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成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基于女性视域的《押沙龙，押沙龙！》创伤研究

姜德成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13)

创伤书写是衡量小说中个体存在的重要维度, 也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的一个重要写作特征。创伤连接着过去和现在，罗莎·科德菲尔德拒绝对于自我、家庭和南方过去创伤的现代性遗忘，而从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关于美国南方的创伤记忆。在创伤理论的文学层面，小说从创伤症候、创伤叙事和历史见证三个方面完成了历史创伤在个人故事中的消费，以及对美国南方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现状的艺术表达，衍生出南方特有的创伤叙事，诠释了作者表征女性创伤，反思历史积欠的叙事追求。

《押沙龙，押沙龙！》；女性视域；创伤叙事；应激源；历史见证

发轫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伤理论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凯西·卡鲁斯在《沉默的经验》(UnclaimedExperience,1996)中首次界定“创伤理论”的概念,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它闯入方式反复出现”*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 :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1.。经过卡鲁斯、李斯、兰格、拉卡普拉、塔尔以及利科等学者的不断完善，创伤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集聚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文学领域，创伤理论与文学叙事相融合，催生了创伤小说这个文学范式。源自于个体或集体过去遭遇的创伤，通过文本讲述再现其创伤经历，以此来理解过去成为创伤小说的显性主题。

创伤理论为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福克纳的代表性作品《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Absalom!)(以下简称《押沙龙！》)是现代文学中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从1836年到1910年左右，美国南方庄园主萨德本家族的兴起与毁灭。值得注意的是，讲述者罗沙·科德菲尔德小姐是一位具有典型创伤特征的女性。罗莎的创伤成因、女性的普遍遭际、南方的过去与现实共同完成了创伤环境的建构，尤其是她的痛苦回忆游离于男性叙事者之外，构成小说叙事的框架和力量所在。本文将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出发，主要探讨罗莎的个体创伤症候、代际传递的创伤叙事、个体创伤与历史见证之间的同质互文关系。

一、个体之痛 ：罗莎的创伤症候

如果从主题和叙事手法的角度来看，《押沙龙！》主题深奥复杂，颇具史诗风格，在创作方式方面做了大量尝试，称得上是继乔伊斯之后小说创作方法的再次创新。然而，这部作品在广受赞誉的同时，争议也一直存在。诸如文辞艰涩，结构复杂等等，其中，叙事方面的争议主要纠结于罗莎的叙事身份。罗莎在小说中被称之为“精神扭曲的老处女”、“那个鬼魂”，她自我孤立，性格偏执扭曲，行为呈现极端性。在现有的评论中，有学者提出罗莎是萨德本的小姨子，因此她既是参与人，又是讲述者，其话语充斥着仇恨与偏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评论家布鲁克斯甚至声称，“只有罗莎才会下地狱”*Cleanth Brooks，William Faulkner : The Yoknapatawpha County,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230.。所以，对罗莎的小说角色与叙事身份进行必要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作家的创作初衷，而创伤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创伤理论的不断完善为正确解读罗莎提供了可能。追根溯源，她的异化表现符合遭受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反应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引入治疗诊断标准。海尔曼认为，创伤患者的内外表现，如生理和感情的痛楚、麻木、自我伤害、遗弃、记忆丧失和性格改变等与他们过去的创伤有着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受害者特异性的变量；应激源的特点；应激源是怎样对受害者发生作用的。*[荷]约翰·布莱伊尔 ：《心理创伤的治疗指南》，徐凯文等译，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4页。其中，在受害者特异性的变量中，“女性”被列为第一因素；在应激源的组成中，“目击死亡，特别是死亡的情景十分怪异”及“创伤导致丧失朋友或者所爱的人”被认为是会造成严重应激障碍的创伤特征。从创伤理论的视域出发，小说中诱发创伤的种种应激源、反映创伤的病理症状在罗莎身上详尽体现，因此罗莎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创伤人物，这也成为正确认识罗莎的关键切入点。

首先，科德菲尔德家是一个典型的创伤环境。这是一个南方清教家庭，父亲科德菲尔德先生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他靠着祖上留下来的一间小铺子养活着一家人。女人们在经济上不能自主，命运也就不能自控。罗莎出生时即处于一个创伤环境 ：出于父亲的一己私利，母亲四十多岁时以生命为代价产下罗莎；姐姐埃伦在一片反对声中被父亲当成交易的筹码嫁给了萨德本；家里的年长女性姑姑终生未嫁，并且因为埃伦的婚姻得不到祝福，而像“一条在蜕皮的蛇盲目、无理性的狂怒，攻击全镇、整个人类”*[美]威廉·福克纳 ：《押沙龙,押沙龙! 》，李文俊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2页。本文所引此书皆出于此版本，后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页码，不再另注。；姐姐出嫁不久后，姑姑从窗口爬出去，从此杳无音信；身为卫理公会执事的父亲，关心更多的是如何维护自己在乡邻间的正直名声。在诱发她创伤的应激源中，伴随男女地位失衡而产生的家庭关爱缺失首当其冲，构成她创伤经历的原点。

其次，目击或遭遇死亡，特别是非正常死亡是造成罗莎创伤的重要原因。小说中特别提到，罗莎常常因母亲的死而内疚，并一直不自觉地怨恨父亲。姐姐婚姻不幸，带着愤恨不平离开人世，她的婚姻乃至生命如同蝴蝶般短暂，“仿佛她从来就未曾活过”(《押》 ：8)。内战爆发后，先是姑姑离家出走，接着厌战的父亲放弃家庭责任，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绝食自杀，再到外甥亨利在家门前枪杀了同父异母的哥哥，最终，就连姐夫萨德本也死在佃户的镰刀下。家人和亲属相继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死亡或离去，连温暖的回忆都未曾留下。从童年时期开始，罗莎就生活在死亡创伤带来的阴影之下，或“蹲伏在幽黑的过厅里”或“躲在关闭的门外作卡桑德拉式的偷听”(《押》 ：16)。父亲死后，她既是孤儿又是乞丐，要么寄人篱下，要么不得不接受左邻右舍的接济生活。生活对她而言，“那不能叫活着而其实是不见天日的子宫本身的某种投影”(《押》 ：137)。

家庭变故让罗莎体验到成长的艰难，而历史的变迁更是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带来创伤。罗莎的双亲、安全感以及别的一切都在内战这场浩劫中被夺走。她不得不搬到姐姐家，和外甥女“侍弄尽出疵布的织机、锄头以及所有别的本该由男人使唤的工具”，生活的艰辛亦如那只手掌，在上面可以读到“她的孤苦伶仃，她的含辛茹苦以及无人疼爱”(《押》 ：159)。内战结束，萨德本回到家中，为了想要个儿子，他提出和罗莎“像公狗母狗一样配对”，“作一次实验性的繁殖拿出件样品来，倘若是个男孩他们就结婚”(《押》 ：174)。荒诞的求婚成为压倒罗莎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萨德本死后，她搬回旧宅，闭门不出。康普生先生说过，“多年前我们南方人使自己的女眷变成了淑女。然而那场战争来临，使淑女变成鬼魂”(《押》 ：7)。从一定程度上讲，罗莎就是南北战争催生的一个鬼魂。为家庭所“抛弃”，受历史所“裹挟”，罗莎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没人关心，甚至连想法都没人愿意听的孤儿。更为悲惨的是，回家后的整整四十三年，她把自己囿于过去，愤慨成为她的“伙伴、粮食、火焰以及一切”(《押》 ：170)，沦为“小说中命运最悲惨，最值得同情的人物”*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没有创伤，何来悲剧？正如罗莎自己所言，“是的，渴望我是有的，……有谁能说某个长瘤的被人遗忘的根日后不会开花开得花团锦簇好得让人心醉呢，就因为那支被冷落的根是歪歪扭扭地栽下去的，其实它埋在地下并没有死掉只不过是睡着忘了醒来而已”(《押》 ：136)。罗莎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关爱、温暖和同情，她的童年、青春乃至整个人生都为仇恨所占据。

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6页。。各种创伤侵袭之下，罗莎无法有效地作出回应，精神和行为出现应激障碍，变成了一个来自过去的怒气冲天的鬼魂。在杰弗生这个南方小镇里，她没有任何社会身份，不为社会所容纳，“既不是姨妈，表亲也不是叔叔。是罗莎小姐，一位老小姐在1866年一个夏天因为生气年纪轻轻就死了”(《押》 ：170)。创伤剥夺了罗莎扮演普通女性例如妻子、母亲等角色的权利，中断了她和家庭、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击碎了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让她成为南方女性自主意识被压抑、被忽略的典范。

无视罗莎的创伤经历，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她进行话语建构与分析，都难免失之偏颇。反之，由罗莎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追忆往事，《押沙龙！》自然成为一部书写南方女性个体化创伤记忆的作品。休谟说过，“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因果关系的概念，因而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也将不复存在，而构成我们的自我和个性的正是这个链条”*[英]休谟 ：《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92页。。一连串诸如亲人离世、婚姻失败、历史变迁等具有创伤特征的事件伴随着罗莎的成长，造成了她的不健全性格，也带来难以抚平的记忆伤痛，而这也正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和叙事力量。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说过，只有不停的疼痛才留在记忆里。四十三年的隔绝生活并未让罗莎忘却痛苦，在小说开头，她终于打破沉默，站出来诉说创伤。

二、代际传递 ：罗莎的创伤叙事

不同于传统文学叙事，创伤叙事跨越文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多个界域。为了凸显主题，《押沙龙！》在叙事形式和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融入大量创伤元素。在创伤小说的叙事形式上，创伤主体是“和某人交谈 ：对一个他们等待很久的人谈话”*Peter Middleton,Tim Woods,Literature of Memory : History, Time and Space in Postwar Writing，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70.。《押沙龙！》正是一部基于人物对话来呈现主题的作品，正如小说开头罗莎对昆丁所讲的，“也许你那时甚至会好心地记起有过一个老婆子，她在你想出去跟同龄的年轻朋友待在一起时让你在屋子里坐一整个下午，听她讲你本人有幸躲过的人与事”(《押》 ：4)。罗莎的讲述成为沟通南方过去和现在两个世界的介质。

在叙事链条上，罗莎与昆丁的谈话表现为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承接过去，联系现在，构成整个叙述的关键点。以两人的会话为起点，小说依次串联起昆丁与父亲康普生先生以及大学室友施里夫等三组对话，对话的内容主要围绕萨德本的家族史展开。按照年龄顺序，罗莎是萨德本的同辈人，属于第一代叙述者，康普生先生为第二代，昆丁与施里夫属于第三代，即现代人。其中，罗莎是萨德本的亲戚，而康普生先生和昆丁分别是萨德本的朋友康普生将军的儿子和孙子。在内容结构上，小说共由九章组成 ：第一章从1909年9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罗莎邀请昆丁到家中，追忆萨德本初到杰弗生镇、百里地庄园的崛起以及姐姐的婚姻等往事；在第五章中，罗莎以自白的形式回忆在百里地庄园的生活，以及最后因婚姻失败而愤然离开等情节；其他章节由昆丁与父亲以及室友完成；其中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补述康普生先生从父亲康普生将军那里听来的关于萨德本的童年、海地创业等故事；第六章到第八章是昆丁与施里夫将听到的零散信息加以整理，拼贴成关于南方过去的记忆；最后一章的叙述回到第一章结束时，昆丁与罗莎夜探百里地庄园的情节，前后呼应，完成了一个南方家族故事的代际传递。

罗莎的创伤为整部小说定下基调，这也决定了由她来回忆、讲述是表达创伤症候最有效的方式。创伤经历使罗莎主体意识分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她的逻辑理性，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从她的口中，无论是自己的故事、萨德本的故事，还是南方的故事，都是一种创伤叙事。一个老处女啰啰嗦嗦的抱怨成为其叙事的最明显特征。尽管距离她上次离开百里地庄园已近半个世纪，她依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创伤领域，另一个是现在的、通常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难以沟通。记忆的延宕性不时造成她叙述的困境，她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戛然而止，转而谈到现在，“反复插入的现在时态就如同拒绝治愈的伤口一样，它一直停留在创伤的记忆中，它不停地在记忆中反复出现”*Catherine Bernard, Graham Swift, LA Parole Chronique,Nancy:University of Nancy Press,1991,p82.。跳跃的时态、堆砌的词语、个人幻觉、自白、语义断裂、插入语等叙述策略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具体到小说文本，“我记得……”，“他们或许告诉你了……”，“我有一个故事，但我不知怎么讲述它”,诸如此类的表述汇集在一起，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后现代叙事特征。此外，福克纳甚至将标点符号的运用也纳入了创伤叙事中，使之参与了创伤意象的建构。例如在第一章开头，两人约定见面的时间是在“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快下山”(《押》 ：1)的某个时刻，众多删略标点的修饰词语堆砌在一起，演绎着创伤经历“难以言说”和“不得不说”的悖论，营造出莫名的沉重感与窒息感。叙述停滞的最大化、对时间连贯性的拒绝有力展现出创伤经验对罗莎的影响，也同时体现出她试图穿越时间的努力。这些尝试让小说叙事“碎片化、缺乏有序性”，本质上具有解构传统叙事策略的力量。

回顾罗莎的一生，创伤不仅在事件发生的那一时刻，还存在于创伤之后的生活。幸存自身，换句话说，可以成为一个危机。在叙事策略上，小说特别突出了罗莎的心理矛盾与极致反应。例如，在她的叙述中，姐夫萨德本“不是一个绅士，……他来到这里，骑着一匹马，带来两把手枪以及一个姓氏，这姓氏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押》 ：9)，“魔鬼”、“邪恶的源泉和来由”、“恶棍”是她对自己不得不依赖，还差一点成为丈夫的人的最常用称呼。家乡杰弗生镇被说成是“那个从1865年就死亡的南方腹地”，一个“挤满了喋喋不休怒气冲天大惑不解的鬼魂”(《押》 ：3)的地方。在创伤压力的种种紊乱迹象之下，罗莎的叙述经常夹杂着模棱两可的表述，例如，她常常以“不，我并不为自己辩护”来开启话题，对于自己为何留在百里地庄园，她辩解道，“你会说即使是当时我就等着与他(萨德本)订婚了；如果我说不是这样；你会相信我撒谎。不过我还是要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等他就完全像朱迪丝和克莱蒂一样 ：因为此刻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继续存在、吃饭、睡觉和醒来与重新起床的唯一理由 ：知道他会需要我们”(《押》 ：147)。第五章中，罗莎的自白长达数十页之多，听上去好似一个“心理变态而固执的讲故事人爱作具体的解释和奇怪的自我辩白”*[美]大卫·明特 ：《骚动的一生——福克纳传》，顾连理译，北京 ：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在创伤叙事的维度上，小说中的叙事策略多角度展示了一名美国南方女性刻骨铭心的创伤体验，从而全面诠释了对南方男性至上原则的控诉。

约翰·安克说过，“创伤叙事中诗意的、文学性的隐喻不仅可以表达难以形容的和难以表征的创伤，而且可以用来描述创伤记忆、创伤经历和治愈过程”*Johan Anker, “Metaphors of Pain : The Use of Metaphors in Trauma Narrative with reference to Fugitive Pieces”, Literator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 Literary, vol.16,2009,p59.。从《押沙龙！》开篇到结尾，创伤意蕴在各种叙事策略的建构下尽情体现，所看到、听到和感知到的一切，都会唤起对于过去创伤的回忆，罗莎家的老宅、她衣服的色彩，甚至连呼吸的空气，都在填补无法表征的心灵创伤。罗莎的家是一个被凯·埃里克松称之为“沉默的、痛苦的、孤独的场所”*Kai Erikson,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in Trauma : 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85.，它矗立在杰弗生的十字路口，“带着淡淡的棺材味儿”，“在百叶窗紧闭的门厅的晦暗里，空气甚至比外面的还要热，仿佛这儿像座坟墓”(《押》 ：5)。这座凋零、衰败的哥特式建筑在作品中被多次提及，成为主人心灵世界的空间隐喻。罗莎喜欢裹着一身永恒不变的黑衣服，就象她的房间阴暗闷热、密不透风，仿佛紧闭着整整四十三年中所发出的全部叹息。各种外在景物的刻画、视觉、味觉描写与内心挣扎、强烈情绪相互映衬，情境交融，既烘托出小说的悲悯意境，又表达了创伤人物的渴求与宿命。这种创伤渲染“不是为了要达到客观现实主义，而是为了展示主题。这种展示，由于使用了极为丰富和有力的语言，被提升到了想象境界的最高峰”*李文俊 ：《福克纳语言艺术举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赫尔曼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创伤才有可能康复，创伤主体才能重建被创伤经历所毁灭或变形的心理能力，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Judith L.Herman,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 : Basic Books, 1992, p187.对于罗莎而言，时间并没有缓解她的创伤，平复她的怒气。她“不是和过去的记忆一起生活，而是和一桩不能也没有发展，没有结尾，没有结束的事件一起生活”*Dori M.D.Laub,Testimony :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London : Routledge,1992,p 69.。创伤的修复有赖于拥有一个听众倾诉自己的过去，将创伤传递下去，因此小说以罗莎打开记忆之门，主动向昆丁倾诉过去的痛苦记忆开头，以她发出“你永远不要忘记”的指令结尾，释放了企图沟通过去和现在，积极治愈创伤的信号。在叙事链条上，罗莎与昆丁的对话涵盖讲述、倾听、分享和传递四个环节，具有创伤代际传递的显性特征。

三、历史维度 ：罗莎的创伤见证

在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上，《押沙龙！》中存在两种大致对立的叙事取向和立场 ：以罗莎为一方的“创伤派”和以康普生家族为另一方的“怀旧派”，双方都试图对南方的“过去”进行解释。在康普生先生的叙述中，萨德本的身世背景、创业发家甚至毁灭都具有史诗般的叙事模式。他的语调平缓而世故，弥散着老南方的情调，回溯了一个“南方英雄”及其“庄园帝国”的缔造与毁灭的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莎以一名创伤受害主体的身份完成了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回顾，以及对以萨德本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她亲身经历了萨德本家族由盛到衰的过程，更有着对自己童年、婚姻和内战的创伤体会，过去对她而言是一种难以释怀的伤痛体验。

卡鲁斯讲过，“如果一定要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理解为一种病理症状的话，那么它不是无意识的症状，而是历史的症状”*Cathy Caruth,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4.。罗莎一生为穷困、名声所累，“我，一个二十岁的孤女，一个无钱无势的弱女子，被迫靠那男子的食物来活命，从而接受他正儿八经的求婚，不仅是想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且还是为了维护一个家庭的荣誉，这个家庭中的女子的好名声是从未受过指摘的”(《押》 ：13)。她在一个崇尚萨德本庄园主、康普生将军等男性“英雄”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作为女儿、侄女、妹妹和新娘，这些角色本是女性的正常诉求，但却在20世纪的杰弗生镇变得难以企及。然而罗莎的遭遇并非个例，康普生先生说过，南方女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外乎有三类 ：女人要么是淑女，要么是娼妓，要么是女奴。三者之间被一道深沟隔开，这道沟只能越过一次，只能朝单一的方向成为女士、妇人、娘们——一种是黄花闺女，某一天绅士们会娶，一种是娼妓，绅士们休假日进城会上她们那儿，还有就是黑奴小妮子与婆娘了(《押》 ：100)。在旧南方，男人是无可争议的主体。女性，无论肤色黑或白，都只能是作为“他者”存在。例如萨德本抛弃海地妻子就像丢掉一件衣服一样简单，重新挑选一个妻子就和他到孟菲斯市场买牲口或奴隶差不多。时隔半个世纪，罗莎仍然记得萨德本当初的求婚像是在宣读“一道谕旨，一项法令，……一次判决”(《押》 ：158)。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一语中的，“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美]杰弗里·亚历山大 ：《社会生活的意义 ：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4页。。罗莎的创伤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在她的创伤视野中，南方褪去了历史赋予的光环，福克纳的这部作品藉此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

正如阿多诺所说，“只有过去痛苦的原因不再活跃，才能与过去和解”*Christine Van Boheemen,Saef, Joyce, Derrida, Gacan, and the Trauma of Histo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1.。回溯创伤是恢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并给予过去以意义。罗莎跨越时空，将那些痛苦的、不堪回首的过去重现出来。从本质上，具有沟通过去与现在、链接个人和社会的双重纬度，形成了一份超越个人历史的“创伤见证”。不仅如此，罗莎还寄希望于昆丁将这份见证传递出去，“因为你即将离开此地去哈佛上大学，别人这样告诉我，所以我琢磨你肯定是不会再回来安心留在杰弗生这样一个小地方当乡村律师的，……没准你会登上文坛……而且也许有一天你会想到这件事打算写它，……那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投给杂志”(《押》 ：4)。显然，罗莎最终意识到，她的遭遇并非自己的个体选择，而是命运控制的结果，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过去才能释放自己的创伤重负。

南方作家几乎都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艾伦·泰特认为，南方小说中的故事不仅在于事件本身，还在于它和之前、之后事件的复杂关系之中。从表面上看，罗莎的创伤源自家庭纽带的断裂和婚姻的失败。然而，从深层次上看，她的悲剧超越了个体，上升为美国南方的问题，表现出“每个人”的遭遇以及南方的宿命。在罗莎的悲剧背后，多达八人未能善终 ：一个自我监禁而死，一个冲向警察以自杀，两个自焚而死，其他四个被谋杀，包括萨德本，庞大的萨德本家族只剩下一个混血孙子。而象征着过去辉煌的百里地庄园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内战、清教主义、淑女观、性别歧视、种植园经济等历史性创伤事件肆虐，旧南方的罪与罚在创伤叙事中无一遗漏，得以放大，诠释着历史创伤对个体意义的吞噬。

创伤源于过去，影响现在，甚至未来。“每一个幸存者都有要讲述的冲动，以便于明白这个故事。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到来自过去的幽灵的困扰，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深埋创伤的真相，以便于继续生活。”*Minrose Gwin,“Racial Wounding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Middle Voice in Absalom, Absalom! ”, Faulkner Journal, vol.1,2004,p21.通过口口相传，罗莎将创伤记忆传递给昆丁，完成了南方历史在个人经历中的传递。这种代际叙事恰好印证了米沃什关于福克纳历史观的一个说法，“活着的人从那些死去而永远沉寂下去的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条诫命 ：保存有关过去的真相”*Geoffrey T. Cubitt,History and Memory,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55.。罗莎的创伤叙事是小说的引子，涉及不曾在场的过去的复活。作为南方的后裔，昆丁“不得不听着鬼魂中的一个告诉他往昔鬼魂时代的事，这鬼魂比绝大多数鬼魂更加迟迟不肯安安分分地躺下来”(《押》 ：3)。罗莎的“不安分”直接影响到昆丁，“他此刻像是在谛听两个各不相关的昆丁在交谈——一个是正准备上哈佛大学的昆丁·康普生，还有另一个昆丁·康普生，他年纪太轻还没有资格当鬼魂”(《押》 ：3)。昆丁与施里夫的不同在于，施里夫是加拿大人，南方的一切对他而言只是好奇的异国故事。昆丁和罗莎一样生长于南方，昨即是今，今即是昨，南方的过去就是他的一部分。罗莎讲述的是困扰着他的四十多年前的故事，里面印刻着南方广大白人女性的历史伤痕，这是与爷爷、父亲的叙述版本不同的历史感知。作为新一代南方人，如何接受历史，如何解释过去都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不得不听着”，并不断发出“过去到底怎么了”、“我是谁”的追问。卡鲁斯曾说过，历史，就像创伤，从不只是属于一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昆丁不仅仅是坐在罗莎对面的一个没有经验的倾听者或者见证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创伤总是在被感受的时刻，作为一种引起传统认识论动摇的非经验被铭记，罗莎的叙述让昆丁意识到“平静永不再来”(《押》 ：361)。

四、结语

如果说创伤叙事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那么它同时也是作家对创伤事件精心掌握的方式，因此借助创伤小说再现南方的过去显然出于福克纳的独特思考。讲述创伤，为过去提供见证并非小说叙事的终极目的。在结尾处，罗莎时隔四十三年后再次造访百里地庄园救助亨利，履行了作为小姨的义务，在形式上完成了创伤修复，而昆丁也取得与现实的和解，“明白何以上帝让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明白只有依靠我们男子的鲜血和我们女子的眼泪他(上帝)才能制住这恶魔并把其名字及后裔从地面上抹掉”(《押》 ：5)。“我不恨它，我不恨它”(《押》 ：366)，他的一连串长叹在传达心理哀悯的同时，也传递着作家的期望，那就是——只有理解过去创伤的意义，才能治愈创伤，面向未来。这一点可以从百里地庄园的结局得到佐证，它的消失意味着新生与希望。

综上所述，福克纳关注的是南方如何从艰难的现实中挣脱出来，只有经历从毁灭到重生，南方才能有希望。“值得谈论、值得珍存的记忆,是创伤记忆。”*Roger Luckhurst,The Trauma Question, London : Routledge, 2008,p2.在创伤理论的框架下，《押沙龙！》完成了南方历史创伤在个人故事中的消费，演化成为一种融合了重构的过去、感知的现在和期盼的将来的创伤叙事。小说是福克纳重塑旧南方社会创伤环境、反思历史积欠的生动体现，蕴涵着一个南方作家对个人与社会、过去与当下的理性思辨。

(责任编辑 ：晏 洁)

On Trauma Writing inAbsalom,Absalom!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JIANG De-che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Jiangsu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China)

With a strong history-consciousness, William Faulkner’s novelAbsalom,Absalom! presents a period of history of American South in the form of a female’s recollection of its tragic past. This paper makes an approach into Rosa Coldfield’s tragic life, her traumatic narrative features as well as the witnessing significance behind her case, and is supposed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er’s reflection on history in his works.

Absalom,Absalom!;a female perspective；trauma narration; stressors;historical witness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福克纳与莫言的历史书写比较”(项目编号 ：2013SJD750004)

2016-10-15

姜德成(1974-)，男，山东平度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I106.4

A

1674-5310(2017)02-00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