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艳伟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胡适研究·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编纂考

薛艳伟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在创作《章谱》前后，围绕章学诚研究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互动。胡适试图通过该谱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并展现他在年谱学方面的“用意与方法”。1921年的胡适因参加各种社会、学术活动非常繁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抽出时间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该谱革新了传统的年谱体例，创立了新的典范，提供了一个示范的样板，因而得到不少学者的仿效。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内藤湖南；青木正儿；余英时

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他的不少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红楼梦考证》等都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的名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下文简称“《章谱》”)是胡适于1922年出版的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同样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梁启超对该谱给予了高度评价：“如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杜维运说：“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一九二二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渐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杜维运：《清代史家与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页。胡适《章谱》大大推动了中国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进程。学界已有多篇论文讨论《章谱》*近年来关于胡适《章谱》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内藤湖南、胡适、姚名达所做的4种《章谱》，该文指出胡适《章谱》注重记载谱主的学术思想变迁和与谱主有关师友的事迹，这样就创新和扩充了年谱的体例和内容。张爱芳《论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学术价值》(《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指出了《章谱》的3个显著特点，即胡适不仅总结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精华，而且还记录了章实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交谊，另外还不加隐晦地指出谱主的不足，这就改变以往年谱只说好处，不说缺点的做法。以上体现了胡适《章谱》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杜蒸民《年谱学的一个新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胡适的《章谱》为年谱学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主要表现在“在揭示谱主史学主张和贡献的同时，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谱主的社会政治观点也予以足够的重视”。刘重来《胡适与〈章实斋年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讨论了胡适编写《章谱》的原因及该谱在编写思想、体例和方法上的创新。张爱芳《论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的特点及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章谱》的特点是系统地总结了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形成轨迹，该文重点分析了胡谱对姚名达的影响。盛菊《胡适年谱思想略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就胡适在年谱体例的创新、年谱的价值、年谱与传记的关系3方面论述了其年谱思想。张京华《胡著姚补何序〈章实斋先生年谱〉论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对胡适、姚名达、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一一进行批评，他指出胡适自诩首先发现了章学诚的说法，是胡适制造的一个神话。其实在胡适之前或同时，已经有为数不少学者对章学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欧阳哲生《新文化的异域回响——胡适及其著作在日本》(《中国文化》2015年第2期)一文在叙述胡适和日本学者的交往中，指出胡适《章谱》的写作多吸收了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可是这些成果多就《章谱》文本本身立论，从《章谱》体例上的创新之处来论述胡适的年谱学思想。鲜有论文提及胡适围绕《章谱》和《章氏遗书》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青木正儿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虽有个别论文讨论胡适编写《章谱》的动机，似乎未抓住问题的关键，因此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而胡适创作《章谱》的过程和该谱在年谱学界所起的典范作用，则几乎无人问津。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予以详细地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胡适围绕《章谱》与内藤湖南、青木正儿的学术交谊

对于胡适来说，《章谱》的写作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举动，而是受到了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的直接启发。1920年底内藤的《章谱》连载于《支那学》杂志第1卷第3号和第4号，胡适很快就看到内藤此作，因为此前不久他已经和《支那学》的创办者青木正儿直接建立起了学术联系。青木等创办者一开始就力图将《支那学》办成一个“打破国境”的刊物，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青木撰写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的介绍。《支那学》的每一期甫一出版，青木都会立即寄给胡适。1920年12月14日胡适在给青木的信中表示他也非常喜欢阅读章学诚的著作，但是《章氏遗书》很难得到，他仅收集到《文史通义》之外的章氏文章四五十篇。他很想读到内藤收藏的18册《章氏遗书》抄本。因此，他恳求青木向内藤打听一下，内藤是否愿意将该书出版，或者让他借观一下该书的目录。胡适感慨道：“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68页。12月24日，青木到内藤家中去询问胡适所托之事，不巧内藤去东京了，所以暂时没有结果，并请胡适等待后续。过了一个月(1921年1月24日)，胡适告知青木他近期得到浙江图书馆刊印的《章氏遗书》，为当时中国最完整的章氏著作全集。他对这个本子校对不精，错误甚多而表示遗憾，并提到自己很快就会完成该书的校对。他还表示如果内藤没有见到浙馆本，他可以赠送一部，并希望内藤能利用这个本子和他自己所藏之本进行对校，最好是最终能把校对的结果发表出来，供学界公用*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68页。。顾颉刚在1921年1月31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接读卅号来信，敬悉。兹将《章氏遗书》送还。内藤教授所藏《章氏遗书》的目录，不知道比浙馆本多出些么？”*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4页。由此可知胡适在得到内藤所藏目录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曾和友朋谈及此事。

在这个月里，胡适委托青木访求内藤所藏《章氏遗书》之事，得到重大进展，青木顺利手抄了一份目录。胡适在收到青木寄来的内藤本目录后，为表示谢意，送其一部浙馆本《章氏遗书》，并且在印本目录上注明内藤本所无的各篇。此外胡适在信中还列出内藤本比他所藏多出的15篇：《礼教》、《所见》、《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读道古堂文集》、《陈伯思别传》、《书李孝妇事》、《书李节妇事》、《高太宜人家传》、 《童孺人家传》、《章氏二女小传》、《李蘩月小传》、《田孺人行实》、《从嫂荀孺人行实》、《四书释理序》和《又与正甫论文》，主要分学术专篇、人物传记、读书后记3类。胡适从题目上判断，《礼教》和《所见》两篇之外的其他各篇似乎都不太重要，因此请求青木设法让他看到这两篇。胡适称赞内藤《章谱》在资料搜集方面很完备，他已经请人去翻译此谱。另外，胡适指出章学诚在61岁至63岁之间编修《史籍考》，是他平生的一件大事，但是内藤谱没有记录此事。胡适还指出内藤谱末页记“嘉庆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二岁”有误，应为“嘉庆四年己未，先生六十二岁”，并且怀疑脱漏了“嘉庆三年戊午，先生六十一岁”一年之事。胡适让青木问一下内藤是否误脱一年，如果内藤改正此误，他能否也在译本中随之改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卷，第270—272页。。2月17日，青木写信告知胡适：“内藤本多出的《礼教》、《所见》二篇，我已经借来了。不久应写着寄上你看。又对于《章实斋年谱》你的忠言，使他十分感谢。你的正误不错。他说嘉庆四年的干支确是己未，是一时误写。而嘉庆三年因为没有紧要的事，所以省略了。不是误脱一年的事。恰好把你说的《史籍考》一事，补正这一年起来，尤为妙计。”*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第321页。从上可见，内藤承认干支纪年出错，确是自己一时疏忽，但是对于胡适怀疑的嘉庆三年误脱一年之事，澄清原因是他认为这一年没有紧要的事情，故意略过去的。以上我们叙述了胡适围绕《章谱》和《章氏遗书》与内藤、青木两位日本学者的一系列学术交谊，可以看作是胡适创作《章谱》的前奏和前期准备。胡适在1922年2月26日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章谱》，他立即赠送给内藤一部。内藤也很快做出回应，同年5月于《支那学》杂志第2卷第9号发表了《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向日本学界推介胡著。内藤称赞该谱的体例确可称为“创例”，且体现了胡适“一家之见识”*[日]内藤湖南：《读胡适之的新著章实斋年谱》，《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81页。。此外他还感谢胡适指出内藤谱的脱漏和错误，共计12条。内藤将其一一条列出来，如将章学诚外祖父的姓名误认为史耐思，把布政使陈东浦的官职误认为是道员。后来内藤对旧作进行了修订，改正以上错误，并且声明是根据胡适《章谱》订正。1927年内藤在日本大阪怀德堂发表以章学诚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他在该演讲中特意提到：“中国有一位叫胡适的人还将我所作的年谱予以增订出版，由此章氏的学问亦引起了中国新派学者的注意。”*[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附录《章学诚的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由此可见，内藤对胡适《章谱》有甚高评价，并且大力称赞其推动章学诚研究的重要作用和卓越贡献。

二、胡适创作《章谱》的动机和过程

尽管胡适看到内藤《章谱》的一部分是在1920年11月18日，但这并非胡适第一次接触章学诚，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尽力搜集《文史通义》以外的章氏文章，尽管收获不是很大。胡适刚开始并没有在内藤谱之外另立门户，为章学诚重撰一部新年谱的打算。虽然内藤《章谱》只有10页左右，内容非常简略，实际上相当于章学诚的生平大事编年。最初胡适也只是从新出版的浙馆本《章氏遗书》中找出内藤所引用材料的出处，“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做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卷首《胡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应当指出，为内藤《章谱》做一个“疏证”，是胡适创作《章谱》的最初目的。但是随着研究过程的推进，他对《章谱》的写作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刘重来在《胡适与〈章实斋年谱〉》一文中指出胡适立意为章学诚编修年谱主要有3方面原因：第一，“出于对传记史学身体力行的倡导”；第二，“出于对章学诚的推崇与不平”；第三，“出于爱国情怀”*刘重来：《胡适与〈章实斋年谱〉》，第245—248页。。刘先生的分析诚为胡适写作《章谱》的重要原因，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再进一步深入挖掘。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胡适试图借《章谱》来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夫。胡适在日记中就《章谱》表达过如下看法：

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那么上文胡适所说的“大刀阔斧”和“绣花针”具体指什么呢？1929年，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一文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问：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体传记的资料。远一点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俞樾；近一点的如孙文，袁世凯，严复，张之洞，张謇，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关系一国的生命，都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是畏难吗？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吗？还是缺乏史才呢？*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集，第596—597页。

由此我们知道，胡适所谓的“大刀阔斧”指的是高明的史识，“绣花针”指的是对材料的搜集和考证。胡适鼓励历史系师生通过写作名人传记来训练自己的考据能力，而年谱作为传记体裁的一种，也是可供人们训练的重要园地。可见借创作年谱来训练自己拿“绣花针”的本领即考据功夫，是胡适写作《章谱》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众所周知，1917年胡适以发表《文学改革刍议》和提倡白话文而声名大噪。但是当时中国的上层文化仍以儒学为主流，胡适“如果想在中国取得思想的领导权，首先便得在国故学界有出色的表演，仅仅靠西学的知识和白话文学是绝对不够的。”*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87、191页。当时的旧派学者林琴南就质疑胡适的古文功力，说他是“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藏拙者”*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90页。。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地位。蔡元培在为该书作序时对胡适的“汉学”功力很是推崇，并总结了该书的四大特点，第一个即“证明的方法”*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序》，第155—156页。。蔡元培一再强调胡适的考证功力，就是有意回应林琴南等人对胡适的质疑。而胡适本人也非常清楚，自己只有在考证学上一显身手才能取得在上层文化领域的发言资格。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进行考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87、191页。。胡适的这一预期目标达到了，蔡元培对他的称赞已如上述。梁启超于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清代学术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中国哲学史大纲》使胡适的考证功力得到当时学界领袖们的认可。因此之故，胡适在1921年写作《章谱》时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考证章学诚的生平和重要文章的成文年月，他自述道：“我编这部《年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卷首《胡序》，第27—28、26页。胡适之所以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就是为了再一次向学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表明自己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这样人们再也不会怀疑胡适是因为考证功力不够水准，才去提倡白话文以“藏拙”。

第二，胡适想通过《章谱》树立一个年谱的新典范，来表达他的年谱思想。1921年暑假胡适在上海期间，得知孙德谦在编校《章氏遗书》的同时，也在编纂一部《章实斋年谱》。他同意通过孙毓修把自己未及完成的年谱交给孙德谦供其参考，并要求借观《章氏遗书》全书的目录。他在1921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作《章实斋年谱》。我允许了孙星如把此稿寄给孙德谦君，供他作《章氏年谱》的参考。但我检看此稿，觉得此稿须我自己把他续成了，方才可以表示我的用意与方法。因此，我决计费几天工夫把他补完*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468页。。

这句看似浅显的话，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却道出了胡适创作《章谱》的真正目的——那就是通过这部年谱来表示他的“用意与方法”。而所谓的“用意与方法”，其实就是胡适在《章谱》自序中说他运用的一些“新的体例”：

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话，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卷首《胡序》，第27—28、26页。。

胡适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记载章学诚一生的事迹，而且可以表现他学术思想的变迁沿革。尤其第三点，《章谱》中存在大量胡适批评章学诚的话语，更是被他自诩为年谱学中的“创例”。1921年11月19日，胡适在《胡适文存·序例》中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胡适：《胡适文存》卷首《序例》，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第1页。胡适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刚刚完成《章谱》的写作任务不久。《章谱》出版后的次年(1923年)1月，胡适在为北大《国学季刊》写的《发刊宣言》里提到：“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第8页。而《章谱》就是这样一个胡适自己用“绣花针”的手法亲手绣出的“鸳鸯”，借以展示他的年谱方法。

三、胡适《章谱》的典范作用

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年经事纬，较详细地胪列谱主一生事迹和著作的一种传记体裁。年谱起源于宋代，元明两代继作者渐多，自清代以来则蔚为大观，数量急剧增加。章学诚明确年谱的性质是“一人之史”，并且指出年谱的作用：“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也就是说可以借助年谱把谱主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其言行和思想。年谱大多出于自撰、后人或其友朋、门生之手，“即使是时代相隔的后人，也多是由于钦敬其人其学，方为撰谱，而不能不有所偏爱”*来新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代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尾，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98页。，因此年谱中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褒扬谱主的溢美之词，而对有损于谱主形象的思想和行为则只字不提，这就影响了年谱的客观性，不利于读者通过年谱来准确而全面地认识谱主。章学诚无疑是胡适崇拜的学术偶像，但是他并不因自己内心的偏爱而回避章学诚的短处。如他说章学诚的《述学驳文》“太迂腐，实无道理”，更直接指出章学诚有“绍兴师爷”的伦理见解：“对于当时负重名的人，颇多偏见，几近于忌嫉，故他对于他们的批评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于故入人罪。”*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第102—103页。可见胡适做到了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客观地对章学诚进行公正的评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到年谱如何记载和谱主有关系的同时代人时，指出古代年谱存在的缺陷：“一般人做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做年谱的人所注意。”*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244页。之后他特别对胡适的《章谱》进行了表扬：

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3—244页。。

《章谱》的“创例”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年谱的新法门”，而梁启超的弟子姚名达则是因为直接受到胡适《章谱》的影响才去研究章学诚的。而他最为看重该谱的，就是胡适所说的新体例。他说：“适之先生这书有一点是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白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谱主著述年月大概都有了。”*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卷首《姚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第22页。当时一个名为陶存煦的青年学者也写了一篇《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举正》的文章来指出他认为《章谱》存在的一些不当之处。有意思的是，他在开篇首先称赞了胡谱体例上的两个优点：

胡适草创是谱，凡章氏著述，苟可以表见其思想者，无不编入；俾读其书者，不独知人论世，以考见其生平；而于学问大概，亦藉以窥一斑；其善一也。寻常年谱，凡于所谱之人，无直接关系者，率屏不录；而胡谱则记章氏师友外，且于戴震汪中袁枚之死，详录章氏评语，以旁衬章氏之不同时贤；其善二也*陶存煦：《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举正》，《光华半月刊》1932年第3期。。

可见即使批评《章谱》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其在体例上确有可取之处。仓修良认为《章谱》是他接触过的年谱之中的上乘之作，“人们读了这种年谱，不仅对章学诚一生的经历、学术思想尽可得知，而且对乾嘉时代整个学术界之大概趋势亦可得以了解。”而对胡适自诩的“新的体例”的说法，仓先生经考察后认定：“只要与以往年谱作一对比，就会觉得此话绝非自我夸张。”*仓修良、陈仰光：《年谱散论》，《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可见功夫不负有心人，胡适借《章谱》以表示他的“用意与方法”的目的达到了。

1927年，胡适对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段自我评价：

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第117—118页。。

这一段在当时看似非常自傲的话，在我们后人看来确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确实在以后的学术史书写中，此书被认为是开了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一个新纪元，任何一部回顾20世纪所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论著都不可能绕过它。余英时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于1919年问世后之所以掀起一场“史学革命”，引起如此之大的影响，关键是因为此书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在当时起到“示范”的作用*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第221—232页。。这个新“典范”包涵广、狭两层涵义：广义方面，指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72页。。余先生这一对胡适思想别开生面的解释，为我们理解胡适的其他著作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和打开了一个新思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作用在于树立了一个新“典范”，同样《章谱》一书也可做如是观。而胡适的上述这段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自我评价，同样适用于他的《章谱》。《章谱》问世后，对其赞美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订误者有之，补充者有之，仿效者有之。各方无论立场或见解如何，该谱终究是无法忽略的，总之该谱成为研究章学诚必不可少的一部著作。而《章谱》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的典范作用，给学界提供了一个示范，引起了不少人对它的仿效。

如前所述的姚名达对胡适《章谱》进行了增订，又撰写了《邵念鲁年谱》和《刘宗周年谱》等多部年谱，而《邵念鲁年谱》的体例就直接借鉴了胡适的《章谱》。姚名达坦言：

她(指胡适的《章谱》)不但令我们明白章实斋整个的生平和重要的学说，而且令我晓悟年谱体裁的不可呆板。最少，我是受了她的影响的一个。我因看了她才去研究章实斋，才跑进史学这条路，才得著学问的乐趣，才决定终身的事业；我又因看见了她才敢创制许多图表加进《邵念鲁年谱》，才敢扩充谱前谱后到前后数十年数百年。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她是史学史上的第一页了*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卷首《姚序》，第22页。。

年谱设谱前谱后来记载谱主生前生后之事，姚名达非常赞赏这种做法，他说：“先作谱前……末作谱后……所以穷源治流，其法莫善于此。视昔人年谱以生前死后之事入诸谱内，有乖体例者，似有进矣。”*姚名达：《邵念鲁年谱·序例》，见罗艳春、姚果源选编：《姚名达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可见姚名达是受胡适《章谱》体例影响较深的一位学者。

胡适的好友丁文江仿照《章谱》的体例，编写了一部《徐霞客先生年谱》。他在自序中毫不隐讳受到胡适的影响：“时友人胡君适之，方作《章实斋年谱》，谓传记可以为治学作人之范，年谱为传记之特式，乃吾国人之所发明，宜改善而扩充之。因思仿其意，为先生作一年谱……乃发愤尽两月力，成数万言。”*丁文江:《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收入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丁文江和赵丰田在合作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时也参考了《章谱》的体例，只是丁氏没有明确指出罢了。

1929年张孝若为其父张謇作传记时，就坦言以胡适的《章谱》为榜样。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在此二月内，帮我父做了一本十五万言的传记，很得力于你编《章实斋先生年谱》的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393页。胡适在为张孝若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作序时认为，张孝若为其父作传有三方面重要的资格，特别强调：“他这回决定用白话做先传，决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传义法，决定采用王懋竑《朱子年谱》和我的《章实斋年谱》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牍来做传记的材料，总期于充分表现出他的伟大的父亲的人格和志愿。”*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页。可见胡适对自己在《章谱》所表现的方法是相当的引以为荣的，同时也是他认为最得意之处。

为鲁迅写评传的曹聚仁说他早年想写一部《鲁迅年谱》。他坦诚说：“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胡适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而他所写的《章实斋年谱》，更可以算是进步的新传记。”*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可见曹聚仁对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有很高的评价。另外他还特别引用胡适在自序中所强调的三个新的体例，紧接着说：“我理想中的《鲁迅年谱》，也就是这么一部史书。”*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可见他和张孝若一样都是以胡适的《章谱》作为年谱的样板来进行仿效。

有意思的是，为胡适撰写年谱的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中也吸收了胡适《章谱》的“创例”，在此书中摘录了谱主一生论学论政的重要文字。为该书作序的余英时就明确断定：“这显然是师法谱主在《章实斋年谱》中的创例。所以本书事实上可以说是一部谱主著作的编年提要。我深信，读者循诵本书一过便可以对谱主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一极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特色也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第161页。可见胡颂平能深刻领悟胡适的年谱思想，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实践。

综上可知，在胡适生前生后，都有学者以他的《章谱》作为年谱的样板来进行仿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后继者不绝如缕的现象，就是因为《章谱》开创了新的年谱体例，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从而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小 结

综上所述，胡适在正式写作《章谱》之前与内藤、青木就《章谱》和《章氏遗书》已经有几个回合的交往，这期间他依靠青木的帮助顺利得到内藤所藏《章氏遗书》的目录和《礼教》、《所见》两篇他没有读到的文章。胡适指出内藤《章谱》的几处错误，内藤虚心地做出回应。此外他还得到浙江图书馆新印的《章氏遗书》，用此来纠正和补充内藤《章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疏证”一下内藤《章谱》。后来因为“疏证”内容太多，远远超出原书，于是他决定另写一部新的《章谱》。因为他希望通过写作《章谱》来训练和展示自己的考据功力和年谱思想，因而虽然1921年胡适的其他活动太多，过于忙碌，但他还是尽力抽出时间断断续续地完成《章谱》的写作。胡适改造了过去的年谱体例，力图推陈出新，因此《章谱》甫一问世即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引起时人的不断仿效。《章谱》实际上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也最终成为年谱学界的典范之作。

胡适一生以龚自珍的名言“但开风气不为师”相期许，以宣扬科学的治学方法为使命。 从1919年初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1952年在台湾大学宣讲《治学方法》，几十年来胡适一直围绕治学方法做文章。他一再宣称：“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胡适：《介绍我自己思想》，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518页。胡适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时，总结道：“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唐德刚整理：《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页。胡适论学立言的初衷皆以提供科学的治学方法为依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后学“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水浒传〉考证》，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第378页。。而《章谱》就是这样一部完全符合胡适治学意旨的名著，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写作《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一书的美国学者倪德卫就说：“这部书(指胡适的《章谱》)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胡适博士著作，我可能不会想要尝试去写作此书。”[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同样日本学者山口久和对《章谱》也评价甚高：“胡适以内藤湖南的年谱为基础，以记述章氏的学术活动为主导，补充了得自《章氏遗书》的相关资料，并尽可能努力记载了章学诚与门人或当时学者的交流。胡适的这份年谱加上姚名达的补订，是现在最详细、最值得信赖的章学诚传记资料。本书(指山口的《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多以此为依据。”[日]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由此可见，胡适《章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越出国门，泽被外国学者。因此说它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部典范之作是实至名归的。

责任编辑：汪谦干

A Study on the Compiling of The Chronicles of Mister Zhang Shi-zhai written by Hu Shih

XUE Yan-wei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TheChroniclesofMisterZhangShi-zhaiwas Hu Shih’s masterpiece in historiography.Before and during writing this book,Hu Shih had close academic interactions with Naito Konan and Aoki Masaru both of whom were Japanese scholars.By means of the Chronicle,Hu Shih attempted to train and display his competence on textual research,and to reveal his purposes and methods on the study of chronicles.Hu Shih was very busy in 1921 because of various social and academic activities,but he still tried to set aside some time to finish the writing of the Chronicle.As a result,Hu Shih reformed the traditional chronicles in format.The Chronicle also established a new paradigm and provided a model for the composition of chronicles,and it was followed by many later scholars.

Hu Shih；TheChroniclesofMisterZhangShi-zhai；Naito Konan；Aoki Masaru；Yu Ying-shih

K825.1

A

1005-605X(2017)01-0143-08

薛艳伟(1988- )，男，山西吕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