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邓小平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曹宗敏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邓小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十分强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的重要性，并就如何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他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必须反对派别活动。新形势下，学习邓小平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思想对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维护中央权威；反对派别活动；严明党的纪律

1 党“中央要有权威”

邓小平在调整、整顿工作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不能否定权威”。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在谈及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时指出：“讲党的领导，强调要有统一领导，要有权威。……没有党中央、国务院，能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吗？”［1］这里，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不仅能够提高调整工作的效率，也能够帮助解决全国性的问题。1988年，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正式提出了“中央要有权威”论断。邓小平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2］如果没有这一条，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中央的政策就难以执行到位，改革政策就难以真正落实下去。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成功，就必须在党中央有权威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此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明确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3］“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4］

邓小平为什么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呢？这既是对我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推进改革开放战略的现实要求。中国曾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但凡党中央是有权威的、团结统一的，党便能汇聚人民的力量克敌攻坚，办成大事。反之，则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引发混乱。抗日战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有权威的党中央领导下，党领导群众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了党和社会的极度混乱，这种极度混乱和对党的权威的否定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党的有权威的统一领导，否则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只有在党中央有权威的统一领导下，党才能够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此外，强调“中央要有权威”也是推进改革开放战略的现实要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6］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着方方面面深刻而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权威，就无法形成统一意志，难以确保政令畅通，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比如，统筹沿海地区和内地的发展就需要中央的权威。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7］如果各地相互打架，相互拆台，就统一不起来，只有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能够统一。基于此，邓小平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8］。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9］但是，在什么范围、以什么形式讨论必须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此外，邓小平也强调，在保证政令统一的前提下，要逐步划分中央和地方职责，简政放权，既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保持党中央的权威。1988年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中明确强调：“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0］这表明，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意在强调地方对中央决定和决议的绝对执行，目的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这是在大的问题和方向问题上的绝对服从；而强调简政放权针对的是具体的地方性事务，意在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维护党中央权威 “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

一个有权威的党中央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邓小平多次强调的一点。1962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有好的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来，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11］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 ”［12］1989年6月，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3］

在邓小平看来，维护党中央权威一定要树立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14］。这是因为，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党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有了这个核心，党便能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克服万难。追溯党的历史，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因为有了这个核心，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制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核心，“文化大革命”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以邓小平为核心。因为有了这个核心，即使党的领导层发生变动，也没有影响党的领导的稳定性。党的历史表明，党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否则党的事业就不能取得胜利。因此，邓小平强调，进入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他告诫全党和新的领导集体，必须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邓小平指出：“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5］这表明，邓小平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上升到了国家命运、党的命运和人民命运的高度，凸显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自觉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是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家前途命运所系。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16］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尽管邓小平强调党中央必须“有一个核心”，但这并非意味着将整个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领袖的威望上。邓小平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7］邓小平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政治交代中他郑重声明，在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他就不再过问和干预具体的事务了。其次，邓小平不主张把领袖神化。在邓小平看来，领袖是人，不是神。无限度地夸大领袖个人的作用会引发盲目的领袖崇拜。邓小平强调，爱护党的领袖“本质上是表现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18］最后，重视党的领袖的作用并不等于强调个人集权和专断。在邓小平看来，权力过分集中在领导人一人手中容易引发个人专断和集权，助长“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一旦决策失误，引发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邓小平指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19］因此，邓小平反对“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20］，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邓小平强调：“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 ”［21］

3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严明党的纪律

邓小平认为，党员绝对服从并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既是党章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一项纪律和传统。对党中央的绝对服从能够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对党中央决定的不服从和不执行不仅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表现，也影响党的团结统一，使党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难以在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更难以实现党的任务和历史使命。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十分重视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组织纪律，多次强调“反对不尊重上级的行为”，不允许“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1941年4月，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指出：“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 ”［22］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23］正是由于全党服从中央维护了党的权威，使党成为了一个团结统一的、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组织，因此党才能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乃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不尊重、不执行党中央决定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这条组织纪律。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党内出现了明显的分散主义偏向。一些党的干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在自己的岗位上喜欢自成系统，自由行动，不尊重中央和上级领导的决定，甚至在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要问题之时，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些罔顾党中央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党的政策和纪律，也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邓小平强调，“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24］1962年2月，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方针确定之后，就要一条心，向前看……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任务，必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贯彻执行。决定了就要执行，要一致执行，这是一条纪律，也是我们党的传统。”［25］如果不执行，那就是违反党的纪律。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26］这使得党难以在各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党内仍然面临着“左”的习惯势力的和右的干扰，一些党员自行其是，不执行党的政策和决定，罔顾党纪。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中央犯过错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27］这里，邓小平将全党服从中央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相联系，并将这条纪律视为党和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是因为，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28］因此，邓小平强调：“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29］尤其是，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决议，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4 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反对派别活动

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反对派别活动、反对派性斗争，这是邓小平的一贯立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不准搞派别活动”“不能搞宗派主义”、要“反对派性”。1962年2月，邓小平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准搞派别活动。……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以后，就必须坚决执行。”［30］在整顿工作中，邓小平强调“不能搞宗派主义”。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所作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31］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强调党内不能形成 “小派、小圈子”。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是从这里出来，错误就是从这里犯起。”［32］

邓小平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反对党内派别活动，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党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自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这些派别活动对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构成了较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统一，正确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领导人民同派别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33］邓小平强调，对于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等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34］

此外，邓小平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反对党内派别活动，不但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保持党的政权稳定性的现实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党内还存在着派性斗争。派性斗争的存在，不仅挑战了中央的权威，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也不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针对派性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这还怎么合格？”［35］“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36］。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中谈及党的状况时指出，党内一些人以权谋私，长期在政治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这些人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他们善于伪装，骗取信任，伺机制造动乱。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这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将会留下祸根。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稳定性，革除派别活动和派性斗争，邓小平强调：在整党中，对于这些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37］

5 邓小平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思想的现实启示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党“中央要有权威”“不能否定权威”，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成功，就必须在党中央有权威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因此，中央定了措施以后，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迅速、有力地执行，保持政令畅通，做到令行禁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调整、整顿工作，成功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并同时开拓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其原因，在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有权威的、团结统一的、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领导集体。这样一个有权威的、团结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领导集体，不仅拥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度与胸怀，更有改革开放、革故鼎新的魄力与担当。诚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和带领十几亿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党中央有权威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就难以形成统一意志。只有在党中央有权威的统一领导下，党才能够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当前，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严峻的挑战，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38］

第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键在领导核心”。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必须有一个核心。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需要一个有核心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在政治交代中表示，希望全党能够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着国内国外纷繁复杂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其治国理政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情况之复杂是其他任何政党难以比拟的。因此，党领导人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进的伟大征程中，尤其需要一个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而这样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首次明确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充分肯定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键在领导核心”，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所取得的进步也雄辩地说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也符合了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要求。因此，全党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完成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

第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邓小平十分重视全党服从中央这条组织纪律，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曾多次强调不允许 “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严格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这条纪律。在邓小平看来，全党服从中央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只有全党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尤其是，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各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决议，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纪律的突出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罔顾党纪，独断专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同程度存在。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权力欲望膨胀，在党内搞阳奉阴违、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政治阴谋活动，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些活动违反了党内规矩和党的纪律，肆意地挑战党中央的权威，严重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因此，全党上下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挑战党中央权威的活动，以党章为基本遵循，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在2017年2月13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要求“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39］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27.

［2］［3］［4］［5］［7］［8］［10］［12］［13］［14］［15］［16］［17］［21］［32］［37］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7，312，319，264，277-278，319，278，301，310，310，310，365，311，318-319，300-301，38.

［6］［9］［26］［27］［28］［29］［31］［35］［36］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2，272，271，271-272，271，272，13-14，268，280-281.

［11］［18］［19］［20］［22］［23］［24］［25］［30］［33］［34］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8，235，229，227，15，88，249，316，308，151，238-239.

［38］栗战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N］.人民日报，2016-11-15.

［39］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05

A849

A

1004-0544（2017）10-0028-0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KS00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_1011）。

曹宗敏（1988-），女，安徽六安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