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明

(廊坊师范学院 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河北 廊坊 065000)

新发现《郑和写经》初考

万 明

(廊坊师范学院 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河北 廊坊 065000)

写经与刻经是佛教史上一种虔诚礼佛方式，郑和一生施财印刻了多部佛经，已为学界所熟知。新发现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郑和写经》现藏于龙美术馆，为郑和与佛教关系又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证据。文章从这部写经的发愿文谈起,结合相关考古及传世文献等资料，论证这是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并对写经内容及其目的作了初步探讨。

郑和;写经;发愿文;首次发现

郑和是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上令人瞩目的人物,15世纪初，他曾以明朝内官监太监身份统领庞大船队七下印度洋。2015年适逢郑和下西洋610周年,3月19日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一件明代写经，标记为“佚名明朝《楷书佛经》，金粉瓷青雅色书皮三十九开册”，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购回收藏于龙美术馆，为郑和与佛教关系又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证据。写经与刻经是佛教史上一种虔诚礼佛的方式，也是古代佛教传播的主要类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这部写经中的郑和发愿文谈起,结合其他相关传世文献资料，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或可为郑和研究增添一点新的内容*感谢龙美术馆寄送照片，使笔者可以对新发现的写经进行初步研究。本文初稿曾于2015年7月11日上海龙美术馆召开的“郑和的归来”学术研讨会上交流。。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

这部写经，一册，为经折装，三十九开，以金泥楷体写于瓷青纸上*一般写经是以金泥书于瓷青纸上。笔者所见山东省即墨市博物馆藏北宋瓷青纸金银书《妙法莲华经》七卷，六万多字，经名以及“菩萨”、“佛”、“世尊”、“如来”等诸神名均以金泥书写，其他用银泥书写。经卷采用的是宋代精制的瓷青纸，具有防虫、防腐和不褪色之特点。，半叶五行，行十六字。保存完整,金字色泽光亮。书写工整,字迹秀美。每卷尺寸为33×24厘米。写经最后云莲纹牌上之楷书云：

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金刚经》《观音经》《弥陀经》《摩利支天经》《天妃灵验经》《心经》《楞严经》《大悲咒》《尊胜咒》《百字神咒》，永远看诵供养。皇图永固，佛日增辉。凡奉命于四方，常叨恩于三宝，自他俱利，恩有均霑,吉祥如意者。永乐十二年三月吉日谨题。

云莲纹牌上即为郑和发愿文。根据此发愿文，可知此经由郑和发心书写，因此可将其定名为《郑和写经》。最值得注意的，是写经中的前后两牌,前者云龙纹牌上楷书：“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即上引郑和发愿文。从这一发愿文，透露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信息，“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书写”，可以证明此写经为郑和发愿所写，并非如有学者所云为御制，加上对平湖所藏所谓郑和写经的资料加以对照分析，可以明确这是“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

学术界一般认为，浙江平湖博物馆所藏《妙法莲华经》是发现的第一部郑和写经。2002年，浙江平湖对当地报本塔进行维修，在塔心木边发现一个黄花梨木的圆罐,罐内有一卷明代经卷。经卷为磁青纸质,七万余字,内容依次是:舍利塔放光现瑞图、云龙莲花纹牌记、灵山法会图、妙法莲华弘传序、妙法莲华经全文、书写者跋文、莲花纹牌记、护法神图像。其中云龙莲花纹牌记上有“真身舍利无量宝塔”字样。程杰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写有郑和姓名的唯一一部手写佛经”*程杰：《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的〈妙法莲华经〉长卷》，《文物》2005年第6期。。这部《妙法莲华经》，被认定为郑和写经，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但是通过仔细考察，平湖写经并非是一部郑和写经，证据有三：

其一，平湖写经并非是郑和本人发愿所写。平湖《妙法莲华经》经卷后云莲纹牌上的楷书发愿文云：

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样。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所冀见生之内,五福咸臻,他报之中,庄严福寿。宣德七年九月初三日意*程杰：《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的〈妙法莲华经〉长卷》，《文物》2005年第6期。。

这无疑是郑和研究的又一重要发现,但其文仅见郑和“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并没有提及发心写经之事，也不能表明这部《妙法莲华经》与郑和之间的关系。

其二，平湖写经也并非是郑和本人意愿所写经。平湖《妙法莲华经》经卷有书写者跋文，现录部分于下：

三宝弟子等莫不宿植深厚,笃信佛乘,而于此经殊深好乐。于是首捐己帑及募众缘,鸿工浸梓,以传永久。上祝皇图巩固,圣寿天齐,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仍备褚墨,印造一藏,共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四部之众,若受、若持、若读、若诵,随喜见闻,尽得法华三昧,咸入佛之知见。经中云,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何其幸软。然而檀度与诸信施,若非宿昔曾于灵山会上,同授如来付嘱授记,易能如是笃信好乐,而流通也哉。比丘圆瀞嘉其为法之心,能为希有之事,遂乃焚香濡翰,序于经后,共垂悠久云*杨根文：《浙江平湖报本塔及天宫出土文物》，《东方博物》第17辑。。

根据跋文，可以明确郑和“首捐己帑及募众缘”，是募捐刊印了《妙法莲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而圆瀞是“嘉其为法之心,能为希有之事”,因此“焚香濡翰”，抄写了这部经卷。这里表明，郑和募捐是刊印《妙法莲华经》5048部，圆瀞则为了赞许郑和的“为法之心”而抄写了此经，并非是郑和本人意愿的抄写经文。

其三，新发现《郑和写经》的发愿文中，有郑和发心书写的写经目录，包括七部经书和三部神咒：《金刚经》《观音经》《弥陀经》《摩利支天经》《天妃灵验经》《心经》《楞严经》《大悲咒》《尊胜咒》《百字神咒》，并不包括平湖发现的《妙法莲华经》。

综上所述，平湖仅见郑和“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并没有郑和发心写经之事，而平湖《妙法莲华经》也不是根据郑和本人意愿所写，也就不适合称为“郑和写经”。因此新发现的这部写经，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郑和发愿书写的写经，也即“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

二、郑和与佛教关系之证

(一)郑和有刻经，也有写经

郑和曾经多次刊印佛经，大多为发心印造。《郑和写经》发愿文的发现，可以证明郑和下西洋期间，不仅刊刻了大量佛经，在诵习、印造、散施外，还发愿书写了经文和咒文，即有写经。郑和发心印造佛经，有以下证据：

一是姚广孝(法名道衍)于永乐元年(1403年)为刻本《佛说摩利天支经》作跋：“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这里明确说明郑和是受过菩萨戒的弟子，曾施财刊印了《佛说摩利天支经》流通。

二是云南省图书馆藏《沙弥尼离戒文》，卷末附郑和发愿文：

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谨题。

三是《优婆塞戒经》卷七后郑和的《题记》记载：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

大明宣德四年(1429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

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鸡鸣禅寺流通供养。

大明宣德五年(1430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北京皇后寺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静海禅寺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镇江金山禅寺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九年(1411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天界禅寺昆卢宝阁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八年(1410年)，岁次庚寅，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云南五华寺流通供养。

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

据以上邓之诚所见《优婆塞戒经》卷七后郑和“题记”，郑和从明永乐五年至宣德五年的23年里，先后发心印造大藏尊经十藏，平均每两年一藏，舍入国内各大禅寺，如南京的灵谷禅寺、天界禅寺、静海禅寺、鸡鸣禅寺、牛首山佛窟禅寺，云南五华寺，福建长乐南山三峰塔寺，镇江金山禅寺，北京皇后寺等处流通供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云“一十藏”，其实罗列出来却只有九藏；且其中大部分，即六藏，是在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的。

除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初郑和刊刻，有姚广孝题记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是本单经外，根据平湖《妙法莲华经》》跋文，郑和还曾募捐,刊印了《妙法莲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十方”，是郑和印造“大藏尊经”之外的又一次单部经书的大规模刊刻。

刊刻佛经之外，从新发现《郑和写经》的发愿文，可知郑和发心写经共7部经书和3部神咒。但对比所见《郑和写经》，内容并不一致。新发现的这部写经内容只有《心经》和《摩利支天经》两部和《大悲咒》《尊胜咒》《百字神咒》三部咒语。至此我们了解到，此“郑和写经”只是郑和发愿写经的一部分，下面将专门论及。

(二)郑和法名福吉祥又证

《郑和写经》发愿文题名为：“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是郑和信佛实物证据的又一次发现,是第4次文献印证。我们知道，前此已有3次郑和法名福吉祥的文献记载：

第一次，1947年，邓之诚发现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末郑和题记：“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6《郑和印造大藏经》，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7页。。这里涉及的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为藏文bsod-nams-bkra-shis之译音,对应汉语直译为“长寿吉祥”*陈楠：《三宝太监郑和奉佛事迹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永乐元年郑和刻本《佛说摩利支天经》姚广孝跋中，称郑和为“福善”。可见“福善”和“福吉祥”都是郑和法名的意译。

第二次，1951年，云南省图书馆发现，郑和施舍于云南昆明五华寺的一部大藏经(南藏本)叔字三号《沙弥尼离戒文》，卷末附郑和题记发愿文：“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6页。。

第三次，2002年，平湖报本塔发现《妙法莲华经》经卷后云莲纹牌楷书发愿文：“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样，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程杰：《浙江平湖发现署名郑和的〈妙法莲华经〉长卷》,《文物》2005年第6期。。

郑和与佛教关系，还应提到《郑和写经》产生的大氛围。在永乐朝，明太宗以僧侣姚广孝为国师，佛教的繁盛可知。姚广孝14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衍。他在燕王起兵靖难、夺取帝位时不仅献计，而且参与决策，深得朱棣宠信。郑和当时为燕王近侍，受菩萨戒，即大乘菩萨所受持之戒律，成为一名奉佛者,一定与道衍的影响不无关系。而郑和的藏式法名，则显示其佛教信仰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因素。史载，永乐年间大封藏传佛教上层僧人，礼遇隆厚，反映了明太宗对藏传佛教的浓厚兴趣,也说明藏传佛教在当时的盛行：如大宝法王哈立麻，永乐四年(1406年)至京，五年(1407年)封；大乘法王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1413年)封，二月至京；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永乐十二年(1414年)入朝，十三年(1415年)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后于宣德九年(1434年)封大慈法王。还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都是《郑和写经》产生的国内背景。郑和下西洋，马欢《瀛涯胜览》记亲历20国，有4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包括占城、暹罗、锡兰山、小葛兰。这是《郑和写经》产生的海外背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在锡兰山有布施佛寺之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至今保存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是郑和与佛教关系的重要物证。

值得注意的是，郑和发心书写的还有《天妃灵验经》，而此经并非佛经，而是道教经书。郑和下西洋与天妃关系密切，他曾多次在海上和到天妃宫向天妃祈福，立有碑刻，至今尚存。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文着重渲染了天妃的“灵应”：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历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永保无虞*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长乐“天妃灵应碑”拓片》，《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由发愿文落款永乐十二年三月，应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时，发愿写《天妃灵验经》，也是不奇怪的。此外，明朝时期，三教合一突显，由此也可见一斑。

三、《郑和写经》的时间及其目的

《郑和写经》发愿文所署时间是“永乐十二年三月吉日”，应该是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夕，亲自在长乐南山天妃宫立下《天妃之神灵应记》，总结了历次下西洋事迹，其中云：“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国、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漠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现藏福建省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

“抵于西域忽鲁漠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即远航印度洋周边的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均在第四次下西洋才得以实现。因此第四次下西洋，在下西洋历史上具有新的意涵，也可以说第四次下西洋发生了重大转折，郑和船队从印度古里又转向了一个位于波斯湾的“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的西洋诸国之码头——忽鲁谟斯，而且还从那里派遣分船队远赴红海和东非*关于忽鲁谟斯，可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德]廉亚明、葡萄鬼著，姚继德译：《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除了那里是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以外，还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通路——所谓丝绸之路的陆路和海路的交汇之地，这次下西洋更意味着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意义尤其重大*参见万明：《郑和七下印度洋：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然而长期以来，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史料在时间上多有歧义，为确定《郑和写经》之时郑和身在何处的问题，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梳理。据郑和等亲立的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幹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回献*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长乐“天妃灵应碑”拓片》，《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又据郑和等亲立的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记述：

永乐十二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刺国伪王苏幹剌，寇侵本国。其王遣使赴阙，陈诉请救，就率领官兵剿捕，神功默助，遂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钱谷辑：《吴都文粹续集》卷28《道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2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3页。。

马欢是跟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通事，其《瀛涯胜览·序》曰：

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欢以通译番书，忝备使末*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周闻，有《墓志》存世，记云：

永乐己丑，命内臣下西洋忽鲁谟斯等国，选侯偕行。癸巳再往，皆以再往，越明年而还*吴聿明：《周闻夫妇墓志铭考证与研究》，《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2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

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勤(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诸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6，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丙申，钞本。。

综合资料，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在“永乐十三年七月”回还，在时间上并无异议，而时间的歧出集中在开始时间上，归纳可有永乐十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二年3种说法。分析上述5种基本史料，有3种是永乐十一年，即癸巳年之说，而《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等亲立，时间上晚一年。可以这样解释：在永乐十一年十一月派遣，十二年自福建长乐出发，这样4种第一手资料的时间并不矛盾；惟有《明实录》，很可能有“一”字之脱漏。

郑和下西洋，凭借季风航行。一般冬季风出现在11月到第二年3月，以12至1月最盛；夏季风出现在6至10月,以7至8月最盛。季风盛时就是郑和下西洋出发和回国的时间段。因此，“郑和写经”之时其本人所处位置，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身在福建长乐，出发在即；另一种可能是他已身在海外。

透过发愿文,在郑和敬佛和表达其虔诚信仰之中，我们会发现其中的重要用意和思想所在。发愿文在罗列书写七种经书，“永远看诵供养”之后云：“皇图永固，佛日增辉。凡奉命于四方，常叨恩于三宝，自他俱利，恩有均霑，吉祥如意者。”可以看出郑和之所以写经，是出于忠君爱国。平湖发现的有两牌，前绘有佛塔一座，云龙莲纹牌上写有“真身舍利无量宝塔”，后牌郑和发愿文即叙述发愿铸造佛塔，前后是对应关系。由此来看，此次发愿写经，用意昭然，可以联系上述写经前云龙纹牌上楷书：“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很显然，“皇图”指王朝版图，即王朝之意；“帝道”也指代“帝位”，这里明确“皇图”、“帝道”与佛同辉，书写佛经为“皇图”、“帝道”寻求庇护，祈求的内容是为国家求福,为帝业求平安。而“奉命于四方”,当然就包括了下西洋在内。

查考“永乐十二年三月吉日”，明朝不仅在海上有郑和下西洋，在陆上还发生了永乐皇帝第二次北征的重大事件。根据《明太宗实录》记载：

永乐十二年三月丙戌， 命皇太子以出师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留守事宜一循永乐八年之制……戊子，赐征将士钞 。上谕之曰：“今四方无虞，独残虏为患，而瓦剌尤甚。驱之然后中国安，其一乃心力效谋奋勇，凡有功者，高爵厚赏，朕不吝也。”庚寅，于承天门遣官祭告太岁旗纛及所经山川之神，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行*《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1，永乐十二年三月丙戌、戊子、庚寅。。

由此可知，郑和发心写经，不仅是为了保佑下西洋，还可能有出于保佑永乐皇帝北征的目的。即使郑和当时已经出发下西洋，身在海外，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预知永乐皇帝第二次北征之事，将发愿文日期预写为十二年三月，也是可能的。

四、 《郑和写经》内容浅探

这部《郑和写经》，包括佛教经书两部，下面分别简述。其一《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半叶五行，行十六字，共十七行，末行四字，共260字。字迹为金字楷书,字品甚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佛教大乘经典中最短的一部经典。“般若”是梵语音译,智慧之意。“般若波罗蜜多”合起来就是“智慧到彼岸”。据不完全统计，《心经》先后共有20多个译本。其中，既有汉文的意译本，又有汉文的音译本；既有由梵文译成藏文，再由藏文译成汉文的译本；也有由梵文译成藏文，再译成日文，最后译成汉文的译本。在诸多的译本当中，玄奘法师的译本最为简明扼要。因其简明扼要，所以易于持诵。而因为易于持诵，所以也流传最广*宏度：《〈心经〉大义辑要》,《法音》2008年第5期。。

此部写经中的《心经》，注明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查此名称，应为唐义净译本。经对照，义净译本在咒语后有如下一段话：“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长诵此经，无愿不果。”描述了读经的功效，而在《郑和写经》中却没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写经用的还是玄奘译本。比对玄奘译本《心经》全文，更肯定了这一判断。这部写经与之仅有5处不同，且此5处也只是写经的笔误。明朝初年，崇佛特甚，开国君主出自禅门，明太祖有《御制心经序》，其中有云：

俄西域生佛，号曰释迦，其为佛也，行深愿重，始终不二。于是出世间，脱苦趣。其为教也，仁慈忍辱，务明心以立命，执此道而为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济群生。今时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虚而不实，何以导君子，训小人。以朕言之则不然，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迷之虚，立本性之实。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异其名，脱苦有情*朱元璋:《明太祖集·心经序》，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 307页。。

明太祖对于佛教的功用，有深刻见解。他所言：“佛之教实而不虚”， 实际上是认为佛教的功用可以“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朱元璋：《明太祖集·拔儒僧文》，第 265页。。 洪武十年(1377年)，他曾“诏天下沙门讲《心经》《金刚》《楞伽》三经，命宗泐、如玘等注释颁行”*葛寅亮著、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50 页。。今存世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一卷，著录为明天界善世禅寺主持宗泐、 演福讲寺主持僧如玘同奉诏注*明释智旭：《阅藏知津》卷36《大乘论藏释经论》，清康熙四十八年朱岸登补修康熙三年夏之鼎刻本。。

其二《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半叶五行，行十六字。由于此经文的照片发现错简，故未能统计字数。据查，未见《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这一名称的译本。已知的最早译本由无名氏译于梁代(约 6 世纪上半叶)，最晚的版本译于北宋初期。陈玉女曾制一表，详考藏经所藏自梁代至宋代的《摩利支天经》之译本24种*陈玉女：《郑和施印佛经与兴建佛寺的意义》，陈信雄、陈玉女主编：《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 并无一名《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者。根据国家图书馆藏《佛说摩利支天经》姚广孝跋，郑和所刻《佛说摩利支天经》，即广为流通的唐不空译本，其跋云：

《佛说摩利支天经》藏内凡三译。惟宋朝天息灾所译者七卷，其中咒法仪轨甚多，仁宗亲制《圣教序》以冠其首，然而流通不广。以广流通者惟此本，乃唐不空所译。其言简而验，亦多应菩萨之愿力，岂可得而思议耶。于戏！李珏问神人，称名而免难；隆佑奉圣像，致礼而获福。况能依佛所说，诵此经者哉！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

此部写经《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前，有《高宗御赞》，并在此经名下注明：“大唐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大元三藏沙门法天奉诏译。”经查，不空(705—774年)，据《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5、《宋高僧传》卷1载，原籍北天竺，一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唐代僧人，密宗祖师之一。他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后周游印度，于唐天宝五年(746年)返长安，携回梵本经100部，计1200卷，以及狮子国王尸罗迷伽的国书、大般若经夹和方物。乾元元年(758年)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凡旧日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于大兴善寺，交给不空翻译。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通称《金刚顶经》)、《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等大乘及密教经典共77部、120余卷*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827页。。

法天(？—1001年)，据《宋高僧传》卷3、《佛祖统纪》卷33等载，为中印度人。原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僧。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带着多部佛经(梵夹装)来中土，与河中府梵学沙门法进等人一起翻译佛经，赐号“传教大师”，赐谥“玄觉大师”。其为宋代时人，不知为何冠以“大元”，令人疑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一卷，《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1594页)著录为唐释不空、元释法天译，明永乐元年郑和刻本，一册，四行十三字。译者是不空、法天并列，法天也被冠以“元释”。

经比对，此写经《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与不空译本《佛说摩利支天经》最大的区别在“陀罗尼曰”的部分，译音完全不同，有可能为法天所改。白化文、李际宁认为：“法天可能是顺应了语音的发展,特别是受到了元代藏传佛教经卷中咒语读音输入中原的影响,因而其咒语读写均与前人不同”；进而提出：这一经卷“与以往的各个摩利支天经均有差异,特别是在咒语方面。它与众不同,极为独特”*白化文、李际宁：《摩利支与摩利支天经典》，《文献》2014年第1期。。因此，无论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还是这部《郑和写经》的《佛说摩利支天本愿经》，都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里还应该提到写经中的摩利支天菩萨像。摩利支原本是一个古老的印度婆罗门教神明。在佛教中，摩利支天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入传中土，汉译《佛名经》作摩梨支，其后隋于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译为摩利支天，释之为阳炎。摩利支天具有大神通自在力，擅于隐身，能为人消除障难、增进利益、护国护民、救兵戈及得财、诤论胜利等功德*李翎：《佛教与图像论稿续编·摩利支天信仰与图像》，文物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4 页。。此部写经中云及摩利支菩萨的大神通：“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有天女名摩利支。有大神通自在之力，常行日月天前，日天月天不能见彼。彼能见日。无人能见，无人能知。无人能捉，无人能缚，无人能害，无人能欺诳。无人能债其财物，无人能责罚，不为冤家，能得其便。”唐不空译《佛说摩利支天经》道及摩利支菩萨的形象：“若欲供养摩利支菩萨者，应用金或银或赤铜，或白檀香木或紫檀木等，刻作摩利支菩萨像，如天女形，可长半寸，或一寸二寸已下，于莲花上或立或坐，头冠璎珞种种庄严极令端正。”*《大正藏》第21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0页。在佛教密宗中，摩利支天常常被称为菩萨。摩利支天菩萨，常见的法相有三面六臂、三面八臂等等。这部写经中的摩利支天是以多面广臂的女菩萨形象出现的，其中一像最为典型：具有三面，面相各异，其中一面是猪面。

郑和自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印造《佛说摩利支天经》，在七次下西洋期间，大量印造和书写佛经。陈玉女认为， 明代以前中国崇奉摩利支天菩萨信仰的，多为官宦贵人，尤其是皇室，“这与其极具护国护王之政治色彩有关。从奉持摩利支天法可免一切灾难的历史经验来看，想必成祖或郑和都渴望借助此法，祈求顺利完成航海的任务。”*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43 页。上述研究已经说明，《心经》是般若经典，摩利支天菩萨是以护法神的面貌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学者研究，摩利支天随佛教来到中国，受到佛教徒的崇拜，还被道教吸收，演变为道教神明斗姆*薛克翘：《摩利支天——从印度神道中国神》，《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六、写经人的探寻

《郑和写经》为明代写经提供了新资料，但这部写经没有署名，如果说是郑和真迹，则缺乏证据。浙江平湖报本塔的 《妙法莲华经》不是郑和写经，亦尚未有与郑和相关的书法见世。

从汉魏开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抄写佛经是传播佛法最好的信息载体，佛经的翻译与抄写成为很重要的事情，乃至一种职业行为。自北魏开始，写经体开始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佛教文化。要让学习佛法的人流通阅读，就需要通篇字体均匀，要求书法工整。以泥银书写经书，最迟唐五代时期已有。

写经人可能是佛教信徒，因为佛教徒修行的方式之一，是靠抄写佛经来加深对佛法的理解，在佛经中多有关于抄写佛经功德的描述，佛教信徒多怀着深厚的信仰情感抄写佛经并加以传播。写经者大部分是无名人士，即使在浩如烟海的敦煌传世作品中也极少见落款，大凡著名人士都有署名，如平湖发现的写经有写经人圆瀞落款。永乐年间刻印《大藏经》，著名的写经板之人有沈度*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第73页)记载：“永乐十七年三月初七日，传旨要写经样看，当将侍读学士沈 写五行十七字呈看。初九日，道成等八人将写的五行十七字、六行十七字经板于西华门进呈。奉圣旨：用五行十七字的。钦此。”。沈度(1357—1434年)，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属上海淞江)人，善写各体，其书婉丽飘逸，雍容矩度。《皇明世说新语》记载：“太宗徵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6《巧艺》，明万历刻本。“二沈”即沈度与其弟沈粲，并以书法知名。沈度官至侍读学士。经对比，沈度书法与此部写经书法很有不同之处；况且如果是沈度所写，因是侍读学士，应该会有署名，因此并非沈度所写。

写经人可能是佛教徒，也可能只是书法好的人。隋唐时期朝廷设有写经所，奉敕命而写经。至元代，仍设有写经所。明朝继承传统，永乐年间朝廷也有写经之事。正德《江宁县志》卷8记载一人参与写经，值得关注：“朱铨，字士选，松江人。洪武中，占籍江宁。族兄孔易以楷书鸣当世，铨从之游，得锺王笔法。少长为郡庠弟子员。太宗文皇帝选写金经，事毕入翰林间书。宣徳改元，预修两朝实录，授翰林侍书，改刑部检校，历升本部郎中。”朱铨当时在南京，因书得锺王笔法，永乐皇帝“选写金经”。因此他有可能作为《郑和写经》之人，特别是他不会在写经上署名。另有万历《应天府志》卷32记载一人：“姜浚，字子澄，江宁人。善书，工小楷。仁庙在潜邸，召写泥金经，喜之。洪熙元年，授中书舍人，擢吏部主事，知云南府，进按察副使。”姜浚也是当时在南京的善书、工小楷之人。明仁宗为太子时，曾经“召写泥金经”，仁宗即位 “授中书舍人”。他也有可能成为郑和写经之人。以上仅为所见一二，当时此类中书舍人善书者，参与宫廷写、刻经书的不少，均值得留意，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之，永乐十二年(1414年)泥金书写《郑和写经》，虽然有阙失和错简，但是为郑和写经的首次发现，为郑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也为郑和的佛教信仰又增添了一件重要佐证。以上对于这部写经作了粗浅的探讨，尚有不少疑团，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郝红暖

A Preliminary Study on New Discovery of Zheng He’s Transcribing Sutra

WAN Ming

(Center for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Ming Dynasty,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Langfang 065000,China)

A kind of way of pious respect for Buddha in history was transcribed and graved Buddhist sutra.Zheng He has donated and engraved a number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 his life,which has been known in academic circles.A newly discovered of Zheng He’s transcribing Buddhist sutra written by the 12th years of Yong Le,which was collected in Dragon Gallery,provided an important physical evidence for Zheng He’s relations with Buddhism.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begin with the Zheng He’s vow words,proved that wa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Zheng He’s transcribing Buddhist sutra,and probed preliminary content and intention about this transcribing sutra.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ocuments and the hands down literature from the Ming Dynasty.

Zheng He;transcribing sutra;vow word;first discovery

K248

A

1005-605X(2017)01-0039-07

万 明(1953- )，女，江西九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