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从生态角度看原始社会的价值

姜 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在弓箭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人类制造的石器工具不具备大规模改变生态环境的效能；人类最基本的食物获取方式采集与狩猎也不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人类和其他生物一起，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与美丽。尽管在文明程度方面原始社会无法同后来的文明时代相比，但是，同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人类同大自然的日益疏离相比，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生态保护价值，给文明时代人类极其重要的启迪，应该作为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加以珍视。

生态环境；原始社会；生态伦理

几千年以来，人类看历史的视角，都是人类自身。当20世纪生态伦理在全球兴起之后，有不少人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从地球上所有生命集合的系统，以及承载这一系统的物质环境的角度来看世界，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生物群落是指各种生物种群通过相互作用而有机结合的集合体；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参见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王宁、张爱萍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当作有主观价值的利益主体，把是否有利于这一主体的维护和发展作为万物活动价值的评判标准。著名环境伦理主义者、大地伦理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享誉世界的主张：“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著、侯文蕙译：《沙乡的沉思》，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生态伦理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视角。一些生态环境史论著，以及从宇宙起源写起的大历史(Big History)都包含着这样的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只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历史、整个宇宙历史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视角尽管可以商榷，但是有两个可取之处。

其一，有利于扩展、深化人类的仁爱之心。仁爱就是对生命的爱。人类伦理倡导仁爱范围的扩展，从亲人扩展到邻人、国内同胞、整个人类，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物。仁爱之心的扩展，对人类、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是有利的。其实，这种现代生态伦理只是向人类曾经有过的深刻思想的回归。中国儒家把“天地生生之德”的假定作为其社会伦理学说的基石，朱熹对此有精确的概括：“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朱熹：《朱子语类》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写作于战国时代，解释《易经》的《易传》在《篆传》中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以厚德来承载万物，这个德是什么？显然是生育、养育之德，因为万物最需要的就是对其生命的滋养和延续。儒家经典四书之一《中庸》更是提供了透彻的理论。其中，孔子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这同《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简直如出一辙。《中庸》还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西方著名动物伦理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zer,1875—1965)那里，有着这样惊人相似的回响：“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思想必然的、绝对的伦理原则。”*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29页。此外，佛家强调生命轮回，众生平等，不杀生，也蕴含着对所有生命的仁爱。

其二，有利于人类总结自己在对待生态环境方面的教训。即使单纯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人类曾经干过无数给自己带来灾难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蠢事。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这样的蠢事至今还在发生。总结这方面的深刻教训，无疑有利于人类未来的幸福。

本文受到以上思想的启发，拟从生态角度评估原始社会的价值。

一、弓箭出现前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人类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两类关系。一类是自然的关系，即人类基本像其他生物一样，只在自然规则驱使下同环境发生关系，最根本的标志是主要以他们的身体以及利用简单的工具同环境接触。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一类是非自然的关系，即人类突破自然规则的制约，有意识地、大规模地改造环境，最根本的标志是主要通过他们制造的比较复杂的工具同环境接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类关系：“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163页。)。在距今大约250万年或者300万年人类诞生到距今大约1万年弓箭诞生*为什么把弓箭的出现作为人类与环境的自然关系终结的标志呢？因为弓箭这一石器时代最早的复合型工具，同杀伤功能很小的石器、木器、骨器相比，能够使人类轻易地、大规模地猎杀各种动物，包括凶猛的食肉动物。这就足以建立起人类对动物的征服者地位，根本地打破生态平衡，根本地突破自然对人类的制约。弓箭无论在射程、射速和命中率方面都是其它武器所不及的。弓箭的射程一般为80—100米，印第安人的重弓射程远达450米，优秀射手每分钟发箭20发。它具有速度快、推动力大、杀伤力强等特点，而且一触即发，能够有效地猎取善于奔跑的动物。摩尔根把“野蛮”时代分为初、中、高三级，而以弓箭的发明作为高级开始的标志。(参见摩尔根著，杨东尊、张栗原、冯汉骥译：《古代社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4页。)摩尔根还说：弓矢之发明，“对于猎取禽兽肉之永久性的增加，即其显例。这一值得注意的发明，继矛及战斗用的棍棒而起，出现于野蛮时代的末叶，给狩猎上以第一种致命的武器。这一发明，曾用来以标志野蛮高级状态开始。它在古代社会向上的进展上，必会给以有力的影响。在它对于野蛮时代之关系上，恰好铁制刀剑之对于开化时代，火器之对文明时代之关系一样。” “弓矢上的各种力学的结合，是如此的巧妙，所以它的发明决不能归诸于偶然。某种树木有弹力与韧性，动物筋或植物纤维弦在弯弓上的张力，最后，借人类的筋力而结合以上这些力以发矢等等现象，对于野蛮人的心灵上，都不是很明显的启示。如前所述一样，坡里内西亚人及澳大利亚人一般都不知道弓矢。只由这一事实看来，当弓矢初次出现时，已可表示人类在野蛮状态中已是相当进步了。”(参见摩尔根著、杨东尊等译：《古代社会》第1册，第32页。)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和骨制的镞以及玉石制的镞被认为是主要的武器。之间的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显然是自然的关系。下面加以论证。

(一)工具*我们借用著名动物心理学家B.B.贝克(Beck)关于“工具”的定义：一件物体被使用时必须具备以下特点才能叫做工具： 1.物体必须脱离开它的原来载体，处于使用者的身体之外； 2.使用者应该在使用前或使用时拿着或提着作为工具的物体，并能正确地使工具朝向目标；3.使用一件工具应该容许使用者本身或另一个机体改变其形状、位置或改变条件使用另一个物体。工具的制作指在上述定义的前提下，使用者(或一个同类)改变一个物体使之成为一件更有效的工具。B.B.贝克还列出了工具的四种作用。其一是为了加长抓握长度，例如用肢体够不着目标时便使用木棍；其二是根据需要加强机械力量，例如敲碎核桃时；其三是在社会背景下使用，通常是为了加强侵略性；其四是能够帮助得到液体，如利用树叶吸水。只有灵长类动物在使用工具中能够做到完全符合上述四种作用。(参见雅克·沃克莱尔著、侯健译：《动物的智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4—35页。)的效能

在本文涉及的时段(基本上是旧石器时代)内，人类制造的工具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的效能极其低下。考古学已经雄辩证明，在非洲、亚洲、欧洲，都普遍存在过时间漫长的石器文化*非洲、欧洲情况参见贾兰坡、甄朔南：《千里追踪猎化石》，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本文仅以亚洲的中国为例来说明旧石器的效能。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几乎都是利用砾石来打制石器*贾兰坡、甄朔南：《千里追踪猎化石》，第45页。。总括起来，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至少可以分出两个大的文化传统。其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蓝田(陕西)、匼河(山西)等遗址为代表。它们的特点是不论石核或石片都比较粗大，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三棱尖状器。碰砧法的打片技术在该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二，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为代表。该系统的特点是以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方法，石器器型普遍较小，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此外还出现了其它地区同时期文化中罕见的进步类型，如雕刻器和石锥等。

石球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初见于丁村遗址(山西)，在匼河的发掘工作中又获得三件*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3、1—2页。。

除了石器外，旧石器时代已有木质工具出现。贾兰坡先生曾说北京人“最得力的狩猎武器应该是木棒和火把。木棒虽然没有象石器那样被保存下来，但由于发现了很多砍削器和适于刮削木棒用的大型刮削器,也可以提供间接的证明。”*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他又说:“北京人狩猎的得力武器，看来是适手的木棒。我们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但发现过大型凹刃刮削器，用它刮削胳膊粗的木棒正合适，狩猎时也会用火把助威。”*转引自范志文：《木质工具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火的使用。至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30万年至5万年)，人类掌握了用火。最初只是利用、保存天然火种，慢慢发展到人工生火。

下面看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的工具情况。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用古地磁法测定，遗址发现物距今180万年*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3、1—2页。。在发现的石制品中，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石核中有垂直砸击成的两极石核和漏斗状石核。石片中有用锤击法从石核打下来的石片，有用砸击法砸击成的两极石片，还有用碰砧法生产出的石片。刮削器有凹刃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和带有使用痕迹的圆刮削器。砍斫器中有单面砍斫器、两面砍斫器和带有使用痕迹的大石片。除这些而外，还有一件三棱大尖状器。有一个残破的鹿头盖骨，其左角的主枝上有一道与主枝斜交的沟槽，已显露出疏松组织，显然是用器物砍过的；另外还有一段鹿角，上面有很清楚的刮痕。专家认为，这些痕迹是为了制作角器而留下的*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3页。西侯度遗址的石器材料，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参见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74页。)。

距今大约170万年的元谋人(云南)制造的石器，可辨识的有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这些石器都制作简单。

距今大约50万年至100万年之间的蓝田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器物可分为：石核、石片、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石核一般体积较大，而石片多不规则。至于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石球还很少，而且相当粗糙，修理技术差、器形较不规整，石器类型不多，特征也不够明显*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页。。

距今大约50万年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发现的工具主要是石片石器。贾兰坡根据石器的体积、形状、加工的方法和使用的痕迹，把它们分为“敲砸痕迹的砾石”、“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等五大类型*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69，71、62页。。另有学者按器形分为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锥、圆头刮削器、雕刻器、石球和石锤等。其中刮削器最多，占石器的82.3%*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51页。。

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碎骨片，对它们中是否有骨的人工制品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尚无定论*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119、120页。。

以上介绍的所有工具(武器)在效能上都有以下局限：

1.不能克服人类在捕猎动物时遇到的距离与速度的障碍。离猎物稍近，它即逃跑；而不近则难以捕获之。猎物的逃跑速度极快，很难接近。即使朝猎物投掷尖头木棍、石头之类武器，由于难以精确瞄准、武器锐利程度不够、武器投掷距离不够等原因，杀伤力也不大。只要同虎、豹、狮、狼等大型食肉动物奔跑的速度、爪牙的锐利程度相比，就知道这些工具差距有多大了。

2.不具有大规模砍伐树木、挖掘土壤、运输物体的功能。

我们看看专家们对各种石器功能的看法：

尖状器：不仅适于割裂兽皮，也适于挖取骨头上筋肉。

小尖状器(在丁村和周口店均发现)：一般考古学家认为，可以作为割剥兽皮之用；因之也有人认为这种器物可以作为挖取树虫或剔挖兽骨上的肌筋之用*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69，71、62页。。

三棱大尖状器：采集工具，用它挖取可食的块根植物*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第71页。“三棱大尖状器在丁村遗址中发现甚多。这一石器的用途，我们同意裴文中和贾兰坡的意见，认为它可能是作为挖掘用的工具。特别是丁村的三棱大尖状器，加工均着重于尖端，而且还有扁尖和三棱锐尖之别，其使用部分毫无疑问也在尖端。因此说它是一件挖掘工具，可以用它来挖取植物块根之类的食物，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与当时的生产情况也是相适应的。”(参见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62页。)。

砍斫器：主要是作为砍伐树木之用，因为当时人们的生活虽然以采集为主，但狩猎也应占一部分。专家认为当时狩猎或防御野兽的得力武器应该是木棒，要得到适手的木棒则必须用砍斫器砍伐和修整。详细观察砍斫器的刃缘，绝大多数都有剥落碎屑的痕迹。这样的碎屑经试验结果表明，是由于砍伐树木而产生的，因而专家认为中国猿人砍柴和砍斫同野兽斗争的木棒都得使用它。匼河有边缘锋利的石片，大的用于砍斫，小的用于刮割。

刮削器：小型者是生活上的工具，和两极石片一样，适于作为刮削筋肉之用；大型者也很可能是一种生产工具，适于刮削木棒，特别是大型的凹刃刮削器更适于此种用途。

石球：裴文中、贾兰坡认为有两种可能用途：(1)作为狩猎用的投掷武器；(2)当作石锤作为敲砸之用*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59、70、64、71、63页。“在距今约十万年前的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发现有成吨的石球。”“这种石球在当时来说是最得心应手的狩猎武器。”(参见贾兰坡、甄朔南：《千里追踪猎化石》，第54页。)。

在包括国家博物馆在内的陈列有打制石器的任何展览馆内，我们都能够见到旧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石器，除较大一点的石球外，基本上都只能用于加工食物，砍剁小树枝、小树干等用途。使用它们，根本不能大规模地改变环境。可以想象，用那样的砍剁器砍倒一棵树，要花多大力气和多少时间！

从石器的制作方法之原始，也可以推知它们的功效极其有限：

根据对石片和石核的研究，中国猿人打击石片，曾经使用了“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垂直砸击法”(两极石片的打法)等三种方法*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69页。从石核和石片上的打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打制石片使用过三种方法：除锤击法和碰砧法之外，还有砸击法，即先把一块较大而平的砾石作为石砧，一手持着一块放在石砧上的脉石英，另一手抓握石锤，垂直砸击放在石砧上的脉石英，从而从石块上剥落下两端都比较平齐的石片，即“两极石片”。(见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6页。)。这都是非常落后的方法。

至于用火，可以防御猛兽，也可以驱赶猛兽*“北京人利用火的威力和猛兽斗争，会得到胜利的。假如人们要向野兽争取住所——洞穴，不管它如何凶猛，只需要几只火把就可以把它赶走。反之，人占据的洞穴，只要在洞口烧起一把火来，猛兽就不敢来侵袭。”(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0页。)。但是不能捕获猎物。由于农业还没有诞生，也不会用火毁林开荒。由于石器加工木材效能的有限，木器的狩猎功能自然也有限。

石器、木器工具在效能上的这些局限，使得人类基本上只能依靠身体获取食物。比如，奔跑就只能靠腿，搏斗主要靠身体的力气和肢体的灵活。贾兰坡说：“中国猿人……虽然拼命地在猎取野兽，但因为工具太简单，是不容易猎取到手的。”*杨鹤汀、贾兰坡：《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知识书店1951年版，第35页。必须记住的是，在采集狩猎时代，人类以植物而不是动物为主要食物，采集而非狩猎是主要的劳动方式，而那些石器、木器，对于采集帮助不大，主要是用于食品的加工，比如脱壳、粉碎、分割食品(包括猎物躯体)。人类不能凭借这些工具大规模地毁灭动物、大规模地毁灭植物、大规模地改变地貌，所以，这些工具没有改变他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自然性质*为了说明那个时代人类工具的粗糙原始、效能低下，可以把它们同一些灵长类动物使用的简单工具做一比较。参见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19页；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56、57页；曹菡艾：《动物非物：动物法在西方》，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二)取食方式的效率

在旧石器时代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吃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他们的取食方式。

摩尔根有下面的推测：“在有限的住地上以果实草根为食物。”因此，我们的祖先开始其生存于热带的“果树及坚果仁树的森林中，这是具有理由的”。“肉类食物，很有可能，在很早的时期中，便成为人类的消耗品……这一点只能委之于推测。”*摩尔根著、杨东尊等译：《古代社会》第1册，第29、30、31页。

其他专家认为，直立人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植物性食物，狩猎经济只不过是采集经济的一种补充方式*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145，68，144，144、120、121页。。从今天灵长类动物的食性以及考古成果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植物是直立人食物的主要来源。最美好的食物当然是肉食和水果。当这两种食品得不到的时候，就只好采取可食的草类充饥。这一点我们虽然找不到证据，但按照当时的生产情形，尽可以想象得出来*杨鹤汀、贾兰坡：《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第33页。。

食物的类型决定了这一时段人类取食方式是采集与狩猎。就食物获取方式而言，这一时段的人类基本上都是和动物差别不大的觅食者(forager)。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写道：从能人诞生到石器时代晚期智人出现的大约200万年内，人类以狩猎单位和采集单位群居，与自然环境密切接触。一条蛇、一洼水、一只蜜蜂、一棵树都是至关重要的……草丛中发现的每只猎物都会关系到晚上能否填饱肚子*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19页。。

1.采集

由于植物是主要食物来源，因此在旧石器时代，采集是人类主要的取食方法。采集同时也包括获取各种容易捕捉的小动物。我们看看一些著作的描述：

人们用极其简陋的木制(中国还有竹制)、石制工具，甚至徒手徒脚猎捕各种动物、鸟类，捕捞各种鱼类、蚌类、昆虫，采摘各种植物的果实、籽粒和叶片等，采集各种食用蕈(菌)类，用于果腹充饥，而且所有食物最初都是生食。我们的远古祖先用手采摘野果和嫩芽，挖掘植物的根茎*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145，68，144，144、120、121页。。

人类采集对象包括木耳、猴头、蘑菇、蕨根、野百合根、蚌壳、螺蛳、螃蟹、蜗牛、蝌蚪、黑壳虫、天牛、蟑螂、蚱蜢、蜂蛹、蜻蜓、青蛇、石蚌和其他蛇类*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在周口店与猿人洞相连的鸽子堂的下段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的破碎果核，在其他文化层中也曾发现破碎的果核。根据研究，这些果核是经人工砸出来的。钱耐鉴定这种果核属于榆科、朴树属。在北京猿人化石地点的堆积中有大量烧过的朴树籽，以及胡桃、榛、松、榆和蔷薇等植物的孢粉，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籽很可能都是北京猿人采集到的食物*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145，68，144，144、120、121页。。这项发现提供了人类利用植物作为食料的最早知识*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58页。还有其他关于中国猿人食用朴树子和果类的资料,比如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杨鹤汀、贾兰坡：《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第28、31页。。在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周口店博物馆，我们都能够见到北京人采集的朴树果核化石。

2.狩猎

直立人通过狩猎活动获取动物作为补充食物。这可以从各地区直立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尤其是很多破碎得很严重的动物骨骼化石上得到证明。直立人不仅可以捕获像啮齿类那样的小动物，而且能够抓获到许多中型甚至大型的哺乳动物。例如，非洲直立人遗址中的动物化石包括有狒狒那样体型较大而且十分凶猛的猎物，北京猿人的主要捕猎对象则是体型硕大的肿骨鹿和葛氏斑鹿。

从新石器时代以及文明时代早期人类狩猎方式的原始简陋，可以推论出旧石器时代狩猎方式的原始简陋。我们看一些描述：

人们藏身于通往河流和沼泽的小道旁，等待着去饮水的动物，时刻准备一跃而起。最初，同动物间的争斗一样，狩猎意味着赤手空拳的搏斗，猎人们往往是伤痕累累。史前洞穴的石壁可谓是第一部狩猎和动物学的百科全书。野牛的四蹄、鹿的心肠、鱼叉标枪的投掷场景，均历历在目。为了猎杀动物，人类借用了动物自己的武器：向猫类学习制作利爪，使用犀牛和驯鹿的尖角。在动物王国里，人类裸身空拳，难以自护，行动缓慢，躯体单薄。千百年来，他们都要想方设法与凶兽的利齿、毒蛇的缠卷、野牛的蛮力搏斗。人类制造了粗劣的武器，比如，将野生动物的利齿固定在木棒的一端去打击猎物。依靠集体力量可以猎捕大型野兽。除围捕击杀的方法外，还发明了驱赶动物到悬崖使其坠崖的方式*加科·布德著，李扬、王珏纯等译：《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在沧源岩画所见到的多种狩猎活动中，追赶围捕是一种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是由很多人包围一块山地，四面喊叫，致使猎物惊跑，最后被活捉或坠崖而死*童永生：《中国岩画中的原始农业文化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在一些直到近代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那里，人们为了狩猎的目的，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猎物的形象，如戴兽角、兽头帽子，穿某些动物的毛皮，把自己伪装成野兽，以便靠近狩猎目标。衣服的发明与此也有密切的关系。彝族人猎鸟时，埋伏在树下，学鸟鸣啼，当鸟群飞来时，则举弩射击。鄂伦春族的狍角帽，形如狍头，是猎人专门为狩猎而戴的*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43、347页。。就在20世纪，一位美国印第安捕猎高手空手逮到一只鹿。由于长时间的奔跑，这只鹿最终因体力枯竭而倒下了，猎人便堵住鹿的口鼻使其窒息而亡*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20页。。

对以上采集狩猎活动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使用了工具，人类采集活动的效率，比一般动物要高；但是，远远没有高到足以打破生态平衡的程度。也是由于使用了工具，狩猎活动的效率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高；但是，同现代人类所知的狮、虎、豹、狼、鹰等等猛兽猛禽的捕猎效率相比，很难说更高。当时人类的工具并没有改变人类奔跑速度、爪牙的锐利程度不如这些猛兽猛禽的状况。如果人类可以通过高效率的狩猎活动谋生的话，他们就不会发展出农业和畜牧业，而且绝大多数人类也不会彻底告别狩猎了。

综上所述，人类在弓箭发明前的采集与狩猎活动的效率，同其他动物的取食效率相比，还不足以改变人与环境之间自然关系性质的那种差异。

(三)人类在生态平衡中的作用

在弓箭出现前的自然界，能量在植物之间、动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互相转换、传递，从而维系着生态的基本平衡：能量在不同物种之间大致均衡地分布，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占据地球上能量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动物在食用植物后，又通过自己的排泄物和尸体，将大部分从植物索取的能量归还给植物；动物对植物的索取，还维护着植物物种之间的平衡；动物还起着传递植物花粉、种子，消灭病虫害等作用，维护着许多种类植物家族的繁衍。肉食动物通过食用草食动物，控制着草食动物的数量，从而维护动物与植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平衡，同时，也迫使草食动物保持种群的优化：那些在肉食动物追击下善于生存的强壮的动物存活的机会更多。

人类大致与其他动物一样，以上述方式，维护着生态平衡。人类是大自然生态链中像蚂蚁、老虎、燕子等动物一样的一个自然的环节。人本身就是动物界食物链上的一环：人是一些凶猛的肉食动物的猎食对象*早期人类生存于各种生物群落之中，“同时也成为其他生物捕猎的对象”。(见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18页。)。中国猿人随时有被豺、狼、虎、豹之类猛兽吞走的可能。根据体质的研究，中国猿人的寿命短促。被猛兽所伤亡，也是原因之一。北京人同猛虎共处，甚至吃猛虎吃剩了的动物尸体*杨鹤汀、贾兰坡：《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第35、43页。。在北京周口店遗址中，发现大型食肉类动物化石存在，表明人们常遭猛兽袭击。人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是狮、虎、豹、狼等猛兽的对手。但他们终日要在猛兽出没的深山密林中采集与狩猎，被猛兽伤害的几率一定不低。裴文中教授曾指出:“当中国猿人生存于周口店之时，其生命时刻皆在危险之中，可丧生于虎狼等爪牙之下，更可被其同类所屠杀。”“森林及附近之山中多猛兽，如虎豹熊狼之类被其所噬者当不在少。”*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64页。

二、原始社会时期地球生态环境概貌

没有遭到如同农业时代那样来自人类大规模破坏的旧石器时代的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让我们以前述利奥波德“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主张为标准，来做一考察。

还是以中国为例。

西侯度遗址当年动物成群、四季分明，夏季绿草如茵*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3页。。由西侯度哺乳动物群来推测，当时西侯度一带是一个疏林草原，附近有一个广而深的水域。驼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羚羊和轴鹿等奔驰在草原上，李氏野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真梳鹿和纳玛象穿梭于丛林中，大河狸栖於水域之旁，大河鲤在水中漫游*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11，6，6、31、32，57页。。西侯度的哺乳动物群，绝大部分种类是草原动物，如鸵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板齿犀、步氏羚羊和轴鹿等的生活环境都以草原为主；适于草原和丛林或森林的动物有李氏猪、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步氏真梳鹿和纳玛象等。

当时西侯度附近应有广而深的水域。大河狸是水陆两栖的动物，大概和普通河狸一样，需要较大的水域，一方面可以由它的形态来说明，另一方面有许多这类标本多发现于河湖堆积中，也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此外还有鲤。根据鳃盖骨的大小和厚薄程度判断，原来的体长可超越半米，也证明水域应有一定的稳定和深度，才能适应这样大的鲤生存*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第49页。。

元谋人生态环境。根据资料推测，远在17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元谋盆地群山起伏、林木繁盛。有凶猛的老虎、豹子出没。广阔草原上有成群的马、牛、羊、鹿、象等*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7，24—26、31—32页。。从元谋动物群，或元谋组孢粉组合来看，元谋人生活在气候温暖的亚热带。在元谋附近有常绿阔叶的森林，也有广阔的草原，灌木树丛星罗棋布地散布在草原上。云南马、牛、羚羊就奔驰在草原上；鹿、野猪等游弋在森林中；在森林中与草原上，老虎、豹、剑齿虎、剑齿象等凶猛的野兽潜伏其间*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11，6，6、31、32，57页。

蓝田人生态环境。根据公王岭和陈家窝的哺乳动物群、孢粉分析，以及对于蓝田一带地貌的形成和演变的研究，可以推测：公王岭蓝田人生存时代，黄土高原还未形成，而是一片平原，平原上长满了野草；公王岭后面的秦岭有茂密的森林；灞河的水流远比今天充沛，水势平稳，四季流水不息。当时的森林里有蓝田伟猴、虎、豹、猎豹、剑齿象、毛冠鹿、亘貘、中国貘、以及野猪等分布其间。草原上有成群的三门马、肿骨鹿、以及仓鼠、姬鼠等许多的啮齿小动物游荡其上。陈家窝哺乳动物群的时代，从孢粉分析，也是森林草原景观*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11，6，6、31、32，57页。。据化石分析，距今50万到100万年之间，这里森林中的动物主要有猴子、老虎、豹子、猎豹、剑齿象、毛冠鹿、巨貘、野猪。草原地带动物主要有三门马、肿骨鹿、牛、羊及许多啮齿类动物，如鼠类等。

北京人生态环境。气候温暖，森林密布，猛兽出没*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7，24—26、31—32页。，猕猴、剑齿虎、纳玛象、野猪、斑鹿、犀牛、洞熊、鬣狗、野獾成群*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页。。适应各种环境的动物有狼、赤狐等；习惯于森林的有独猴、河狸、箭猪、水牛、野猪、斑鹿以及虎、豹等大部分的食肉动物等；习惯于草原或干旱地区的动物有沙狐、鬟狗、骆驼、羚羊、驼鸟以及食鼠、野原鼠等啮齿动物等；栖息于丛林或疏林草原的动物有猎豹等；栖息或活动于河湖沼泽旁的动物有河狸、水獭、水牛、中国貉、黑鼠等。这些生活习性不同的动物发现于同一层位之中，表明周口店附近不是单一的自然景观，而是有山地、平原、河湖沼泽，远处有较为干旱的草地，甚至可能出现沙地。北京人生存时的地貌与今日相似，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态景观，当时高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区是疏林草原，平原上是草原，并有河湖沼泽星罗棋布于其间，稍远地方可能是较为干燥的地带*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11，6，6、31、32，57页。。从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近百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扁角鹿、肿骨鹿、德氏猫、洞熊、狼獾和德氏水牛等*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7页；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第5页。。

虎这种居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食肉动物居然起源于距今200万年前，晚于人类，这就足以说明那个时代人类同环境的关系太友好了*学术界一般认为，虎于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河南渑池，其祖先是古中华虎。(见曹志红：《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研究》，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虎是化石中个体数目最多的动物之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具完整的虎骨架，许多头骨和牙床。而在盐井沟(重庆)发现的虎化石据统计至少有46个个体*邱占祥:《虎年谈虎的起源》，《大自然》1998年第l期，第9—10页。。

以上证据足以说明生物共同体的生存环境有着利奥波德所说的“和谐”与“美丽”。至于稳定，以北京人的环境情况为例吧。

近年来，根据最先进的多种年代学研究手段测试的结果综合分析，北京猿人绝对年代的上限大概不会超过距今70万年前，而下限可能一直持续到距今20多万年前*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第121页。。北京人遗址的堆积至少是50万年时间形成的*孙铁刚：《中国旧石器时代》，第57页；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1页。。用几种不同方法测定的该遗址“绝对”年代为距今约70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在周口店这一洞穴里断续居住了50万年之久！*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7页。“北京人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前后停留过达五十万年之久(大约是从距今七十至二十万年前)，含化石的地层共迭了十三层。”(贾兰坡、甄朔南：《千里追踪猎化石》，第54页。)

同今天地球环境以月、甚至以日为单位发生剧烈的沧海桑田的变化相比，这种在一个山洞里断续居住50万年所依赖的环境状态，已经不能用“稳定”来形容，而只能说是“绝对稳定”、“超级稳定”了！要知道，文明的历史才几千年，仅为北京人在同一个山洞居住时间的百分之一左右！

那种“和谐、稳定和美丽”的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呢？合理的想象表明，原始的地球上，天空中成群的鸟类有数十亿只之多，海洋也因大量鱼类的存在而一片银白*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16页。。殖民者到达美洲之前草原上动物成群的情景，今天我们还能在非洲大草原上见到的偶蹄类动物铺天盖地地游动在大地上的情景，在旧石器时代只是地球上最简单、最基本的景观。这里只挑出中国旧石器时代已定名的大型动物化石名称的一部分，以供我们想象那幅美丽的动物世界图景：

麝鼹、鼠耳蝠、硕猕猴、安氏猕猴、猕猴、南猿、腊玛猿、巨猿、林猿、长臂猿、北京直立人、翁氏野兔、东北鼠兔、达呼尔鼠兔、硕旱獭、蒙古黄鼠、中国河狸、变异仓鼠、拟步氏田鼠、方氏鼢鼠、黑鼠、褐家鼠、拉氏豪猪、直隶狼(相似种)、变种狼、家犬、狼、豺、中国貉、沙狐(相似种)、棕熊、黑熊、黄鼬、水獭、獾(相似种)、中国鬣狗、中华猫、小野猫(相似种)、虎、杨氏虎、虎豹、小猫熊(小熊猫)、大熊猫、真猛犸象、东方剑齿象、师氏剑齿象、印度象、纳玛象、古菱齿象、诺氏古菱齿象、平额象、嵌齿象、普氏野马、三门马、黄河马、北京马、云南马、现代马、野驴、三趾马、中国长鼻三趾马、中国犀、梅氏犀、披毛犀、野猪、肿面猪、李氏野猪、巨副驼、诺氏驼、骆驼、北京麝、河套大角鹿、肿角鹿、葛氏斑鹿、赤鹿、东北马鹿、毛冠鹿、粗面轴鹿、山西轴鹿、水鹿、双叉麋鹿、四不像鹿、驼鹿、步氏真梳鹿、獐、东北狍、小晓(相似种)、短角丽牛、王氏水牛、丁氏水牛、德氏水牛、短角水牛、原始牛、牛(家牛)、东北野牛、大额牛、裴氏扭角羚羊、普氏羚羊、岩羊、青羊、盘羊、山东绵羊、师氏绵、纳呼尔绵羊、中华竹鼠(相似种)、咬洞竹鼠、巨貘、中国貘、华南巨貘、安氏驼鸟、驼鸟、天鹅、鼍、草鱼(鲩)、鳍鱼、鲤、青鱼、鲫鱼，等等*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当一个热爱所有生命的人想象到这样场景的时候，能够不感动吗？

三、结语

从人类进化、文明进化的角度看，原始社会肯定是低级的、应该尽早告别的阶段。用文明人的标准衡量，那时的生活方式既不符合文明人的生理需要，更不符合文明人的精神需要。所以，我们文明初始时代的祖先们在回忆原始时代时，都使用带着贬义的语言，比如“茹毛饮血”、“人民少而禽兽众”、“不知羞耻”等等。最令文明人类震惊、恐惧的是，人吃人也是当时的常态。在北京猿人遗址中发现一些猿人头盖骨上的伤痕，有专家推测可能是人吃人的证据*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1—32，335、364、362页。。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文明人类确实知道一些近代原始民族有吃人的习惯。澳大利亚有一些部落过去曾有杀食相邻的敌对部落人的习俗，后来当做宗教仪式保留下来。大洋洲其他地区也有类似习俗。我国汉代以前南方有一个叫乌浒的部落，“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并以其肉为肴葅，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转引自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第389—390页。用人头殉葬或者祭奠的现象，民族学称为猎头，又称猎首、祭首。台湾高山族、云南佤族都有猎头风俗。人类最早的食具可能是人头壳、椰子壳、蚌壳、竹筒和葫芦等天然器皿。藏族、纳西族有以人头盖骨为碗的。所以，即使我们只从生态系统角度看原始社会，也不要忘记其同文明价值的尖锐冲突，不要贬低人类文明进化的诸如富有、舒适、便捷、卫生、人道等基本成果，当然更不要幻想历史的倒退了。本文作者在这一点上是头脑清醒的。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阶段和文明社会阶段的话，那么，仅仅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前一阶段是有巨大价值的，要大书一笔；而后一阶段的大部分则只有负价值。因为，人类从利用弓箭大规模狩猎开始，就在越来越严重地破坏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与美丽”。

我们先引用环境方面专家的看法：农业出现后，人类进行的犁地和灌溉等密集劳作，加之由于人口压力而不得不反复使用土地等多重因素，对环境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学者曾表示，“农业革命对于生物圈来说可能是最大的错误——不仅对智人如此，对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是如此。” 换言之，他们认为农业革命是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27页。。“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应该发生在农业出现之后。约9500年前，除中国之外，全球至少还有4个地方也产生了农业(美索不达米亚的肥沃新月地区,现在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安第斯地区，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很可能还有非洲西部和新几内亚)。”“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的生存需要维持环境基本不变以保证猎物和各种水果、坚果的供应，他们也许会使用火来清除森林中的矮树丛以让新草长出，以便吸引鹿群来觅食而更易于猎杀，但森林还是会保留下来；然而，定居农业则需要清除森林以便开荒种地，随着农业定居村落的形成，这种对森林的清除会一直继续下去。”*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对墓地中挖掘的骨骼分类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无论男女，身高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高，牙齿和骨骼的健康状况更糟，其寿命相对较短。由于人口居住更加集中，人们更容易患传染病，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健康，而部落延续也受到威胁。(见J·唐纳德·休斯著、赵长凤等译：《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27页。)如果把人的身体素质作为人与环境关系的产物的话，人与环境的自然关系同农业时代相比更加有利。今天，人们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否表现了对野蛮与体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认识呢？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农业时代，主要是以物理手段减少以森林为主的植被。历史记载表明，人类先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破坏山上的森林；再破坏河谷地带的森林；又破坏平原地带的森林；接着便在所有适宜于农业的地带破坏森林和其它植物。我们要记住，如今庄稼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曾经要么是森林密布、猛兽出没；要么是水草丰茂、沼泽遍布、鱼类密集。

到了工业时代，人类则以物理、化学、生物等众多手段，对植物、动物、土壤、水体、大气进行全面摧残。描述这方面情况的著述众多，显示的情景惨不忍睹，本文不再重复。本文只是指出：自从16世纪欧洲殖民扩张以来，整个地球上以动植物为主体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惨绝人寰的破坏。据我国生物进化论的著名学者陈世驤估计，自生命诞生以来，曾经产生过约8500万到4.2亿个物种，而现今生存的仅有约四五百万物种*郭郛、李约瑟、成庆泰:《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物种消失最快的便是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的时期。北美洲铺天盖地的鸟类和草原偶蹄类动物在殖民者的猎枪下消失了，亚马逊河流域无边无际的热带雨林已经在电锯与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严重萎缩。中国虽然在大力保护生态环境，但是，仍然有众多动植物种类的生存正在受到威胁*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在》，第1页。。

当一个热爱所有生命的人回想人类对其他生命摧残的历史的时候，怎能够无动于衷呢？

如果我们知道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但没有破坏和谐、稳定与美丽的生态系统，而且同其他生物一道为维护这个系统的延续、维护生命的多样性做出贡献的话，我们还有理由仅仅从人类利益角度出发而用“野蛮”这样具有强烈贬损意义的词来形容那时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方式吗？*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开化、文明三阶段。(摩尔根著、杨东尊等译：《古代社会》第1册，第13页。)

回顾并且积极评价原始社会的生态价值，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人类曾经有过漫长的真正“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记忆，是人类哲思的重要源泉。请记住，伟大的庄子就曾说过向往“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篇》。的时代。

回顾并且积极评价原始社会的生态价值，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人类为什么喜爱森林、动物？为什么要设立那么多的自然保护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生态保护组织？答案都在原始时代形成的人类与大自然血肉相连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已经转化为人类身上的绿色基因，驱使人类不可阻挡地回归自然。

回顾并且积极评价原始社会的生态价值，将有助于我们意识到文明史上以及当今人类的生物学、生态学处境：孤独。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需要自然的土地、水体、空气、植物、动物作为我们的伴侣和朋友，我们的灵魂每时每刻都要同这些伴侣交流。而从农业时代开始的这1万年左右时间，人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人与环境的自然关系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物质欲望的全面满足而感觉不到灵魂与大自然的隔绝，从而意识不到心灵深刻的孤独。孤独是病态的。

回顾并且积极评价原始社会的生态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寻找和建设生态乌托邦。当我们知道人类最为荣耀的大脑的发育就是在大森林里经历200万年完成的，人类曾经有过维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漫长历程，我们就会明白，人类的地理家园和精神家园都是在森林里。人类有各种类型的乡愁，而最根本的乡愁，应该是对史前时代生态环境的眷恋。人类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时代，但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意义，却应该作为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地拥有着，决不忘记，决不离弃。当代人类在努力寻找和建设“生态乌托邦”。以这个名字出版的那本书，畅销全世界欧内斯特·卡伦巴赫著、杜澍译：《生态乌托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那么，这个生态乌托邦的原型或者模板应该是什么？就是在人类与环境保持着自然关系之时和之前的地球生态系统。

历史上，人类的自我发展以牺牲一定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是必要的。对此，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一概否定。本文强调的是，记住原始社会的生态价值，提醒我们更加注重文明与自然的协调，更加注重作为无数物种之一的人类对其他所有形式的生命、对整个地球生态环境所具有的责任。

责任编辑：汪谦干

Value of Primitive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JIANG Na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In the primitive society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early bows and arrows about 10 thousand years ago,the stone tools made by human being did not have the efficiency of changing ecologic environments on a large scale.The basic way of getting food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hunting could neither spoil ecologic environments on a large scale.Together with other species human being maintained ecologic system’s harmony,stability and beauty.Even though the primitive society could not match the civilized societies afterwards as for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in the whol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its value of protecting ecologic system was unique,and worthy of being taken as a valuable treasure.

ecologic environments；primitive society；ecologic ethics

K11；K12

A

1005-605X(2017)01-0046-09

姜 南(1970- )，女，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