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吴宓日记中的“毛泽东”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已披露的1949年前《吴宓日记》正文中没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吴宓日记续编》中也没有吴宓与毛泽东直接交往的记录，但间接的交流或曰关联却颇为丰富。其中提及“毛泽东”213次，出现“毛主席”966处。这固然和毛泽东在时代氛围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相关，有公共性和普遍性；但也记载着吴宓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有个人性和特殊性。不管是吴宓对毛泽东的“恭录”“赞颂”与“收集”之行为，还是“不及”“应负其责”与“粗浅”之评论，或是因“蓄意刺杀”“莫大侮辱”与“大不敬”而获罪，都是吴宓政治态度、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的重要表现与关键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共和国时代吴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思想意义重大，对毛泽东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

吴宓日记；吴宓；毛泽东

作为“文化名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诗人、教育家”*王文、高益荣 ：《“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大会暨第四届吴宓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吴宓是现当代中国一位相当独特而又颇有些矛盾的重要人物。季羡林先生曾充满敬意地在《回忆吴宓先生》序言中相当经典地忆念其独特与矛盾 ：“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季羡林 ：《序》，黄世坦编 ：《回忆吴宓先生》，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阅读如此人物的著述与相关资料，作为后生学子，难免心向往之。

就体量而言，吴宓一生留下的最“厚重”的著述无疑就是其日记了。虽然偶有中断及散佚情况，但经其女儿吴学昭整理出版的就有1998年的《吴宓日记》(1-8册)、1999年的《吴宓日记》(9-10册)，以及2006年的《吴宓日记续编》(1-10册)，均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吴宓1917年所拟“此日记之用途及资料”有四点，其第一点即是“每日之行事、闻见、思想、感触，凡可以为一己生涯历史增趣味，供谈助，并为他日著作‘大小说’及‘自传’之资料者录之”；又有“此册之作法”五条，其第五条为“记事惟求详实，不厌琐细，立意但直舒(笔者按 ：原文如此)胸臆，不计外人之毁誉、吾论之偏颇与否。凡与吾相亲爱者，无人不可读此册。凡吾所行事，皆期其书于此册而无慊无愧”*吴宓 ：《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5页。。1919年又对日记做法和功能稍作调整，称“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吴宓 ：《吴宓日记》(第2册)，第19页。。此后50余年，所作日记的写法、风格和诉求大都一以贯之。吴学昭女士认为“父亲用自己的日记见证了历史，历史也通过日记确证了父亲及一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路历程留下浓重的痕迹，留供后人研究”*吴学昭 ：《前言》，吴宓 ：《吴宓日记》(第1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刘梦溪先生强调“《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刘梦溪 ：《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中国文化》2013年第2期。，都是公允之洞见。的确，《吴宓日记》与《吴宓日记续编》虽然不无缺失与遗憾，但无疑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吴宓研究材料，也为了解民国和共和国的历史保存了珍贵的民间史料。其中关于伟人毛泽东的记录情况就颇值得关注。

一、民国时期《吴宓日记》不载毛泽东

毛泽东比吴宓早生8月，吴宓比毛泽东后逝年余。作为同龄人，记载了数量庞大的民国风云人物的吴宓会在日记中怎样记录毛泽东呢？出人意料的是，遍阅共和国成立前的《吴宓日记》，正文中居然没有发现关于毛泽东的记载！推究起来，就像10卷《吴宓日记》关于蒋介石的内容(含称蒋公者)也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一样，正是吴宓远离政治、不党不派的独特个性之体现。

早在1919年7月24日日记中，吴宓就决心“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着华，而为致用”(笔者按 ：着重号为日记整理本原文所有，下同)*吴宓 ：《吴宓日记》(第2册)，第45页。。后来1927年6月29日日记中也记载“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甚至想好了“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吴宓 ：《吴宓日记》(第3册)，第363页。的退路。共和国时代1952年11月1日的日记也有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整党建党学习“须各自表白，今年是否欲申请入共产党”时“直言宓不愿入党”*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50页。的内容。1956年3月10日的日记中更是有“若党许不入党、不入民盟，我生虽减少待遇，亦不怨；惟蒙强迫我入党入盟，我决投入嘉陵江而死”*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第397页。的记载。可见吴宓与自己1961年8月31日日记所记之终生好友陈寅恪一样，有“‘威武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第161页。。

二、共和国时期《吴宓日记续编》中的毛泽东

共和国成立后的《吴宓日记续编》，虽然同样没有吴宓与毛泽东直接交往或者过从的记录，但间接的交流或曰关联却相当丰富。其间不难看出共和国时代政治因素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渗透和深远影响。据笔者初步统计，《吴宓日记续编》提及“毛泽东”213次(其中147次均与“思想”组合，以短语“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出现“毛主席”966处(也多与“语录”“思想”“最新指示”“著作”“诗词”等组合出现)。这固然和毛泽东在特殊时代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相关，有公共性和普遍性；但其中也记载体现着吴宓个体的情感表达与生命体验，有个人性和特殊性。同时，《吴宓日记续编》也可为毛泽东研究、党史研究等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看到别样的风景。

(一)“恭录”“赞颂”与“收集”

鉴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文韬武略，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吴宓对其自然有赞誉之词、尊崇之举，并在《吴宓日记续编》中留下相应的记载。比如1959年6月12日 ：“为黄克嘉书扇。恭录毛主席词四首，未写完，即晚饭。”*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第98页。此举无疑是吴宓的私人活动，可见其对毛主席词的欣赏。尤其是“恭录”一语，在全部10卷《吴宓日记续编》中也不多见，笔者目力所及，仅1955年8月21日有“遂恭录黄师诗而呈诸赖公”*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第239页。。可知吴宓是以对待恩师黄晦闻先生之诗的规格和态度对待毛泽东主席之词，远在同时代其他诗词唱和的师友之上。

再如1960年11月18日 ：“第五节宓授中一级(3129教室)辅导课，续讲《如何学通文言文》。指令学生读鲁迅及毛主席之文言文。”*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第470页。吴宓授课时主动选择鲁迅和毛主席的文言文为学生的指定读物，其间虽然可能有藉以为文言文张目的用心，但也确实是视二人作品为文言文模板之举动。1964年1月13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召开毛主席新出诗词座谈会，吴宓的发言中更有“赞颂毛主席文学天才之伟大。其功业、精神之伟大所不待言”*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第137页。的记录。类似的赞誉还有不少，此不赘述。

此外，《吴宓日记续编》中还多有购买毛泽东画像，收集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的记载。前者如1969年1月12日日记 ：“夕4-5入碚市，所欲购之物，皆未得。惟幸购请来毛主席彩色画像三幅 ：(一)正面巨像(二)在延安写作(三)到安源(共价一角九分)而归……晚，用图钉钉立毛主席(二)(三)像于两壁(像均衬厚纸)……”*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第14页。后者如1968年9月2日日记 ：“上午大雨。9-11张伞入碚市，购买杂物，又特至新华书店购买《毛主席语录》法文版(六角)、德文版(六角五分)、俄文版(六角)各一册，均精装红皮套而归。(欲购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未得；至英文版,则早已藏有矣。)……晡夕，以各种外文版《语录》比较细读，深可玩味。平生用力之外文知识与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两俱有益,诚乐事也。”*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546-547页。不管是购买“钉立”画像，还是收集“比较”外文版《语录》，都既有时代特殊语境的裹挟与影响，又有吴宓个人风格的体现与展露。如果说“购请”之举动和措辞显示了吴宓的普遍性，那么购买回家后的处置方式则显示了吴宓的特殊性；如果说购买《毛主席语录》体现了吴宓作为俗世百姓的普通共性，那么购买多种外文版并在对读中“玩味”且视为“乐事”则体现了吴宓作为知名学者的鲜明个性。

(二)“不及”“应负其责”与“粗浅”

吴宓之为“吴宓”的独特性致使其对毛泽东的认识不会是一边倒的赞颂与尊崇，而是复杂而较为客观的，甚至还不时有些批评与指责。比如1964年1月20日日记云 ：

此正毛主席之精正伟大高明之处，深值吾侪之敬服者。盖经史旧籍中之理与事，即“中国人民之智慧、经验”，本极丰富精到，而有用。毛主席能以此与马列主义结合,其力量及效果，自然不同庸才及凡响。例如1962中印边境之先自撤兵，即是由中国书中得来之胜者。独惜毛主席不敢明言中国经史旧籍之价值，而讳其来源，仍以诋諆批判号召后生(同此，毛主席以所作诗词为世模范，而命臧克家传语曰 ：“新中国之青年不可作旧诗词”)，则未免予智自雄,而不与人同善，此其所以不及曾文正公也欤？*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第143-144页。

其间既有赞誉之词敬服之意，也有独立分析与个人的见解，表达惋惜之情和臧否之论。虽然对中国经史旧籍的珍视与对旧诗词的宝爱是吴宓一贯的观念和态度，但以此批评如日中天的神坛上的毛泽东“予智自雄，而不与人同善”，甚至认为“不及曾文正公”，在当时非但是不合时宜之事，而且是胆大妄为之举。从中不难看出吴宓的耿介和率真。这样的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批评在《吴宓日记续编》中绝非孤证，甚至还有更直露更浅白的表达。如1964年12月12日日记之“共产党与毛主席以如此之方法治国治民，似巧而实是大愚者也”*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6册)，第438页。，又如1968年6月1日日记之“以此类理由责令队员跪泥地上，并以钢条锄柄痛打队员若干人次，而新受打尤重且频。头顶肩背、臂股甚伤。更命新操杖击漆宗棠，怒其击之不重而酷打新焉。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465页。等等。“大愚”的判定与“应负其责”的断语，尤见吴宓在日记中不惜批龙鳞、逆圣听的直言不讳风采！

在对毛泽东治国治民的方针政策及其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批评之外，吴宓对其部分诗词创作，也是给予大胆的批评，提出明确的建议。1967年2月25日日记记录有如下内容 ：

在中文系办公室取到陈道荣二月二十一日寄示(1)毛主席讲话及批示一册,又寄赠毛主席集外(未刊布)诗词一册，皆重庆市革命组织翻印(打字)本；回舍翻读；觉毛主席(1)与毛远新、王海容谈文学、教育，皆极粗浅，无关学术者，惟其中有1940年在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二周年之讲话，则有关于吾家乡者也。至(2)中之诗词，皆粗浅而不雅不文，与已刊布之诗词相去天渊，删除为是。*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50页。

其中仅以“粗浅”评社会上广为传播的毛泽东与亲属的谈话内容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何况前加程度修饰词“极”，后附补充判断句“无关学术”，真真是把毛泽东的谈话批得一无是处！而对一向享有盛誉、自己也曾目为“文学天才”的毛主席之集外诗词，也是先评为“粗浅”，再以两个连续的判断否定其“雅”与“文”，继而认为与已刊布的诗词之间“相去天渊”，差距巨大，也是把毛泽东的相关集外诗词说得几无可取之处，直接建议“删除”了事。这些集外诗词的具体篇目虽然目前难以考定，但从写作时间的接近推测，或许包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在“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说把反感叙述转变成美感叙述”*毕星星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的年代，虽然感觉“不须放屁”之类的“粗浅而不雅不文”的诗词行家可能不在少数，但敢于明言直陈(哪怕在日记中)的识者却并不多见。从中自然也可以看出吴宓不谄媚权贵，不人云亦云，不阿谀奉承，不溜须拍马的铮铮铁骨。当然，在现在看来，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谈文学教育的内容也不无可取之处，其关于《红楼梦》与《聊斋》，关于教育制度与改革的判断和观点也自有其道理，褪去领袖的个人风采与光环之后，还是可以成一家之言；而即使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也自有其存在之价值，“删除为是”还是显得武断。吴宓自编《吴宓诗集》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也不见“删除为是”！吴宓的“删除”论是出于维护主席伟人风范与诗家形象的目的，还是源自保持诗词纯正血脉与应有尺度的责任？如此不留余地的严厉批评，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还有待有心人继续思考。

(三)“蓄意刺杀”“莫大侮辱”与“大不敬”

《吴宓日记续编》还记载了他与毛泽东之间几次颇具戏剧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荒诞“交往”。兹举三例如次 ：

1.被大字报揭发“蓄意刺杀毛主席”。吴宓平素为吸纸烟者苦，常有怨言。不料在与人谈话中有外语系同事汪兴荣插言“毛主席亦吸烟者”，不幸“宓实未闻知，仍续宓前言云‘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竟被汪在大字报中揭发、指判为“宓蓄意刺杀毛主席”。吴宓不仅在1965年6月21日日记中记入此事，认为“太严重矣”*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第464页。，而且还在次日“自撰申辩书，上工作组，述昔与汪生谈话实况，未注意其插入毛主席，以此遽指宓有‘刺杀毛主席之志’，此罪名太重大，实不敢承受，乞察，云云”*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第465页。。虽然工作组后来似未深究此事，但是吴宓所受的惊吓确实不小。

2.抄大字报被批“是对毛主席之莫大侮辱”。吴宓自1967年9月27日“以牛鬼蛇神(原中文系劳改队)另编一组，在数据室学习，由邓德华指挥、监督，而不与中文系一般师生会合”*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263页。以后，就时有抄写大字报的任务。次日即“分得一篇《刘少奇1961长沙之行》，凡382字，宓上午仅写成一份”*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264页。。没想到四个多月后细心的吴宓竟然因抄写获罪。1968年2月9日、10日，吴宓抄写了两份大字报。虽然文字无错，而且引用毛主席语录处也正确地用了朱笔书写，但却因把刘少奇、陆定一等人的姓名和“毛主席”三字都写成了黑体大字而被管理者曾文辉认为“直将毛主席与反革命修正主义罪犯恶人等量齐观，顺逆无别，爱憎一体，此是对毛主席之莫大侮辱，实别有用心”，罪责“吴宓固罪无可逭……而如吴宓者,不自知其问题是何等严重，而犹如此任意胡行，真是自甘绝灭，无术挽救者矣！”事已至此，吴宓只有沉默自悔，蹙容自思，喟叹偷生乏术而已 ：“甚悔自作聪明，画蛇添足,陷于罪戾 ：盖宓之写黑体大字, 只是加重姓名，引人注意之目的，却未想到须有顺逆、爱憎、敌我之分别也。(宓此时沉默无言，其容蹙。自思 ：宓实无术偷生此世!)”*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第376-377页。

3.泄尿磁碗被斥责为“对毛主席‘大不敬’之极严重罪行”。1969年5月9日应该是吴宓在共和国时代极其重要的一天。是日，中文系革命师生在梁平的食堂举行第二次斗争吴宓大会，吴宓在补记之同日日记中记录了被“凶猛之二男生”“分挽宓之左臂、右臂，快步疾驰”，“乘向前奔冲之势，放手，将宓一猛推，于是宓全身直向前左方，倾倒在极平之砖地上”，继而“径由后挽起宓之左腿，拖动全身，直至主席团前”*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第104页。，接受斗争3小时，已成半死之人的悲惨遭遇。随后虽有治疗，但“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10日后才察知“左腿乃受扭折 ：上腿(大腿)向左、向外扭折，下腿(小腿)向右、向内扭折，膝盖与胯下两处关节脱卯”*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第106页。，最终落下终身伤痛。就是在重伤后行动不便的情况下，吴宓又和毛主席牵扯上了荒唐的关系 ：

是夜中宵,宓醒,尿急。自度,若开帐,穿鞋,转门扇，以赴南墙下之尿桶，必不及。至不得已，乃顺手取方桌屉内之大白磁碗(外面原烧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红字)，泄尿于碗中，尿皆红色，如血。然后捧碗徐出，行至尿桶侧，倾倒尿于桶中，复归寝(明晨,方用清水洗碗)。

顾宓以上举动，尽为其时方醒之刘又辛、李景白二君所窥见。由其揭发，与众之斥责,遂构成宓又一次“对毛主席‘大不敬’之极严重罪行”[见下交代材料梁平(六)]*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第109页。

情况如此特殊，却不被室友谅解；过程如此清楚，已不用笔者饶舌。值得补充的是所谓“又一次”，是指两天前吴宓已经因用《人民日报》包裹自己的干粪条掷诸尿桶，被刘组长等“不嫌污秽，细细检阅，果发现其反面赫然有加花之横标题‘毛泽东思想万岁’存在”而被工宣队及专政队队员“开临时斗争之会，命宓自己认识、批判昨(十九日)宓所犯对毛主席‘大不敬’之极严重罪行”。可叹的是吴宓择取该版《人民日报》时还专门看过其正反面内容“皆无涉及毛主席处”，只是“不幸当时确未看见”反面中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可悲的是吴宓自己当晚以解便事“告诸君(自觉其所行甚轻巧，可免诸君为宓倾倒大便)”*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9册)，第108页。。从中既可以看出吴宓的百密一疏、自作聪明、自投罗网、自取其辱，又可以看出组员的别有用心、上纲上线、对室友的冷酷以及对政治的热衷。当然，从更大的范围看，这样的荒唐惨剧在当时也非特例，吴小如先生接受的最后的采访中，也曾忆及“保姆把一张报纸压在痰桶底下，正好上面有毛主席的像。保姆反咬一口说是王瑶干的。就为这一句话。王瑶的经历惨不忍睹”*舒晋瑜 ：《最后的采访——吴小如 ：我不喜欢凑热闹》，《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14日第7版。。

三、关于吴宓日记与毛泽东的几点思考

虽然已公开出版的全部吴宓日记都没有吴宓与毛泽东直接交往的记录，但就是这些间接交往的内容对于我们缅怀毛泽东、纪念吴宓、铭记和反思特殊时段的特殊历史，都是不无意义的。吴宓日记对毛泽东的记载，可以带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其一，间接交往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林林总总的交往，留下直接或间接的深深浅浅的影响。在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之外，那些留下了重要或特殊影响的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也值得重视。对于著名文化人物尤其如此。在考察他们直接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之余，关注他们间接接触和交往的人物，对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间接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也是著名甚至更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就更是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吴宓与毛泽东的间接接触和交往无疑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吴宓日记对毛泽东的记载之于吴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吴宓日记中的毛泽东既是作为诗人、政治家、开国元勋和伟大领袖的毛泽东本人，也是共产党方针政策、共和国民主政治的代言人，不管是吴宓对毛泽东的“恭录”“赞颂”与“收集”之行为，还是“不及”“应负其责”与“粗浅”之评论，或是因“蓄意刺杀”“莫大侮辱”与“大不敬”而获罪，都是吴宓的政治态度、政治生活和政治生命的重要表现与关键内容，对还原和研究共和国时代吴宓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思想意义重大。

其三，吴宓日记对毛泽东的记载之于毛泽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吴宓日记既有对毛泽东诗文的赞誉，又有对“集外(未刊布)诗词”的批评；既有对毛泽东建国伟业的钦佩，又有对治国方略的问责；既有对毛泽东画像的“购请”，又有外文版语录的“细读”；这些都是反映毛泽东在中国现当代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形象和作用的个人记录和民间史料，对折射和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认知与态度也具有当然的价值。特别是吴宓在特殊年代被无限上纲上线、深文入罪的血泪历史，为我们反思晚年毛泽东的政治导向、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留下了鲜活的记录和铿锵的证词。

由此，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对比和思考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同体制的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渗透和影响问题，研究和探讨国家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政策的尺度和空间问题，以寻求国家政治需要与知识分子特殊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

(责任编辑 ：曾庆江)

“Mao Zedong” in Wu Mi’s Diary

LING Meng-hua

(CollegeofLiberalArt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There is no record of Mao Zedong in the releasedWuMi’sDiaryproper written before 1949. However, though without any record of direct contact between Wu Mi and Mao Zedong,WuMi’sDiarySequeldoes contain much information as to their indirect contact or association, for “Mao Zedong” and “Chairman Mao” has been mentioned 213 times and 966 times respectively, which is, on the one hand, definitely related to Mao Zedong’s special status and enormous influence in the ambience of that era—something public and universal,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ive of Wu Mi’s personal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life experience—something individual and particular. Wu Mi’s comments on Mao Zedong in his diary, be they complimentary or critical, are the vital representation and key contents of Wu Mi’s political attitude, political life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toring and studying Wu Mi’s living condition and spiritual thought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of important value for studying Mao Zedong.

Wu Mi’s Diary; Wu Mi; Mao Zedong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作家佚作与版本研究”(项目编号 ：14BZW113)

2016-05-18

凌孟华(1976-)，男，四川宜宾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成员，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抗战文史研究岗)团队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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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310(2017)02-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