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太云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重庆 408100)

吴宓书话：“读书”曰“治学”

肖太云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重庆 408100)

吴宓作为一代儒者，酷爱读书。人生的后28年更是以书为伴，倡导“读书”曰“治学”的观点，具现为 ：自鉴——自遣医心，鉴世——知人衡世，弘道——读书的“道德主义化”。他的“读书”即“治学”观，是“治”个人生命之“学”，“治”人情世事之“学”，“治”国家、民族、文化之“学”的“读书观”，三者在吴宓身上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

吴宓；读书；治学；自鉴；鉴世；弘道

读书，每一个人都与之相关，看似稀松平常。但谁在读，读什么，读时的环境如何，读的效果和旨归怎样，却有天壤之别。从此意义上说，吴宓1949年后的读书就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吴宓，学衡派中坚，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民国时期的一代风云人物，一生酷爱读书。1949到1977年，在重庆北碚郊区一所名叫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默默度过了人生的后28年。这28年，他接受无休无止的“思想改造”，1968年12月20日，更是成为“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至第10册，吴学昭整理，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载作者1949年至1974年日记，凡予引用(包括注释中的引用)，随文随注标明年月日，以备查核。为免繁琐，不另注。，被不断批斗，“劳动改造”。是“读书”，助他宽解人生，挺过逆境，化解危局，宣示理想。那么，吴宓是一种怎样的读书状态？一种怎样的读书观？反映了他一种怎样的生命状态和人文理想呢？

自鉴 ：“影梅庵里千行泪”*录自吴宓1951年10月11日夜作《题摄堂诗选》 ：“影梅庵里千行泪，化鹤城边百首诗。” 吴宓 ：《吴宓诗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66页。

孙犁对国人的读书心态和效用有过说明 ：“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孙犁 ：《孙犁书话》，姜德明主编，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6页。这席话可说是为吴宓量身订制的。1949年，吴宓选择了留在大陆，但与新中国格格不入*吴宓1965年9月2日的日记云 ：“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心境极度压抑，在日记中反复暴露“弃世”“求速死”的想法*如1958年8月19日 ：“宓郁愤甚。惟思早日死去为乐。”1967年2月8日 ：“倘于1966年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等。。读书挽救了吴宓。在动辄获咎的年代，吴宓与阮籍同病相怜，1953年4月10日 ：“读阮嗣宗《咏怀》诗自遣。”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期，吴宓对顾炎武与吴伟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吴宓终生眷恋中国传统文学，时有创见，如1957年8月13日的读书日记 ：“亭林诗如一篇史诗，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1957年8月13日 ：“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1958年3月23日 ：“宓读《亭林文集》，流泪甚多”；1965年3月18日 ：“重读吴梅村七古诗，涕泪滂沱”；1971年2月19日 ：“读《吴诗集览》(七古)感动流泪。”*吴宓1956年12月18日作《读吴梅村诗》对此“读吴”状况也有说明 ：“吾生最爱梅村诗，老去熟吟涕泪随。”见吴宓 ：《吴宓诗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88页。读顾、吴二人诗歌，吴宓感同身受，心与境同，获取了精神力量，纾解了心胸。吴宓有“恋石”情结*据考校，吴宓14岁开始读《石头记》，直至人生晚年；一生作过约71场红学讲座，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业余从事《红楼梦》讲座的第一人。见沈治钧 ：《吴宓红学讲座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辑；《平生爱读〈石头记〉——吴宓恋石情结摭谭》，《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2辑。，《石头记》是他释放压力的又一资源*吴宓曾说 ：“是《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红楼梦》是后人强加的！”见张致强 ：《吴宓暮年点滴事——吴宓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祭》，《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1951年7月3日 、7月5日，1956年9月9日，1957年4月16日，1958年8月8日，1959年7月20日，1962年10月13日，1964 年11月5日，1966年1月15日、2月19日、4月2日，1967年3月21日、4月3日，1973年1月20日等，吴宓都在读《石头记》。“阅读常态”是边读边“流泪不止”“涕泪交流”，感觉“甚舒适”，终生不渝，也宣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姿态*1967年4月3日 ：“读《石头记》43—44 回，流泪，觉甚舒适(宓此情形，少至老不异)”；1973年1月20日 ：“宓随意翻阅《石头记》。真感觉宓亦已出家为僧，超尘杂俗者。”。

吴宓宝爱中国传统文学，“亲躬”旧体诗创作，著有《吴宓诗集》；1910-1974年，勤耕日记写作，留下了煌煌前后20册的日记文学。*钱钟书在《吴宓日记》的序言中称 ：“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他极其重视、珍惜自己的著述。*也许是自感著述甚难，敝帚自珍，吴宓有时“苛求”借阅者，如1951年10月6日 ：“还宓所索《吴宓诗集》一部，不遵宓嘱，不包扎，而夹于胁下，不免折污，封皮都破，宓甚不悦，益知笛缺乏诚敬，非真心好学之人也。”他随时编订、校读自己的作品，如1967年10月29日编订1942—1944宓诗集卷十四《南渡集》；11月11日待唐昌敏来用针线将《雨僧杂著》订成一册；1973年1月21日求孙荃为缝订《吴诗集览》；3月10日校读1913癸丑暑假《雨僧著短篇小说》。孤寂中，时常阅读之，追忆往昔，寻求慰藉。1958年11月4日 ：“重读《学衡》”，1961年10月13日 ：“晚，整理并翻阅《大公报·文学副刊》”，1962年8月31日 ：“回舍，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及宓旧作印稿”，1973年1月21日 ：“自读《吴宓诗集》卷十二”，3月28日 ：“上午8—11读《吴宓诗集》卷末《余生随笔》《空轩诗话》一过，感动流泪甚多。”特别是日记，1954年12月17日 ：“是晚读宓居昆明之日记至深夜”，12月18日 ：“终日读宓日记直至深夜，如真如梦，亦喜亦悲。憧然回思，今者人间何世，此生人之同日记，乃不异数千年之古史矣”，12月19日 ：“上午续读宓日记”，“三时顷回舍，宓又读宓日记”。从“晚读”“终日读”“直至深夜”“续读”“又读”可以看出吴宓对自己日记的眷恋。日记是“自我观察”的一种“惯常艺术”，创造一种自我理解，具有“自我治疗”的特殊意义。当吴宓一次又一次打开自己的诗集或日记，百感交集，如梦如幻，反复咀嚼，不忍释卷的时侯，也是他走入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慢慢舔伤口、疗伤的时刻。

“文革”前后，是吴宓精神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解放前，吴宓意气风发，基本少读或不读老庄，基本不取老庄之道。*1955年3月1日 ：“夙昔宓奉儒教，不取老庄，而解放以来，则深觉老庄之深弘伟大。”“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他悄然读起了老庄。*诗歌创作也涉及老庄，如1959年11月12日未晓作《即事俚言》(其三) ：“和光同尘一身保，庄老今来是指针”。见《吴宓诗集》，第504页。1965年1月10日，吴宓得朋友两函，望他只求“心之所安，顺受自保而已”。又引苏东坡乌台诗案，盼他“善自宽解，……逆来顺受，此老氏所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也”。再劝他“澹然宁静以处之，自可履险如夷，重累为轻矣”。又附言，劝他“谨于细微”。吴宓听了进去，以《道德经》为处世“良友”和“知音”。1965年7月8日，想起前数日见某书引《庄子·大宗师》篇“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二句，念起其父1950以背痈逝世之惨痛，心伤久之。复忆起其父1908至1909年间，制一墨盒，铭其上曰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语亦出《庄子·达生》篇。当日晚上乃取《庄子·大宗师》篇细读。回忆前昔在1951年朋友周邦式作诗赠宓，末句云 ：“安时处顺真名语，尚友庄生莫漫疑。”吴宓深有同感，并谓之“良规忠言”，从《大宗师》《养生主》悟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阅读心得。1968年1月28日，“客去后，宓读《庄子·人世间》篇 ：主旨为知命待时，以‘无用’自全，云云。”道家中贵柔、守雌的“无为”思想，帮助吴宓在“文革”的危邦乱局中平衡内心，看淡时事，立身安命，化解了精神危机。

吴宓学识渊博，视野宏阔，古今中外的书籍尽入毂中，但古典著作才是他的正业和至爱。1962年12月22日云 ：“宓休暇时之最大快乐，厥为静读中西文学古籍与名著。”1965年9月12日与朋友也有类似交流 ：“军谓，我辈必须沉默寡言，在舍尽可恣意自读古书。”1967年12月28日不无自得地自拟 ：“当武斗最激剧之时，宓犹以静读中国旧文史之书自乐自遣。”如不能读书，无疑宣判吴宓的“死刑”，会让他食之无味，寝之不安。1955年2月25日自述 ：“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课外之书不读，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为不足重轻者矣！”以一连串言简意赅的排比句，形象传达出了不能读书对他身心的双重戕害！1966年9月2日，吴宓珍藏的全套《学衡》《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1966》、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被红卫兵悉数掳去，他痛不欲生，虽生犹死。藏在同事兼好友陈新尼家中的己丑日记、庚寅日记(1949，1950)各1册，风云突变时，为惧祸，被好友焚毁不留。*吴宓自认为这两册日记写的是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情景，附有他所作之诗及诸知友之诗词甚多且佳，外无存稿，至为可惜。日记“被收”“被毁”后，吴宓感觉生命、感情和灵魂都已消灭了，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能从“失书”的阴影中缓过神来，一直过着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鉴世 ：“渐看大宇昏沉变”*录自吴宓1951年底作《感事》(其一) ：“渐看大宇昏沉变，到处洪波冲荡危。”见《吴宓诗集》，第467页。

吴宓从古书和自著中自解、医心，更从今书与近作中知人、衡世。解放后，他作为“花瓶”安身西南一隅。但民国时期的声望、交游与任教，使他在新中国不乏友生，对他们在新社会的行为处事，吴宓有褒有贬。但更多的是通过读书的“隔空交流”与“精神碰撞”，表达他对人与世的看法，烛显他的价值立场与人文理想。

吴宓与毛泽东有无直接交往，笔者尚不好确论。鉴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文韬武略，也是时势使然，吴宓也读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读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实践论》《矛盾论》《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以及“老三篇”等。据记载，从1965年至1966年，中间各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每天读《毛选》；1968年反复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1973年经常读《毛主席语录》。“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只有两个人的著作可以阅读，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吴宓“文革”期间读鲁迅，不对鲁迅的艺术成就作任何评判*笔者另有《〈吴宓日记续编〉中的“鲁迅”》(《鲁讯研究月刊》2015年第7期)对此话题有专门阐述，此处不详析。；读“毛著”，却时有评说。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吴宓对“毛著”的精彩之处也由衷佩服，如1965年1月20日 ：“上午8—12上班，细读毛泽东《实践论》，确有所得，作成笔记。”1966年6月25日 ：“上午8—10在古典组自读《毛选》卷一144—155页”*笔者查阅的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竖排本，第144-155页的文章题目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主要阐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敌我双方力量的不平衡状态，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包括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提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防止军事冒险主义，建议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口号。，特意旁批 ：“深佩毛主席之英明伟大”，特有的时代语言竟也出现在吴宓笔下，表明他的心悦诚服。

吴宓是性情之人，对50年代初的“土改”和“镇反”，敢于以“易主田庐血染成”的诗句加以言说。*吴宓因为不断受到批判，一遇“运动”就被拿出来“开涮”，他自拟其为“诗案”(如1952年1月25日的日记“晚……兰来，宓语以宓诗案详情”)。按 ：兰为邹兰芳，吴宓的第二任妻子，当时与吴宓尚处爱恋纠葛中。对“毛著”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他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如1951年8月27日 ：“续研《实践论》。念古今东西哲学之伟大而奉此一册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竞事赞颂发挥，可笑尤可耻也。”1965年5月30日 ：“《日知录》卷二十九《外国风俗》条，记辽、金、回纥、匈奴等，其胜于中国之处，乃在于其风俗、制度之俭朴、纯实、简易，迨染华风，则亦衰矣。故金世宗力勖其国人力保故俗，毋得学习汉人风俗，以使其国得长久存立，不受侵伐。……宓按 ：此正同毛主席之教导，力戒勿染资本主义国家风俗，并极力杜绝修正主义，期长保中国之无产阶级专政及国家之独立。”并小字加按 ：“毛主席之许多政策、办法、指令、号召，似皆出于中国古书旧史，但讳言之，而新其名。”1973年8月7日 ：“读《毛主席语录》，感觉甚生疏。”1973年10月19日 ：“读《重庆日报》及《人民日报》所载之施丁撰《焚书坑儒辨》一文。又新寄示毛主席近作诗一首。据此，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未可厚非，且应称颂此举也。”*应指毛泽东1973年8月5日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吴宓直言对“毛著”的“生疏”和对一些政策的“不理解”，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清醒。

郭沫若是诗人和学者，但他解放后的一些作为并不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看重，甚至有很多批评。《吴宓日记续编》中有不少关于郭沫若的阅读记录，如 ：1955年2月20日读《郭沫若自传》，1958年11月19日读《人民文学》连载之《洪波曲》，11月20日又读《洪波曲》，1959年2月19日“读郭沫若《历史人物》一书”及“又读郭沫若《记郁达夫之死》一篇”，1964年3月18日读“报载郭沫若解毛主席《咏梅》诗”，6月1日“不忍读”《科学通报》登载之郭沫若论文字改革应效日本人之办法“存音去字”的文章，1965年5月8日读郭沫若《读袁枚〈随园诗话〉笔记》，7月25日读郭沫若考证《兰亭序》文，1973年4月22日读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此外，还有“读《沫若译诗集》”，“读郭译《浮士德》”等记载。

1959年2月19日，吴宓阅读郭沫若《记郁达夫之死》有感，称郭沫若“乃属瞋类人”，“故郭公能治学兼从政”；1962年5月23日，称郭沫若为“党国所尊宠之作家”。有意思的是，吴宓主要关注解放后郭沫若的言行举止。1964年6月1日，针对郭沫若的“文字改革”看法，吴宓“深恶其说”。即使关注创作，也是郭氏的自传、译诗、译著以及研究性论文，且持不以为然或冷嘲热讽的态度。*吴宓并不是一味反对白话文学，对优秀的白话文学不吝赞赏，如 ：1940年5月23日称《骆驼祥子》“脱胎于《水浒》”，赞老舍“法之Zola等实不及也”；1958年11月18日称《死水微澜》“有中国旧小说写实传真及深刻简练之美”；1965年2月19日赞茅盾“诚不愧中国之巴尔扎克”，2月14日称《蚀》“可誉为‘二十世纪之《红楼梦》’”。1965年7月25日，对郭沫若考证《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书，“寓港人士”“争购读郭文之载登《文汇报》中者”，吴宓取“春秋笔调”。对郭沫若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李白与杜甫》，1973年4月22日，吴宓一口气“专读”了279页，晚上，接着读完。对郭氏结论“李白实为优上，而杜甫实劣下”，吴宓未予置评，但从他对郭沫若观点有针对性的278字的点引中，其批评取态一目了然。*日记具体内容为 ：今日宓专读1971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十一月出版，1-279页)一书，其大旨 ：尊李白为平民诗人，虽曾迷信道教(烧丹，炼汞，求仙，轻举)而终觉醒。杜甫则代表地主阶级与统治阶级，故宣扬儒家哲学，而不赞同主张人民革命、造反，其“三吏”“三别”诸诗，亦只是“对人民廉价的同情”，而主张“伐叛”“捕盗”“剿匪”等事。杜甫(1)“阶级意识”而外，又有(2)门阀观念，(3)功名欲望，(4)地主生活，(5)宗教信仰——信佛教之禅宗，且(6)嗜酒终身。又曾(7)吹捧严武(8)推重岑参(9)倾倒苏涣，以上之例证，具见于杜甫之诗中。……故由今日论之，李白实为优上，而杜甫实劣下也，云云。吴宓丝毫不关注郭沫若其他文学创作，如诗歌或戏剧，他的有意“轻视”，实际上也透露出对白话新诗的反对。*吴宓日记中记载有与新诗人如徐志摩、方玮德、朱自清等的“交往”，但总体上对白话诗持反对、批评态度。

吴宓对钦佩之人从不吝惜激赏，对王国维、陈寅恪始终礼敬有加。他解放后日记在批判黄节(吴宓尊呼其为晦闻师)及林庚白(原名学衡，“南社”诗人)时*1961年2月28日 ：“黄先生仍是梁任公，胡适一流，而远不如吴芳吉之为真诗人。”1965年4月12日 ： “庚白自负其诗为能写今时此地之生活者，又自诩为社会主义之诗人，然宓观其诗殊不佳，政治思想有新意，而情、气、工、力均不足以举之。(以黄公度与碧柳比之，可见。)”，反复以吴芳吉(字碧柳)为参照。吴芳吉是吴宓的清华同学兼好友，也是他写诗、做人追羡的对象。1952年3月21日的日记云 ：“碧柳可比杜甫，宓则吴梅村耳”；1960年1月19日申说 ：“两吴生皆宝爱中国文化而尊崇孔子者。”吴宓以吴芳吉为知己和完人，1959年12月27日称吴芳吉“确是一伟大之道德家与伟大诗人，其伟大处在其一生全体之完整与坚实”。吴宓有重要节日祭祀先人的习惯，祭祀对象都是他感恩之人，如祭祀先父和妻子，他一生惟一祭祀的友人只有吴芳吉。1954年11月28日，吴宓致信吴芳吉之子吴汉骧，对自己身后事作安排，希望死后能葬在江津碧柳墓旁，墓碑上书“白屋诗人之友”，就感莫大安慰与荣幸。吴宓日记中留下了诸多有关吴芳吉作品的阅读记载，如读《白屋吴生诗稿》《白屋书牍》《白屋家书》《碧柳日记》《白屋书信》《蜀道日记》，将吴芳吉生前所有创作读了个遍，且反复研读、吸收。1954年9月4日读柳诒徵《青岛海水浴场》诗，“论其文，则具‘史诗之庄严’Epic grandeax；究其意，则是史笔之定谳”，认为 ：“近人之诗，惟碧柳有此精神，有此眼光，有此议论。”吴宓重情守义，是诗人，是学者，更是君子。

由于边缘化的处境(地理和身份)，颇有民国风度*李怡提出“民国机制”“民国风度”等说法，认为“民国风度”大致是指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悠游从容又爱憎分明的气度和行为处事方式。的吴宓得以“冷眼旁观”“红尘事”之便。日记有“陈观诗风”，“文野升降，治乱兴衰”之义。吴宓“不做屈原，不要学贾谊，要做司马迁”*石琼生 ：《史迁之功左丘之识——张紫葛〈心香泪滴祭吴宓〉引起的震撼》，《红岩》1997年第6期。，自觉自愿充当了一个历史时期和一个特定知识范畴的“史官”。他用心、用生命书写着日记和人生、人事。除了大量的私人交往，《日记续编》还是一个“政运”“文运”和“社运”的“博物馆”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全盘学习苏联，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文字改革运动，1957年至1958年的整风、大鸣大放、拔白旗、反右，教学改革，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社教，“文革”等，在吴宓日记的中得到了鲜活呈现。且很多是寄寓在“读书”的“读思”中，并有他的独立判断，彰显他的精神质地。

吴宓读书往往有意忽略作品的艺术技巧，将目光投向社会、时代层面，并联系现实处境和文化境况，以古观今、以古喻今、以古鉴今，如下面的记载 ：

1953年11月28日 ：述近日读魏晋南朝史，专究诸名士所以得祸而不克苟全之故，然以嵇康之正命达道，与谢朓之险仄反复，其中大有分别，可以等别者也。又以某公诚命世之英雄，顾其阅理操术，多得力于中国旧书，而其精神行事，甚似创教之教主若穆罕默德一流人，即自信代天受命，为亿兆君师，拔乎流俗之上，如拜伦诗所谓突入云端之孤峰，寂独在所不免者矣云云。

1958年11月4日(就《周易》发表看法) ：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者，譬如筑屋，旧基全毁，今由平地而起楼台，需待千百年后，乃可望渐有吾生所承受之文化礼教艺术。又譬如传家，子孙全不知先人之教化，由野蛮、獉狉、蒙昧作始，以生以长，亦需待数十数百世代后，方可具有文明之规模、精神之造诣。总之，今之共产主义革命，其所用之办法，因袭之成分太少，而所毁灭者太多，即远观超识，亦不能不为世界人类文化痛惜，而况我辈之幸有知识，一生坚主“保存”者哉！

1960年11月7日 ：今日讨论苏轼文《李氏山房藏书记》，众对“书籍”及“读书”加以痛诋。遇学生之稍勤学业者，则指为该生“好读书”之罪与教师引导不善之责，由是知□□□之有意消灭中国及全国世界之文化，实无可疑。

1965年2月5日 ：皆注重政治思想之要求及标准，务图避免中国古典文学对学生之恶影响……举李清照词及《红楼梦》为例。又古典文学教师，必须多读现代文学作品，如小说《红岩》及《创业史》等，此亦思想改造者所必当行之事，云云。

1965年5月2日 ：图书馆近顷之改革，如大量剔除、封存所谓有毒害之书籍(如《海外缤纷录》及张恨水著小说)，并批判不应接受某项捐赠之中西书籍(封建道德、忠孝及佛教道教之书)。

1966年3月23日 ：10-12至文科图书馆读邓之诚编撰《清诗纪事》八卷，惜止于康熙中年。然亦可见当时政治受祸之酷，与文字科罪之严。其过程则先松后紧，与近今同。

从图书馆改革、大学教育、思想改造、领袖做法、宗教态度、文学标准、文化环境、文化传承、国家政策、民族命运、世界人类文化等层面去思考，“以古说今”，“微言大义”。

弘道 ：“千年道统更谁持”*录自吴宓1958年作《六月六日夜尊师会纪感》 ：“涂炭衣冠心欲死，千年道统更谁持？”见《吴宓诗集》，第499页。

吴宓极为重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1926年11月16日的日记以“东方安诺德”自况(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认为，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高尚的文学在塑造和完善人性方面，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文学与人生》一书的《小说与实际人生》篇中，借用梅纳迪为《汤姆·琼斯》作序的内容，为一本优秀小说开具了六个条件，而被他排在首位的就是小说题旨的“宗旨正大”。在《评〈歧路灯〉》文中提出，作者必须“取得极广大极高尚极中正之道德观念，以为一己作书取材之根据”(1925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中(收入严家炎编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二)》，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6页)，他无法接受那些描写灰色人生或揭示扭曲人性的写实小说，把它们与黑幕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混为一谈，指责它们“好色而无情，纵欲而忘德”。比如他对鲁迅的小说无好感。他拿着有益于“中正深厚之人生观之培养”*吴宓 ：《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学衡》1923年3月第15期。的标尺，衡量作品的价值。每言文学必涉道德，以致他的好友温源宁不无调侃地评论道 ：“你常常搞不清他是在阐释文学问题呢，还是在宣讲道德问题。”*温源宁 ：《吴宓先生其人——一位学者和博雅之士》，黄世坦编 ：《回忆吴宓先生》，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页。因此，吴宓的“文学道德观”曾受“道学”的“迂腐”之讥。其实，吴宓对文学与道德关系的探究，不只是传统的，也是以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现代人所处境遇之认识上，基于他对文学所负使命的深入理解。他试图借助于文学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完善现代人性，探寻现代人性的出路，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

受“文学道德观”影响，吴宓读书和“读思”的最终旨归乃在“弘道”，主要是一种读书的“道德主义化”指向。

吴宓阐释文学多从思想层面出发，阅读作品主要涉及的也还是思想内容，并时常结合个人的人生体验和文化旨归去理解作品*1935年9月1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了小说《自杀》，吴宓看后很不高兴，认为小说写刘习舜教授的恋爱、自杀，是在影射自己。沈从文对此予以否认，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给某教授》刊于9月15日的《大公报·文艺》，公开作答。沈从文说吴宓 ：“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难怪书不能帮助您)。”语虽偏激，但反映了吴宓读书某方面的特点。，如1951年6月28日 ：“凡书之影响，只视读者个人之品性而异。若宓读《金瓶梅》，只感觉现实人物及生活之可憎可厌，男女淫乐之伤身耗精而无趣味，国家社会风俗败坏之不可挽救，终以佛教真理之为立身安命惟一良方而已。”读《金瓶梅》侧重小说的内容归偏，注重对“男女淫乐”的批判，回归对“佛教真理”的精神皈依。这种阅读特质在读外国作品时体现得更为直接、充分，如 ：

1955年4月30日 ：至于柏拉图《语录》之内容，其精思至理，必待世已极衰大乱，人已身历浩劼、穷愁危苦之际，方能读之得益，方能深彻了解，方知其所言既高尚又切实，而读之不忍释手也。

1958年12月24日 ：宓读此新闻，自悲屈辱苟活，同于帕氏及其书中之日瓦戈医生。而宓一己理想之高洁是否胜过日瓦戈，亦不敢言，但卑屈与怯懦，则实与彼同耳。

1959年7月25日 ：下午读Oblomov完。以宓与Oblomov比较，所感如下，(1)心地纯洁，天性仁慈而忠厚，坚持理想道德，不为物欲所诱。又虽经历忧患艰难，而仍富于同情心，不吝助人。以上为两人相同处，在其人之本质及天赋。(2)宓较富生活力，意志较强，才能较广，故除恋爱与婚姻而外，尚有其他多方面之事业及活动。(3)Oblomov之悲观、消沉、颓废、病殁，固由其人之性格，但据评者所言，实由世变之所趋……然Oblomov与作者Gonchalov，幸其生尚早，不获见1917十月革命及以后之事，而宓竟身历目击心感1949中国解放及其后之种种，迄今十年，犹未能安息长眠于地下，此则是更大之国变与世变，而宓之痛苦乃十百倍于Oblomov，此系于时势与境遇者矣。

帕斯捷尔纳克及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的受难者身份和人生，冈察洛夫及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形象，引起吴宓强烈的人生共鸣，引发他的身世之叹和命运之悲，然落脚点更在于内容的“精思至理”，“所言”的“高尚又切实”，人生的“理想之高洁”，目睹“更大之国变与世变”，“坚持理想道德”的人格与情操等方面。

如果认为吴宓读书的“道德主义化”只限于从个人悲喜的小天地去生发、升华，那就小瞧吴宓的精神境界了。他读书的“道德主义化”大都“大起大落”，或直接“明言”读书的“目的”，如1958年6月28日 ：“宓之‘保存中国文化’之宏愿；宓之守先待后之意；宓每日必读旧书，可使‘心旷神怡’之习惯”；或从阅读具体作品出发，从“大处至大处”引申出读书之“目标”，如1955年4月30日 ：“晚，翻阅《儒林外史》全书一过，夜半始寝。宓年十六读此书，今年六十二重读之，乃更觉其佳，略记所感如下 ：(1)我中国以古圣先贤之教泽，一般人之道德观念甚强。中国旧文学诚如歌德所称赞，皆有裨于道德之作，于所谓世道人心者三致意焉。即如《儒林外史》，今所推为讽刺小说之巨擘者，然《儒林外史》作者之观点，非‘无道德的’，更非‘反道德的’，乃是‘道德’的。……又《儒林外史》作者讽刺科举制度……科举之毒，与专制之威，止此。岂若今中国解放六年，全国无男女老少之人，上至名流宿学，莫不规规焉诵述马、恩、列、斯以及毛主席之书，谈讲政府所发、报章所载之文件，于其思想内容、文字体裁摹仿追步，莫敢或违，又莫敢稍有出入。呜呼，明太祖之□□□□如彼，使生今日，必当惊目咋舌，自叹望尘莫及。”认为中国旧文学“皆有裨于道德之作”，《儒林外史》作者之观点是“道德的”，再从《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出发，对“今中国解放六年”的读书风气、思想风气、文化氛围发表议论。

吴宓骨子里是一个孔孟之徒。*吴宓在1927年 9月22日《大公报》之《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中认为 ：“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 人格标准之所托”；1955年11月6日说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1962年7月15日，社会主义教育方兴之时，仍坚信 ：“古圣贤之道德学说为颠扑不破之真理。”为了在他认为的“五无”时代——“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1955年11月6日)，保持内心的那一份信仰，守住他的文化理想，吴宓一有暇就“亲炙”儒家经典。1966年1月22日看完《诗经》后，有如下记载 ：“计自1964九月二十七日起，读《诗义会通》，及朱子《诗经集传》，兼参考《十三经注疏》中之《毛传》《郑笺》《孔疏》，中间外出或因事辍止，至今凡118日而毕《诗经》全书。”不管“运动”干扰，不管“杂事”分身，细读《诗经》持续近4个月之久。《孟子》也是反复读 ：1951年7月30日 ：“终日读《孟子》”；1951年7月31日 ：“是日读《孟子》完，颇了解告子与孟子辩性善之说”；1962年7月18日 ：“近读《孟子》益觉□□□在中国之所施所行，去王道、仁政、吊民伐罪、民为邦本等义甚远，宜乎其前途艰困也。” 1951年8月9日 ：“下午及夕晚读《春秋传》。”1959年10月7日 ：“晨5:00起，读《论语》”；1961年3月15日 ：“晚读《论语》”。1961年1月23日 ：“夜读《荀子》”；2月24日 ：“上午，读《荀子》”，“下午，续读《荀子》”，“晚，续读《荀子》”；1961年10月21日 ：“晨5:30起，读《尔雅》。”对儒家典籍一种“宗教经书般”的阅读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读书的“道德主义化”的最生动之说明、最确切之体现。

值得深思的是，最后伴随吴宓的书竟是《辞源》，他逐一按照部首顺序，将汉字的音形义仔细咀嚼品味，并做成笔记。1973年11月20日云 ：“1970十月始读，至1973十一月二十日读毕。其下册1334页，1973四月二十六日始读，约历七个月而毕。”面对不可逆转的汉字简化趋势，《辞源》竟成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撑。他孤独而又饶有兴味地埋首《辞源》之中，回忆起幼时父亲对他识字的启蒙，流连于汉字造化之工，欣赏着汉字的美丽。

吴宓的读书也带着研究的志趣与旨趣，如1963年8月1日 ：“下午，寝息。读《史记》。近年宓之感觉，不但读书最乐，开卷有益身心健康，而且中国之经史子集，下至诗词小说，任何部分，宓偶费时力不多，稍事研读，即有心得，若继续用功，定可获发明与结论，惟伤古稀之年，时不我待，读书之快乐与成绩皆不得享有耳。”这种“稍事研读，即有心得”，但又不能自由读书、写作，感觉“时不我待”的感受，是共和国时期民国“过来人”的共同况味，也是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对读书观、读书的方法、读书的效用，1955年10月7日，吴宓有过“夫子自道” ：“宓按中西古来皆重诵读古籍名篇，就文字精心用功，故名治学曰‘读书’。盖由书籍文字之工夫，以求锻炼心智，察辨事理，进而治国安民，从政治军，兴业致富。其技术方法之取得与熟习，以及藏息精神、陶冶性情于诗乐画诸艺，其根本之训练与培养，莫不自文字中出也。近世妄人，始轻文字而重实际劳动与生活经验，更倡为通俗文学、‘白话文学’之说，其结果，惟能使人皆不读书、不识字、不作文，而成为浅薄庸妄之徒。”读书即是“治学”，“治”个人生命之“学”， “治”人情世事之“学”，“治”国家、民族、文化之“学”，三者在吴宓这里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

(责任编辑 ：曾庆江)

An Interpretation of Wu Mi’s View on “Reading”—“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XIAO Tai-yun

(CollegeofLiberalArts,YangtzeNormalUniversity,Fuling408100,China)

Wu Mi, a great scholar, has a passion for reading, for he has spent his last 28 years in the companion of books and has advanced the view of “reading” as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as is manifest in three aspects : self-inspection—an approach to one’s inner heart, an inspection of human affairs—a means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humans and key incidents, and morality promotion—a way to educate and moralize the populace through reading. Wu Mi’s view on “reading” as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is virtually one for the governance of personal life, human affairs and of nation, state and culture, because the three aspects are an organic unity and inseparable on the part of Wu Mi.

Wu Mi; reading;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self-insp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human affairs; morality promotion

2015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后期吴宓’研究(1949—1978)”(项目批准号 ：2015BS097)；2016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与旧之间 ：吴宓与知识分子的交往及自我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 ：16SKGH182)

2016-07-24

肖太云(1976-)，男，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沈从文和吴宓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7)02-00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