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松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00)

19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彭 松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00)

海洋不断参与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这在19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中也不例外。革命中国在新的境遇和矛盾中建构与海洋的关系，创生新的海洋意识，并与“五四”以来的文化精神相交织，使这时期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呈现特殊意味。“五四”精神与革命美学、被压抑的个体表达与激进的集体言说、面向世界的战斗意识与新中国的全球想象互相交织，在多重的海洋书写中映现着时代的面影，也体现了海洋在新中国自我想象和建构中所发挥的独特意义。

1950-70年代；海洋书写；“五四”话语；革命美学；宏大象征

在1980年代新启蒙的意识里，1950-7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一段与外界断裂、封闭的禁锢岁月，冷战铁幕和革命自我中心的防线在中国大陆周边筑起无形的界障，使革命中国的眼光和触须都向自我深处的内陆收缩，而对海洋所代表的那个外面的广阔世界愈来愈疑虑、疏远和漠视。因而，1980年代以空前高涨的“海洋热”来拥抱世界，对过去一段历史作激烈的矫正和弥补。然而，19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未必如新启蒙所说的那样简单，革命中国并没有简单地背对海洋，而是在新的境遇和矛盾中来建构与海洋的关系，这时期的文学话语也以多重的书写呈现出新中国与海洋的复杂纠葛，展开关于海洋的想象。

一、当个体面对大海 ：“五四”话语的潜流与衍化

在“五四”文学的启蒙话语中，业已在现代理想投射下建构起一个浪漫的“大海”形象，她带着拜伦、普希金、海涅、雪莱等人的西方浪漫文学精神，又充溢着新生、自由、无限的未来、广阔的理想、爱与美等“五四”精神意蕴。郭沫若、冰心、徐志摩、庐隐、杨振声等以热情深切的写作，将浓烈渲染的个人激情与“大海”这一时代新生意象结合，构塑了一套充满个体自我意识和时代理想意蕴的“大海”言说。这一面朝大海的言说，作为中国现代知识个体隐在的文化情结和精神向往，在此后几十年民族颠连困苦的命运途程中强韧延续着，对一代代知识个体构成深邃的精神感召。即使在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中，这一充满个体浪漫情愫的大海言说，依然闪烁可见。

在杨沫表现“五四”新女性个体命运转变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就是在一幕浪漫的海滨图景中出场。“傍晚，欢笑着的海洋喷吐着白沫敲打着松软的沙滩，翱翔在空中的水鸟掠过薄暮的浮云，不时传来‘啊，啊’的叫声。斜阳射在一大块嶙峋的岩石上，在它靠近海水的一小块平坦的地方，坐着林道静和余永泽。林道静低着头，看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海浪，思索着什么……”这一幕有种《海滨故人》式的情调，徘徊在海滨的新女性，不无伤感地思索人生，大海带来自由气息和不确定的未来。接着在人物吟诵的诗中浮现出更鲜明的“五四”气质 ：“温和的海风轻轻吹拂着，片片乌云在天际浮游着。林道静和余永泽走累了，两人就一同坐在岩石上……‘林，你记得海涅的诗么？’余永泽用热情的声音开始了低低的朗诵 ：‘暮色朦胧地走近，潮水变得更狂暴，我坐在岸旁观看波浪的雪白的舞蹈。我的心像大海一样膨胀，一种深沉的乡愁使我想望你……我用轻细的芦管写在沙滩上 ：阿格纳思，我爱你！’”*杨沫 ：《青春之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页。此处通过浪漫的海洋书写，渲染“五四”青年的个人情调，恍然营造出一幕“五四”的文化时空。在海边，个人通过爱情和审美，在远方的诗意和海的缥缈幻境中想象新生活，也享受个体生命的欢娱。然而在《青春之歌》中，这种个人的诗化情调却是被嘲讽和否定的，林道静逐渐告别虚弱的个人生活理想，走向群体的社会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精神资源进入她的生命，她看到“觉醒了的农民象海燕一样正在暴风雨的海上搏斗”，而她诵读的诗句也变成“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你是驰过长空迅疾的闪电。啊，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于是，高尔基的海取代了海涅的海，“五四”式的海洋情调被抛在后面，而这正寓意着一代青年告别“五四”走向更激进的人生。

在1950年代，“五四”文化作为建基于个体之上的主观浪漫的文化形态，需要被克服和转化，在群体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也正在生产出一种新的关于海洋的想象和叙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五四”文化的断绝，它一方面以被改造的形态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主流中，另一方面，它依然潜流在一些个人化的言说情境中，作为知识个体的文化记忆和思维惯性，时而会强韧地浮现出来。当这一时期的知识个体在个体情境中接触海洋，他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采取个人化的表达方式，从而潜在地接通“五四”文化脉络，在时代氛围中发出具有个性的声音。1954年艾青在访问诗人聂鲁达时，写下了《在智利的海岬上》一诗，诗中表现了聂鲁达这位战斗的民主诗人的独特个性，“巴勃罗的家/在一个海岬上/窗户的外面/是浩淼的太平洋”，这个航海者之家，“地上铺满了海螺……阁楼是甲板”，日日夜夜望着海洋，海既是一种囚禁，又是一种挑战，是命运的浩叹，是危险的迷失，是往昔的战场，也是未来的征程。在诗中海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具有复杂的情愫、多重的意蕴。“日日夜夜望着海/听海涛像在浩叹/也像是嘲弄/也像是挑衅”，这个海洋淹没了水手的战船，又从地球各个角落送来航行的伙伴，搁浅了昨日的雄心，但又即将载起向另一个世纪的航行。正是在远方的海岬上，艾青体味到内心的苍凉、漂泊、孤独感，同时他又赞美礁石般的坚守和飞翔在无垠海上的自由，面对大海赋予的丰富情愫，他情不自禁地歌咏，“你爱海，我也爱海/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艾青 ：《在智利的海岬上》，《艾青精选集》，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如果说艾青的诗作颇为微妙地借助对海的歌咏表达内心某种难以直白的情怀，那么在另一位“以海为心”的率真诗人蔡其矫的诗中，则发出了个体面对海洋时最强的个性声音。作为海的子民，蔡其矫出生于闽南侨乡，童年在海的阔大激荡中漂泊异国，血液里混合着阿拉伯血统的热力。他曾放弃富裕生活，投奔延安、深入敌后，但当时代共名成为惟一归属的时候，他却一意孤行地走上自我放逐之路，从主流走向边缘，宿命般地与海洋重逢，归向海洋，实现了一次浪漫奇崛的生命重塑，于是有了卓尔不群的声音，在一体化的时代里令人怦然心动 ：“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它的统治？……我多么羡慕你的性子/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蔡其矫 ：《波浪》，《生活的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6页。。这诗中“凝聚着诗人对于生活的全面思考……强烈的使命感和对于强暴的抗争精神的崇扬，凝成了不断腾跃的波浪”*谢冕 ：《“海的子民”的歌吟》，《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64页。。显然，“五四”文学中崇扬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复活了，诗人把全部的生命力融入自由不屈的波浪之中，在大海滔滔不息的腾跃中体验着挣脱束缚的生命律动。在这里，大海号召并推涨着个体独立的正义意志和昂扬的生命自由。

在高度一律的年代里，当被压抑的个体试图向远方寻求精神资源和表达空间的时候，中外海洋书写所构成的伟大传统就有力地向他们发出召唤，大海也作为可能的精神空间召唤着个体的心灵远航。在这个时代的受难者的海洋书写中，绿原的《又一个哥伦布》无疑是其中最悲怆之作。这位因“胡风事件”而落难的诗人，当他独囚陋室面对“四堵苍黄的粉墙”，个体精神却正经历着孤独而悲怆的流亡。他像当年的哥伦布一样，“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驾驶着他的“圣玛利娅”/航行在时间的海洋上/前后一望无涯/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绿原 ：《又一个哥伦布》，《绿原自选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在极端高压禁锢的环境中，个人执着坚持着精神远航，在一片虚拟的精神的海洋、茫无际涯的时间海洋上漂泊，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当人生受难困厄的时候海洋在个体生命内部敞开了一个想象空间，个体就在生命内生的精神之海上漂泊流亡，似乎只有这片海能以它独特的异在承载着受难的生命。

海洋以内宇宙的方式存在于被禁锢的生命中，成为一种向往、一种乡愁，这种意象表达成为被大时代放逐的知识个体顽强的自我体认方式。诗人冯异是这样倾诉的 ：“在我生命长途的一瞬间/我和海拥抱/海呼啸着/我的心里也响起了强烈的风暴/时间能腐蚀钢铁/但不能毁损两个心灵的默契/海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以它的辽阔，以它的力……”*冯异 ：《海》，《春泥中的百色花》， 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海洋被视为个人遥远的知音，它辽阔的自由和抗争的力永远吸引着“我”，成为被束缚的心灵向往的远方。同样，在曾卓的诗中也表达了对海洋永恒的向往 ：“平静的日子使我烦忧/渴望着风暴和巨浪/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大海呵，我的故乡”，现实中陷入命运泥沼的诗人思念着海，但只能对着案头一只搁浅的海螺，“相互默默地诉说/海的向往和海一样深的寂寞”*曾卓 ：《海的向往》，《春泥中的百色花》， 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62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出现了对海的乡愁，这是一种蕴藏着个人精神密码的乡愁，通过对海的向往，个体执着表达着“生活在远方”的信念，海洋作为独立的存在，承载了自由、力量、不屈的意志、无穷的未来，而为苦难贫瘠的生命提供隐在的奥援。这是一种文化性的乡愁，在知识个体的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被时代共名压抑的文化价值传统，海洋则成为其自然而有力的表征。这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乡愁，意味着个体对时代强力的疏离、叛逃和抗争。

不仅老一代诗人们以个人的深沉感喟投诸海洋，也有新一代青年从时代汪洋的红海洋中裂变出来，将自身孤独、幻灭、漂泊的心情寄托给大海。作为联动的一员老红卫兵，郭路生(食指)很早对时代的大运动产生了幻灭感，1967年他就吟出这样的曲调 ：“不！朋友，还是远远地离开/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作为最早被抛出革命大潮的一群，激情的狂热陡然熄灭，随之而来的是个体存在的无奈和迷惘 ：“留下我自己/守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蹒跚地踱步、徘徊”*食指 ：《海洋三部曲》，《食指的诗》，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9页。。在《鱼群三部曲》中，这种生存的迷惘更呈现为痛苦的漂泊和尖锐的死亡，“冷漠的冰层下鱼儿顺水漂去，/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海洋虽很广阔，却没有鱼儿享受阳光的地方，“它是怎样猛烈地弹跃呵/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可却被冰层和网绳牢牢缚住，最终鱼儿充满献身的欲望，跃起在冰块上死亡。这些诗，为一个战友团体代言、向“太阳”作忠诚的表白和鸣冤，与命运行将沉沦时个体的悲哀和绝望的清醒，交织在一起。郭路生这些诗并不纯然是个人立场的自由化表达，但它较早表现出在迷惘中思考和质疑的个性气质在一代青年中复活。继郭路生之后，面向海洋的个体表达，在“文革”地下诗作中蔓延开来，于是，有了“我要举起浪花/向着陆地奔跑/我要亲切地呼唤/扑进她温暖的怀抱”(芒克 ：《海风》)，“一早我就奔向你呀，大海/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舒婷 ：《海滨晨曲》)这样激情洋溢的生命投入；也有了“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 ：《回答》)，“天微明/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碰击着/轰隆隆——雷鸣电闪”(顾城 ：《生命幻想曲》)这样冷峻痛苦的认识；还有了“海，向傍晚退去/带走了历史，也带走了哀愁/海，沉默着/不愿再宽恕人们，也不愿/再听到人们的赞美”(多多 ：《万象》)这样冷静透彻的思索。由此，许多个人的潜流逐渐汇拢来，悄然积蓄起能量，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一股新的“海洋热”将挟带着关于自由、开放、未来的信息喷薄而至，新一代人们自信在新的时代意义上复苏了“五四”精神，而或许，即使在最严峻的时刻，所谓的“五四”精神也从未完全断裂过。

二、战斗的海 ：时代主体意志的高昂

以“五四”启蒙主义的观念看来，1950-70年代是启蒙精神低落乃至中断的一个时期，中国因此也与世界潮流相隔阂。但在革命现代性的视野中，这个时期的中国正以革命方式积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进行巨大的社会试验，进而探索以新的姿态和方式进入世界。革命中国以一种空前挑战的姿态介入世界历史，以极不驯服和妥协的姿态介入西方资本势力主宰的全球秩序，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图景，逼现出了海洋令人震惊的一幅面相。在艾青的诗作《大西洋》中，诗人飞掠茫茫大西洋，“大西洋的虚饰的平静/好像神话里的人面兽身”，在诡谲的平静之下，另有一个“真实的大西洋/汹涌着野性的波涛/扩展着暴力的大西洋”，在这里“海岸和海岸互相仇视/岛屿和岛屿互相对立/每一块礁石都充满仇恨”，多少年来，这个大西洋“成了大海盗的渊薮/殖民主义的发祥地/世界大战的温床”。曾经笼罩着文明面纱的海洋，在新崛起的革命视景中，呈现出了冷酷、凶暴的面影。

在拒斥和反抗的激情中呈现出来的这一个罪恶的海洋、帝国主义霸权笼罩的海洋，成为革命中国强大的自我想象所面对的客体。通过超越和克服这个客体的障碍，新中国实现着对自我的主体性的认同。其实自从晚清以来，海洋作为一个“闯入”的他者，便不断影响和侵扰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从“夷船骤至连天涨”的危机到梁启超等人“乘风直下太平洋”的世纪情怀，现代中国人不断探索着怎样应对外部海洋性世界带来的变革和冲击。如果说，晚清至民初，中国人偏于一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自省式的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则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使反帝的民族主义逐渐取代自省式的民族主义。*张海鹏主编 ：《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从抵抗列强到打倒帝国主义，这极大加强了现代中国战斗的民族精神，同时赋予革命中国的新生主体以充沛的正当性和坚决的战斗性。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真正凝聚为一个可以与帝国主义主宰的外部海洋性世界对峙的强大主体，正如彭德怀宣布的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或许毛泽东的诗句更加从容淡定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有些诗句则在诙谐中富有鼓动性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革命中国作为新崛起的主体，面临着凝聚自我，充分动员主体意志，以超越和克服外部客体的任务。因而革命中国以战斗的姿态面向大海，时刻保持着的严警和戒备，就不仅是抵御外部的威胁，而且还是自我凝聚和动员的需要。在这时期的文学中，出现众多面向大海的战斗性形象，如艾青笔下的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 ：《礁石》，《艾青精选集》，第260页。。这成为一个经典性的隐喻，在现实中的一个个海军战士就是威武的礁石，抵御狂风暴浪保卫祖国大地。臧克家这位老诗人重返20年前的旧游地青岛时，在今昔对比中感慨道 ：“向远处放眼/那些军舰的铁链解除了/大海呵/你呼吸得多么自由舒坦！……我们的海军战士/在港口上一站/大海呵/你是多么威严不可侵犯！”*臧克家 ：《海滨杂诗》，《臧克家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海军战士构成了大海上的钢铁长城，同时他们坚强的形象中又凝聚着新中国的自我认同，于是对海军和水兵的歌咏印满了这时期的海洋书写。蔡其矫在《风和水兵》中以亲切的风和广阔的海映衬水兵的坚毅 ：“风啊！风啊！/你是大海的朋友，水兵的爱人……你吹起我帽后的飘带/用激动的声音向我诉说衷情……你那粗犷不羁的爱/只给那最坚强的灵魂”。而在《夜泊》中他写道 ：“我听见微波在向船诉说温柔的话/但桅杆上的旗子却还在与风搏斗”。蔡其矫笔下和平而恬静的温馨中，永远存在着一股不息的战斗激情。诗人闻捷也以绝句般精短而隽永的诗行歌咏水兵 ：“水兵从远海归来了/穿一身白浪碧波/帽带上系着海风/满脸是太阳的颜色”(《水兵素描》)。闻捷更擅于以激昂而夸张的政治抒情诗的旋律来歌颂海军 ：“我们的炮艇，我们的鹰/飞吧！飞吧！飞吧！/快快载着水兵满腔的激情/绕过山脚，驶进宽广的大海/在那闪光的波浪上展翅飞腾”(《黎明出航》)。而《在风暴中》一诗描写海军在风暴中巡逻，更富于激烈的动感和燃烧的激情 ：“海啊，扬起了手！/风啊，张开翅膀！/炮艇在港湾里跳跃/风暴激动水兵的心……在那白浪滔滔的海上/时而闪出金色的电光/滚过春雷爆炸的声音/祖国的大海啊！/ 正在考验它的水兵。”这些诗行在紧张和激越中充满动势，在波涛和风暴中不断掀起一个个高潮 ：“海浪举起炮艇/我们钻进低飞的阴云/海浪掷下炮艇/我们劈开奔来的波涛……一个真正的水兵/懂得海的性格/像一个熟练的旗手/我们驾驭着风浪前进”。在狂风暴雨中破浪前行的水兵，正是青春、激昂、乐观的新中国的自我写照，这是中国海洋书写中前所未有的形象。

有论者曾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具有战争文化特征 ：“当时文化心理上很自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痕迹 ：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普遍应用，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占支配的情绪，对西方文化的本能性拒斥等等。”*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某种战争文化规范确实构成了这时代的文化特征，但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战争年代痕迹的残留，而应看到它是这一时期文化动员的需要。中国革命是一场“弱者的反抗”，需要把千千万万分散的个体唤起为具有时代主体意识的人，进而凝聚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和革命集体，为此需要进行理念号召、思想改造、集体组织和社会重构，因此新中国在长时期处于高亢的动员状态，表现为激昂的战争文化形态的持续。于是在这时期的海洋书写中突出战士形象和战斗精神，它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文学呼唤新生主体和“动的精神”的传统，一方面又注入激昂的时代主体精神，以持续动员的高涨热情创造新生活。在这时期的文学中，不仅突出战士形象和战斗精神，即使和平的建设题材中也渲染战斗热情，如蔡其矫的《海峡长堤》歌颂厦门跨海长堤的建设者，“在一千个白天和黑夜/万人的手怎样发出锤子的歌声/淹没了浪潮的喧哗/只有船工和砌石工知道/在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下/海堤怎样更快地开花和结果”。从沉默和困难中生长起来移山填海的力量，最终从狂浪暴风中筑起长堤，伸向勇敢的海疆前哨。“厦门岛是大斧的锋刃/而你是它的长柄/握在忠实战士的手里，把住祖国的大门”*蔡其矫 ：《海峡长堤》，《生活的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8页。。正如郭小川所吟赞的“我们的厦门——海防前线呵，犹如我们的整个生活/和平、斗争、建设，一直在这里奇妙地犬牙交错”*郭小川 ：《厦门风姿》，《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 ：郭小川》，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和平建设和战斗情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正是动员结构下时代对生活的理解，而在海防前线，和平的生活建设与高昂的战斗意志的结合，正好为时代精神提供一个有力的形象注解。在小说《牛田洋》里，解放军战士围海垦田、战天斗地的意志被渲染到极致，似乎时代的战斗意志终于找到突破口，向自然倾泻，战胜了海的狂涛恶浪。围垦战士们亦兵亦农、亦工亦学的集体战斗和建设生活，正体现了动员状态下的一种生活结构。在其中，不息的战斗性为动员状态的延续提供着动力与合理性，这个时代必须不断生产出战斗性才能保证自我存在，而新的战斗性往往需要更激烈的刺激，这也是动员结构自我激进化的一个循环圈套。

这种社会主义自我动员在1970年代达到高潮，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表现海洋战斗生活的作品，如1972年黎汝清出版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后改编为电影《海霞》)，讲述滨海小岛的渔家女孩组织女民兵队伍，挫败敌特阴谋，保卫家园保卫海疆的故事，其中明朗的海滨风光、热烈的海岛生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样板戏《海港》中的码头、电影《战船台》中的船台，也都在一片建设场景中，隐伏着危险，最终由革命者以战斗热情克服危机，向着大海开始新的征途。而1974年的西沙海战更是将炽热的战斗情怀推向极致，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以诗的语言书写了人民海军的威武气势 ：“掠过涌的丘峦，登上浪的山尖/舰首剪开万朵梨花，舰尾抛出千条白练/庄严的八一战旗，在海风中猎猎招展/戒备中的主炮副炮，雄赳赳虎踞舰两端/轮机的歌喉在高唱，雷达的巨眼在飞转/前进！新中国年青的海军！无产阶级的战舰！/驾惊风，逐流云，劈狂澜！”自从晚清以来，对新中国的想象中，始终有着一支睥睨大洋的雄强海军，在晚清小说《新纪元》中幻想百年后中国的强盛海军在一场世纪海战大败西方，这表现了现代中国被压抑着的海上强国梦想。如此看来，在激昂的西沙战歌中，也正倾吐着百年中国的屈辱悲愤，倾诉着新生中国的希望憧憬。如浩然的小说《西沙儿女》中所说 ：“胜利的喜悦，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完整的胜利喜悦，洋溢在南海西沙。这种喜悦，在一个遭受近一个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吃尽国破家亡、山河破碎之苦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何等的高尚呀！”民族国家的复兴热情与革命的战斗意志，赋予浩然笔下西沙的海以明朗刚健的美。在《西沙儿女》中充满了对奇情异彩的南国海岛风光的诗意描绘，高大的木棉、丰硕的香蕉、摇曳的椰子树、葱郁的橡胶园、一弯细细的渔火、一岸浅浅的清水、奇异的贝壳海螺，其中的海洋展现出浓郁的诗意，“大海，鼓动起银亮的碧波。/波浪，催开了梨花千万朵。/蓝天，飞跑着柔软的白云。/云影，又轻轻地轻轻地把海浪和船帆拭抹……”而当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和平恬静的海霎时呈现出另一景观，“海风掀起滔滔巨浪。大浪撞击着岛边的礁石。钢铁般的礁石丛中，爆开硝烟般的浪花，响起雷鸣似的呐喊”*浩然 ：《西沙儿女—奇志篇》，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2页。，紧张、热烈、高亢，宛如高尔基笔下《海燕》的氛围。在浩然笔下，革命美学在诗化的海洋中得到充沛的展现，从而在特殊的时代里建构了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想象空间。

三、时代的宏大象征 ：歌颂集体的海

在胡风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诗人以饱满的激情歌颂时代和领袖，诗中翻腾着这样热情洋溢的诗句 ：“海/沸腾着/它涌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巨大的无形的舵盘/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胡风 ：《时间开始了》，《胡风诗全编》，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7页。，在歌颂新中国诞生的诗篇中也诞生了新的海洋，那是由无数生命、无数个体、无数河流、无数浪潮汇成的集体的海，它是时代宏大的基座，也是时代本身，它高高举起领袖，又容纳无数细小的水流。这个海是伟大的归宿，它接纳着清流和浊流，各种各样流着泥沙、血污和尸臭的河流，它“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汇融为一个新的世界，“大到能够，环抱世界、流贯永远”。这个海体现了胡风期望的新中国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它以激情的歌咏表现了新的时代主体的集体性特征，同时亦最大限度地涵纳了个人的存在和思考，其中展现的创造性的思想力和多义的诠释空间，膨胀着同时又试图微妙地牵引着时代的话语。

如果说在胡风的诗中个人与宏大集体的象征“海”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那么郭小川的《致大海》一诗则借歌咏大海，努力地抒写个体向宏大集体皈依的过程。诗中记述了一个个人意识浓厚的知识分子艰难的人生转变，当“我”还是忧愁少年时望见大海，还不能响应大海刚健豪迈的感召。只有当“我”投入生活激流，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再一次“来到大海奇异的岸边”，才完全领略大海的壮阔宏大，“无边的海面/彷佛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袒露着他的硕大无比的前胸，/让一切光波在这里聚会，/让一切声音在这里喧腾，/让一切寒冷者在这里得到温暖，/让一切因劳累而乏困的人/在这里进入幻丽平安的梦境”*郭小川 ：《致大海》，《郭小川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这个大海正是宏大集体的象征，这个时代的新生主体展现的博大和伟丽召唤着“我”。面对大海，诗人经过痛苦的心灵忏悔，最终以一个激越的仪式完成了全身心的投入 ：“呵，大海，在这奇异的时刻里，/我真想张开双手、纵身跳入你的波涛中。/但不是死亡，/而是永生。”

胡风在诗中试图叙述“海”这个宏大集体的象征，是如何由无数个体、无数血污的牺牲在历史过程中经验地融汇而成的。而郭小川诗中的“大海”则更多呈现超越个体的先验性，这个大海及其象征的集体似乎天然具有壮阔、广博、圣洁等高于个人的价值，它照耀着询唤着个体生命，直至每个生命个体以彻底融化其中的方式分享它的神圣和力量。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始终强调集体概念，这个集体既是对无数个体在政党组织下集聚成新型社会形态的想象，同时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时期的实践，又为这种理想中的集体提供了一个实在的雏形。在延安的实践中，军与民、干部与群众、知识者与工农兵、生活与劳动、学习与战斗这些似乎都有机地浑融结合打成一片，这样的集体就是未来新社会的一个模版。在五六十年代，当延安式的革命大集体向科层制的现代国家体制逐渐转变，延安记忆就成为革命传统中有特殊意味的重要部分，而这时期的作家以不断重复延安记忆，来保持革命生命的鲜活。郭小川的《致大海》正是叙述了这段经历，自从“殷红的大旗/把我卷进西北高原的风暴”，我才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面对着宏大的集体，我深深忏悔“为什么不能更早些/开始你那样灿烂的人生”。诗人最终决定要驱散生活的琐屑与平庸，象海燕、朝霞、春雷、大雨那样汲取大海的精神去生活、去战斗。同样，贺敬之也在诗里回忆了延安的集体生活怎样真正熔铸了“我”的生命，最终把“我”“用‘延安人’的名义，/列入/我们队伍的/名单里！”，而诗人也以海洋来比喻这个集体 ：“啊/我是谁？/我啊，/在哪里？/……一望无际的海洋，/海洋里的/一个小小的水滴。”*贺敬之 ：《放声歌唱》，《贺敬之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里，以“水滴”“浪花”比喻个体，以“大海”比喻集体成为一种经典模式。杨朔的散文《雪浪花》以细小的雪浪花带起全篇托物言志，“我”在一个普通船工“老泰山”身上看到雪浪花一样咬住礁石坚强柔韧的精神，正是这样无数的浪花集聚而成的浪潮在改天换地。文中那“茫茫大海上，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猛力冲击着海边的礁石”的“雪浪花”，就是对无数劳动者积聚起来的力量的赞美。在不断高涨的对集体力量的歌咏中，集体价值被本质化了，愈来愈呈现为抽象的价值，成为超越个体超越个别现象的永恒主体，成为时代宏大的本质。在贺敬之雄壮的政治抒情诗中，无边的大海、滚滚的浪潮作为时代集体的象征，往往一开篇就迎面扑来，如“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啊，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啊，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放声歌唱》)，“千层浪啊，/万层浪！/六万万个浪头/汇成这/惊天的海洋！/啊，浪在涌，/潮在涨！/高千丈，/高万丈！……”(《东风万里》)。壮阔的诗步踩着阶梯状的诗行浩荡而来，令人恍如看见浪涌潮飞的时代景象，先声夺人地赋予了时代以宏大的本质。主体的建构，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如果说在“五四”文学中建构了一个主体的“我”，那么19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则致力于建构“我们”这个新的时代主体，这个新的集体想象超越了个人、家庭、亲缘、地域的界限，而为革命化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坚强的共同意识。正如日本学者酒井直树所说 ：“一个民族国家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抗西方，但是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日﹞酒井直树 ：《现代性与其批判》， 张京媛主编 ：《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8页。新的集体意识赋予亿万个人以革命的同质性想象，有力地起到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和动员作用，而大海这个雄浑博大、广阔恢弘，然而又不无抽象化的意象正好成为其有力的表征。

抽象的浪漫抒情赋予时代以宏大的想象，同时它召唤着这时代中的每一个体参与到宏大的集体想象中来，使每一个体分享时代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体的特质可能被覆盖和淹没，但同时以集体的名义征召和动员，使得千千万万的个体被组合在激进的时代风潮中，参与大历史的重要时刻。在“文革”初期，这种集体名义的动员和征召达到了高潮，当时的中国被描述为一片“红海洋”，“红海洋簇拥着红日，红小兵就在红太阳身旁”，“山呼海啸欢不尽啊，只见造反红旗如潮涌”。似乎这阵革命的风暴正涌出中国寰海翻腾震荡全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风暴连天征腐恶，造反声威震重洋”。在这风暴中“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征程被想象为劈波前进的巨轮，“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我们文化革命的万吨巨轮，在黎明中拔锚起航”，“今日世界，是一列远征的舰队/毛主席啊，是您在日夜领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年。。在这些大规模调用的海洋意象中，体现了革命意志达到热狂顶峰时集体的兴奋，也表达了当时中国革命世界性的想象情怀。而当“文革”的浪潮逐渐退散，在幻灭和质疑中兴起的另一场群众性的抗议运动中，又一次出现了壮阔的海洋意象，“人民的心啊，/装不下这巨大的痛苦；/痛苦的波涛啊，/一浪高过一浪”，“呵！亿万人民的海洋，/今天也飞卷起诗歌的巨浪，/这无数巨浪齐奔向英雄碑下”，“在浩淼的大洋中，/我看见五大洲多少朋友，/在惊涛骇浪里托出点点白花”*《革命诗抄》，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37页。。这些“四五”广场诗歌在意象上与红卫兵激进文艺颇为相似，但其指向却不同了，无数个体又一次被召唤起来投向新的历史方向。终于，曾经很强固的领导、组织、规范和支配集体力量的那套体制开始松动了，在时代的转折中，历史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主义集体的海洋颂歌也逐渐消逝，新时代将寻找面向大海的新的表达方式。

(责任编辑 ：曾庆江)

The Ocean Writing in Socialist Literature of the 1950s-70s

PENG Song

(SchoolofHumanity,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000,China)

The ocean has always been involved in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and there is no exception in the socialist literature of the 1950s-70s when revolutionary China set up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cean, initiated its new maritime awareness and inter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al spirit since the May 4thMovement, thus injecting some special significance into the ocean writ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at period.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May 4thMovement spirit and revolutionary aesthetics, between the repressed individual expression and the radical collective discourse, and between the world-oriented combat consciousness 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 of New China is reflective of the image of the epoch as well as of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the ocean in the self-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the 1950s-70s；ocean writing；May 4thdiscourse; revolutionary aesthetics; grand symbols

江苏省高校哲社研究项目“20世纪中国海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2013SJB750012)

2016-10-17

彭松(1975-)，男，上海人，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4-5310(2017)02-0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