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成

（齐齐哈尔市当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论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运行逻辑
——写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

高文成

（齐齐哈尔市当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其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和方略的核心部分，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环节间存在着缜密的整体性、有序性、依存性、递进性、无限循环性、螺旋上升性和无限延伸性。只有精准认知、顺应和驾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运行逻辑，才能保证战略运行的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从而实现战略布局的宗旨和预期。

习近平；四个全面；治国理政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高度凝缩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揭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实现并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路径，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划时代的行动纲领，充满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巅峰，她涵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内容并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部历史进程中。

这个战略布局，在时空及诸多维度上的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有序性、依存性、递进性、灵动性和战略上的前瞻性、创新性、操作性空前绝后、环环相扣，逻辑缜密令时代震惊。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总揽全局的总纲，纲举目张。笔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完整的战略系统，我们必须深刻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精准把握各子系统在运行中的逻辑关系，才能本质的实现该战略布局的实施功能，实现战略预期，这是该战略布局的生命力所在。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它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这里，习近平精辟的阐释了“四个全面”的整体性、系统性及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四个全面”的生机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为标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建设领域实现平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包括建国一百年时建成世界中等发达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中、远期目标，这些目标蕴含着人的全面发展和更丰富的企盼，对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这也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没有这些发展目标，党就失去执政的宗旨，从严治党就丧失政治基础和政治标准，那么也就会无“严”而言、无“治”可言。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打开羁绊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闸门，让全社会的创新力、创造力、发展力充分涌流。它是发展之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之源。如果没有全面深化改革，就不会扫除阻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和发展的体制机制痼疾和藩篱，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会实现。

全面依法治国，是改革的依托、前提和归宿。改革要依法才能科学有序有效进行，改革成果法制化方可巩固，改革的过程就是法制建设的过程，二者互为依托、互为前提、互为内核，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在这里，总书记为我们提出了“改革法制化”的鲜活命题。即改革的立项、形式、方法、步骤要依法进行；改革的成果要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和确定。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执法和立法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形成的过程。因此，改革法制化既是改革的本质属性，又是推进改革的内在要求。纵观我国历代统治阶级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从立法开始，而法律的发展也无一不是以改革为契机。无论是战国时期李悝主持的“废世卿世禄”、“尽地力”、“善平籴”；秦国商鞅进行的“废分封、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推行“农战”政策；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建“中朝”、设刺史、改币制，“均输”、“平准”、“总一盐铁”，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进行的“整顿吏治”、建立“三长制”、推行“均田制”、“户调制”等改革，都分别伴随着著《法经》、建“秦律”、修“汉律”、撰《北魏律》等立法、变法活动，从而促进了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 35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一旦离开法治轨道，改革就会出现波折，导致无法挽回的历史性损失。曾几何时，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改革者”，置宪法、民法、刑法于不顾，一手搞经济改革，一手搞政治腐败；一手抓产权重组，一手侵吞和转移国有（集体）资产，用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把改革的舞台，变成权力寻租的平台，恰有“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后汉书》)之意境，本质的成为改革的蛀虫。致使巨大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千百万产业工人内心的痛。可见、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之纲，是改革之魂。如果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失去根据和保障，改革就不会有序有效进行，改革成果也会付诸东流，甚至造成无法修复的历史性破坏和历史性倒退。

全面从严治党，不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刚性依托。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去执行的，而执政党就是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体系，怎样执行这个体系，实现什么样的法治效果，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规范、执政能力、执政行为。一切侵略者和反动势力未曾可怕，各种社会违法乱象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制法者违法、执法者违法、执政者违法，其隐匿性、破坏性巨大，往往是历史性的和不可修复性的。因而，全面从严治党就成为依法治国之纲，进而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总纲，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和总抓手。战略从这里开始。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就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政治生态，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全面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 “全面”）出现逆向异动或停滞不前的因子，都会阻滞整个战略系统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整体活力衰减和运行的恶性循环；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正向创新行动因子，也都会对整个战略系统产生正向拉动，促进整体活力增强。因此，各层级的战略制定、掌控及执行者，必须随时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及各环节运行信息，及时补齐短板，激励创新，确保战略整体运行的良性循环。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序性

作为由一个战略目标群和三大战略构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环节并非简单的叠加和齐头并进，而是精准的有序链接和递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接，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和依托；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对接，并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准则和动力源泉；全面依法治国又必须与全面从严治党相对接，并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基和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又必须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接，并以人民的意愿为中心和标准。换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指向；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指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向。即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纲，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之纲，全面从严治党又是全面依法治国之纲，因而成为总揽全局的总纲，纲举目张。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必须首先抓住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总纲，牢牢的扭住这个牛鼻子，依次推进各战略环节联动，才能总揽全局，实现战略宗旨。

我们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定不移的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权力约束机制，把权力真正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深入开展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和“两学一做”等教育实践活动，杜绝不做为、乱做为的懒政、怠政行为，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巩固和扩大教育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加速改革法制化进程，使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效实施，从而打开一切创造力、创新力的闸门，有效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成真。

当然，这种鲜明的有序性，还体现在每一个战略环节对其他三个环节都具有渗透性、依存性、兼容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互间是系统联系，而不是“单线联系”。既有正向推动，也有反向制约；既有主干联系，又有交叉作用，这就是系统的有序性的普遍意义。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无限循环性、螺旋上升性和历史延伸性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过程，是四个战略单元相互作用、依次推动、循序渐进的无限循环过程，但这种无限的循环并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和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的 上升运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递进轮回，时刻在进行着，每一次的循环都会使每个战略单元得到量的增加，进而使整个战略系统产生质的飞跃，进入螺旋式上升曲线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循环，因而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凸显出不同水准和高度的战略举措和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还有更高层面的小康社会，还要上升为“第二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世界大同，还有共产主义；而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也会相对应的不断的达到更高的水准和更高的境界。如此无限循环、螺旋上升，永无止境。

正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无限循环性、螺旋上升性，断然决定了这个战略的历史延伸性和历史灵动性，从而赋予了这个战略无限的生机、活力和生命力。“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递进，是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每一次轮回都是对上一轮回的扬弃，每一次轮回都使社会产生重大发展或质的飞跃，从而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纵深发展和走向更高的境界。因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进程，并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定义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我们要精准把握、适应和驾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螺旋上升规律，坚持战略的创新性、长期性、持久性、延伸性、发展性、灵动性，保持战略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确保战略的高效运行。

当我们回顾和盘点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累累硕果、喜迎十九大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久违了的获得感，但最令人刻骨铭心、安身立命的获得，是我们有了习近平“四个全面”这一奋斗的坦途，有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这一成功的指南，她使我们真切的收获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信和奋斗是孪生姊妹，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我们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更加科学、更加精准地逻辑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无愧于如此壮美的道路和制度、理论和文化。我们要牢牢抓住从严治党这个总纲和牛鼻子，纵深开展反腐败斗争，牢固建立监督体系和思想体系；有效推进全党执政能力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信息政务公开和全民参与体制机制，强化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执政、创新执政，杜绝不做为、不会为、乱做为。我们要坚持“在立法中改革，在改革中立法”的原则，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痼疾，加速改革法制化进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准则，加速供给侧结构调整，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建设进程，以深入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辉煌成果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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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2234（2017）10— 0059— 03

2017— 09— 17

高文成（1950—），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理事长。系齐齐哈尔市社科院终身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文明、循环经济。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