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坤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毛立坤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晚清时期；香港；上海对外贸易；中转功能

一、引言

近代的上海和香港同为中西交汇、华洋杂处、商贸辐辏之地，两地最初都是依靠外贸兴市，继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迅速成长起来。上海在鸦片战争后的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即由一座县城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期的香港亦跃升为东方枢纽型贸易港和亚洲多功能网络中心城市。沪港两埠也由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

关于近代上海贸易发展领域的诸多具体问题，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以黄苇所著《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联合主编的《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两书最具权威性。前者偏重于论述19世纪40—60年代初期的贸易发展形势，后者则把研究时段向后延伸至1949年，举凡影响近代上海贸易发展的重大问题均有所涉及。近年来，戴鞍钢、古田和子、唐巧天、毛立坤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围绕近代上海外贸领域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他们的成果代表了近代上海经济贸易史研究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参见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毛立坤：《日货称雄中国市场的先声——晚清上海煤炭贸易初探》，《史学月刊》2013年第2期。。近代香港的贸易发展情况及其与上海发生的关联，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前辈学者对近代香港经济贸易发展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仅见滨下武志和张晓辉的相关著述对该领域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参见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微观层面的研究非常少见，除毛立坤、张金苹对近代香港贸易领域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过论述外*毛立坤：《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毛立坤、张金苹：《晚清时期香港与闽台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毛立坤：《“封锁香港”(1868—1887)问题再解》，《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其他学者罕有触及，这可能与史料难觅有关。外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也只是零星地提到与沪港两埠的贸易发展有关的问题，但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述*参见Francis E.Hyde,Far Eastern Trade 1860—1914,Edinburgh,1973.。

总体而言，沪港两埠在近代历史上的贸易发展过程存在密切的联系，兹引若干代表性史实加以佐证。怡和洋行是近代历史上最早打入中国市场、也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洋行之一，该洋行最先在沪港两埠建立了主营鸦片贸易的经销点*鸦片贸易是晚清时期最大宗的洋货进口贸易，在相当长时段里支配着中国进口贸易的走势。参见勒费窝：《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进而使这两个口岸成为其在华扩展势力的大本营。至19世纪中叶，香港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贮存、转运中心，上海则是中国沿海一带鸦片进口额最大的口岸。此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沙逊洋行、琼记洋行、英美烟公司、美孚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均选择沪港两埠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经营重心*王垂芳：《上海洋商史(1843—195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7—65页。。就华商行号而言，上海有南洋庄，专司经香港转口上海发往南洋一带的货物；香港则有上海庄，负责向上海供应原产于东南亚的特产品，两地的此类华商行号长年都进行着繁密的贸易往来*参见张晓辉：《沪港近代城市关系史研究之我见》，《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1期。。在19世纪后半叶，沪港两埠也是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各类航线密集分布、物流集散能力极为强大。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率先开辟出连接港沪两埠的常川航线，为两地间人员、邮件和货物的流通创造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后来其它航运公司纷纷仿效，使得两地间的轮船航班日趋密集。1857年，上海口岸进港商船共有495艘，其中216艘来自香港。1894年，驶入上海港的外洋轮船共计1037艘，其中465艘来自香港*Boyd Cable,A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London,1937,pp.108—110.。这足以反映出晚清时期沪港两埠间人员、货物往来之密切。从具体的贸易统计值来看，上海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香港在国内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口岸；而同期的香港则是上海口岸的第二或第三大洋货来源地，第四或第五大土货出口地*参见毛立坤：《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本文力图阐明晚清时期沪港两埠间贸易关系的演进机理，剖析香港对上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所发挥的多种中转功能。晚清时期上海口岸在外贸领域与香港发生的关联大致如图1所示：

图1：晚清时期上海口岸外贸进出口额及对香港贸易额年际波动示意图(1869—1904年)

图表注释：受晚清时期海关贸易统计记录格式的限制，《中国旧海关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对这两个时段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可资利用的贸易统计数据仅限于1869—1904年这一时段。后文图表的年份断限原因与本图相同。

资料来源：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值折算。

二、晚清时期香港对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发挥的中转功能

19世纪60年代以前，英帝国(含印度、香港等殖民地)来货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总额中占很大比例(约2/3左右)，美国次之*《(英国)领事罗伯逊1855年度、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以下简称《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45页。。这种势头一度变得愈发强劲，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英国本土、印度、香港稳居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的三大供货地。三地来货长期占据上海口岸洋货进口额的绝大比例，最高曾达92.8%(1871年)，最低也占57.6%(1904年)，大致以19世纪80年代中期分界，前期多占80%以上，此后缓慢下滑，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英、印、港三地来货总和所占比例跌至60%—70%之间，但仍位列上海口岸洋货进口额的前三名，如图2所示。因此研究三地来货额的波动情况，可以大体揭示出本时期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的一些主要特征，以及香港对沪洋货转口贸易额的波动趋势。

图2：晚清时期英国、印度、香港洋货输沪贸易额波动示意图(1869—1904年)

资料来源：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值折算。

若将英、印、港三地视作一个整体，其来货总额呈连年增长之势，但三地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中各自的波动趋势又不尽相同。总体来看，三地来货额的增速越来越低于上海口岸洋货进口总额的增速，具体表现为三地来货额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滑，这主要是由越来越多的三地以外货源(如德国杂货、美国和俄国煤油、日本廉价货)在19世纪晚期大规模涌入上海市场造成的*《(英国)总领事许士1884年度、1887年度、188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代理总领事阿查立188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总领事韩能189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688、694—695、721、743、760页。。而同期香港来货额之增速却明显快于上海口岸洋货进口总额的平均增速，香港来货额在上海洋货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有较大提高，最高达30.8%(1887年)，直到20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下滑，但仍占15%以上，这反映出上海口岸在洋货进口贸易领域与香港的关联总体上是渐趋密切的，如图3所示。

图3：晚清时期英国、印度、香港三地洋货输沪额所占比重波动示意图(1869—1904年)

资料来源：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值折算。

下面拟分时段分析晚清时期上海口岸从香港输入洋货的演变过程。鸦片和各类棉纺织品(匹头货)是19世纪40—50年代上海从香港输入的最重要的两类大宗产品，其它进口额稍大的洋货还有糖、金属(锡)、胡椒和檀香木等，多为南洋货。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外贸领域的头号大宗进口货鸦片以从印度直接输入为主，各类棉纺织品(名列次大宗进口货)也以从英国直接输入为主，其它小宗杂货如煤、金属产品也多从产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直接输入，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香港对沪洋货转口输入贸易还不算发达，香港来货额在上海洋货进口总额中不占优势地位，香港对沪洋货转口贸易的发展在此期正处于起步阶段*《(英国)领事罗伯逊1855年度、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英国)参赞威妥玛附于1864年度上海贸易统计表的备忘录》，《(英国)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4—7、26—29、46—48、78、83、98—99、102页。。

19世纪60年代，北洋三口(天津、营口、烟台)和长江流域口岸(镇江、九江、汉口)相继开埠通商，日本多个口岸(长崎、神户、横滨、新潟、函馆)也正式开港通商，这种新格局明显有利于外商以上海为基地同中国广阔的长江流域内陆腹地、北方环渤海地区以及邻国日本开展商业活动*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第14页。。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必然会随之增添新的活力，这也就预示着沪港两埠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新进展。从这一时期上海口岸的洋货进口额来看，英、印两地来货额的年际波动性较大，而香港来货额却保持了缓慢增长的势头(参见图2)，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视作香港对沪洋货转口贸易的慢速发育期。境外米谷经香港转口输沪贸易兴起于这一时期，大量原产于印度、孟加拉和南洋一带的米谷越来越多地经香港转口输入上海，这些米谷除了可供接济内地缺粮省份和发生烟粮争地现象的地区外，还直接被用来交易蚕丝。此外，这一时期经香港转口输入上海口岸的各类匹头货、棉纱也与日俱增，这要归因于汉口、天津等依赖上海转口发货的内贸对象口岸的市面和(同样依赖上海转口发货的)邻国日本市场对此类商品均表现出旺盛的需求。到60年代末，香港在英帝国(主要包括英国本土、印度和香港)对上海口岸洋货输出贸易领域所据有的地位已渐趋巩固，并渐次步入良性发展态势；从贸易额排名来看，香港已稳居上海口岸第三大洋货供应地。在19世纪60年代，虽然鸦片、匹头这两类大宗进口货仍以从原产地直接输往上海口岸为主；但除此之外，包括煤、木材、印度香、蘑菇、燕窝、海参、翠鸟羽毛等多种英国货、印度货、南洋货则越来越多地经香港转口输往上海，表明上海口岸在洋货进口贸易领域与香港的联系益趋紧密*《(英国)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英国)领事文极司脱附于1866年度上海港贸易统计表的备忘录》，《(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英国)领事麦华佗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84—85、121、124—125、130、166、169页。。

从70年代开始到中法战争结束，上海口岸英、印两地洋货的进口额波动性均进一步增大。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举其大者有该时期英国(劣质)匹头货投机贸易盛行，由此引发的倾销行为和滞销结果会导致匹头货进口额大起大落；此外，中国土产鸦片的丰收或歉收也会对印度鸦片进口贸易造成巨大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日益显著的“拦截——中转”效应，这也是造成上海口岸英、印两地来货额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英国)领事麦华佗1869年度、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2年度贸易报告》，《(英国)领事许士1882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93、221—222、227、252、365、635页。Trade Report，1882年，1884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9—654，10—625页(此处为复式页码，先册后页，如9—654页表示第9册第654页，下同)。。通过“拦截”继而“中转”英、印两地的输华商品，香港对上海口岸的洋货转口贸易额得以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如图2、图3所示，在英、印两地来货额所占比重逐年下滑的背景下，香港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据有的地位日形重要。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当时英国驻沪领事官员的关注，他们声称上海市场上有1/5—1/10的英(帝)国货物来自香港；从海关统计的贸易额来看，这一比例的平均值约为1/8左右。总体来说，这段时期香港对上海口岸的洋货转口贸易步入稳步增长期，转口商品的品种日趋多样化，除鸦片和匹头等大宗产品外，又逐渐囊括了多种杂货。香港本地生产的精白糖输沪贸易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而华南省份出产的土糖取道香港转销上海的贸易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原产于台湾和广东潮汕地区的土糖绕道香港转口输入上海，即可享受洋货在内地市场流通时独有的子口半税待遇；故采取这种绕道香港转运土货的方式可以降低商人们的税费支出，对土糖内销贸易规模的扩大发挥了明显的刺激功效*《(英国)领事麦华佗1872年度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55、260、318、359、532页。Trade Report，1883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0—203页。。

从80年代中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随着香港鸦片转口贸易的持续发展，港英政府通过出售香港市场上的鸦片垄断专营权获得大笔财政收入，用于改善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设施和条件，此举对香港贸易中转能力的增强贡献很大*石楠：《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1844—1941)》，《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Cheung Tsui Ping,The Opium Monopoly In Hong Kong,1844—1887,Unpublished Master Pape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1986,pp.25—29.。此外，价格低廉的印度棉纱作为鸦片之外的又一种印度大宗出口商品，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强劲的势头，进口额在从1888年开始的6年内增长9倍。香港、上海两埠迅即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南北两大印纱贸易集散中转地，无形中推动了香港洋货转口输沪贸易额大幅增长。加上英国来货中的匹头货也在这一时期销路重开，以及欧美国家生产的金属产品、机械设备等原料、资本品及各种杂货进口额的增长，到本期结束之际，上海口岸的洋货进口贸易结构已明显多元化。而上述变化也推动了英、印对华洋货输出贸易额迈入新一轮波动攀升期。与此同时，上海对北洋三口、长江流域口岸、日本口岸和朝鲜新开商埠转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也是拉动前述大宗洋货进口额猛增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印、港三地此期都实行银本位制，相互间的贸易结算基本不受黄金与白银汇率波动的影响，而香港又恰好地处中印两地的居间位置，于是除了上述英国本土来货有一定比例继续经由香港中转之外，印度来货也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输入上海口岸，甚至连香港本地生产的精白糖也发展成为出口上海的大宗产品。以上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香港在此期超过印度升格为上海口岸的第二大洋货供应地，排名仅次于英国本土*《(英国)总领事许士1883年度、1884年度、1886年度、1887年度、188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代理总领事阿查立188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总领事韩能189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哲美森1892年度上海领事管区的贸易和商业报告》，《(英国)代理总领事哲美森1894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652、655、671、692—693、707、716、730、755、760、783、855、859、865页。Trade Report，1886年，1892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2—204，18—247页。Decennial Report，1882—189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以下简称《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8页。。这段时期遂成为香港对上海口岸洋货转口贸易的巅峰期。

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贸易集散港，其内贸转口对象口岸的市面行情必然会对上海外贸吞吐量产生很大影响。例如1882年汉口、天津两口岸市面银根同时出现紧张状况，无力从上海市场采购大宗洋货，导致当年上海口岸英、印洋货输入额出现较大下滑。而同期香港来货额却保持平稳，这反映出英、印来货以大宗商品为主，而香港除向上海转口输出英、印大宗洋货外，还有众多特色贸易商品，如港产精白糖、南洋货、众多欧美洋杂货等，贸易结构的多样化降低了贸易额出现大幅波动的几率*Trade Report，1882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9—653页。。市场投机活动对正常的贸易流通产生的冲击亦不可小觑，如发生在本期的“1883—1884年上海金融风潮”导致以阜康银号为首的多家上海钱庄破产，剩余的钱庄也被迫停止外放信用，此事件对严重依赖信贷支持的中小商人影响极大，致使这两年的贸易活动明显受阻*Trade Report，1884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0—623页。。

从甲午战争结束到清朝灭亡这段时期，上海快速地由商业城市向工商业中心城市转型，洋货进口贸易品种随之丰富。除机械设备、工业原料、燃料进口额大幅增长外，新兴消费品、奢侈品也渐次涌入。此外，上海租界的扩展带来了房地产业的繁荣，各类建材进口大增。此时期，美、日等国来货的快速增长影响到英、印、港三地来货原先所占的比重，洋鸦片在和土鸦片的竞争中也日渐失利；但香港精白糖输入贸易却大有跃进，印纱经香港转口输沪贸易也持续活跃。印纱在上海市场上与日纱发生激烈竞争，且屡占上风；香港精白糖在上海市场上能够和欧洲甜菜糖、日本糖、爪哇糖跌价竞争，最终仍能保持销量最大，这些例证都显示出香港在转口贸易领域特有的强劲竞争力。凭借转输棉纱(印纱、港纱)、精白糖等大宗产品，此期香港已经稳居上海口岸的第二大洋货供应地。此期香港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甚至一度扩展到东北亚一带的朝鲜、俄国口岸，而这已经侵蚀到上海口岸传统的转口贸易圈*《(英国)代理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932页。Trade Report，1895年，1896年，1897年，1898年，1901年，1902年，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10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23—252、254，24—286、287，25—287，27—292、293，33—338，35—411，39—525，41—441，43—433，45—449，52—589页。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第88—89页。。就本时期进口量日渐增多的日用品类洋货而言，价格高低乃是其能否畅销的重要因素。因此降低货物成本的各种方法在此期都很盛行，如给劣质匹头货上重浆以次充好，推销比美、俄两国的煤油更加便宜的苏门答腊煤油以开拓市场等*《(英国)领事达文波187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哲美森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467、888—889页。Trade Report，1898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27—294页。。此外，因轮船航运业领域的竞争而导致的货运费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时期也明显刺激了贸易额的增长*Francis E.Hyde,Far Eastern Trade 1860—1914,Edinburgh,1973,pp.244—246.。

三、晚清时期香港对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发挥的中转功能

在晚清时期上海口岸的土货出口贸易对象中，英国在19世纪40—50年代表现得格外抢眼，上海口岸土货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要归列英国名下，美国次之*《(英国)领事罗伯逊1855年度、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3、23、45页。。19世纪60年代以后土货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同样也以80年代中期为界分成前后两段，英国是前段最主要的土货出口贸易对象，但其旧有的优势在逐渐减弱；欧陆国家是此后最主要的土货出口贸易对象。美国在这段时期先是降格为上海口岸第三大土货输出地，仅次于英国和欧陆国家；到90年代以后超过英国成为上海口岸的第二大土货出口贸易对象。而香港通常只是上海口岸的第四大土货输出地*这里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上海港的内贸对象口岸未纳入比较。，1895年以后香港的地位还为日本所赶超，排名复降至第五位。各个土货出口贸易对象排名的具体波动情况如图4所示。香港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贸易结构却较为独特，尤其是沿内地↔上海↔香港↔南洋一线流动的小宗特产品接力转运贸易非常兴盛。

图4：上海口岸面向主要贸易对象土货出口额年际波动图(1869—1904年)

图表注释：在1893年以前的海关统计表格中，上海口岸土货出口香港会分成转口国外部分(for foreign countries)和转口国内部分(for Chinese ports)两项来统计，且转口国内部分不计入土货出口国外总额当中，但这两种转口方向其实很难区分，故1893年以后取消对转口国内部分的统计，仅列转口国外部分的数额。本图当中1893年以前上海口岸土货出口香港的数额系将转口国内部分与转口国外部分加总而得。另外，中国海关在进行国别贸易统计时，将(除俄国以外的)欧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来计值，故此处无法单列欧陆具体国家的贸易额，也只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资料来源：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值折算。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各类茶叶及生丝、绸缎是经上海口岸出口的大宗商品，其它产品的出口在这段时期尚无足轻重。茶叶外销以直接出口英美两国为主，其中红茶主销英国、绿茶主销美国，出口香港的数量不算多。但生丝除直接出口英国外，出口香港的数量也比较大，此类货物运抵香港后复经香港转口输往英国、欧陆国家和印度等重要市场；这可能与早期上海口岸远洋航线的分布存在盲区有关，因为大英轮船公司虽辟有连接英国本土和上海或香港的常川航线，可是除英美两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欧陆国家、印度)通往中国沿海的航线一般多选择经停香港，未必会继续北驶上海。由此可见，香港较上海更早成为远洋航线和中国沿海航线这两类长短程航线的对接点*《(英国)领事罗伯逊1855年、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7—8、15、50、58页。徐曰彪：《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兴起》，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史馆”2000年印，第193—194页。。为了避免货物长时间滞留上海候船，货主宁愿采取先行将货发往香港、再从香港转运到目标市场的办法，因为香港的对外航线分布较上海更为密集，故候船时间短，且香港作为自由港不会对进出口货物征收任何税费，所以货物经香港转运的附加成本也很低。

同洋货进口贸易领域的行情相仿，上海口岸的土货出口贸易额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也呈现出大幅增长的势头。此期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导致英国纺织工业所需的棉花原料严重短缺，一度刺激了中国棉花出口量陡增，在上海口岸远洋船只空缺期间，大批棉花往往被先行运抵香港以缩短候船时间；不过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中国棉花出口英国的贸易也很快衰减至微不足道的规模。但这一时期从长江流域(含浙江)经上海销往华南的棉花有所增加，而香港在这一转运过程中发挥的接力功能颇为突出*《(英国)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英国)领事文极司脱附于1865年度上海港贸易统计表的备忘录》，《(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88、94、107页。。后来随着上海口岸的港势地位不断增强，新的远洋航线得以渐次开辟，特别是作为生丝消费大国的英国和法国均定期派船来沪载运生丝，遂使香港对江浙生丝销欧贸易发挥的转口功能受到明显削弱，到70年代中后期江浙生丝经上海出口香港的数量已降至每年只有数百包的规模；相比之下，同期由上海口岸直接出口英法等国的生丝多在20000包上下*《(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5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内容摘要》，《(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英国)领事达文波187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06、133、417、540页。。此外，随着华南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当地粮食供应缺口增大，必要时也会从长江流域的镇江和上海采购米谷，经香港集中后转输往华南各地，其中转输往广州口岸的数量最多。继米谷贸易之后，多种农副产品出口贸易也从6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发展起来，包括金针菜、卷心菜、花菜、洋葱在内的各类蔬菜从上海口岸装货大批量发往香港，这类农副产品贸易的发生机理与上述米谷贸易大体相同。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绿茶打开了中亚市场，这些外销茶叶通常会沿着产地→上海→香港→印度→中亚汗国这样一条运输线辗转出口*《(英国)领事麦华佗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船舶登记员泰卜1877年度、1880年度上海港航运业务报告》，《(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74—175、459、547、589页。Trade Report，1892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248页。Decennial Report，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44页。。总体而言，上海口岸的大宗外销土货以直接出口远方贸易对象国为主，经香港转口输出的比例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口岸的土货出口额(国别)排名当中，英国和欧陆国家交替领先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在苏伊士运河于1869年通航之前，上海口岸出口欧洲大陆市场的大宗产品必须取道好望角并经英国伦敦集散中转；而苏伊士运河通航后，上海与欧陆国家的直接贸易渐趋发达，最典型的就是生丝输欧(法国、意大利)贸易和红茶(经黑海港口敖德萨)输俄贸易快速发展，可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无助于促进经由沪港两埠接力中转的大宗土货出口贸易，但却使香港充当的商业讯息汇集地的角色愈显突出*《(英国)领事麦华佗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2年度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3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总领事韩能1891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15、263、293、762页。。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大宗出口货生丝直接输欧(法国、意大利)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终于促成欧陆国家超越英国升格为上海口岸最重要的土货出口贸易对象，此时的香港同江浙生丝出口贸易已毫无关联*《(英国)总领事许士188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683—684页。。9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口岸对美日两国大宗商品出口贸易的发展，香港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遂进一步减弱。不过到了1895年以后，上海现代工业迅速发展，这却使香港意外扮演起将上海发来的国产工业品跨境(经越南)转销西南内陆省份(云、贵、川)的二传手，从而为国货跨境内销打开了新局面。上海生产的棉纱、机织布、面粉、纸张、卷烟等工业品经香港源源不断地转往越南海防港，然后沿陆路运往中国西南内陆市场*Trade Report，1901年，1905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33—341，41—442页。。

尽管上海口岸在大宗土货出口贸易领域与香港发生的关联不算密切，但在“中国内地↔上海↔香港↔南洋”之间双向流通、且以沪港两埠为关键接力点的内地土货与南洋货对流贸易，却成为沪港两地之间较有特色的小宗贸易。此类贸易模式的登场与上海——南洋间直达航线稀疏有关，而香港恰与两地的交通联系均很便利，航线分布也较为密集，因此自然充当起中转中国内地与南洋一带对流贸易商品的二传手。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上海和南洋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发展起来了，从南洋输入糖、米以及多种马六甲海峡地区的特产品(如藤、檀香木、胡椒、槟榔子、锡、栲树皮、苏方、苏门答腊煤油、南药等)，但由于内地市场尚未完全开放，故此类贸易的规模并不算大，经香港转运的份额则更小。到了60年代以后，胡椒、锡、檀香木、栲树皮、苏方、燕窝等南洋货在上海及内地市场销路渐开，香港也就开始充当起上海和南洋两地商品对流的重要中转站；到了80年代中期，经上海口岸集中发货的内地土产和运抵上海口岸的南洋来货均已增长到一定规模，遂使此类特色贸易商品在上海↔香港两埠间的对流性明显增强。由于上海口岸的其它大宗出口产品(如茶、丝)经香港转口输出的规模一直不大，所以上海口岸对香港土货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主要就是上述特色商品贸易规模逐年扩大的结果。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华工到南洋一带谋生，遂使各类侨需品出口贸易因之大有起色。以中药材出口贸易为例，南洋各地所需的中药材一般都就近从香港市场采购，而香港市场上出售的中药材有不少都是经上海口岸集中后发送过来的，其中既有内地出产的各类中药材，也有原产于朝鲜的高丽参等域外药材。上海的南洋办庄所采购的中药材品种以清凉剂类的药材为数最多，且大部分经香港转口输往南洋华侨聚居区。20世纪以后上海口岸兴起的另一类出口南洋的大宗产品是内地出产的土布，这是由于土布质地坚牢、不透光、吸汗性好，因此受到南洋锡矿和橡胶园华侨工人的喜爱。此外，杂粮和山地货、南北货也是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输往南洋的畅销货*《(英国)领事罗伯逊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关于1866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英国)领事麦华佗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7、130、194—195、334页。Trade Report，1885年，1892年，1893年，1896年，1898年，1900年，1905年，1911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1—202，18—250，20—261，24—289，27—294，31—342、343，41—442，55—5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58、395—401页。。各类商品细目大致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外销南洋土特产品品目表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47—469页。

与外商主导上海口岸大宗土货出口欧美贸易的格局不同，贸易商权由华商主导乃是上海↔香港↔南洋间土特产品对流贸易的一个突出特色。“中国人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用于控制运价，以致运费很难上升”；而外商在竞购同类货物时的表现“在远离这种激动场面的人们看来，……是如此的愚蠢和难以理解”*《(英国)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29—231、322、374页。Trade Report，1895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23—252页。。事实的确如此，由于华商在这一领域经营日久，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对于所营商品的品种和规格、以及国内外销货渠道都摸得很清楚。以表1所列的土特产品为例，这些产品大多为满足南洋华侨日常生活所需的土特产品，尤其是山地货、南北货和中药材，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出口前须经过专业化的拣选和整理，而这些业务均非外商所擅长。又如蔬菜、水果等外销货属于“快速消费品”，上市的季节性强，而个体生产者手中的货源数量零星，需要通过多种渠道组织货源。专营此类商品的南洋办庄可以及时采购到货源，赶上旺季销售，而洋行则无意或无力问津。在南洋货进口贸易领域，华商也早已摸索出一套熟练的营销模式，因而获利丰厚。以海味类商品中的鱼翅为例，南洋来货往往分成几个档次，这就要求经营者熟悉该品种的等级差别，按质论价，而业外人士往往很难插手。此外，在对国内外客户放帐及提供对口服务方面，华商开办的南洋庄亦可给予优待，而外商洋行则很难仿效，这些都是华商经营此类贸易独有的优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5、413页。。

结 语

在19世纪中叶，远东地区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基本上表现为一种三角贸易格局，中外贸易领域大宗进出口商品的流通和运转方式如下：印度出产的鸦片和棉花大量销往中国，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以及抵补贸易逆差的白银则大量出口英国，英国生产工业品(主要是布匹)大量销往印度，此之谓“简单形态”的三角贸易模式*陈慈玉：《以中印英三角贸易为基轴探讨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一)》，台湾“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年版，第142页。。这其中上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据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最大比例。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外贸易的规模已经大幅扩张，突破了上述这种“简单形态”的三角贸易模式，开始向以三角贸易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多边贸易形态”演变，而上海、香港两埠在这种“多边贸易形态”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图5所示。

图5：19世纪晚期中外多边贸易形态示意图

图中代码详解：A：英国大宗输华商品，如各类匹头货、机器设备等；B：印度大宗输华商品，如鸦片、棉纱等；C：香港大宗输华商品(如精制白糖)和英、印以外地区的输华商品(如南洋货等)；D：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如茶叶、生丝、棉花、豆货、皮毛、草辫、侨需品(药材、南北货)等；E：外国洋杂货，如美国面粉、煤油、香烟、水银，德国金属、机器、军火、安尼林染料，日本廉价货(棉袜、汗衫、毛巾、手帕、雨伞、肥皂)等。

资料来源：《(英国)领事马安关于12月31日为止的1870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领事麦华佗1874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英国)代理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223—224、334—335、532、842、932页。Trade Report，1882年，1892年，上海。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9—654，18—248页。《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70页。

据图5可以归纳出香港在上海口岸乃至全国对外贸易领域发挥的两项基本功能：其一、香港先行“拦截”、而后“中转”了很大一部分英国和印度两地的销华商品，成为在中英印三地直达航线存在盲区、对流贸易局部失衡的情况下，大宗商品远途运输的中继站。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英国在上海口岸(国别)进出口贸易领域都占据着最大份额，双方贸易的对流性较强；但此后尽管英国仍是上海乃至全国多数通商口岸最主要的洋货供应地，可是中国(上海)土货出口英国的贸易额却逐年下滑，由此导致中英对流贸易失衡的幅度越来越大。就上海口岸与印度的贸易往来而言，更是长期维持了上海口岸大幅入超的局面，两地贸易的对流性一直偏弱，以致早期(19世纪60年代以前)常将金条从上海汇往印度以支付鸦片货款*《(英国)领事罗伯逊1858年度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56页。。为了解决这种双边贸易或简单多边贸易流向失衡、直达运输受限的问题，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逐渐兴起，这就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出现的一大变局，而香港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拦截”和“中转”功能。其二、在早期适销英国市场的大宗商品茶叶、生丝等对英出口贸易额不断萎缩，而晚期新兴出口商品(如东北豆货、北方皮毛、草辫、台湾樟脑、华南蛋品等)又主销英国以外的其它市场的情况下，香港通过大量吸纳这些英国以外市场的输出货(如煤油、面粉、金属等)，进而转口到以上海口岸占最大份额的国内市场，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外贸收支的滚动平衡。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清时期香港城市功能变迁研究(1842—1911)”(TJZL08—0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变迁”(11JJD77002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出版物整理与研究”(11&ZD09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方 英

An Analysis of the Entrepot Functions Played by Hong Kong in the Fields of Foreign Trade of Shanghai Port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MAO Li-kun

(College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Shanghai and Hong Kong were different ports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however,both of them were the only two pivot harbors along the China coa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rade-pillared cities,their mutual trade relations were also very intimate.In the fields of foreign goods imports of Shanghai,the entrepotfunctions played by Hong Kong became more and more clear and Hong Kong came to be the third or the second goods transit port or supply port of Shanghai according to volumes.In the fields of native goods exports of Shanghai,the entrepot functions played by Hong Kong looked less significant and Hong Kong was just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goods transit port or accept port of Shanghai according to volumes.Besides,the trades of low-volume special local products relay-transited by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ere very prosperous in this period.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were strengthened gradually,which promoted China's foreign trade pattern transforming from the triangular trade pattern in the early times to multilateral trade pattern after 1880's,andcontributed to the dynamic balances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late Qing period；Hong Kong；Shanghai；foreign trade；entrepot functions

K252

A

1005-605X(2017)01-0076-09

毛立坤(1977- )，男，山西太原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