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士人对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定性及文学展现

2017-03-06赵德波

理论月刊 2017年10期

关键词：事象经学典故

□赵德波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汉代士人对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定性及文学展现

□赵德波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

牝鸡司晨是周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映。汉代《易林》、京房《易》等易学著作完成了对牝鸡司晨以及其它相关事象的经学定性，牝鸡司晨事象也成为妇女干政乱国的政治事象的代称。汉代谶纬之学和后世经学家阐释与鸡祸相关的灾异事象，多是引用京房《易》的成说。牝鸡司晨典故在汉代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其中有些作品是针对具体家庭而言，指家庭内部妇女主政，但更多作品针对国家政治而发，指妇女干政乱国的政治事象。

牝鸡司晨；经学；易学；文学

牝鸡司晨，又称为牝鸡之晨或牝鸡雄鸣。牝，指雌性的鸟兽，和牡相对。牝鸡，即母鸡。司，指主管、掌管。牝鸡司晨，意谓雌鸡掌管天亮鸣叫的事宜。根据一般的生活常识，牝鸡和牡鸡有着自然的分工，牝鸡下蛋，牡鸡啼鸣。因此，牝鸡司晨是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作为典故，牝鸡司晨最早见于《尚书·牧誓》，其中写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1］183。

此处，周武王指斥商纣王听信妇人谗言，暴虐无道，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从叙述的口气来看“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应是周族的古语，周武王在誓词中征引古语，以加强说服力和鼓动性。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此以牝鸡之鸣喻妇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将陈纣用妇言，故举此古人之语。纣直用妇言耳，非能夺其政，举此言者，专用其言，赏罚由妇，即是夺其政矣，妇人不当知政，是明内外之分。若使贤如文母，可以兴助国家，则非牝鸡之喻矣［1］183。

据此可知，牝鸡司晨这则典故打上了鲜明的周族文化的烙印。《礼记》《周礼》主要记载的是周代的典章制度，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考索，不难看出周族文化中男女的社会地位及分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礼记·昏义》中说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成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2］1418可见，在周文化中极为强调男女之别，承认男女有别是社会得以有序建立的前提。在这种文化体制下，一方面极力倡导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与支配地位，而另一方面则要求女性顺从，即所谓的“三从四德”。《礼记·郊特牲》记载：“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2］709这就是“三从”。“四德”见于《周礼·天官·九嫔》：“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3］522妇德、妇言、妇容和妇功，是对宫廷妇女进行教育的科目，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在这种强烈的男尊女卑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很容易将社会中的男女分工和牡鸡司晨、牝鸡产蛋的自然现象相联系。以牡鸡比喻男性，以牝鸡比喻女性。牡鸡司晨，在周文化中也就成为男性主外的象征，而女性干政的政治事象也被形象化地称为牝鸡司晨，但是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1 西汉易学系统中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定性

《周易》是周文化的产物，男尊女卑观念在其中亦有反映。《周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4］325-326《周易·家人·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4］350这些论述都是强调妇女对丈夫的绝对服从。除此之外，《周易》中还把鸡和凶险的事象相关联。鸡作为凶险之象，出现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侯果注曰：“穷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声无实；中实内丧，虚化外扬。是‘翰音登天’也。巽为鸡，鸡曰翰音。虚音登天，何可久也。 ”［4］520鸡飞狗跳是骚动不安之象，在《中孚》爻辞中，本是生活在地面的鸡不但飞，而且飞到高空，自然难以持久停留在空中。是反常的凶险之事。《说卦》：“巽为鸡。”《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应八风也。风应节而变，变不失时。鸡时至而鸣，与风相应也。二九八十，主风精，为鸡，故鸡十八日剖而成雏。二九顺阳历，故鸡知时而鸣也。”［4］701《九家易》为西汉前期淮南九家易学派所作，运用变卦互体对“鸡知时而鸣”的事象作了解释。《周易》中秉持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与鸡相关事象的运用，为后来易学系统对牝鸡司晨的经学定性埋下了伏笔。

焦延寿是汉代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所作《易林》中出现了许多与鸡鸣相关的事象，而且多是作为负面事象出现。如《大有之井》：“光祀春成，陈仓鸡鸣。阳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为咎。”《夬之屯》：“鸡鸣失时，君骚于忧。犬吠不休，行者稽留。”《震之蹇》：“蚁封户穴，大雨将集。鹊数起鸣，牝鸡叹室。相薨雄文，来到在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易林》对牝鸡司晨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该事象在焦氏《易林》中多次出现：

《大有之咸》：裸裎逐狐，为人所笑。牝鸡司晨，主作乱根［5］146。

《噬嗑之豫》：裸裎逐狐，为人观笑。牝鸡鸣晨，主作乱妖［5］212。

《恒之剥》：高楼陆处，以避风雨。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牝鸡之晨，为我利福，请求弗得［5］321。

《涣之小畜》：裸裎逐狐，为人观笑。牝鸡司晨，主母乱门［5］576。

据此可见，焦氏《易林》中已经将牝鸡司晨明确纳入到了易学系统中，用该事象解说卦爻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焦氏反复三次把“裸裎逐狐”与“牝鸡司晨”作为同类事象而前后贯通。裸裎，指赤身裸体。《孟子·公孙丑上》：“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免我哉！ ”［6］244孟子在这里转述柳下惠之语，用以赞扬他坐怀不乱的节操。袒裼，谓脱掉衣服。裸裎，指赤身裸体。焦氏把牝鸡司晨与裸裎逐狐列为同类，予以辛辣的嘲讽，认为这种现象不仅丑陋，而且可笑，实在是有悖于人情事理。从先秦开始，狐狸往往作为淫邪的象征出现，由此而来，也暗示出牝鸡司晨属于淫邪之行。牝鸡司晨作为妇女干政乱国政治事象的表征，在《易林》中确定下来。焦氏《易林》是以四言诗的形式承载易学理念，属于准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易林》对牝鸡司晨所作的解释，是这个古老的典故在汉代文学的初步显现，它被包裹在经学的外壳中。

京房是西汉中后期著名易学家，受《易》于焦延寿。京氏《易》的最大特点是以天象附会人事。京房《易》的生成期也正是谶纬之风的初兴期，二者相互渗透，有许多一致之处。《易》占是京房《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可分为日占、星占、气候占、物占等。“星占家们或注意鸾凤等神鸟，或枭、雕等猛禽。还注意到乌鹊之类的鸣禽。京房虽也注意这些飞鸟的占测，但更多的是注意普通飞鸟的占测，诸如燕雀鸠雉等。尤其注意家禽，对鸡之占尤为著名。 ”［7］300《汉书·五行志》将对鸡的占测列为“五事”中的第一事“貌”，其中所涉京房《易》的内容如下：

京房《易传》曰：“有始无终，厥妖雄鸡自啮其尾。”［8］1369

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 ”［8］1370

京房《易传》曰：“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或众在位，厥妖鸡生角。鸡生角，时主独。”又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8］1371

京房《易》明确地把妇人专政与牝鸡雄鸣相对应，所带来的恶果是国不静，主不荣，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据此可知，京房《易》中已完成对牝鸡司晨以及其他与鸡相关事象的经学定性。谶纬之学和后世经学家阐释与鸡相关的灾异事象，多是引用京房《易》的成说。

2 东汉灾异谶纬文化中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阐释

汉灵帝时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主荒政缪，灾异屡现。《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蔡邕在《答诏问灾异八事》中，对牝鸡司晨等灾异现象作了如下解释：

臣闻凡鸡为怪，皆貌之失也。其《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时则有鸡祸。”孝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辂轸中，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将立妃王氏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而鸣。是岁封后父禁为平阳侯，而女立为皇后，王氏之宠始盛。至哀帝晏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昔武王伐纣，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易传》曰：“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夫牝鸡但雄鸣，尚有索家、不荣之名，况乃阴阳易体，名实变改，此诚大异。臣窃以意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变，未至于头，而圣主知之，访问其故，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敬慎威仪动作之容，断取御改兴政之原，则其救也。夫以匹夫颜氏之子，有过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曰：“不远复，无袛悔，元吉。 ”［9］716-717

蔡邕依据新莽代汉前王氏家族逐渐昌盛的历史，选择牝鸡雄变的相关事象加以对应，指出灾异演变的渐进性，用以增加自己讽谏的可信度，用以打动灵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牝鸡雄鸣这个典故时，蔡邕把它确定为灾异，认可它的经学定性。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从西汉开始的牝鸡雄变，在程度上远远重于普通的牝鸡雄鸣，因为已经出现身体形态的变化，这比牝鸡仅仅雄鸣来得更加可怕。他针对当时出现的牝鸡雄变，提醒灵帝尽早采取坚决措施，尽快整顿后宫。

蔡邕继承西汉经学对鸡祸的定性，把它的根源归结为 “貌之不恭”。对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汉书·五行志》作了如下解释：“于《易》《巽》为鸡。鸡有冠距文武之貌。不为威仪，貌气毁，故有鸡祸。”［8］1353按照这种说法，鸡是威仪的象征，它的冠和距是文武俱备之象。在雌雄两性中，雄鸡最为威武。按照正常推理，貌之不恭而出现灾异应该发生在雄鸡身上，而事实却相反。因为这类言论主要针对女性，所以灾异事象也就被转移到牝鸡身上。

《青衣赋》是蔡邕所作的一篇奇文。蔡邕曾邂逅婢女青衣，但迫于行期，仓促离去。《青衣赋》即是蔡邕为宣泄离别后的相思之苦所作。蔡邕在赋中驰骋才气，极力描写青衣之美，如“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生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脩长冉冉，硕人其颀。”同时对二人之一夜情有大胆露骨的展现，如“兼裳累镇，展转倒颓。昒昕将曙，鸡鸣相催。”《青衣赋》的艳情色彩，招致了当时以儒家正统观念自居的文人学者非议，认为蔡邕《青衣赋》是有伤风化之作。张超即作《诮青衣赋》对《青衣赋》进行贬损，称蔡邕《青衣赋》“彼何人斯，悦此艳资，丽辞美誉，雅句斐斐，文则可嘉，志鄙意微”。在赋中张超借题发挥，旁征博引大倡红颜祸国论，其中写道：

历观古今，祸福之阶，多由孽妾淫妻。《书》戒牝鸡，《诗》载哲妇，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绝祀；叔肸纳申，听声狼似；穆子私庚，竖牛馁己；黄歇子败，从李园始；鲁受齐乐，仲尼逝矣［10］606。

“《书》戒牝鸡”用的是《尚书·牧誓》牝鸡司晨的典故。 “《诗》载哲妇”，化用《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瞻卬》一诗旨在于痛斥周幽王宠幸褒姒、斥逐贤良、倒行逆施的种种行为。后来哲妇成为干政祸国之类妇人的代称，而哲妇倾城则成为美女亡国的同义词。“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指夏商周的末代君王均是以美女亡国。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评述道：“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 ”［11］1967“晋获骊戎，毙坏恭子”指的是骊姬乱晋。“有夏取仍，覆宗绝祀”指夏后相娶有仍氏女儿一度亡国，事见《左传·哀公元年》。“叔肸纳申，听声狼似”，指的是叔向因贪恋美色，娶了夏姬与申公巫臣氏之女而终至败家，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竖牛馁己”见于《左传·昭公四年》及《韩非子·内储说上》，叔孙听信竖牛谗言杀掉自己的三个儿子，而他本人也最终被竖牛活活饿死。春申君黄歇的杀身之祸也是从宠幸李园之妹开始的，见《战国策·楚策》。季桓子受齐女乐而致上行下效，朝政荒废，见《史记·孔子世家》。

除了极力宣扬红颜祸国论之外，张超还对好色之徒，进行了尖刻的诅咒，他在《诮青衣赋》结尾写道：

三族无纪，绸缪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求偶。昏姻无媒，宗庙无主，门户不名，依其在所。生女为娆，生男为虏。岁时酹祀，诣其先祖。或于马厩，厨间灶下，东向长跪，接狎觞酒。悉请诸灵，僻邪当主。多乞少出，铜丸铁柱。积缯累亿，皆来集聚。嫡婉欢心，各有先后。臧获之类，盖不足数。古之赘婿，尚为尘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9］853-854。

这里虽然没有指明道姓，但其矛头显然指向蔡邕。蔡邕在《青衣赋》中仅是抒发一己之情怀，其中虽有艳情色彩，但是感情却相当纯真。张超《诮青衣赋》接连运用“牝鸡司晨”及“哲妇倾城”等经学典故进行指斥，并用尖刻和鄙俗之词加以影射和咒骂，未免言之过重，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另外，蔡邕《青衣赋》所述之事，与牝鸡司晨不属于同类事象，张超所作的比附实属牵强。

3 汉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牝鸡司晨典故

牝鸡司晨在汉代完成经学定性，并作为经学典故在汉代作品中经常出现。就其表现事象而言，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个人家庭而言，指在家中妇人掌权，导致家庭不和，家道中落。一类是针对国家大政而言，用牝鸡司晨典故指斥妇女干政乱国的政治事象。

冯衍是东汉初期的辞赋家，因遭人谗毁，一直仕途偃蹇。其所作《与妇弟任武达书》是刻画悍妇形象入木三分的一篇奇文。据《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于时。 ”［12］1002-1003《与妇弟任武达书》是冯衍写给内弟任武达的一封信。冯衍在历数悍妇之恶时写道：“五年以来，日甚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9］198这段话中接连使用了一系列的经学典故。“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化用《诗经》诗句，《小雅·十月之交》第七章写道：“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对此，郑笺注道：“诗人贤者见时如是，自勉以从王事，虽劳不敢自谓劳。畏刑罚也。嚣嚣，众多貌。时人非有辜罪，其被谗口见椓谮嚣嚣然。……下民有此，言非从天堕也。噂噂沓沓，相对谈语，背则相憎逐，为此者由主人也。 ”［13］681青蝇典故出自《诗经·小雅·青蝇》，《毛序》解题曰：“大夫刺幽王也。 ”［13］781该诗以青蝇这一传神之喻，形象地揭示了谗言的根源和危害。此后，青蝇成为谗言或进谗佞人的代称。冯书中《诗经》典故的运用活画出冯衍之妻蛮横强悍、疑心重而是非多的恶行。而“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则直接引用《尚书·牧誓》的话语，道出了深受悍妇之苦的伤感和无奈。

扬雄是西汉末年的文学大家，博通经史，曾模拟《虞箴》，作九州箴。《兖州牧箴》是扬雄所作九箴之一。从西汉的行政版图来看，牧野之战的所在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并不属于兖州，而是属于司隶校尉部。殷商时期的中心地带在司隶校尉区划之内，不过，牧野之地与兖州相邻。另外，兖州与商王朝有着很深的渊源，商朝第十八代国王南庚，曾迁都到奄，奄指今山东曲阜。作为西汉末年的大儒，扬雄对这一文化渊源自然非常谙熟，他在《兖州牧箴》中对商王朝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追述。在追述商纣王好色亡国的惨痛历史教训时，扬雄写道：“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妇言是用，牝鸡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 ”［14］242其中“妇言是用，牝鸡是晨”，用的就是《尚书·牧誓》的典故。

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朝政废弛。而这种政治形势正和牝鸡司晨的经学定性相符合。因此，牝鸡司晨典故在同期士人著述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杨震出身经学世家，曾官至司徒，位列三公，以廉正刚直著称。汉安帝时，乳母王圣恃宠作乱，加之宦官的推波助澜，朝政混乱。杨震在《谏安帝内宠书》中写道：“《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12］1761，直接引用《尚书》牝鸡司晨和《诗经》哲妇倾城的典故对这一政治现象加以指斥。汉质帝、桓帝时期，外戚梁冀专擅朝政，结党营私。崔琦见梁冀多行不轨，屡次引用古今成败之事加以劝诫，梁冀不听，于是崔琦作《外戚箴》述说历代外戚之事予以劝谏。这篇箴文通篇是典故的堆砌，里面包括牝鸡司晨这一经学典故。《外戚箴》虽是讽谏之作，但是崔琦在开篇并未将评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外戚，而是欲抑先扬，称述了史上著名的贤明妃后，如娥皇、女英、周室三母、周宣姜后、齐桓卫姬等。以此为铺垫，他很快笔锋一转写道，“爰暨未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叙，九御差池。 ”其中贯鱼用的是《周易》典故，《周易·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李贤注道：“王者之御宫人，如贯鱼之有次叙，不偏爱。 ”［12］2620九御指的是嫔妃。 “贯鱼不叙，九御差池”，意谓宫廷之中妇德母仪之风不再，嫔妃争宠干政，牝鸡司晨。接下来崔琦历数了堪称史上红颜祸国之典型的四大妖姬。“晋国之难，祸起于丽”，“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擅爱，显已蔽人。陵长间旧，圮剥至亲。 ”［9］458-459骊姬本是骊戎首领的女儿，后被晋献公虏入晋国成为晋献公的妃子。她有姿色，工于心计，受到晋献公的宠爱。为了立其子奚齐为太子，她设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之间的感情，杀死了太子申生，这就是史上所谓的“骊姬倾晋”。“并后匹嫡，淫女毙陈”指的是夏姬。夏姬是春秋时郑穆公的庶女，她初嫁子蛮，子蛮早死又嫁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徵舒。夏御叔死后，夏姬先是和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通奸，又通于陈灵公。后夏姬之子徵舒怒弑灵公，楚国因而伐陈，灭掉陈国。“匪贤是上，番为司徒。荷爵负乘，采食名都。诗人是刺，德用无怃。”这几句写的是周幽王宠幸褒姒，重用其亲党。番和皇父都是幽王之后的亲党，幽王曾令番为司徒，并将向地作为皇父的食邑。对此，《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充分展现。此外，“荷爵负乘”一句还用到《周易》典故，《易·解卦》六四：“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李贤注道：“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儿乘君子之器，寇必至也。 ”［12］2620这段最后指斥的是妲己：“暴辛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纵毒不辜。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9］459商纣宠幸妲己，不听祖伊劝谏最终成为独夫。刳妇斩涉，逆天而行，最终导致人神共愤，众叛亲离，为武王所灭。

妺喜亡夏，褒姒丧周，赵武灵王因宠幸吴娃而最终饿死沙丘，这些都是典型的红颜祸国的例子。与红颜祸国相比，皇后干政对国家的危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一朝就多次发生，对此，崔琦写道：“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 ”［9］459文章乱辞，对外戚进行警示和劝诫：

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势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9］459。

《外戚箴》是崔琦针对外戚梁冀擅权而作的一篇谏书，其中对牝鸡司晨及相关政治事象的危害揭示得入木三分。但是崔琦的劝诫未被梁冀接纳，而他本人终因触怒梁冀而被捕杀。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见于《尚书·牧誓》，且代表周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牝鸡司晨事象，在西汉易学系统中完成经学定性，成为妇女干政乱国的政治事象的代称。在东汉后期灾异谶纬文化盛行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双重背景之下，经学之士进一步发展了牝鸡司晨典故事象的经学内涵，并以此来批判东汉朝廷外戚、宦官干乱朝政的政治乱象。与汉代易学系统中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定性相伴，牝鸡司晨典故在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其中有些作品是针对具体家庭而言，指家庭内部妇女主政，但更多作品中针对国家政治而发，指妇女干政乱国的政治事象。因此，汉代士人对牝鸡司晨事象的经学定性，以及在文学作品中牝鸡司晨典故的频繁运用，鲜明地体现出汉代经学导引下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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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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