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孝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乡土文学传统及其当代变迁

李志孝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传统的静态的乡村正在被城乡互动所代替，而乡村文化也在强大的“现代”面前悄然崩解，这种陌生的乡土经验，对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新文学在乡土叙事上的两大传统——乡土写实传统和乡土浪漫传统，在新世纪的乡土文学中仍有继承者，但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 ：作家的价值立场由明确到含混，叙事对象由单一到多样，叙事艺术出现多元探索，审美特征变得复杂而混沌。但社会转型带给文学的这种对应性新变，并非是对传统的彻底背叛，而是在传统影响下的一种特殊的转型。它是与传统的“对话”，也是对传统的“创化”。

乡土文学；传统；转型；对话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所以，历代中国文学中，描写乡土的文字从不缺乏。然而，乡村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写对象，却出现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中。从此，中国的乡土文学也汇入了世界性乡土文学的大潮中，并且成为新文学最为壮观也最有成就的领域。说中国乡土文学具有自身强大的传统，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那么，这种书写乡土中国的文学，形成了什么样的传统？它给新世纪文学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后者又在何种程度上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同时，新世纪文学有哪些创新和超越？而这一切与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考察的内容。

一、乡土经验与乡村文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急遽转型中的乡土中国逸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乡土经验’模式，曾经熟悉的乡村逐渐变得陌生起来。”*丁帆等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这种陌生的乡土经验，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乡村日常生活由过去的“静态”或“渐变”转向突变、巨变，而乡村传统文化正在悄然瓦解。

(一)从静态乡村到城乡互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页。这当然是对传统的农业社会，即那种处于前现代的社会文明形态而言的。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的乡村社会在现代性的挤压之下，开始了自身的现代转型，乡村人口的流动也逐渐频繁起来。但总体来看，这种转型是缓慢的，渐进的，乡村社会的总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乡村人口的流动也是个别的，并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流动。说现代中国的乡村，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大致不会有错。这种状况，我们在现代作家的乡土小说中就可以看到。大多数农民是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的，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一般。像阿Q那样偶尔进城的，是个例，也是特例。所以，我们看到鲁迅等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乡村，是封闭、落后、一潭死水一般的所在。即便有航船七斤从城里带回“皇帝又坐了龙庭了”的消息，也只是引起一点小小的风波，马上又风平浪静。以至于连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在未庄所能引起的“改革”，也只是“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此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变化。

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乡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城乡之间的流动在禁绝了三十多年后，终于出现了井涌般的势头。尤其是近20年来，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进城，以至于使原本稳定、封闭的农村变得动荡不安，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这些“城市异乡者”(农民工)的生活，就成了乡土经验中非常陌生的领域。他们在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安土重迁不再被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所认同。他们如候鸟一般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做着工人的工作而又脱不掉农民身份的尴尬与无奈，使他们像无根的浮萍。但同时，走出乡土之后的经历又使之多了一份见识和眼光，商品意识、法律意识、个体生命意识，也在他们身上逐渐形成。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加剧，政府的强力号召，使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同样大异于过去。乡镇企业、矿产开发、乡村旅游，使原本以农业为惟一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农民，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再加上大众传媒——电视的普及，使那些原本偏远的农村，也时时可以听到、看到世界的声音和变化。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谈论联合国、奥运会、环境保护、金融危机，等等。总之，传统的静态的乡村正在被城乡互动所代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乡土经验”。

这种陌生的乡土经验，给当代作家的冲击是巨大的，即便是那些农裔作家也很难适应这种变化。因为即使在偏远落后的西北农村，这种变化也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巨大，似乎让人猝不及防。贾平凹就感叹，“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有办法描绘”*贾平凹等 ：《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话》，《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宁夏作家季栋梁说 ：“每次下乡，都有一种落寞，甚至是迷失的感觉，不要说听到此起彼伏的情歌民谣，就是鸡鸣狗盗牛歌羊唱的情景也越来越稀罕了……曾经被我们描述过的乡村正在消失，留给我们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守村落的老人和孩子落寞地坐在这巨大的空白里，无所适从。”*季栋梁 ：《恍惚 焦虑 困惑》(创作谈)，《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其实，无所适从的岂止是留守老人和孩子，还有作家。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无所适从并不等于无所作为，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这一切。所以，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即将消失的村庄”——草儿洼(赵本夫《无土时代》)，已经消失的村庄——千河口(罗伟章《声音史》)，在城市化浪潮中迅速膨胀以至成为一个怪物的炸烈村(阎连科《炸烈志》)，在资本的操控之下失去原有本色的日头村(关仁山《日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日益陷落的清风街(贾平凹《秦腔》)，被金钱这一魔兽吞没的丁庄(阎连科《丁庄梦》)，以及一地鸡毛式的王榨村(林白《妇女闲聊录》)，等等。而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无所适从，也即内心的矛盾、痛苦、犹疑、无措，也表露无遗；小说体现的美学风貌也大异往昔。

(二)乡村文化与当下新变

发生巨变的当然不仅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城乡互动的加剧所造成的还有乡村文化的变迁。丁帆先生曾将现代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概括为“三画四彩”，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和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丁帆等 ：《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8页。但是，不论是融入了乡土作家地域文化印痕与主观情愫的风景画，还是描写乡风民俗的风俗画，或者描写乡村生活场景、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乡民性情的风情画，都带有鲜明的乡村文化特色，这种文化以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为依托，在乡土小说中成为一种弥漫性的存在，也构成了乡土文学内在的思想与美学品质。所以，在现代大量的乡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像鲁迅、王鲁彦、许钦文等带着批判的目光，还是像沈从文、废名等人那样运用赞美的笔调，对乡村文化都有着充分的展现。诸如节日礼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民间信仰、乡村伦理等。因为这本就是乡村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婚俗为例，从现代小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习俗，如冥婚风俗(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典妻风俗(许杰《赌徒吉顺》、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娶“大娘子”风俗(沈从文《萧萧》、彭家煌《活鬼》)以及“借种”与“补床佬”风俗(许钦文《老泪》)等。至于各种各样的节日习俗、娱乐习俗，就更多了。鲁迅作品中甚至有直接用风俗作为小说题目的，如“祝福”“社戏”。因为“风俗成为一个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有传统的行为方式，因为这种行为方式(思想方法、感情、动作)已经模式化、仪式化而成为一个民族精神品质象征集中的核心”*葛红兵 ：《正午的诗学》，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传统的乡村文化中确实有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东西需要革除，比如上文中所列的一些婚姻陋俗。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比如一些节日礼俗、娱乐习俗、民间信仰以及伦理规范等。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仍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乡村文化的描写，但是随着现代化大潮的冲击，在当下，乡村文化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比如传统的舞龙走灯，因为年轻人的外出，龙灯手没有了，年纪大的又舞不动，昨日的辉煌只能留在记忆之中(樊建军《走灯》)。还有扭秧歌、闹社火的传统，在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村却组织不起来，淳化风俗的民间文化没有了自己的土壤，人们只热衷于耶稣教、门徒会和赌博这样的活动(侯波《春季里那个百花香》)。甚至连曾经是一代人精神记忆中美好一幕的露天电影，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侯波《肉都烂在锅里》)。而民间说书艺人的命运，更像乡村文化一样，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荣耀(李云雷《巧玲珑夜鬼张横》)。物质生活相对丰富之后的乡村，文化生活却极端匮乏和混乱。总之，传统的民俗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难以为继，处于衰落之中。而乡村伦理的失范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人们道德意识的淡薄，对公共事业的漠不关心，公共舆论的失效，以及孝悌观念的破产，婚姻伦理的失序，在大量的乡土小说中有着突出的描写。如贾平凹的《秦腔》《带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冯积歧的《刀子》、刘庆邦的《穿堂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等。乡村社会大面积的伦理颓势，让人一言难尽。而大量作品中对乡村权力的书写，却让我们看到了根深蒂固的权力文化是如何对农民进行塑造的，以及金钱与权力的结合怎样扭曲和异化了人性。毕飞宇的《玉米》、李佩甫的《羊的门》《无边无际的早晨》、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受活》《坚硬如水》等作品对此都有精彩的描写。总之，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幅了解当下乡村文化景观的艺术图谱，从中可以看到民俗文化的承续与衰落，伦理文化的变迁与异化，权力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原有文化生态面临解体，先进文化又难以建立，这一现实，与新农村建设的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参见李志孝 ：《从乡土小说看当下乡村的文化生态》，《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孟繁华先生说 ：“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强大的‘现代’面前正在悄然崩解，在文化的意义上，它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精神破产过程中，一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辜无助更无奈。”*孟繁华 ：《风雨飘摇的乡土中国——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乡土中国》，《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正说出了当下乡村文化的处境和命运，它应该引起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尤其是乡村命运的人去认真思考。

二、乡土文学的两种书写传统

“五四”新文学在乡土叙事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两种传统，这就是乡土写实传统与乡土浪漫传统。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沈从文为代表。两者在价值立场、文化追求、美学风格上都有各自鲜明的特征。

(一)乡土写实派与文化批判传统

作为中国新文学也是现代乡土小说开创者的鲁迅，他之创作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是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526页。正是这种明确的创作目的，使鲁迅在面对乡土中国的现实时，一方面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不幸和痛苦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以冷峻的笔触去解剖那些老中国的儿女身上存在的种种劣根性。因而批判意识贯穿在他的乡土叙事之中，而且是那样的尖锐、犀利。这也是他对闰土、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等人物既爱又恨，既充满同情又无情鞭挞的原因。他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用理性去烛照现实，发现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病态。为了实现启蒙的目的，他必须揭示这种严重的病态，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加以疗救。

“五四”以后，一批受鲁迅影响的作家，如王鲁彦、彭家煌、许杰、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等，尽管并非一概用写实主义的手法来书写乡土(其实鲁迅的小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写实”可以概括，他创作中的“表现”与“再现”的交融就很突出)，但就整体而言，他们的小说都可以归入“乡土写实派小说”的阵营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师承鲁迅的痕迹非常明显。尽管他们都难以达到鲁迅那样的思想和艺术高度，然而从他们众多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类似闰土、阿Q、祥林嫂等的人物形象。而鲁迅所开创的文化批判传统，却成为他们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时难以超越的母题。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闰土，“需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而儿子却最终死去的单四嫂子，寄居在土谷祠一任本能求生求食的阿Q……鲁迅笔下这些不幸者的遭遇，反映的是社会的不公、不合理，它使那些并非游手好闲而是有着勤劳品性的劳动者，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起码的生存。在其他乡土写实派作家笔下，同样可以看到农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也难以保障的现实。王任叔笔下以给人打短工为生的驼背运秧(《疲惫者》)，彭家煌笔下因为丢了主人的牛而投湖自杀的周涵海(《陈四爹的牛》)，台静农笔下从小丧亲以乞讨为生，后给人放牛又受尽虐待的陈四哥(《为彼祈求》)，徐玉诺笔下在一场战斗中被打死的农民海叔叔(《一只破鞋》)，以及许钦文《疯妇》、彭家煌《喜期》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等等，充分反映了农民所受的深重的压迫以及他们的种种痛苦。乡土写实派作家对农民苦难的揭示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批判意识。然而，这些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的现代知识者，“在乡土叙事中首先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不是被启蒙者贫穷的物质生活状况，而是被启蒙者当下的精神状态”*丁帆等 ：《中国乡土小说史》，第62页。。因而，峻急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才是他们更加着力的地方。从他们的作品里带有大量地域特色的乡风民俗中，可以看出封建性农村里与现代文明远隔着的落后愚昧的生存方式，如水葬、典妻、冥婚、械斗、偷汉、借种等等。而农民思想的麻木、自私、卑怯、苟安以及看客心理、从众心理等，充分反映了农民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文化人格。对此，作家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

乡土文学中这种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化批判传统，逐渐被以革命为目的的社会批判所代替，是从左翼文学开始的(如茅盾的《农村三部曲》)，这是文学呼应社会转型的一种体现。直到新时期以后，文化批判传统才得到恢复。

(二)乡土浪漫派与田园牧歌情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乡土叙事中，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判传统同时存在的，还有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视阀下的田园牧歌传统。在这类作家笔下，乡村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出现的。在他们看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的负面因素已暴露无遗，那里已成为一个道德堕落、人性异化之所，人的自然、原始之美已丧失殆尽。而乡村则是一个保存了传统文明的美妙之境。因此，“这种乡土文学热情拥抱乡土人生，并从中提炼出返璞归真、归依自然的文化精神，呈现出自然文化的价值追求”*王学谦 ：《还乡文学——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自然文化追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这一派的作家，除了沈从文之外，还有废名、萧乾、芦焚、凌叔华、汪曾祺等京派作家，尽管他们各人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但就其整体追求而言，却同属一脉。鲁迅等启蒙主义者笔下的乡村，是一个闭塞、落后、愚昧的地方，因而也是一个急需改造的地方。而沈从文等人笔下的乡村，却是精神的家园、理想的寄托。当然，在他们笔下，也并非没有对苦难的书写，如沈从文《丈夫》中的妻子之所以出去“做生意”，显然是为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也并非没有对封建性陋俗的描写，如沈从文《萧萧》《月下小景》中的婚姻陋俗；也并非没有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对立，如《边城》中“走马路”与“走车路”、“要渡船”与“要碾房”之间的冲突，等等。“写实”同样是沈从文小说的基本构成因素。但沈从文小说的总体特征却属于浪漫主义，它是一种属于作者的理想主义追求，即“纪梦”。沈从文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 ：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所以，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颂歌，是人与人之间没有贪欲和嫉妒而充满和善、诚挚、自足的古道热肠，是山野乡村里古朴自然的美好风俗，是让人情感净化的情歌民谣，是带有野蛮性却充满生命活力的民风民性，即便是那些悲剧性的故事，也成了一曲曲人性的颂歌。总之，他给读者展现的是田园山水诗般的牧歌情调。因为他认为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沈从文 ：《〈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批评文集》，第254页。废名的小说，不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还是《桥》，同样是清新淡雅的自然景物、敦厚朴素的人情风俗，“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杨义文存》第2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而萧乾、凌叔华、汪曾祺等人的乡土小说，也同样是在与城市文明的对照中，呈现乡土社会美好、自足的一面，从而形成了歌颂乡土人生、美化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乡土浪漫主义传统。

乡土浪漫派作家的创作，表现了与乡土写实派作家不同的价值立场。他们对原始乡村文明的开掘与崇尚，体现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质疑、审视和矫正。人们也许会质疑他们对乡土的美化，是否有一种“反文明”“反文化”的倾向。但如果我们将那种单纯、宁静的“边城”式生活，看成是作家理想人生的一种寄托，一种远离乡土而作于都市的梦，他们的这种书写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作家是从人性道德的视角去透视一个民族可能的生存状态及未来走向。因为沈从文说过 ：“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沈从文 ：《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批评文集》，第289页。

在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景画、风俗画描写中，构筑一种精神家园，这一脉传统，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中，仍有着嘹亮的回响，只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复杂了。

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归纳为以上两种传统，也许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我们分明知道还有着另外的一脉，那就是在革命的政治的立场上，对乡土进行的书写。从“左翼文学”的乡土叙事，到“土改文学”的乡土叙事，以至“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阶级意识取代了文化记忆，这样的乡土文学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乡土”已不再是风景优美、文化古朴的神秘之境，也不是黑暗、愚昧的蒙昧之所，而是充满亮色的热土，一个全新的“乡土”。在这里活动着的，也已不是阿Q、闰土们，而是正在创造乡土新历史的新型农民。这类乡土文学，也有不少优秀之作，甚至经典之作。但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创作，到21世纪已绝少响应者。尽管它并未绝迹，不时以隐秘的面目出现。

三、乡土文学的世纪转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乡土文学，到新世纪以后，仍然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只要看看这十几年来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作品，就会清楚这一判断并非虚言。那么，它与现代“乡土传统”有什么关系呢？

批评家陈晓明说 ：“一种传统是不能在文本的细节中去寻找的，大多数情形下，那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幽灵化的神气。但也偶尔可以从文本的细节中看到某种近似，这时传统就会以更加明确的形式站立于此。”*陈晓明 ：《遗忘与召回 ：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向死而生的文学》，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45页。从传统复现的幽灵化特征看，不论是鲁迅传统，还是沈从文传统，我们都可以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中找到继承者。比如作家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关注人生、揭示人生的情怀，剖析文化痼疾、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启蒙立场，等等，就与鲁迅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到作家个人，我们可以说，像莫言《蛙》中那种极具人性深度的罪感意识与忏悔心理，《檀香刑》《生死疲劳》中那种难以拒绝的泥土气息，以及众多作品中所表现的“吃人”主题、国民劣根性主题等，不能不说是对鲁迅精神的绝好继承，而其中的创造性发挥也显而易见。再比如阎连科创作中的那种冷峻与坚硬，将苦难推向极致的写法，以及对现实的不留余地，到处都显现着鲁迅传统的精神印记。还有余华、陈应松、刘庆邦、贾平凹等，鲁迅的精神犹如幽灵一般隐伏在他们的身上。而在另一批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又分明可以看到沈从文传统的延续。如迟子建的人文伤怀与温情叙事，王新军的西部风情与诗意化叙事，郭文斌的乡土守望与民俗展现，红柯的大漠风情与浪漫情怀，以及大量的“回望家园”式写作中对人情人性之美的表现，充分反映了作家对美好田园的想象和对乡土诗意的追寻，其中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沈从文等人的追求如出一辙。

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突变，更非与传统的断裂，只是文学面对新的现实时的一种“转型”。但正是这一转型，给乡土文学带来了新质，一种新的传统或许正在建构之中。

(一)价值立场 ：由明确到含混

新世纪乡土文学最突出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作家的价值立场上。现代乡土文学作家的价值立场一般都是比较鲜明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目的是对乡土中国的改造，他们要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病态的揭示，引起世人疗救的注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是要建立一个乡土乌托邦，以寄托自己的理想，用来对抗城市文明对人的侵蚀；左翼革命作家的乡土叙事则是通过对人的阶级分析，来证明现实政治革命的合法性，以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新世纪以来，乡土作家的价值立场却出现了含混、犹疑、模棱两可。许多作品中作家对乡土的姿态显得复杂而暧昧，往往是面对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参见李运抟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读者很难从中看到作家到底认可、维护什么价值立场，就如同一个虽努力向前却找不到道路的迷途者。这一点在贾平凹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新时期以来与中国文学同步发展的作家，贾平凹在每一个阶段都为读者献上了相当不错的作品，其文学史地位也日渐巩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书写乡土的，其对乡土的痴迷一如当年的沈从文。但检视他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我们在感叹作家创作力的旺盛和对中国乡村现实密切关注的同时，也明显感到，面对飞速变化的乡村，贾平凹确实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贾平凹 ：《后记》，《秦腔》，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3页。对此，贺仲明先生曾有深入的分析*贺仲明 ：《犹豫而迷茫的乡土文化守望——论贾平凹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南方文坛》2012年第4期。，不再赘述。

不仅是贾平凹这样的“50后”作家，即使一些比他年轻很多的“70后”作家，在创作中也表现出一种“精神的游移”。例如徐则臣，他的价值立场也是暧昧不明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说 ：“他站在价值主义的立场上，对乡土的童年体验之美、‘人境’之美和古旧的文化氛围做了诗意化的描述；他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乡间权力、暴力和蒙昧给予批判暴露；他还站在民间立场上，以宽容的态度认可农民苦难的生存状况，肯定他们‘活着’本身具有的意义。实际上，这三种立场并不能完全融合，甚至不乏自相矛盾 ：一块承载苦难的土地，那它就不会是一个‘桃园’般的世界；你认可那种生存状态的家园意义，就不会对苦难的根源给予深究。”*翟文铖 ：《70后一代如何表述乡土——关于徐则臣的“故乡”系列小说》，《南方文坛》2012年第5期。

也许正是这种“介入”现实又深感无奈，既批判现实又充满同情的矛盾态度，造就了作品的复杂、矛盾和内涵的丰富。但我们又不能不说，作家面对乡土巨变时的焦虑和把握现实时的无力感，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判断和对乡土未来走向的展望。

(二)叙事对象 ：由单一到多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叙事的对象就是乡村，作品书写的内容主要是乡村人物、乡村生活。但是，在新世纪以来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情形却发生了变化。首先，“在乡土空间的开掘方面，城市异乡的书写是个亮点”*李丹梦 ：《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关于〈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所谓“城市异乡的书写”就是指农民进城的书写。虽然我们并不能把所有农民进城的叙事都看作乡土文学，比如那些与乡村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甚至连乡村生活的背景也没有，而只是书写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作品。但是，部分地写到乡村、田园、农民，与乡村没有完全分割的具有乡土精神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而且有许多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品。如贾平凹的《高兴》、尤凤伟的《泥鳅》、王安忆的《富萍》、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陈应松的《太平狗》、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等等。这些作品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书写了农民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理情感经历。那些进入城市的“他者”，遭遇了与乡村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城市文化不断地吞噬他们的乡村文化记忆。但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的身份，即便是努力认同城市价值观的人，如《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城市也并不认同他们。作家一方面描写了农民工艰难的物质生活，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同情，一方面又揭示了“城乡意识形态”的超稳态结构，以及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农民工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问题。这类作品拓展了乡土叙事的疆域，让读者看到了农民生活状态的另一种面相。

其次，新世纪乡土文学在叙事对象上的另一特点，就是把乡土与“生态”结合起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危机日益显现，建设美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作家的乡土叙事中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出现了一批可称之为“生态小说”的作品。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红柯的“天山系列”小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空山》、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王新军的《麻黄滩》《吹过村庄的风》等。这是一些“‘生态意识’鲜明而又不乏‘田园意识形态’或追随‘荒野哲学’且笔涉‘三画四彩’的小说”*丁帆等 ：《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第6页。，它们同样是乡土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所说 ：“这些作品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与价值，即从地球生命的整体福利协调中重新定位人类的发展。它动摇了现代理性的基石以及我们习以为常的‘人’道主义，将人类的伦理关怀从人与人之间延展到人与自然之间。”*李丹梦 ：《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关于〈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南方文坛》2012年第6期。这使乡土文学的内涵发生了裂变，也使这一创作领域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乡土文学世纪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三)叙事艺术 ：多元的探索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同样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景观，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艺术手法上，现实主义仍然被众多作家所青睐，许多作品直面现实、揭示生活真相的勇气令人感佩。如孙惠芬的《歇马山庄》、雪漠的《大漠祭》、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贾平凹的《秦腔》《带灯》等。浪漫主义手法也同样表现在一批作家的创作中，如张炜、迟子建、郭文斌、王新军、陈启文等人的许多小说，以及王跃文《漫水》、乔叶《指甲花开》、鲁敏《逝者的恩泽》等。而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一批作品中“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运用，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余华的《兄弟》、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等。当然，这些作品也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义来指称，但其中的现代主义气息却无法否认。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说 ：“虽然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并非标准的现代主义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进了现代主义的小说因素，以至于现代主义和乡土中国的民间性和传统性混淆，他们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和多元综合的美学特质。”*陈晓明 ：《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对80年代以来乡土叙事转向的反思》，《文艺争鸣》2014年第7期。

在叙事方式上，随着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破裂，“乡村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景观，‘宏大叙事’已日渐式微，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细节化叙述却越来越占据主流”*李志孝 ：《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秦腔》《古炉》《上塘书》《空山》《妇女闲聊录》《一句顶一万句》等在新世纪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其对乡村社会生活和乡村历史的书写，就绝非是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构架。支撑起这些作品的是大量的生活细节，诸如生老病死、家长里短、情爱性事等等。读者看到的只有场景和片段，一种最本真的生活事相。即使像铁凝的《笨花》那样在精神取向上与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一致的作品，也是历史碎片的拼凑，陈晓明所谓的“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陈晓明 ：《〈笨花〉 ：烂熟于心的预谋》，《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28日。。

在叙事结构上，传统的线性(时间)叙事结构仍然存在，但却更复杂多样；而空间叙事结构也出现在许多作品中。那些具有明显线性结构的作品，又不仅是这一线性时间在作品叙事中起作用。如莫言《檀香刑》的章回体结构，《生死疲劳》中动物故事与人世故事交替并存的结构，《蛙》将小说叙事、书信、戏剧拼合的结构；贾平凹《秦腔》《古炉》的“生活流”叙事结构，《带灯》的“互文性”双线结构；李佩甫《生命册》以主人公“我”为轴心，将乡村与城市两条线索同时呈现的“坐标式”结构；阎连科《日光流年》的“倒装式”结构，等等。不仅在线性叙事作品中呈现出多样化结构方式，空间叙事结构也被一批作家所运用，如孙惠芬《上塘书》、范稳《水乳大地》，就被研究者称为“时空交错式”叙事结构。*于欧洋 ：《生命传承——长篇小说时空交错式叙事结构管窥》，《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而一些由系列小说组成的长篇小说，其整体结构也是一种空间结构形态，如李锐的《太平风物》、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参见李志孝 ：《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四)审美特征 ：复杂而混沌

由鲁迅起始的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其强烈的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被认为是根本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也被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所验证。进入新世纪以后，乡土小说创作当然也没有完全放弃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但却出现了更为复杂而混沌的面貌。

首先是风景描写的消退。“风景描写乃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记忆的最深刻的符号，它是根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具有遗传基因的影像，是作家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自然而然的流露。”*丁帆 ：《在泥古与创新之间的风景描写——黄蓓佳近期长篇小说的局部嬗变》，《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因为它不仅是“地方色彩”的构成因素之一，还是故事场景的标识，可以起到烘托人物心理的作用，更是作家“个体风格”“流派风格”的标志。但是，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却正在日益淡化、消退。众多作品中，大量的日常生活描写取代了风景描写，还原乡村生活的细节与具体的事件，成了许多作品追求的目标。因而，读者看到的往往是一个“问题”村庄。除了一些西部作家的小说中还有地域特征鲜明的风景描写外，更多作家即使偶有风景描写，也较少地方色彩。也就是说，许多风景描写并不能突出地域特色。或者说，作家是有意识要使他笔下的风景具有普遍性。无需举出例证，相信关注当下文学的读者都会有这种感受。风景的消退，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

但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地方色彩的表现上却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方言的凸显。如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阎连科的《受活》、李锐的《无风之树》、张炜的《丑行与浪漫》、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莫言的《檀香刑》等等。可以看出，在乡土叙事中大量使用方言，已成为一种风尚。方言的强化使用，确实凸显了地域性，让读者看到了某一地方特有的人情风俗。但作家使用方言更显示一种写作立场，即民间立场，“既不是同情式的，也不是启蒙式的，而是同在的，与那里的人物、环境同在……作家以‘是’，而不是以‘看’的身份进入所描述的世界，进入这一世界的生命轨迹与喜怒哀乐之中”*梁鸿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作家对方言的使用，主要并非是为了使作品更有地方色彩，而是通过方言的运用突出自己作为民间一员的立场。

而传统的民情风俗，在强大的现代化潮流面前，也正在失去往日的辉煌。所以在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中，读者更多看到的是作家对传统的一种叹惋。女作家林白曾经讲到，过去在湖北乡下，每到春天，惊蛰之后打第一声春雷的时候，人们要到自己的床上去赶蚊子；立秋的时候，女孩子要摘一把桑叶，跑到池塘里用水洗头，把桑叶在头上揉一下，当然是象征性的；娶亲时牵娘给新人铺床时要唱铺床歌；建房子上梁时有上梁歌，等等。但“现在有大量的中国经验消失了，这样一些独特的、富有美感的、有趣的、有诗意的生活已经消失了”*林白 ：《我的中国经验》，《东吴学术》2012年第1期。。不仅如此，连街头风景、地方风俗、摆设、服饰这些能给读者审美刺激的事物，在当下的乡村也变得千篇一律。甚至连建筑这一最能体现不同地方特色的东西，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而统一化了。这是现代化给我们的馈赠，它让人喟叹，但又不能不承认，它同时也是一种趋势。

面对乡土世界的巨变，有的作家充满着惋惜，因而乡土的诗意、田园牧歌，成了他们追怀的对象。他们在经历了城市的创伤性经验后，想用想象来弥补自己心理的失落。但另一些作家却“在批判社会变革过于强悍或蛮横的同时，也用具体的生活细节，表达了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孟繁华 ：《在情感要求与历史正义之间》，《罗伟章小说〈声音史〉笔谈》，《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所以，我们看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审美特征表现出复杂而又混沌的面貌，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这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美学传统，并未完全失去，但却大异于过去。

总之，一元化的或审美、或批判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新世纪已发生巨大变化。但社会转型带给文学的这种对应性新变，并非是对传统的彻底背叛，而是在传统影响下的一种特殊的转型。它是与传统的“对话”，也是对传统的“创化”。

(责任编辑 ：王学振)

Local Literary Tradi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Change

LI Zhi-xiao

(SchoolofLiteratureandCulturalTransmission,TianshuiNormalUniversity,Tianshui741000,China)

The traditional static village is being replac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ereas the rural culture has quietly disintegrated before the powerful “modern” trend. As such, this strange rural experience has exert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While there are still in the local literature of the new century inheritors of two traditions in the local narrative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local realism and local romanticism, drastic changes have arisen, as is evident in the change of writers’ value standpoint from its explicitness to its vagueness, the change from singularity to diversity in its objects of narration, in the multiple exploration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and in the complexity and chaos of aesthetic features. Nevertheless, the corresponding new change in literature initiated by the social transition is a spe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tradition rather than a thorough betrayal of tradition, for it is both a “dialogue” with and a “renovation” of tradition.

local literature; tradition; transition; dialogues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项目编号 ：15YJA751015)

2016-12-10

李志孝(1962-)，男，甘肃清水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7)02-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