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静



曲折的自我认知——论《夏洛特·坦普尔》女主人公的自我历程

郑静

（福建师范大学 福清分校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发表于1791年的苏姗娜·哈斯韦尔·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是美国第一部畅销小说，也是美国18世纪90年代初的“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故事主人公夏洛特的悲剧折射出其错误的自我认知历程，而这一历程又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所阐发的认识论不谋而合。

《夏洛特·坦普尔》；自我认知；认识论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的美国文坛在历经战争的洗礼，尝试过潘恩、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政界人士的政论性文字之后，开始将视角投射到人性的关照，在依旧混沌的建国之初，一批文坛新人为了迎合社会的需求，开始进行着文学新一轮的探索。

建立独立的文化认同与自我是美国独立后所必需履行的历史使命，作为体现社会变革的文学作品自然彰显出其独特性。在学习与效仿欧洲大陆作家失败之后的美国作家们开始逐渐将笔触伸入“那个抛弃了古老的偏见与习俗，而接受他所拥抱的新的生活方式，他所服膺的新的政府，他所享有的新的地位、获得新观念与习俗的人”[1]。他们借助手中的笔编织新的“神话”，同时随着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求，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18世纪90年代，一大批美国畅销小说应运而生，而其中多为女性作家基于自己的视角对于女性命运所进行的探索，因其书写多为书信体，且其多为教诲性文字，在美国文坛上独树一帜，被冠以“感伤主义”小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苏姗娜·哈斯韦尔·罗森的《夏洛特·坦普尔》。但该作品直到20世纪，当美国文学重新构建其图谱，才被评论家们重视，且其评论视角囿于女性主义。细读作品，不难发现，小说女主人公的经历历经了“自我”探索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却是洛克认识论中所阐述的，虽然我们无从探究作家在写作时是否受到了洛克认识论的影响，但作品中女主角的真实故事却体现了洛克认识论中对于“自我”的认识与构建的经验。

一　苏姗娜·哈斯韦尔·罗森、《夏洛特·坦普尔》及其研究

苏姗娜·哈斯韦尔·罗森生于1762年的英国朴茨茅斯，因其母早逝，她跟随父亲在美国与英国间漂泊，此间，她当过家庭教师，并于1786年发表了《维多利亚》一书。1791年，罗森与其丈夫加入剧团，成为演员，在表演的同时罗森还不断创作剧本与小说。同年她出版了《夏洛特·坦普尔》这部美国第一部畅销小说，这部通俗小说的主题为诱惑与忏悔，迄今有多达20多种的版本。

小说讲述了英国一位15岁高挑优雅的女子夏洛特·坦普尔在一名迷人的士兵曼特拉韦尔的引诱下，被带到美国然后又被抛弃、怀孕生子最后病死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情节简单，看似平铺直叙，因罗森采用独特的在文中插入式的旁白而备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她采用了与书信体并不完全相同的文章布局让这个文本迥异于其他文本，它的畅销是因为这个文本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满足了读者的想象。

应该说，在1794年当《夏洛特·坦普尔》一书在美国引起轰动之时，这个新兴的国家正历经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成长。[2]虽然人口急剧增长，其大部分移民来自于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多为清教徒，依旧难以感觉到自己是来自于相同的写作背景或者感觉自己所处的社区是稳固的。[3]在这些各不相同而又缺乏中心感的人群中，真正的读者群便是那些年轻人。[4]同时，随着女生入学率的提高，“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妇女不断增加，畅销小说的读者群多了女性。此时的罗森跃跃欲试，想以自己的文字让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发声，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诚如她在作品的前言中所说：“这个真实的故事能为那些不幸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且涉世未深的女子提供帮助。”[3]

虽然罗森的这部作品在当时一直被尊为畅销小说，但是一直未能被文学评论家们纳入美国文学的主流，直到20世纪初，“感伤主义小说”才重新被发掘。在美国对此部作品的研究应以Cathy Davidson和Nina Baym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多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如Baym就指出这些小说是女性作家写给女性读者读的有关于女性的故事。而Brown和Petter的研究却指出美国的感伤主义小说是对英国作家理查森引诱言情小说的基本模式“引诱－失身－自杀”的模仿。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文学》与《美国早期文学》与这些杂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此部作品的研究，广为评论界所接受的是学者Marion Rust从读者反应理论方面以及小说类型方面的研读，Blythe Forcey从书信体小说入手的诠释，更有学者从该作品独特的写作风格——小说中的插入式的旁白来探讨苏姗娜·哈斯韦尔·罗森的女性主义写作策略。而在国内对于该作品的研究则是笔者在2014年发表于《外国语文》基于洛克的认识论探讨主人公自我的建构的论文。

二　洛克的认识论与自我认识

闻名于17世纪的英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论著颇丰，其撰写的作品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出版于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白纸”论；以及知识与思想源于感觉经验，是经过心智的多重加工后形成抽象思维或概念原则的思想。

在对洛克认识论进行系统梳理时，不难发现洛克特别强调主体的认识能力，他将论证的重点集中于对主体主观能动性的探索上，充分肯定了主体能力的作用。同时洛克指出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依赖于正确地认识主体，进一步明确了人类自身的主体能力是能够正确认识客体所需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论思想是及其重要的，它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源头，并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启发。[4]同时，洛克认识论以承认主体能力存在作为前提。洛克颠覆了当时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原罪说”、“天赋观念论”，创建性地提出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上，并且作为经验的来源。应该说他的学说后来成为美国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同时洛克根据观念的起源，将经验分为外部经验与内部经验两类，又从两种观念的起源入手，把观念分为了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

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对近代英国的经验论的发展和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在2014年洛克诞辰310周年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探讨中，对于洛克的认识论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其具有开创性的认知与如何认知的理论对于整个哲学界以及文学界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自我”这一命题一直被认为是“斯芬克斯之谜”，回顾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便是人类对于自我探求的历史。从洛克的认识论中不难发现，人类不仅能认识外部世界，而且能认识自我。人类从古希腊的先哲就开始了对自我认识的探索，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的及其它类似的观念的辨认。”而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人类对自我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比如蒙田，他强调个性自由，“我思考我自己”。莎士比亚更是高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并指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短处，能够改过自新，就是有福的。”这一认知把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推到了新的高度。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又对自我认识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他们强调了对主体自身的认识，人的本质意识化。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阐发了人的本质，对人的价值作了全面分析，并充分肯定了人的历史地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因此，人类对于自我认识既是个觉醒的过程，又是个困惑的过程。[5]

三　夏洛特的曲折的自我认识

（一）始于对权威的解构的自我认知

在A.LaVonne Brown Ruoff 和Jerry W.Ward 所著的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一书的简介中，他们提出将一些早期的文本，如感伤主义文学的文本载入美国文学史的目的在于“去除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主义，将长期存留的权威去中心化”并“更为审慎地为读者呈现美国文学的内容”[6]。从该表述可以得出，作为“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的《夏特洛·坦普尔》在主人公的经历中对传统父权与权威的颠覆是其不可避免的环节。而这一环节的展示始于她的离家出走。夏洛特一直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父慈母爱，老师眼中的她温顺乖巧，在与曼特拉韦尔相识之后，涉世未深的她经不住诱惑，选择了跟随他离家出走。“家”这个意向蕴含着自我的根基，也意味着束缚与封闭。在当时父权中心的时代，家中的父亲就象征着权威。夏洛特选择离家出走，是一种意欲摆脱权威，构建独立自我的诉求。她迈出了独立认识自我的第一步。这是她悲剧的开端。因为“家”是无法转移的，是个体经历所无法重复的。这是一个充满父母之爱，童真的地方，在这里人第一次亲近自然，用心去体味可见的一切事物，任何熟悉的事物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家中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那些物件不再是纯粹的物品。在一切都赋予生命的家中，自我才能扎根。在选择追求所谓浪漫的爱情之时，夏洛特对于父权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这种颠覆性的行为因为她对于自我的自主判断的缺位而显得苍白无力，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

其实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对于权威的颠覆，离家出走等，更有主人公在解构权威之后获得自我的建构，往往这些主人公都是男性。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柔弱女性，罗森写作目的就在于想透过这个真实的故事来告诫女性，不要被诱惑。因此，在夏洛特犹疑不决，选择离家时，罗森在作品中通过她无处不在的引导者发出“一旦迈出了错误的一步，犯错的人总会遭遇种种困难，使她难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3]的感慨。

当代著名思想家查尔斯·泰勒在Sources of Self一书中，提到了洛克的“点状的自我”，在此间他提出点状的自我包括：对权威的解构和对自我的建构。[7]因此，夏洛特的离家出走展示了其告别传统、追寻自我的历程。可惜，囿于其女性的身份，她的尝试是失败的。因此，这部作品在很多时候被冠以“感伤主义的家庭主题”小说。[8]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习惯性地昏倒，而这就让她难以成为能够真正追寻自主、自助的女性了，她常沉浸在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快乐中，虽然她常对此感到愧疚，但就是这种被动性导致了她最终的悲剧。

（二）漂泊中对于自我的反省

夏洛特跟随着曼特拉韦尔来到了纽约，在此地她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的她对于曼特拉韦尔是百般依赖。当激情褪去，曼特拉韦尔又因为贝尔考的谗言误会了夏洛特，他逐渐冷淡了夏洛特，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夏洛特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

诚如洛克所指出，人的认知过程是漫长且复杂的。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认知的主体先通过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感知来获取观念，然后在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加工、检视，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经验。

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就会感到认知的冲突。在对自我进行反省之时，夏洛特深深地懊悔，错过了那个温馨的生日晚会，让她铸成了一生无法挽回的错误。虽然她明知自己做错了，但她天性被动，只等着曼特拉韦尔的回归，因此一次次陷入贝尔考特的骗局中。她不断思考自己的行动，但是懦弱让她经常所托非人。她一次次地求助，比如像拉鲁求助，而被她无情地拒绝。她痛楚地感觉到自己当初所信任的人的虚伪，她向贝尔考求助，而贝尔考特的敷衍，甚至于拿走了属于她的钱，让她穷困潦倒，她才感觉到人性的险恶。

洛克在认识论中指出，人的认知能力不是直线提高的，而是在进退反复中呈螺旋式上升的。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夏洛特认清了局势，她找到了比奥查姆普夫人，并听从她的劝告写了封信向家人求助。正是这封求助信才使得夏洛特能在临死前见到她的父亲，并将她的女儿托付给他抚养。因此，夏洛特对于他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一个曲折且不受时空限制的过程，而她对于自身的局限的认知也是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在通过对于外部所处环境以及他人的认知而获取外部经验之时，她开始了反省这一痛苦的过程。正是因为她没有越过反省这一重要的认知环节，她才得以在历经苦难后，艰难地对自我进行建构。

罗森用其独特的写作方法参与了夏洛特的自我的建构。这是一个温暖的、散发着母性光辉的叙述者，她娓娓道来，引领着读者走近并体会夏洛特的无家可归、无根飘泊的痛楚，将被抛弃的夏洛特的生活缓缓展示，如果没有罗森强势性的教导之语，脆弱的夏洛特的细微的诉求自是难以被读者感知。罗森带着读者在故事中漫步，宛如一个理想中的母亲领着孩子渡过生命中最为艰难的时光。[2]

（三）死亡中追寻自我的圆融

死亡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死亡总给人带来黑色、恐惧甚或是惨烈的意象。而夏洛特的死亡却是一种摧毁旧的自我，迎来自我圆融的一种表达。

在临产时，因为交不起房租，又没有找到比奥查姆普夫人，夏洛特被房东赶出家门，在向拉鲁求助时又被拒之门外，饥寒交迫的夏洛特在生下孩子之后被从英国赶来的父亲找到，在将女儿托付给她父亲之后，夏洛特撒手人寰。死亡首先被视作夏洛特为自我认知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她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足，对于他人认知的错误，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又因了其性格中的被动性，她无法及时在反省之后修正自己错误的认知，因此在观望与等待中错失了修正自我，重新建构自我的最佳时机。其次，死亡可以被视作夏洛特自我建构的圆满。夏洛特生下了女儿，她的女儿可以视作她生命的延续。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个体，自然是个全新的自我。夏洛特希望她的父亲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更是对于全新自我建构的一种期许。死亡并不能视为一种结束，它更应是一种开始，是生命循环的终点亦是起点。因为生命是一场场轮回。

罗森设计了死亡这个细节，而在叙述夏洛特之死的时刻，那个旁观的叙述者并未痛彻心扉。她没有刻意去隐藏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或者说弱化死亡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她依旧平和、无私地讲述着这个以死亡为结局的故事，更可谓为悲剧。[2]她似乎对着年轻的少女与她的父母轻言慢语，她将自己置身于父母之位，像母亲一样把年轻的夏洛特的悲惨的命运展示给读者，希望在这无常的俗世给那些需要引导与帮助的人一丝温情。这种直接的道德教化是极富冲击性的，在当时书信体小说中也是最为常见的。

四　结　语

夏洛特曲折的认知经历在很多细节上都与洛克认识论中对于认知规律的阐述不谋而合。虽然作为认知的主体，夏洛特具有认知的能力，但是因为认知本身的复杂性，认知过程的无限空间的延展性与认知过程中环境的影响，使夏洛特在认知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造成她对于拉鲁、曼特韦尔的认知产生了误判。而长期缺乏与外界世界接触的夏洛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执意于自己的判断，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之后的夏洛特历经磨难，在面对困顿情境时，她开始反思，对于自己的认知方法进行了改进，虽然最终她的命运以死亡结束，但是在面对死亡之时她的勇敢与坚持，就是对她的认知方法的一种肯定。应该说夏洛特的认知经历是洛克否认“天赋论”的认识论的典范，她的离家出走，颠覆了传统，表达了她去父权中心的意向，而她的认知历程更说明了洛克所阐发的认知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过程的观点。

这部小说所展现的过程、经历是符合当时的社会诉求的。美国联邦建立的最初十几年, 虽然女性的总体文化水平虽仍远远低于男性，彼时女权主义思想已悄然萌发。男权中心主义的美国社会虽然有开明人士提出：“新的共和国秩序应当为妇女和男人都提供新的角色”。但他们依旧把女性的作用定位于为“共和国民主社会”培养英雄。他们认为“有知识的有智慧的”的女性可以在家中对其子女进行社会大众不可或缺的公民道德教育。通过将所习得的知识运用于家庭教育中，“共和主义的母亲”在家中“相夫教子”，实现“共和国道德教育”的目标。

文学的历史化与问题意识使得作家将展示其时代变化视为己任[6]，罗森极具旷世之怀，虽难以展示那个时代全面而壮阔的女性生活图景，却能通过书写夏洛特的悲剧为年轻的女子提供一个反面的教材，虽然“感伤主义”小说有为道德或者宗教服务的传统，但文本中罗森提出教育之于女性生活的重要性是具有其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其精神灿烂于纸上，迥出于平庸之上。

[1]De Crevecoeur,St.Jean.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M].New York:E.P.Dutton,1926:43.

[2]Blythe Forcey.Charlotte Temple and the End of Epistolary[J].American literature,1991,(2):225-241.

[3]Susanna Rowson,Charlotte Temple,ed.Cathy N.Davids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27.

[4]李长伟.洛克教育思想新探——基于古今之争的视角[J].教育史研究,2014,(1):74-79.

[5]金远近.自我认识的发展历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5-9.

[6]Lee E.Heller.Conceiving the“New”American Literature[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1994,(1):83-90.

[7]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159-177.

[8]Marion Rust.Into the House of an Entire Stranger:Why Sentimental Doesn’t Equal Domestic in Early American Fiction[J].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2002,(2):281-309.

（责任编校：呙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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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07-0029-04

2017－02－23

2014年福建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14B145）阶段性成果。

郑静（1972－），女，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