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祎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想象的“劳动乌托邦”
——“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风景建构

蒋 祎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如何建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是“十七年”文学城市叙事的目的所在。而与革命天然联结在一起的“劳动”无疑是这一时期城市的真正“景观”。“劳动乌托邦”便在这一时期的城市文本中以不同形式被建构和想象。城市空间的劳动化，超越异化的工人内在化劳动意识以及洁化的工人主体形象，“十七年”文学通过一系列叙事处理和文本编码呈现出了一种想象的“劳动乌托邦”风景。而我们要关注的则是这一“风景”建构的过程是怎样在文本中通过某种叙事机制或者编码系统得以实现的。

“十七年”文学；空间；工人；劳动；城市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 ：“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就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毋宁说这个客观之物是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日〕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页。同样的逻辑，与其我们把城市当作一种客观景观的话，毋宁说它是在一种认识性装置的观照下产生的，这样的认识论的颠倒更有助于解释现代文学中城市的“风景之发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启蒙现代性这种认识装置的视野下，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视为进步、民主、现代的景观；30年代，都市被新感觉派放在审美现代性认识装置下进行观照则是一种病态、异化、堕落的别样风景，而在左翼革命家那里，城市又在阶级的认识装置下显出邪恶、压迫、反动的力量。而“十七年”文学必须在全新的革命后的语境中书写城市，因此这时期文学关于城市的叙事必然是以对新感觉派及其它现代文学中涉及城市叙述的断裂为前提，换句话说，“十七年”文学必须重新确定关于无产阶级城市的本质，重塑一套关于城市的全新话语、形象和景观。

或许“将消费型城市转换为生产型城市”的这种政治论调可以视为文学的依据，而在此基础上城市的风景也将得以建构。消费—生产的转换指涉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的宏大远景，并且是在“十七年”这样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认识下产生的。因为将城市指向大工业生产，所以它是颇具现代意味的。而拒绝市场消费则说明这一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性质。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城市的真正“风景”就是劳动，而这一时期城市的本质就是工业化状态。毋庸置疑，在“十七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中，劳动一词被赋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劳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政权天然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于工业题材或者城市题材来说，“劳动”才是这一时期城市风景的真正内涵，劳动乌托邦的建构才是叙事真正的方向所在。而这样的一种“劳动”风景是如何得以建构的仍然是我们所要关注并试图去揭示的。

一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空间呈现集中在工厂、车间、矿山而不再是现代文学中的舞厅、咖啡厅、高楼大厦，这本身就标志着消费空间向生产空间、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移。当然，某些消费都市的景观经过演化改造得以保留。而城市中的人也从都市漫游者向生产劳动者转化，消费空间因其物质形态的被取缔而失去在文学中的表述价值和意义，而生产空间则成为几乎是惟一性的场域。生产空间置换消费空间则是无产阶级城市本质是工业化形态这一先验结论的空间表征。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城市的本质是通过在文本中(排斥消费空间)和在运动中(完成了对消费空间物质性态的改造或者取缔)的双重拒绝完成的。

如果说城市的消费空间能够通过强制取缔使其在文学上失去被表述的权力从而已经不具备构成对生产空间的威胁，那么处理私人空间显然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完成，因为私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家庭空间重合的，而家庭则是社会乃至城市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悖论在于，城市的形态构成和组织必然离不开家庭这一私密空间，而家庭空间是游离于城市工业化这一本质形态之外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说，私人空间的保留却让叙事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即我们能够通过文本叙事窥视它是如何将私人空间转化成为公共劳动空间的，而我们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出版于1960年的电影文学剧本《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一般意义上被视为女性解放的典型文本。它讲述了在大跃进时期女性冲破家庭的藩篱，通过“里弄生产组”这一新组织形式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而这一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也促使农村妇女解放出现新的浪潮，这在同样是文学剧本的《李双双》中有着清晰的体现。如果再将视野扩大来讲，女性解放在这一时期则还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文学文本之中。当然，这一类型的妇女解放主题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当中，如《孟祥英翻身》等。

但是在此，我们并不是在性别视域下观照《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虽然它是此角度的最佳研究对象。问题在于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文本来研究(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城市)，更可以将其作为空间文本进行分析。女性解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就变成了女性从家庭空间/私人空间向生产空间/公共空间转移。由于市民社会这一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公共空间没有形成，国家与家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空间形式便直接形成了对立。在现代文学中，正如刘禾所说 ：“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族、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刘禾 ：《跨语际实际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22页。现代文学中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进而融入国家这样的大家庭，是符合家庭—国家这样的自下而上的流向的，而在“十七年”中，则是国家逐渐渗透到家庭中，即国家—家庭这样的自上而下式的权力渗透的过程。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王彩凤、蔡桂贞、陆阿凤等家庭妇女纷纷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中走了出来，参与到集体劳动和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化运动之中，比如文本中的里弄生产组分为缝纫组、玩具组、刺绣组、纸盒组等等，不同的家庭妇女被分到不同的组中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劳动”这一原本存在于公共空间或者生产空间的话语形态和实践行为逐渐向里弄和家庭等私人空间渗透并将其强势纳入自身的范畴之内。

在“十七年”文学中，真正代表着劳动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工厂，而像里弄、家庭空间本来都是游离于劳动空间之外的，因此里弄生产组这一在大跃进时期诞生的新型组织无疑有着其巧妙性所在，它在私人空间(家庭)与国家空间(劳动生产)之间创造了一个中间地带(里弄生产组)，而其实质则是私人空间与公共劳动空间的相互妥协而出现的缓冲地带。因里弄生产组的出现，上述悖论(城市的形态构成和组织必然离不开家庭这一私密空间，而家庭空间是游离于城市工业化这一本质形态之外的)得以有效解决，女性走出家庭但是又并未脱离家庭，私人空间得以向公共劳动空间转化但又保留其基本形态。这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等文本将私人空间进行劳动化改造的基本模式和逻辑所在。

二

关于“劳动”一词及其涵义的变迁，研究者们早有过精彩的阐释和分析。蔡翔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深刻分析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思想先驱和启蒙者们对劳动的定义明显显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努力。而真正将劳动神圣化并将其作为工农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力支持的则是通过毛泽东的一系列的理论论述得以完成的。由此，劳动贯穿着整个20世纪中国左翼思想，而这一概念也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得以丰满成熟。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城市的主人后，“劳动”的本质便被最大限度地揭示出来，与此同时，传统观念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彻底颠覆，工人阶级的劳动潜力和激情也被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出来，劳动使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被建构出来。劳动不仅仅是乡土民间伦理的“劳动美德”在城市中的空间呈现，更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现代性目标对于工人阶级的巨大价值召唤力量。因此，工人阶级的劳动也被赋予了价值的双重性，即现代工匠精神(民间伦理的工人式转喻)和革命者意识，也就是现代+革命。

在这一时期描写城市工业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劳动产生的力量 ：

韦珍，头一回看见这移山倒海似的劳动场面！韦珍，头一回和这么多创造世界的人一块激烈地战斗！韦珍，头一回看到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怎么像获得法术似的，一下子变得宽阔、高达、威武。她小的时候梦想的大力士和童话中的巨人，比起这帮工人来，渺小而又渺小！*杜鹏程 ：《在和平的日子里》，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6页。

也可以看到劳动产生的价值 ：

这儿音响是复杂的，宏壮的；人们敏捷的动作都表现着智慧和力量，闪来闪去的各种光和颜色，更增加了动的工场的美丽——这种景色，曾经使历来的无数工人们迷恋过，但是他们不久以前才知道 ：如果离开了人，离开了劳动者，工场就一无所成，美丽也不存在。他们不久以前才知道 ：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从工场里制造出来的。他们是世界上的功臣和主人。*草明 ：《火车头》，《草明文集》第三卷，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854页。

当然，还有劳动可以产生爱情，在《百炼成钢》中，秦德贵正是通过劳动的形式使孙玉芬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工业化沿用着或者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共享着同一现代性逻辑和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劳动是否存在异化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所以，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在内，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在马克思那里都被归结为异化劳动，它是社会生产组织的特殊形式，最终必然会被历史所超越，这也是社会主义本真劳动所指向的‘自由的、全面的’幸福远景”*徐刚 ：《劳动乌托邦的建构——试论50到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其大工业生产的内部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如出一辙。这一工业化现代生产组织形式无疑有劳动异化的危险，而如何将异化劳动转化为自由幸福的劳动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赋予工人阶级主体巨大的力量，将被动性的劳动彻底转化为主动性的劳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劳动所采取的惟一解决劳动异化的方式。“不仅机器不是对象，工厂也不是对象，一切都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5页。这一工人阶级内在化的实践过程显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性和社会主义解决异化劳动的努力。而这样的内在化实践同时也被表述为身体政治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充分地，有效地用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事业上！厉行节约，人人有责！我们必须节约原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必须爱护机器、工具，延长机器和工具的寿命；在基本建设中必须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贯彻‘好、快、省、安全’的方针！我们一定要认真遵守各种规程，经常地、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每一个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和各种浪费现象作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北京 ：法律出版社，1956年，第852页。转引自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375页。而这种内在化身体化，不仅以政策的方式得以确定，而且在小说中被具体化形象化，又以另类极致美学体现了出来。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徐刚对此的分析来阐明，在《劳动乌托邦的建构——试论50—70年代工业文学中“劳动”的意义》一文中，徐刚借用李杨对《红岩》的虐恋分析引出了“劳动美学”与“牺牲美学”的辨证关系。根据李杨分析，“在《红岩》中，受刑越重的人反而显得越不可战胜，对暴力的接纳与承受成为他们通向神行的资本”*李杨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而这种通过身体刑罚使精神升华的现象再次在革命后的工业化时代上演。在《乘风破浪》《百炼成钢》中，主人公李少祥和秦德贵都是以身体受伤的代价保证了生产的胜利，革命斗争中“向死而生”的牺牲美学被革命建设中“向死而生”的劳动美学所置换。这种内在化产物的“劳动美学”试图通过主体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召唤出来的巨大解放力量，以身体暴力的形式冲破异化的牢笼到达劳动自由和幸福的境界，也就是通向神性之路。但是问题仍然在于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享着“工业化”这一现代性逻辑，被召唤出来的解放力量就会在这一异化的劳动结构之中一点点被消磨、蚕食并最终被异化所同化，而所谓的试图用上述极致暴力的“劳动美学”方式克服异化俨然成为了一种更高形式的异化(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对于劳动的完全臣服和被奴役)。

其实上述关于“劳动”的讨论涉及的问题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美”与“崇高”的区别。康德认为 ：“对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日〕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0页。而在“十七年”文学中所发现和想象的种种“劳动美”其实更确切地说是“劳动的崇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远远落后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的社会，因此，人们在生产手段落后、耗费极大体力的劳动中获得的不再是“解放”“自由”和“美”。问题是又如何解释“十七年”文学中人们对于劳动的敬仰和推崇呢？那就是“崇高感”的获得，崇高来自不能引起快感的对象之中(艰难的体力劳动)，而将此转化为一种快感的是主观能动性，因此，这也就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工人主体性的获得如此重要！

三

如何妥善处理性别尤其是女性及其所引发的情爱关系，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情爱关系放置在“十七年”的政治历史语境中往往被视为一种瓦解兴新力量的异己因素。因此，如何处理便显示出了文学叙述及文本编码的重要性。而我们处理的方式似乎总逃脱不了“不仅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编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这样的一条路径。将个人和力比多通过编码转换机制最终指向政治，瓦解的异己的因素置换为动力的利己因素的路径，以这种方式完成对性欲、情爱的政治洁化不得不说是一种最佳的处理方式，而重要的则在于这种转喻过程是怎样在文本之中发生的。“十七年”城市文本中，非理性的感觉存在绝大部分已经没有被书写的空间和权力，而微妙的两性以及情爱关系还是顽强地残存下来，但是这种微妙的无意识的书写还是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了，或者是这种情爱关系本身就是为了政治隐喻而有意识地被呈现出来的。不管怎样，我们关注的是在文本中的实然怎样通过叙事隐喻转化成为应然的。

《百炼成钢》是艾芜涉及到工业化题材的一部小说，主要是围绕着炼钢厂九号炉快速炼钢的技术革新而展开的故事，当然包括领导之间、工人之间、男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涉及到了主人公秦德贵、工友张福全和女工人孙玉芬之间的三角恋爱关系。小说中写到秦德贵喜欢孙玉芬，但是没有大胆表达，而张福全则主动追求孙玉芬，当秦德贵看到两人在一起时，心情十分低落。秦德贵无法控制孙玉芬和张福全在一起对自己形成的去势焦虑，但是文本并没有让这种去势焦虑主宰影响着叙事的走向，而是通过某种机制寻求迅速摆脱。于是，秦玉贵的“何况她还是那样的人，正如俗话说的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有什么值得自己献出心来”*艾芜 ：《百炼成钢》，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的对于孙玉芬的心理惩戒的情节自然就出现了，因为摆脱这种去势焦虑的机制履行的是“通过对有罪的对象的贬值、惩罚、或拯救来加以平衡的”*〔英〕劳拉·穆尔维 ：《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周传基译，《影视文化》1989年第1期，第231页。，于是秦德贵的去势焦虑得到了象征性臆想性的克服。

或许是担心上述主人公解决的这种机制或者称之为“仪式”不能进行根本性的解决，于是小说对秦德贵的心理进行了彻底升华 ：“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正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比较起来，属于个人的私事，真是太渺小了。……我是你忠实的儿子，我是最爱你的，为你流过血，现在还是要为你牺牲一切！”*艾芜 ：《百炼成钢》，第199页。当然，这种心理或者精神升华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于是文本便引入了一种权威或者父权结构来进行引导，那就是代表着意识形态的党委书记梁景春的告诫 ：“秦德贵同志，你该考虑下子，个人的利益是要服从集体的利益。”*艾芜 ：《百炼成钢》，第197页。在法和秩序(党委书记梁景春)的控制下，叙事的动力线进行了一种平行的移动和置换，情爱的叙事被扬弃，代之以革命的叙事。个人的力比多被革命工作以法和秩序的名义进行了无条件的置换。

而同样情况出现在张福全和孙玉芬二者的关系之间，张福全为了讨好孙玉芬，竭力投入到快速炼钢法之中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情爱的叙事同样与政治的意识形态编码混合在一起，只有完成好革命工作，情爱的叙事才能得以进行下去。通过丁春秀的口得知 ：“以前图男人有田地又有钱，现在呢，就喜欢你工作好，能做劳动模范。”*艾芜 ：《百炼成钢》,第182页。而张福全也这样想 ：“搞不出快速炼钢，自然也就搞不出新纪录，那么，皮鞋是买不到她的心的。”*艾芜 ：《百炼成钢》,第182页。因而张福全克服孙玉芬对自己的去势焦虑同样是借助于意识形态(革命工作)得以完成，但是区别在于意识形态(革命工作)之于秦德贵而言是内化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它是对于个人的力比多的彻底扬弃。而在张福全这里，意识形态动力(革命工作)只是实现其个人的力比多的手段，目的是使自身的情爱得以继续(赢得孙玉芬的肯定)。小说最后的结局也昭示这两种克服机制的成败以及产生的不同效果。表面上讲，张福全也是把个人的力比多向意识形态领域转移，究其本质仍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欲望的手段，个人的力比多仍停留在原始状态，最后对九号锅炉漏钢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得使力比多不经升华的决定行动”*马军骧 ：《〈上海姑娘〉 ——革命女性及“观看问题”》，唐小兵编 ：《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对于秦德贵来说，去势焦虑的成功克服得益于在父权、法、秩序(梁景春)的指引下完成了升华，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平炉，防止煤气事故的发生(个人力比多驱力升华后的行动)。最后当秦德贵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保护了国家财产之时，他不仅克服了女性对于自己的成功焦虑，还使得孙玉芬彻底地归顺了自己。在孙玉芬眼里，秦德贵作为男性的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形象融为了一体。换句话说，孙玉芬归顺的并不是作为性别个体的秦德贵，而是作为意识形态象征形象的秦德贵。

上述两男一女的情爱叙事线已通过重新编码被彻底地置换为了一场“寻父”之路。秦德贵从个人力比多的原始阶段经过去势焦虑并克服这种焦虑最终完成了精神升华，皈依于“象征之父”的怀抱，而孙玉芬最后向秦德贵的归顺也是投入到了“象征之父”的怀抱，秦德贵的情爱叙事线索和孙玉芬的恋爱叙事线最终分别实现了向“父子”和“父女”秩序的让渡、认同和回归。而惟一把两性关系看作是个人情爱的张福全不仅没有得到爱情，而且被彻底地拒斥在秩序之外。

至此，空间转化、洁化叙事、工人神圣化劳动分别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参与到了城市的劳动乌托邦建构之中。重要的或许不只是在于城市呈现什么样的形态，更在于这样的形态是如何被叙述出来的。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化，情爱叙事被革命叙事所置换等等，“十七年”文学正是通过一系列的编码、转述、置换和隐喻等叙事缝合机制完成了对于无产阶级城市文学形态的自我想象和重新命名。

四

蔡翔在其《革命/叙述》一书中这样形容革命后中国的焦虑所在 ：“中国革命绝不会仅仅满足‘努力与中国的工业化’，也就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中国’，相反，它始终致力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75页。而后又阐述了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依存关系 ：“问题却在于，‘革命中国’必需依托于‘现代中国’。也就是说，当中国革命明确了自己的现代化的政治诉求，那么，大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小到单位企业的科层管理，现代性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蔡翔 ：《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275页对于同样的问题，李杨在其书中有过类似的叙述:“非西方国家要反抗西方，就必须组织起‘我们’的性质，即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过程，又完全是一种认同西方的过程。”*李杨 ：《抗争宿命之路》,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页。从民族国家的建构到科层制官僚化乃至工业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同一现代性追求，在此情况下，“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中国是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现代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身份辨识便成为一个问题、一种焦虑深植于社会主义前30年当中。回到社会主义城市叙事，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换成为了革命城市与现代城市。革命城市必定是一个现代城市，而现代城市如果不经改造就只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城市，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城市的现代性，而是城市的革命性。如何保证革命后的城市不只是现代的，更是革命的，那就是“劳动”的风景之确立。回到柄谷行人的问题，本文探讨的正是“通过还原其背后的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而被发现的风景”*〔日〕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页。，“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风景”即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认识论装置中发现的。或许以上所体现的正是作为“劳动”的风景这一建构过程在叙事文本上的显影。

(责任编辑 ：王学振)

The Imaginary “Labor Utopia”——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Image i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JIANG Y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How to construct the socialist city image is the objective of the urban narrative i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while “labor” naturally linked to revolution is the real urban “landscape” during that period. And labor Utopia was constructed and imagined i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texts of that period. Through a series of narrative treatment and text encoding, a landscape of imaginary “labor utopia”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 such as the labor-oriented urban space, the workers’ internalized labor consciousness transcending alienation, and the clean principal image of workers. Our concern lies in how such a process of “landscape” construction can be presented in the text by virtue of some narrative mechanism or encoding system.

th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space；workers；labor；the city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哲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项目编号 ：2016-CXTD-03)

2016-12-15

蒋祎(1992- )，男，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博士生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674-5310(2017)02-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