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蓉



谭云山佛教思想初探

黄蓉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不仅为中印文化之沟通、交谊之恢复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而且深契佛法，在印度推动佛学事业的发展。旅印期间，他亲身践行菩萨道，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修身法则，在“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精神的引领下，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之事，弘扬“和、爱”，不仅为中印文化交流与融合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也为当前佛教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新的启示。

谭云山；佛教；中印文化

回顾中印交流史，两国人民自古互联互通、互学互鉴。1927年，谭云山与泰戈尔会面，两人一见如故，泰戈尔表达了要通过国际合作交流的方式来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谭云山受此感召，于1928年前往印度圣蒂尼克坦跟随泰戈尔师尊成此大业。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谭云山先生行走于中印之间，不仅游历印度佛教圣地，留下《印度周游记》、《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著作，而且着手建立世界佛学苑，弘扬佛教精神。在印五十多年，谭云山已然成为了印度和中国之间深刻而持久的桥梁。

一 “和爱”、“慈悲”：弘扬中印和平“法器”

谭云山认为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是“和、爱”，“和，即和平，主张亲善，非斗争。爱，即仁爱，主张慈悲，非残忍。”[1]P6无论在散文、诗歌还是在学术论文中，谭云山都经常引用佛典、佛教用语来展现“和爱”、“慈悲”这一中印文化相通点。作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他常常被邀请到各地学术机构讲演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儒学和佛学中的“和、爱”精神成为他弘扬中印大同、世界和平理想的“法器”。

在研究印度不害思想时，谭云山常拿儒学理论和佛教思想比拟：“不害这个词肯定式的意思是‘爱’，‘博爱’。梵语是‘Maitri’，汉语是‘仁’。这些相对的词语——Ahimsā和Maitri，非暴力和博爱，不害和仁——其实一开始就相连在一起，他们难以分离，共同传播同样的真理。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中，更多使用它的肯定式，而印度使用否定式。”[1]P6谭云山认为践行不害思想，和培养仁爱慈悲之心是同一的。印度人讲不害，中国讲仁爱，在文化涵义上相近相通。“不害（非暴力）、爱、真理是三位一体的，我们可以叫他们至上，或神，或天，或梵天，或其他名字。具体要实现这三位一体，那就需要很多盟友或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慈悲、牺牲、无私、无畏、宽恕等等。”[1]P18谭云山不仅看出两国不害的思想所形成的一个类似的文化传统——仁爱万物，而且进一步分析这一相似的文化精神特质可以用来唤醒世界和平。佛学家巴宙曾记录他印度留学教书时看到谭云山用中印思想弘扬仁爱大同的事迹，“他常以儒教的理论哲学如：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及大学的修身之道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参照佛教的慈悲、智慧、十善、五戒、四谛、八正道、除去贪、嗔、痴及冤亲平等的教义，向听众明晰地讲述，藉以证明中印精神文明实相符合。若中印两国人民能携手合作并依教奉行作一个好榜样，则其他国家或将争相效法，因而获取世界和平，战争消弭，并进而建立理想的大同世界”[2]。

二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谭云山的救世精神

佛教道德以利他为旨趣，菩萨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利利他”。《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慈悲者，怜爱、怜悯、同情他人。谭云山深受这一佛教伦理规范的影响，常以“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大乘菩萨行精神来鞭策自己。如何“自利利他”？谭云山常在演讲中分析到：“对自己即以戒、定、慧三学进修，对他人一一利生方面，则用‘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去实行。”[3]谭云山还把这种“行菩萨道”的理念践行在他的日常行为当中。

1924年，谭云山去南洋教书，期间他创办了《沙漠田》刊物，结识了几位朋友，组织了一个“骆驼社”。他们以“立德立言，救人救世；至刚至大，有守有为”作为信条，发愿要做一番大事业。他在《南洋回忆》的文章中写下了自己服务大家的决心：“人生目的，本在服务。尤其是我们东方的文化精神，全重在牺牲自我，利乐群众。孔子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释迦讲‘自觉觉他，自利利他’都是一个道理。我们生在苦难的时代，更应学作‘忍辱仙人’抱‘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宏愿。佛教《地藏经》上说：‘地狱未空，誓不能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故我今日，还是甘心情愿，作一只骆驼！”[4]

后来，谭云山于1928年，受泰戈尔之邀来到印度，五十五年间，继续秉承着“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救世精神，服务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在创建中印学会、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和世界佛学苑等事业中奉献了巨大的力量。

（1）建立以研究佛教为主的“中印学”。从1937年管理中国学院到1967年退休，谭云山不仅在中国学院建立了中印学，而且为当时整个印度学术界的中印学也打下了基础。“所谓‘中印学’就是把两千多年以佛教为桥梁的中印文化交流突出起来，因为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一无二的，可以把它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但研究文化交流，更深入研究中印睦邻关系，研究领域包括地理、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用‘中印学’的透镜可以对中国文化发展得出更深层次的了解。”[5]P201谭云山钟爱佛学。巴宙回忆说：“据谭先生说因他自己是一个学佛的人，他极爱印度，数世纪以来，因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中国佛教徒把印度当作西天，当其初次会见泰翁时，他立即发现泰翁实是佛国的代表。从此，其后五十余年间，谭先生即专心致力于中印文化复兴及文化交流工作，且安居下来，把印度作为他的第二家乡。”[2]谭云山曾经打过一个比喻：“佛教是印度的年轻美女，嫁给中国，过着幸福的日子，并有一个由子女、孙子和玄孙组成的舒适家庭。为了向她娘家致敬，这位妇女必须重回印度娘家拜访。”他在印度发表了许多以佛教为主题的论文和佛教圣地游记，他的著作《印度周游记》是许多学者研究印度的范本，也是了解现代印度佛教圣地，如鹿野苑、王舍城、菩提场等的历史书。

（2）成立中印学会，促进中印佛教学者互学互访。佛教让谭云山与泰戈尔结缘，佛教也让学术交流在中印间生根发芽。谭云山来到印度后，教授中文之余讲演中国文化与佛教，同时还发起中印学会，希冀恢复中印文化之沟通与交谊。当时，我国重要之学者及佛教徒加入者甚多。1945年，谭云山请中国教育部当局设立奖学金，鼓励印度学者前往中国研究汉学，并派遣中国留学生到印度留学。在这些交换学者和学生中，就有许多研究佛学的人物，比如说加尔各答的汉学及佛学教授师觉月（P.C.Bagachi）、西印福开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Poona）的巴利文教授巴帕提（P.V.Bapat）。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还吸引了许多佛教研究人士前往学习，如佛教学者巴宙、法舫法师、巫白慧、冉云华等。

（3）促进佛教研究。为了有助于开展佛教研究，谭云山应印度学术团体和友人请求民国时期中国最高首领蒋委员长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捐赠图书，其中包括上海频伽大藏经十部，此上海共藏有经典一九一六部，计八四一六卷。经典多译自梵文，此藏经合订成414厚册，附有樟木夹板，共装成四十夹。这些书籍在当时分赠给印度各大学、佛教团体、学术团体等，他们分别是加尔各答大学，巴特那大学，印度大学（贝纳勒斯），安达拉大学，槃达喀东方研究院，文开特什瓦拉东方学院，国际印度文化学院，大菩提社（鹿野苑），孟加拉佛教会（加尔各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部大藏经的赠送不仅有助于研究佛学，促进印度中印学发展，而且对填补印度古代历史、宗教、哲学不无裨益。

（4）建立世界佛学苑。谭云山一生奉行佛法，即使是古稀之年，仍不辞辛苦，为法奔走，为推动世界佛教运动，筹建世界佛学苑，弘扬佛法而努力。1970年7月，印度菩提场泰国佛寺主教大方丈，德威苏地摩利上座法师和印度新那烂陀佛学研究院创办人兼院长迦叶波上座比丘法师，联合发起召集“全印国际佛教僧伽及佛学名人教授大会”，以研究如何宏扬佛教与传布佛法。谭云山受邀参加，并在大会上提议在菩提场释迦牟尼佛成道处，建立“世界佛学苑”，希冀成为全世界聚集一堂研究佛学与弘扬佛法之中心。这一宝贵的提议当即获得大会的热烈支持和一致通过，并旋即组织一个创建委员会。

佛教教义，教理，教规及不同之仪轨制度浩如沧海，博大精深，世界佛学苑筹建的目的是要融合南北两传之各国佛教信众，互相交流合作，去芜存菁，“一面将各国所保存发展流传的佛教教理、教义、教律、教规，以及各种仪轨制度等等，共同汇归于印度。使佛教在其本土，作一全面性的复兴和革新。另一面互相观摩切磋，将上说教理、教义、教律、教规，已及各种仪轨制度，融会贯通，使其成为全世界，全人类性的‘世界佛教’”[6]。交流切磋的目的是希冀形成一种空前之大联络与团结，“再形成一大造化烘炉与汪洋大海；使其照耀光辉，广泛流通，温暖润泽，及于全人类，全世界。并由此以导致人类于真正和平，促进世界于永久大同。变干戈为玉帛，化戾气成祥和；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出众生于水火之中。则吾人之愿心，兴佛教之使命达矣”[6]。

谭云山在建构世界佛学苑初始，曾于1970年11月发表所拟的世界佛学苑的筹建办法。世界佛学苑将分设各国佛学研究所，以为各国各乘，各宗各派，教理教义，共同比较融会贯通之研究，并发扬光大之。他规划“世界佛学苑，将分设各国佛学研究所，由各国佛教善信同仁，协作互助，分别建立，同为佛学苑整体之各别部门。”“世界佛学苑各国佛学研究所暂定如次：1、印度佛学研究所。2、锡兰佛学研究所。3、缅甸佛学研究所。4、泰国佛学研究所。5、越南佛学研究所。6、中华佛学研究所。7、蒙藏佛学研究所。8、日本佛学研究所。9、韩国佛学研究所。10、尼帕尔佛学研究所。”[6]除此之外，还要在菩提场中华大觉寺地址内，建筑一世界佛学苑大楼，世界佛教大讲堂和世界佛学图书馆。佛教大讲堂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佛殿与讲台，下部为大众座位。佛教图书馆也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佛殿和禅堂，下部为图书与研究设备。

谭云山作为执行会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决议一经定下，旋即在中华大觉寺的地址范围内建起一所两层大楼，楼下为佛殿兼大礼堂，楼上为藏经楼，即图书馆，也有佛殿及禅堂。

为筹建世界佛学苑以及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工作，谭云山不惜万里迢迢亲自到东南亚各地访问、化缘，广征博采，联络各地区各界人士，共同来参与发挥团结的力量，以佛陀的慈悲愿力，挽救世界劫运。“佛法广大，有如虚空；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不分种族，部分国籍；不分男女，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平等，了无差异。是故与任何其他宗教哲学，思想主义，科学文化，乃至国家人民，社会团体等等，无有任何利害冲突，与敌对行为。亦即中国儒家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云耳。惟佛法更超然于一切世法之上，同时又贯彻于一切世法之中。是故任何国家人民，均应同情爱护，赞助扶持。至我佛教善信同仁，自更应尽心尽力，并尽形寿；从各方及多方设法，共同完成此一千秋万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6]只可惜，谭云山年事已高，孤军奋战，没有外援。他在东南亚募到一点钱，谭云山夫人也把自己的积蓄捐出，旅印华侨捐款出了很大一份力。可惜，大楼外壳建好后，门窗还没有安装，经费就已告罄，工程停止，助手离去，但谭云山创建时的无量功德仍值得大家记起和弘扬。

从以上谭云山人生中所开展的诸多慈善事业中，我们看出，他不仅以慈悲的精神弘扬佛法，而且把对大乘菩萨行精神的弘扬作为人生最高理想来践行。在建设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时，谭云山亲自设计学院，在大堂留下了一幅临摹阿旃陀石窟的“降魔图”，两边还有谭云山的题字：“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上款），“众生普渡方证菩提”（下款）。过去，这是谭云山对自己的鞭策，如今成为了众人的鞭策。

1969年5月28日，谭云山赠与得意门生冉云华《中印箴铭》二首，数十年之行愿，概括于《中印箴铭》二首之中。

立德立言，救人救世；

至刚至大，有守有为；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其二为：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慈悲喜舍，禅定智慧；

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立德立言，救人救世；至刚至大，有守有为”是谭云山在南洋时期写下的十六字，是当时几位“骆驼朋友”所创办的“骆驼社”的信条。这是两首中印思想合璧的作品，是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相结合的情怀，表达了谭云山在印度教研三十多年后得出的人生经验和愿望。从自身的“立德立言”、“至刚至大”、“自觉”、“自利”、“己立”、“己达”、“慈悲喜舍，禅定智慧”出发，走向“救人救世”、“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

三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谭云山的修身法则

作为一名学者，他不仅深契佛法，而且亲身践行菩萨道，是个虔诚的大乘佛教教徒，被誉为“现代玄奘”。

平常，谭云山就有礼佛的习惯，在他的日记中常有叙述“早起散步运动，礼佛如常”（1974年1月10日记手稿）的话语，还有为众人祈福的祷词：

1977年新年祝词

一九七七，喜气洋溢；

诸事吉祥，一切顺利。

为佛为法，精进努力；

世界安宁，众生欢喜！

1978年新年祝词

一九七八，

广播佛法；

世界安宁，

人类感化。

1942年8月6日，泰戈尔病重消息传来，谭云山立即奔赴泰府，在他的病床前，静坐默祷，诵经咒数小时，请求佛力庇佑使其延长生命。”[2]在中国学院谭云山住宅里还有一幅观音画像，那是1940年徐悲鸿到印度修学，住在中国学院时特别为谭云山夫人陈乃蔚画的。这幅画像现在保存在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中。“谭云山在世时，每天早起到中国学院屋顶上做运动，回到家里就点起香来膜拜这观音像。他这一方面是感谢夫人百般照顾、相依为命之恩，也是在坚定自己的‘菩萨精神’。如果我们从中印文明交往的历史发展来看，谭云山这是使中国化的‘Avalokitesvara/观世音/观自在’回归印度了。”[5]P191

谭云山晚年常用“忍仙圆成”署名，这个名字由太虚法师赠与。早在谭云山在长沙船山书院学习时，就结识了佛教现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1924年太虚法师是积极欢迎泰戈尔访华的中国公众领袖之一，当时太虚法师还和泰戈尔进行了一次长谈。后来，太虚法师到船山书院讲演，谭云山第一次和太虚法师交流，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中印两大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当时谭云山师从太虚大师皈依三宝[6]，进行佛学研究，“对太虚大师所领导的佛教，素来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同情”[3]。“当年，太虚法师对谭云山教授，曾寄以极大的希望，法师给他起了‘忍仙圆成’的别号。意思是要他能忍，才能圆成。”[7]P80这一法号成为了谭云山的行动导向。

后来，他写《忆昔八章》，以赠送给妻子陈乃蔚的形式把自己“难行能行”的人生崇高理想和反省求己的观念表达地淋漓尽致。

忆昔八章

赠妈：尘缘将了，来事未定。一时激动有感。赠此八章，聊当四十年辛劳艰苦同居纪念。不言家务不谈闲话不谈是非。存心养性，反省求己。翼能长生久视，从今离苦得乐也。

（一）

忆昔南洋漂泊时，华裔文教作先驱；

志同道合盟山海，意气相投许共居。

（二）

荏苒流光四十年，儿孙绕膝已成群；

成家立业等闲事，一炷心香为救人。

（三）

人生大患在无明，一切尘劳由此生；

得暇勤温无上咒，扫除罣碍见真心。

（四）

平生自愧无多长，但有虔诚塞太荒；

忧患死生相与共，孔颜乐处是家乡。

（五）

中印交流已肇端，犹存佛愿未曾完；

几时削发作僧侣，脱去白衣着黄衫。

（六）

和平革命难抬头，浩劫人间尚未休；

忍看生灵塗炭苦，十分希望九分愁。

（七）

中印人民似弟兄，和平亲善数千年；

为何无事起烦恼，净土国中造恶因。

（八）

娑婆世界孽缘深，自性净清自照明；

愿带众生无量苦，皈依释迦学忍仙。

忍仙1968年8月2日于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佛教主张用坚忍、清静诸根等方法熄灭自身的贪、嗔、痴，来断除人生苦难。这首诗歌中，谭云山表达了他对人间浩劫、生灵涂炭的忧愁。这种体悟世界的情怀，源于他从小对苦难的体验和佛学思想的感悟。谭云山的父亲是一介儒生，也崇信道教和佛教。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从小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朝骑父背游庭阶，晚睡母怀坐绿苔；邻舍翁姑每笑我，‘龙儿仔仔凤儿孩’。”然而，父母的早逝，让他痛苦了一段时间，感叹世事无常，“孩提父母掌中珠，长大人间孤弱儿；流泪应盈两大海，写怀足满五车书”。于是，他叩问苍天，“奈何世事奈何天，今古何多薄幸人；亲死徒留冤孽在！水平沧海恨难填！”这样的苦难经历早早锻炼了谭云山的意志，后来在新加坡弘扬东方智慧时，他也孤寂过，彷徨过，但后来逐渐走向光明，创办刊物，旨在“以小小的星光点燃黑暗寂寥的长夜”。当时，谭云山有几位“骆驼朋友”，他们创立骆驼社，发起主编《沙漠田》刊物。之所以比作骆驼，是因为他认为“在动物中，最能吃苦耐劳而又能忍辱负重与宁静致远的，恐怕要算是骆驼……骆驼是动物中的‘苦行者’”。拿骆驼与朋相比，是要“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象征骆驼结伴在沙漠中旅行之意。”[4]

南洋时期的奋斗更练就了忍辱负重之精神。后来在印度筹建中国学院和中印学会的困难更是不言而喻，面对被无明所遮蔽，苦难层出不穷的人民，他决心继续行菩萨精神，秉承着“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精神，“自性净清自照明”，更以坚忍的意志力，“愿带众生无量苦，皈依释迦学忍仙”。就这样，谭云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印度学者对谭云山对佛教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谭云山不仅是博学多才的学者、远近闻名的佛学家，而且是法显、玄奘和义净在20世纪的旗手。这三位闻名于世的佛僧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锋，他们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实现目标，两国中许多朝圣者和学者都纷纷效仿。谭云山被人们称为‘现代玄奘’，因为他重新恢复断裂了一千年的的中印文化纽带。和玄奘不同，玄奘前往印度学习，学成后把学问和哲学思想带回给本国的人民。谭云山不仅精通印度文化，而且像儒士那样浸润在慈悲和友爱中。”[8]P4的确，谭云山一生修身立德、孜孜著述，研究佛法，一面学习印度精华，一面传播中国文化，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修身法则，在“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精神的引领下，弘扬中印“和、爱”文化遗产。晚年更是全身心投入佛教事业，他那坚忍大爱的精神，在我国和印度民族之间树立了榜样，建起了一座友好往来的金桥。过去，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是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鲁迅先生曾评价玄奘大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玄奘，一个柔弱的僧人，就是其中的一位。”[9]P122谭云山也是中国的脊梁，是一个穷毕生之力，促进中印两个伟大民族心连心的人。

[1]Tan Yun-Shan.Ahimsā in Sino-india culture,Prabhat Kumar Mukherjee Press[M].Santiniketan,India,1949.

[2]巴宙.谭云山与现代中印文化关系[J].华学月刊,1983, (140).

[3]了戒.我与谭云山的一面之缘[N].南洋商报,1951-01-26.

[4]谭云山.南洋之回忆[N].南方晚报,1951-01-22.

[5]黄绮淑.泰戈尔与谭云山的中印友好情结[A].谭中,郁龙余.谭云山[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201.

[6]谭云山.佛教居士林佛理讲座:印度佛教复兴与世界佛教运动[N].南洋商报,1973-05-29.

[7]周颖南.映华楼随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8]V.G.Nair.Professor Tan Yunshan[M].Author's homage,1958.

[9]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A].鲁迅全集(第6卷)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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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219（2017）07-0009-04

2017－03－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4YJCZH059）。

黄蓉（1981－），女，广东紫金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谭云山与中印文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