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寰

题解

去年正值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诞辰150周年，也是《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1969—1976，以下简称《全集》）全部出齐40周年。颇具纪念意味之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正好于2016年3月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A.Fogel）的论著《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以下简称《政治与汉学》），该书是作者在同题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见中文版序言），作者完成这本书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这本论著才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呢？这还要从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傅佛果论著《政治与汉学》的主人公的态度及对其学说接受过程说起。

有关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相关研究论著情况可参见钱婉约所写的《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一文，该文载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从该文中，我们大体可知，最早研究内藤湖南的中国学者是周一良先生，其《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贡献》发表于1934年，也就是内藤去世不久，后来该文被选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由于内藤的一些研究及其《支那论》《新支那论》中的论调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被认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基础，如杨栋梁先生等对内藤的“支那论”进行批判，认为其“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见《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确实，对内藤的许多观点是需要进行严厉批判的，如其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有为其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正朝着共和政治前进，日本应有义务带领这种趋势的观点做注脚的意味。内藤本人没有跳出所在时代的局限，特别是其自身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自觉地引领他的某些观点为军国主义服务，这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其相关的中国学术研究部分，也需要有全面的关注。对内藤湖南的研究真正开始有较大发展，是在其《全集》出版以后。傅佛果的论著《政治与汉学》也主要是在充分研读十四卷本《全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可见《政治与汉学》一书译者陶德民对这本书的评价）。可谓，《全集》的出版推动了日本、中国，乃至全世界其他国家对内藤湖南研究的进程。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开始关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和引介日本汉学家的论著及观点，而中国学界真正关于内藤湖南的研究就是滥觞于此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傅佛果在中国访问，但当时对内藤的态度正如在其《政治与汉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内藤湖南的名字依然只是被当作批判导致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中国观时的一个方面而被提及。”可见，中国学界对内藤的态度依然没有大的改观。但就在傅佛果得出上述结论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的第二期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文章，该文后被载入由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文章的作者是夏应元，即周一良先生的学生，专攻中日关系史。其继承了老师周一良对内藤的研究，可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对内藤湖南进行全面研究的文章，对内藤的史学成就给予很大的肯定。笔者在与夏应元先生的交谈中，了解到夏先生于1980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该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重点从事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当时历史研究所从日本购入一部筑摩书房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共十四卷，无人利用。夏先生就花了两年的时间，从《全集》中，专门选读内藤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进行研究。最后写成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一文。鉴于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夏先生对文中的观点还感到不一定有把握。所以，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翌年，北京成立了“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会”，本文即被选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国内学界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内藤及其史学观点最先介绍和研究的实际上是专门从事中日关系史领域研究的专家。

在与夏先生的谈话过程中，笔者还了解到，1994年夏先生应邀去日本京都，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遇到美国历史学界研究内藤湖南的专家J.A.佛果尔（傅佛果），佛果尔将所著的《内藤湖南的政治学及中国学》日译本（平凡社，1989）簽赠予夏先生。这在《政治与汉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也提道：“几年之后，我（傅佛果）应夏应元教授的邀请参加了另外一次学术研讨会。那时，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日文了，于是后来我也送给他（夏应元）一本复印本。在我们谈论内藤湖南的短短几分钟内，他曾附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然，他（内藤湖南）是一位伟大的学者。”现笔者从内藤的中国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方面，来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影响了中国史研究范式的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内藤假说———“唐宋变革论”

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内藤的“唐宋变革论”这一假说已经基本完备。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试图说明中国从中世到近世的变化情形，并将这种变化主要归结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关于其中之意，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这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内藤假说的大概内容，其假说的来源是什么，即内藤湖南究竟是如何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得出如此结论的。这就要去阅读有关内藤的中国史研究论著。关于内藤论著的汉译本最为全面的书籍就是《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以下简称《中国史通论》），这本书是由夏应元从《全集》中选编并监译的，并且由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先生大力支持出版的。而且从当年的译者中可看出，不乏业内学者，如夏应元、徐世虹、郑显文、徐建新、钱婉约等。特别是钱婉约还专门以内藤湖南为博士论文题目，出版了《内藤湖南研究》一书，可谓是中国内藤湖南研究最为全面的论著。endprint

《中国史通论》共分为两册，上册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文化》《支那近世史》）三部分，下册包括《清朝史通论》和《清朝衰亡论》两部分，共计五个部分。每部分的结尾处都有编者附言，其中《中国上古史》一文，据内藤先生的公子内藤乾吉回忆，此文为其父内藤湖南于1921年以后，于当时京都大学讲述“东洋史概说”的一部分。原来是没有讲稿的，目前《中国上古史》一文是由听讲者数人的笔记加以补丁，后又经京都大学的听讲者小岛马博士校订，并经过内藤乾吉编辑加工成的。《中国中古的文化》和《中国近世史》形成的过程也大体如此。《清朝史通论》是内藤1915年于京都大学演讲的速记稿，由内藤的女婿鸳渊一和内藤乾吉校订，而《清朝衰亡论》也是内藤1911年于京都大学三次演讲的速记稿。这五部分内容的发表时间虽然都晚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该文发表于1910年），但其内容极其丰富，可以看作《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全面阐述及延展，进一步细化了内藤本人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唐宋之际，并且是内藤中国史观的集中体现。而在《政治与汉学》一书中，专门有一节是对内藤“唐宋变革”假说的讨论。傅佛果将其概括为经济、学术、文学、艺术和其他五方面，并认为内藤所说的文化范围十分宽泛，“他（内藤）在著述中试图将自己的‘近世时代划分法应用于自己所定义的所有文化领域”。

作为内藤的再传弟子谷川道雄先生在评价内藤时，指出“内藤湖南并没有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之上”来阐述中国的历史，而是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视为“自然生成的世界史”，“中国历史较少受其他文化圈的影响”。谷川道雄在具体谈到“唐宋变革”论时，又指出内藤“主张应依据各个时代的性质来予以区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而非朝代，“从社会的内部状况而非政治的表层来把握时代的本质”，“这就是内藤湖南的主张”。而关于“唐宋变革”假说和内藤本人史观的梳理可参见张广达先生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这篇长文对“唐宋变革”假说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辨析，特别是对日本学者对这种假说以及对内藤个人史观的批判也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关于内藤个人的史观，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其背后政治因素及当时大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来探寻内藤氏对汉学的治学态度。这也应该是现在学者及将来的学者抱有的态度。若想对内藤的思想和学说批判性地接受和学习，《政治与汉学》与《中国史通论》这两本书是很有裨益的。前者是对内藤个人思想和研究迄今为止最理想的评判性论著，后者则是为读者提供了直面内藤思想及其学术研究的机会，并从中寻找内藤史学的精髓。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对内藤及其学说有了初步的认识，或者可以说是有了重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不断的演进，直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10年中有关内藤论著的翻译和引进，以及对内藤本人的研究，都大为发展，而更为集中的是对内藤假说的研究和发展，尤甚唐宋史学界，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柳立言先生的雄文《何谓“唐宋变革”？》就指出“近年来，它（唐宋变革）跟许多历史名词一样，逐渐由专称变为泛称，由明确变得模糊，后遗症是把‘变革与‘转变混为一谈，也把原来只有200多年的‘唐宋变革期跟长达662年的‘唐宋时期混为一谈。”而对20世纪中日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研究总结得最为全面的是李华瑞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一文。李华瑞在该文的赘语中也提道：今后对唐宋社会变革历史作用和意义的讨论要注意“度”的问题。李华瑞近来又进一步提出：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唐宋变革论这一页了。

对内藤史学的研究，除了关注久负盛名的“唐宋变革”假说以外，还应关注一个重要的，对中国学界同样影响深远的观点，那就是“君主独裁政治”。

君主独裁政治

傅佛果在谈到内藤的“君主独裁论”的时候，总结了四个特征：天子超越于臣子的无上地位、对君主权的不掣肘、高级官吏的重复设置和官僚的无责任心。但他同时又认为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只不过是中国人文化生活整体发生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也契合内藤所倡导的大文化范围的讨论，制度的变化只是其中之一。

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指出：“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而在《中国史通论》“近世史的意义”一节中，内藤具体论述了几方面的内容：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这恰恰是对其早先提出的“君主独裁政治”观点的具体阐释和完善，其中所举的例证也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相同。内藤在该节的结尾处论述道，“在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近世时期可以说自宋代开始。而为了简要阐明近世的历史，必须先自了解在它之前的过渡时期开始”。可见，“君主独裁政治”成为“唐宋变革”假说成立的重要标志。

在内藤和宫崎市定之后，佐伯富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其在讨论宋代集权官僚制度的成立时，主要通过集權官僚制度的建立、独裁政治的出现、独裁政治下的官制、选用官吏的制度、官僚的性格、党争、胥吏制度的成立等方面展开论述。这也说明了内藤史学对日本中国中古史及中国近世史研究的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波及大陆和台湾学界。如台湾学者刘静贞就受到“君主独裁政治”观点的影响，其在论著《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中就着重论述了北宋前期君主独裁体制的确立过程，这也是对佐伯富论断的赞同，即宋代这种独裁体制的大致确立时间是在太祖、太宗之际，这种独裁体制成为一种政体，与君主个人能力的大小无关。就在刘静贞自己的论著出版前不久，由其所译的日本学者寺地遵的著作《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出版。这部论著和刘著共同构成了对有宋一代君主政治的讨论，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可知，内藤湖南及其学说对中国学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非偶然，除了内藤史学自身的魅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知识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开启的对内藤湖南的研究及重新发掘，在理论和范式极度缺乏的年代犹如一股春风吹向学界。

余语

通过《政治与汉学》第六章的阅读，我们可对内藤的政治观有所了解，其在1907年到1934年之间，不断在其论著中讨论“变革”。这种讨论和反思与内藤当时所处的现实环境是分不开的。对于内藤湖南，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评判，既要充分批判其政治观点和史学观点中的糟粕，也不要忽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只有搞清楚了我们评判的出发点，才能真正认识内藤及其学说，内藤这个日本学者才能在中国学界重现。而关于内藤湖南其人，我在这里借用狩野直喜的评价作为总结：内藤是“四库全书的化身”式的人，其不仅“专治史学”，而且“兼通经学、词章、书画鉴赏”，还“擅长书法”，可称之为中了博学宏（鸿）词科这个科举考试中最难考的科目、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王应麟似的人物。从这个评价中，我们可看出内藤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