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淑兰，许玲英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和谐共处”与“和平共处”外交理念关系辨析

冯淑兰，许玲英

(海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和平共处”、“和谐共处”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对外关系理念。从内涵来看，前者争取和平世界，后者争取和谐世界，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时代诉求；从联系性来看， “和平共处”是“和谐共处”理念的基础、前提和条件，二者在坚持和平发展，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根本任务上具有一致性；而且，“和谐共处”是“和平共处”理念的升华，推动了“和平共处”观念更新、内容更新，把对外和平发展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外关系新理念。

和平共处；和谐共处；内涵；联系；升华

“和谐共处”、“和平共处”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提出的对外关系理念。虽然两个理念提出或形成的时间不同，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面对的矛盾不同，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对外关系理念。“和谐共处”是“和平共处”对外关系理念的升华，它推动了“和平共处”观念更新、内容更新，成为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外关系新理念。

一

“和平共处”对外关系理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为了打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策和二战后新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为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经济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提出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毛泽东解释道 ：“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叫做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做平等互利。”所谓互不干涉内政，指“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平等”指“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版，2003年，第 592页。。“互利”指国与国之间是互利的，而不是互相损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定了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三大价值取向和标尺 ：第一，以和平为最高目标；第二，以平等为基本准则；第三，以互利为基本要求。*王红续 ：《从“和平共处”到“和谐世界”——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战争、争取世界和平，愿意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争取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开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如毛泽东多次强调的 ：“我们不愿打仗。”“我们正在执行五年计划，……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73页。“我们很需要和平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8页。总而言之，“和平共处”理念反映了为和平而努力的时代诉求。

“和谐共处”对外关系理念形成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各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体，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性、依存性、相互性更加紧密，因而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与利益冲突错综复杂。在纷繁复杂的利益矛盾关系中，那种以“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为前提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为条件的“和平共处”原则，难以解决和应对全球化发展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复杂的矛盾，难以形成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以及自身国家安全的理念。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旧的矛盾冲突还未缓解，人们又面临公共性的生存危机，应对危机成为共同的难题。如何应对危机、如何尽快摆脱危机的冲击与困扰，既是稳定国际社会与国际市场的需要，也是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与持续增长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保持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与合作。在全球化发展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倡导“和谐共处”以推动建设一个和谐发展的世界，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时代诉求。

由于“和谐共处”是在全球化时代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需要而形成的对外关系理念，其内容更加丰富。主要有 ：1.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行和谐共处。倡导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借鉴、兼容并蓄，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包容理念。“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8页。。3.平等、互利、合作精神和共赢理念。“平等”指坚持主权平等、平等协商和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平等发展等。“互利”指国与国之间的互惠互利、互利互补。“合作”指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和应对挑战、谋求发展的合作。强调谋求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是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 “共赢”理念，指“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实现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强调“互利共赢是时代对我们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96页。。4.协商、协调、对话、谈判处理矛盾。我国政府指出“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安全”*《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09页。，“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96页。，“通过平等对话和磋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60页。等。5.改革推动世界和谐发展。改革内容包括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管理体系等的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现行决策程序和机制。改革方向、原则、目标，要求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和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改革旨在促进国际社会不平衡、不平等发展深层次矛盾解决。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使“所有改革举措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2页。等。

二

“和平共处”与“和谐共处”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对外关系理念，尽管其内容有很大不同，但两个理念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首先，“和平共处”与“和谐共处”理念表达了我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反对任何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基本主张。在贯彻这一基本主张中，“和平共处”理念首先将对外和平发展主张公布于世，使它成为推动和平运动的口号。“和谐共处”理念则继续表达了我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的一贯主张。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外提出“和平共处”口号，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能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和平共处”基本精神首先由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各国政府宣布 ：“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949-1976》(上)， 第546页。五项原则第一次对外提出是周恩来。1953年12月31日，他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而这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主张是在1954年。1954年6月它被写进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10月又写进了中苏《联合声明》，其中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在1955年4月的亚非(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将其完整地表述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至此“和平共处”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准则。“和谐共处”理念表达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胡锦涛于2003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提出“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2005年9月在联大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他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2005年12月、2011年9月，中国政府将“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分别写进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2007年、2012年又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分别写进了中共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提出，尽管时代主题已然改变，我国也由“一穷二白”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利益关系上追求互利共赢，在对待国与国政治权力关系上崇尚平等民主的核心外交理念没有变，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没有变。

其次，从“和平共处”和“和谐共处”理念的关系来讲，可以说“和平共处”是“和谐共处” 理念的基础、前提或条件。也就是说能够“和谐共处”或“和谐相处”的国际社会，首先必须是和平的国际社会，只有和平的国际社会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国际社会。正如胡锦涛同志在联大六十周年首脑会议的演讲中所说 ：“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因战乱而毁灭。”*《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95页。因此，“和谐共处”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国际社会是以和平发展的国际社会为前提、为条件的，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为国家发展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根本任务方面具有一致性，都履行着外交为内政服务的职责。

再次，“和谐共处”虽然是以“和平共处”为基础、前提和条件，但是由于“和平共处”理念形成于冷战时期，其观念受冷战思维影响、受冷战观念局限，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难以应对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利益冲突，难以推动国际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共处”与“和平共处”理念相比，有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在处理国际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时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和谐共处”理念把对外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使其具有全球性、时代性的特点。

三

“和谐共处”是“和平共处”理念的升华，主要在于它把对外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赋予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时期对外关系的重要理念。其重要表现有 ：观念的升华；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改变与提升；对中国文化内涵的升华等方面。具体内容主要有下列几点 ：

其一是它突破了冷战时期形成的以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异同作为区分敌友的观念局限，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倡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允许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和节奏，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避免受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异同的束缚，为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奠定思想基础，提升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

其二是价值观念的升华。把以本国为基本点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转向以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基本点或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价值取向，倡导“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2页。， “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使世界经济增长惠及各国人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75页。，“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50页。，试图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其三是安全观念的升华。把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安全观提升至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96页。。只有实现全球平衡、普遍发展，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协调、广泛合作，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其四是对外战略理念的升华。中国对外战略观念从争取世界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对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谋求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战略，形成“由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门洪华 ：《构建中国大国战略的框架——构建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其五是中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改变与提升。把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从“冷战”中的“革命国家”身份或国际体系中的批判者、挑战者角色，转变或提升为国际体系中的参与者、主持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确定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中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负责任的成员和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与定位。在把握中国在国际社会应享有的权利、应尽的义务与应承担的职责中，积极争取知情权、话语权与参与权。积极参与国际扶贫、国际维和、国际反贪、国际反恐等活动以及国际社会重点、热点问题的讨论与应对，支持或派人出任世界各种组织、机构职务，派出援外医疗队、教师、技术人员，主办、承办一些国际大型运动会、峰会与论坛等，积极吸引外资或加强对外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平等发展，推动国际社会一系列改革等等。

其六是与世界互动观念的提升。“和谐共处”理念把搞建设需要我们打开国门走出去、学习别人长处的单向发展观念提升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和“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7页。，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发展观念。

其七是对中国文化内涵的升华。中国文化是一个和合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该文化的内核。“和谐共处”与“和平共处”相比，无论是“和合”之义或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义都有很大的提升。从“和合”来讲。“和谐共处”理念中的“和”与“和平共处”理念中的“和”有更深的含义。“和平共处”理念中的“和”重点强调两点 ：一是争取世界“和平”；二是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0页。(不同制度国家先指邻国，70年代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谐共处”理念中的“和”，在强调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即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等国家和谐共处，同时还强调协商、协调处理分歧、摩擦、矛盾冲突。这里不仅扩大了“和”的对象、范围，而且指出了促进“和”的方式、途径或条件。“和谐共处”理念中的“合”也比“和平共处”理念中的“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平共处”理念中的“合”，强调搞建设、做生意少不了与人合作，包括提出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等，但合作是为了满足彼此利益的需求。而“和谐共处”理念的“合”，不仅指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且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还包括人类生存、安全、发展即应对重大灾害、危机、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合作也不仅仅只是满足彼此利益的需求，更是维护共同生存、发展的需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关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意，“和谐共处”的内容包含“不同文明和谐共处”观念，从更深的层面、更大的范围升华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含义。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以“求同”为最高要求、以形成“共识”为推动力，倡导和推动不同文明国家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危机，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局面。

综上，“和谐共处”在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理念内容更新、观念更新中，升华了“和平共处”对外关系理念，使之成为全球化时代我国对外关系的新理念和新时期应对国际社会重大危机与灾害的重要理念。*许玲英 ：《和谐共处 ：我国对外关系的新理念》，《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许玲英 ：《和谐共处 ：应对全球性危机的重要理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4期。“和谐共处”理念中形成的重要概念，如“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倡导在国际合作中“互利”、“互惠”、“共赢”、“双赢”等，对十八大后形成“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也有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 ：胡素萍)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Harmonious Coexistence”and“Peaceful Coexistence”

FENG Shu-lan, XU Lin-ying

(SchoolofMarxism,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Both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re the concept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the former is to achieve a peaceful world, while the latter is aimed at a harmonious world, both of which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diverse periods. In terms of connection, “peaceful coexistence” is the basis, premise and condition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they both align with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uphold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striving for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domestic construction. Moreove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has promoted the concept and content updat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thus having elevated the idea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for foreign affairs to a new level and made it become a new concept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peaceful coexistenc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connotation; connection; sublimation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中共争取有利国际发展环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HNSK(B)12-27)

2016-11-08

冯淑兰(1982-)，女，海南海口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许玲英(1953-)，女，湖南岳阳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801

A

1674-5310(2017)02-0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