不同的表达方式背后隐藏的却是中西方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本文拟从文本出发解读这两首诗的情感表达，并从中西爱情观和诗歌功用理论这两方面来探讨中西悼亡诗差异及文化根源。

苏轼；弥尔顿；悼亡诗；文化差异

0 引言

中国古典诗歌灿若星河，佳篇如林。在我国诗歌宝库中，死亡与爱情是两大经久不衰的主题。从《诗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到唐代白居易的泣血之作《长恨歌》“天长地久会有时，此恨绵绵无绝期”至宋代柳永的哀婉绝唱《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历代文人骚客无不咏唱出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而在这些催人泪下的爱情篇章中，最让人动容的一个种类就是悼亡诗。

悼亡诗，广义上讲，是指向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悼念、寄托哀思的诗歌。狭义的理解一般是指丈夫追悼妻子之作。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如《诗经·唐风·葛生》“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以及《诗经·邶风·绿衣》“絺兮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歌运用独白的方式以及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抒发了男子睹物思妻，哀怨伤感之情。魏晋时期，“西晋潘岳的三首悼亡诗可谓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将中国的悼亡诗推向高潮”[1]99开创了悼亡诗以纪念亡妇的先河。之后，同时代的文人如沈约、江淹、庚信也相继创作了一些感人至深的悼亡诗。到了诗词最为繁盛的唐宋，悼亡诗的篇幅大为增加，著名的悼亡诗不胜枚举，精彩纷呈，最为脍炙人口的如元稹的《遗悲怀》，李商隐的《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因悼亡日近不去因寄》以及苏轼的旷世之作《江城子》、贺铸的《鹧鸪天》等。此外，清代纳兰性德的《沁园春》以及《金缕曲，亡妇祭日有感》也有很高的水平，不失为千古绝唱。

在西方，悼亡诗也被译为挽歌、哀歌，“西方挽歌的主题广泛，涉及友情、爱情、死亡和战争等，也可用作墓志铭和纪念性的诗文。”[1]99与中国的悼亡诗相比，西方也不乏十分优秀的作品，其中传唱度和知名度最高的要数托马斯·格雷为其在伊顿公学读书时的好友所作的《墓园挽歌》。但就专指为哀悼亡妻而作的悼亡诗来说，在西方文学中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其中最早出现的悼亡诗人“应该是中世纪时期用苏格兰盖尔语创作的爱尔兰籍诗人谬利达克·阿尔巴纳克”。[2]41此后，在西方的文学宝库中较为突出的悼亡诗篇大多集中在英国，如约翰·弥尔顿的《梦亡妻》，托马斯·哈代的《艾玛组诗》，罗伯特·勃朗宁的《展望》等。此外，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安娜贝尔·李》也是悼亡诗中的经典之作。

如果说在中西方诗歌的历史长河中，就悼亡诗的地位和艺术感染力而言，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轼名篇《江城子》开“词以悼亡”之先河，弥尔顿的《梦亡妻》也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悼亡诗的发轫之作。笔者浅见，仅从这两首诗的写作背景、表达方式和爱情观中管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审美范式的不同。

1 相似的创作背景

苏轼的名篇《江城子》悼念的是他的原配夫人王弗。王氏出身书香世家，知书达理，十六岁便与苏轼结为连理，此后的婚姻生活更是恩爱有加，琴瑟和鸣。史载，王弗博闻强记，常伴苏轼读书，东坡偶有遗漏，她便从旁提醒。此外，王弗在事业上也是苏轼的贤内助，其中广为后人传颂的便是王氏“幕后听言”的故事。可惜的是王弗仅陪伴苏轼十余年的时间，于二十七岁早逝于开封。这一变故让苏轼痛心疾首，在此后的十年间，苏轼历尽艰辛，宦海浮沉，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贬黜至密州，备受排挤，在人生郁郁不得志时，夜中梦见亡妻，哀婉悲苦，终写下这一千古绝唱。

无独有偶，六百年后的英国诗人弥尔顿也因相同的遭遇写下了悼念爱妻的旷世佳作《梦亡妻》。这样一首缠绵悱恻的悼亡诗是写给弥尔顿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科克(Catherine Woodcock)。众所周知，弥尔顿与第二任妻子结合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对妻子的容貌仅有模糊的概念，但两人生活美满，伉俪情深。但在两人相处的两余年的时间后，他的爱妻凯瑟琳就因产褥热而逝去，女儿也相继夭折。而就在此时，弥尔顿政治上又遭遇无情打击，随着克伦威尔的去世，继任护国主的无能，最终导致王朝复辟，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在北大学者杨周翰所作《弥尔顿的悼亡诗》中也曾提到“弥尔顿写悼亡诗的时候，恐怕就是在他写致友人书《论共和国之破裂》(On the Ruptures of the Commonwealth)之前，而且从此弥尔顿被迫搁笔，不能再写政论文了。”[3]5和苏轼经历相同的是，弥尔顿也是对政治生涯的不幸的喟叹和对亡妻的深情呼唤造就了这一首感人至深的十四行诗《梦亡妻》。

以上可以看出《江城子》和《梦亡妻》都是诗人在仕途不顺、生活潦倒之际追忆与妻子“岁月静好”时所作。“通过回忆往日在贫穷逆境中的伴侣之情，回忆起亡人曾成功地维系着的和谐的家庭关系，诗人往往为自己的丧失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补偿。”[4]110两首诗不仅在主题上相同，创作背景也有着诸多的相似。

2 表达方式的迥异

如果从表现手法上来讲，苏轼的《江城子》采用了虚实结合，寓情于景的方式。词的上阙写实，抒发了作者对亡妻的无限怀恋与追思，下阙记梦，写出作者在梦中与妻子相会的场景。开篇以“十年生死两茫茫”直接抒情，给全诗奠定下凄婉哀伤的基调，道出了与妻子分离十年的悲苦，十年来词人在生的这头，妻子在死的那头苦苦相望，阴阳相隔。“不思量，自难忘”读来平常，却极尽肺腑，一句“不思量”看似无情，“自难忘”却隐藏了作者对亡妻深厚的情感，纵使是在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时时想念妻子，但这种思念之情早已融进词人的身体，化为血和泪。“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即从空间的角度来写与亡妻之间的距离，更是寄情于景。苏轼当时任职于密州，王弗葬于彭山，千里相隔，即使是想话凄凉，诉悲苦，也无处释放。一个“孤”字不仅道出自己内心的孤独，更是凸显对千里之外亡妻的担忧，没有自己的陪伴，妻子又该怎样度过这寒冷又孤寂的漫漫长夜呢？想必在那荒烟陌头的坟前，早已是荆臻丛生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句把现实寓于想象之中，想象着十年之后的再次相见，你依旧是当年的婀娜多姿，而我早已是两鬓斑白，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了。诗词也暗含了苏轼政治上的不得意，生活上的颓败。这十年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政治上屡遭排挤，此时，被贬密州，又遭遇自然灾害，还时时需要自己耕种来维持生活，苦不堪言。苏轼用质朴的语言向亡妻诉说着自己的郁郁不得志以及绵绵不尽的哀思。下阙的头五句以记梦的形式展开，“夜来幽梦忽还乡”描写词人在梦境中回到了眷恋的故乡，“一个‘忽’字写出梦境的迷离恍惚，是虚中带实的写法”[5]25“小轩窗，正梳妆”再现了往日生活的柔情蜜意，看着妻子对镜贴花黄，犹如新婚燕尔时的少妇，那模样十分的端庄可人，词人深深的沉浸在曾经美好生活的幻想中，不可自拔。怎奈何下句话锋突转，在这温馨的场面中，两人却是“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这一句也是这旷世佳作中最为著名的一句，是两人见面后百感交集的写照，此时无言胜过有言，千言万语尽在这默默的不言中，这强烈迸发的感情犹如洪水般倾泻在无声的泪水中，读来让人肝肠寸断，泪水千行。词的最后三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是梦醒之后的感慨，更是百转千回，情感发展到达高潮，“料得”一词用的十分精妙，“料得”即猜想，作者更将叙述的主体由自己转向亡妻，想着妻子在这凄冷清苦的月夜，长满松林的坟岗处必定是年复一年的独自挥泪断肠。怎一个“哀”字了得！“明月夜，短松冈”也是对上片“千里孤坟”的呼应，使全诗浑然一体，作者将自己无限的哀思寄托在这萧瑟凄清的景物中。此词短短六句，看似平淡无华，但却字字是泪，听来默默无言，但却句句有声，读来无不为之动容。难怪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会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来评赞苏轼的这首千古佳作了。

同样是以记梦的方式悼念亡妻，英国诗人弥尔顿的《梦亡妻》的表达手法与苏轼的《江城子》迥然相异。苏轼词清丽自然，寓情于景，虚实结合，感情表达含蓄隽永。弥尔顿诗外放直白，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景物只起衬托的作用。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下弥尔顿的《梦亡妻》：

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

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

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的产褥的污点，

按照古老规净化，保持无暇的白壁；

因此，我好像重新得到一度的光阴，

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

全身雪白的光亮，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

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

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6]。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的开头以“仿佛”二字营造出一个神秘飘忽的梦境，开门见山的点出叙述的对象：圣洁的妻子。作者在梦境中与妻子相遇，感到无限欣喜。接着引入一段希腊神话：阿尔雪斯蒂救夫的故事。相传阿尔雪斯蒂是国王帕里阿斯的女儿，为了拯救自己丈夫的性命，甘愿代他受死，她的故事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感动，最后赫拉克勒斯与死神进行较量，成功的救回阿尔雪斯蒂，并把她带到丈夫身边。所以，阿尔雪斯蒂在西方文化中成为夫妻恩爱的楷模。作者以自己的亡妻比喻忠贞的阿尔雪斯蒂，赞美了她高贵无暇的品格以及夫妻关系的坚贞不渝。这点在诗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窥见一二，弥尔顿与凯瑟琳结合的时候已经完全失明了，繁重的家务以及拮据的生活没有消磨掉凯瑟琳的意志，她没有丝毫的怨言，把丈夫的生活照顾的无微不至。所以弥尔顿在妻子逝世后仍不忘歌颂她的品德，怀念往日生活的恩爱。随后，诗人又提到“洁身礼”，据《旧约圣经》记载，洁净礼用于被漏症所污染的人，用于产后的女人，在洁净后方可得到救赎。妻子在数日的“洁身礼”后获得了重生，拥有了白璧无瑕的身躯和纯洁的心灵，此时诗人仿佛突破了视觉的障碍，看到遥远的天国中，妻子浑身散发着雪白的光亮，犹如圣女一般光彩夺目，诗人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对妻子再生的欢喜，幻想两人在天国能够得到永生的相聚。接着，诗人的视线又被拉进，更加清晰的观察到妻子脸上戴着的面纱，并且散发着“爱”“善”和“娇媚”的神态，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令人动容的脸庞了，诗人这段动情的描写把妻子的神态刻画的惟妙惟肖，已让读者分不清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了。正当诗人即将美梦成真，触碰到妻子的身体时，忽的灯光暗了下来，梦醒人空，徒留一地的悲伤。这白昼与黑夜的对比更是形成强烈的反差，妻子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而此刻黑夜却吞噬了孤寂的灵魂，身体也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结尾的这两句也是全诗最撕心裂肺的部分，读来阵阵悲凉。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弥尔顿的《梦亡妻》更多的是对妻子容貌、形态、身体的直接刻画，采用平铺直叙，直接抒情的方式，赞美妻子清丽的容颜和娇媚的神态，并且利用希腊神话和宗教象征来歌颂妻子纯真的灵魂，感叹两人至死不渝的爱情。梦境中出现的“薄纱”“光亮”和“天堂”这些景象带有神秘虚幻的色彩，对整首诗的情感只起到烘托的作用，并没有被赋予强烈的感情色彩。反观苏轼的《江城子》，整首词对爱情的表达比较隐晦，词中并没有出现妻子一类的称呼，对妻子外形的描写也仅限于“小轩窗，正梳妆”这一侧面叙述，但词中出现的景物，如“孤坟”“明月夜”“短松冈”却被寄予了深厚的情感，正是这些景物的描写把作者深情的呼唤传递给读者。

3 文化背后折射出的中西差异

苏轼《江城子》与弥尔顿《梦亡妻》同为感情细腻，发自肺腑的悼亡诗，但细细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两首诗不同的抒情方式背后隐藏的却是中西方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3.1 爱情观的差异

首先，受不同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文化主导。儒家讲究“德”和“礼”，而“德”更是成为儒家哲学对妇女的首要要求。妇女在社会中要受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束缚，“德”也作为评判妻子人格的标准，古人讲究贤良淑德，“女子无才便是德”。“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诗人将妻子角色定位为‘贤内助’，中国大多数悼亡诗都没有超出这一范畴”[7]13苏轼的这首悼亡词也多是歌颂了妻子之“德”，忆往昔夫妻间相敬如宾，琴瑟和鸣的情景，而对于妻子的容貌附着极少的笔墨。同样，受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男女之情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悼亡诗中也是为人所不齿的，古人“对女性美和男女相悦采取一种漠视甚至避忌、排斥的态度。《礼记坊记》里有不少‘君子远色’、申明男女大防的教条”[8]55朱光潜先生也曾说过“中国夫妻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9]79所以中国悼亡诗虽是对妻子感情的抒发，但是极少写儿女情长，“即使情深如一的男子，在这种氛围下大多也只能将这份对爱人的感情埋藏于心底不敢用文字表达出来。”[7]13如元稹的悼亡诗《遗悲怀三首·其一》“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就围绕着“贤德”二字，赞美了亡妻的贤惠周到，秀外慧中。韦应物悼亡诗《伤逝》中“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见证的是夫妻二十年相敬如宾的情谊，追忆的是患难与共的经历，而没有直接描写夫妻间的缠绵悱恻的爱情。甚至在极富于情感的潘岳所作《悼亡诗三首·其一》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仅使用“其人”暗指妻子，“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运用“双栖鸟”和“比目鱼”这两种动物来比喻夫妻好合。由此可见，中国的悼亡诗大多是含蓄而不外露的。

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强调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反对“禁欲主义”，追求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和享乐。深受这一思想的洗礼，后世的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对高贵女性的追求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表现在文学作品上，“这些人文主义者通过向贵妇人表达爱意，将情感融入到作品中来体现自我价值”，[10]10他们将爱情变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正如朱光潜所说“西方人重视恋爱，爱情乃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处，所以西方人是在爱情中来实现人生的。”[9]79因此，在诗歌的创作方面，西方人大胆直白的表露对爱人的思慕之情，歌颂爱人美丽的容貌，描述闺房之乐。比如但丁在诗歌集《新生》中写道：“我的爱情来得多么突然，至今想起仍震撼我的心魄，我觉得爱神正酣畅，此刻她手里捧着我的心。”这里就直率奔放的描述了与贝雅特丽齐热烈的感情。此后在薄伽丘的《但丁传》中又“专门用了一章篇幅来说明美丽的女性可以改变世界，并能影响英雄”以此强调了女性的美丽与高雅。所以在西方为数不多的悼亡诗中，诗人也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刻画亡妻的无双容颜，传递炙热的爱慕之情。弥尔顿在《梦亡妻》中就采用大半的篇幅描写妻子的形象，拜伦在《你已经长逝》中开篇就以“年轻、美艳”“倩影、芳颜”形容妻子的风华绝代。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传统文化背后蕴含的爱情观及婚恋观的不同，使中西悼亡诗在表达方式上一个含而不露，委婉微妙，一个热烈奔放，激情四射。

3.2 诗教传统的不同

苏轼与弥尔顿两首悼亡诗在抒情方式上的不同还可追溯到中西方功用诗学理论的差异上。中国古代诗歌的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它的政教功用。中国诗歌功用理论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尚书尧典》中有云“诗言志，歌咏言，生依永，律和声”，“诗言志”也是我国古典理论的基石，是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辩》)。《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分别记载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说到“志”，这里的含义“并非一己之情志，而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表达的意旨”[11]54诗人的思想、抱负和志向要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的约束。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提出‘兴，观，群，怨’说，指出诗歌的目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明确了诗歌要为统治阶级服务”。[12]21到了汉代，《毛诗序》中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主张个人之志要与政治、国家紧密相连，国家政治生活决定了诗人的情志，诗人之志又通过诗歌表现出来，所以诗歌又成为统治者对于政治效果、民情的考察方式。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至唐宋，诗歌的政教功用论更是为政治家们所推崇，指出诗歌要为政治斗争所服务。白居易根据实践创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主张诗歌要为现实而作，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时代精神。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也提到“诗之为意也……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之义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他认为诗歌的创作应立足于教化及劝导。由此可见，诗歌的功用理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向来受到统治者和文人的青睐。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中国的悼亡诗偏重于现实，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意象，“并通过回忆逝者生前的生活细节来赞美妻子相夫教子的善良和美德，较为抽象和笼统，少有直接描写和抒发情感的诗句”[1]101此外中国古代悼亡诗还较多掺杂诗人因政仕途受阻，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心情。

与中国的诗歌功用论相比，西方诗歌虽也倡导教化功能，但更加重视审美的功效。尤其是在英国，“功用诗学强调诗歌的审美要求，带有表现诗学的特点”[12]22具有较多的浪漫主义情怀。西方功用诗学的首倡者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他提出政治是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而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此学说进行了修正，“在注重文艺创作的政治标准的同时并未放弃诗歌本身的审美要求。”[12]20然而到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浪漫主义思潮盛行，“因此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功用主义让位给了表现主义”。[13]112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强调绝对的自由，主张向人的心灵的回归，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浪漫主义文学出现了罗伯特·彭斯、拜伦、雪莱、济慈等代表人物。其中彭斯在《一朵红花的玫瑰》中大量使用“爱”“玫瑰”歌颂恋人的美丽，表达炙热的情感；拜伦《雅典的少女》更是细致的描绘了爱人飘逸的“卷发”、似鹿的“眼睛”、诱人的“红唇”以及轻盈的“腰身”，以一句直白的“我爱你”贯穿全诗，诗人的感情自然而热烈。由此可见，西方诗人在表达爱情时注重真实情感的外露，多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所以，在弥尔顿的《悼亡妻》中出现了大量外貌的描写，以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赞美妻子的圣洁与纯真。

以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诗学中的功用理论的差异也导致了中西悼亡诗在抒情方式上的迥然相异。

4 结语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无不以诗传情，哀叹着人世间最终的消失与离散，爱情让诗歌饱含生命力，死亡使诗歌发人深思，这两大主题的结合催生出了文学经典——悼亡诗。苏轼与弥尔顿这两位文学巨匠分别以《江城子》与《梦亡妻》追思逝去的爱妻，两诗具有相同的主题和创作背景，但是表现手法上却迥然不同，各具特色，反映出中西方不同的特征和文化。分析其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历史的差异，我们欣赏到各自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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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rningoftheDeparted——AnalysisofSuShiandMilton’sMemorialPoem

Liu Zh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Hubei)

Memorial poem is a sub-species of love poetry combining an eternal theme of love and death. Su Shi’s masterpieceJiangChengZiand Milton’s famous poemOnHisDeceasedWife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The two memorial poems possess the same theme and creation background, but the way of expression is quite different. Through elaborate analysis, we’ll find that the conspicuous discrepancies lie on cultural, religious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the and West.

Su Shi; John Milton; memorial poem; cultural difference

I106.2

A

1671-3524(2017)02-0043-05

(责任编辑：董 柯)

2017-03-25

刘 喆(1989～)，女，在读硕士生.E-mail：231231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