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著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厚今薄古”：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

储著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1958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开展，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不同身份的群体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历史学大跃进的表现，主要有：“厚今薄古”成为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方针，历史学研究与教学重点转向近代现代史，制定跃进规划大搞历史科学研究，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并倡导工农群众的历史书写，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掀起建设高潮。历史学大跃进过于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实则没有带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并试图纠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不要指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又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本身，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走不断创新之路。

史学界；历史学大跃进；厚今薄古；厚古薄今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乘风破浪》的社论，强调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并表示“完全有信心达到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随后，中国掀起了全国性大跃进运动。这场狂飙激烈的运动，非但没有让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官方把1958年历史描述为动机与效果、精神与现实的逆离，既承认大跃进的思想合理性，又对“左”倾错误泛滥及其严重后果做出一定反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然而，亲历者大都没有先知先觉，反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成为那段历史的创造者。

在新中国政治语境下，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等学科一起，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并成为意识形态的关键领域。1958年社会形势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诚然，史学界不可能置身事外，需要做出应对。目前学界对于1958年史学发展的研究，大体上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在十七年史学框架下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教条化错误及其影响*参见陈其泰：《唯物史观与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道路》，朱佳木主编：《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357页。；二是讨论1958年“史学革命”*参见王学典：《1958：当代史学方向转换的一大枢纽》，《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页。。这两种路径成果可观，但都过于强调史学自身变化，忽视了对社会背景、史家感受的探讨。为此，笔者聚焦于当时史学界共同的思想取向，分析历史学大跃进的兴起、表现及后果等，以此管窥史学与社会、史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毫无疑问，1958年史学发展的面相多重复杂，本文仅是初浅探讨，不足之处，敬祈批评。

一

进入1958年，整个社会形势迅猛发展，为大跃进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提出双反运动是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统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01页。。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文化大跃进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跃进，客观上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做出反应。3月5日—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全国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科学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明确提出“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这次会议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姜君辰率先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必须来一个大跃进”*姜君辰:《争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发展》，《国务院关于批转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有关文件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2-010-00270。；继之则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邀请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在10日所作《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并指出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陈伯达同志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第7版。。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总结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也应该随着生产的大跃进而大大发展。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陈伯达同志已经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我都非常赞成。”*聂荣臻：《科学事业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科学通报》1958年第7期，第3页。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正式开始。

3月11日，陈伯达的报告经《人民日报》报道后迅速传播。13日，《人民日报》即邀请在京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实现跃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分工协作，跃进再跃进”*潘梓年：《分工协作，跃进再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第7版。。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哲学社会科学部多次召开座谈会部署哲学社会科学跃进工作，同时研究人员纷纷表示要参加到哲学社会科学跃进中来。5月中旬，哲学社会科学部还组织300多名研究人员去河北昌黎、静海、武清等地参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插红旗大会》，《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第7版。。6月2日，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的跃进大会，提出许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研究任务，且不断提高跃进指标*《社会科学领域要插满无产阶级红旗》，《科学通报》1958年第12期，第381页。。6月11日，哲学社会科学部举行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要求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各个角落，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各项研究工作的跃进指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总路线红旗 到实际中去 到群众中去 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7版。。会议结束前，院长郭沫若要求在组织和制度上采取具体措施保证实现跃进指标*《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扩大会议号召插遍红旗提前完成跃进指标》，《光明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1版。。这种形势下，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加入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中。

进入1958年的史学界，一方面要继续完成反右斗争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高潮酝酿着转机。3月份以后，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开展，史学界掀起了历史学大跃进。据查，史学界较早主张历史学大跃进，是在3月13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翦伯赞在会上作《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的发言，认为：“历史学的跃进，首先是扫除思想障碍。障碍跃进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掉，才能提高历史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战斗性，才能使历史学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跃进。要反掉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在历史学领域内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替历史学的大跃进开辟道路。”*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第7版。4月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召开座谈会，主题就是“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这次会议汇集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所和首都高等学校历史系、出版机关等历史、考古工作者100多人*《首都历史考古学座谈会的共同思想 历史科学必须厚今薄古 学术研究要同政治结合》，《人民日报》1958年4月8日，第7版。。此外，各地史学研究机构和高校也召开座谈会以及发表文章讨论历史学大跃进。

二

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以后，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参与其中。简要归纳，大体有5种：第一种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指毛泽东；第二种是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指陈伯达、潘梓年、刘导生等；第三种是主流史学家，指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以及其他史学家等；第四种是学院派史学家，指陈垣、顾颉刚、陈寅恪、童书业等；第五种是高校历史专业学生。这些社会身份各异的参与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有：

(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导向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比较关注史学问题的讨论。此时，他从思想工作的角度谈到对史学问题的认识。

1957年12月16日，毛泽东从思想意识形态工作角度强调：“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要去抓。如历史分期问题，什么时候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90、292页。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对不对呢？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过去就是不能过于重视，我也不是赞成根本不要历史，历史是要的。……我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轻视过去，要重视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90、292页。30日，他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并讲话：“至于古迹，并非所有古迹都不要，凡是可以保存的都保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290、292页。同时，他强调：“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毛泽东对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历史和现实关系的认识，被视为是“厚今薄古”思想的来源。

“厚今薄古”的思想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期间的谈话有密切的关系。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指出：“‘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第7版。郭所说最高国务会议，不是2月份，而是1月底。陈伯达本人回忆：“我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2页。据此，是否能够认为“厚今薄古”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界或者说史学界只是贯彻毛泽东的思想而已？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恐怕有失偏颇。首先，毛泽东讲话暗含“厚今薄古”思想，但不等于就是“厚今薄古”思想；其次，陈伯达所说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是对毛泽东讲话的概括，已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最后，陈伯达讲话以后，史学界根据陈讲话的意思，又做了一定解读。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看，他所阐释的古今关系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后来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全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但反过来说，历史学大跃进如此迅速地发动起来，确实与毛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认识有莫大关联。

随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问题时，毛泽东亦发表过意见。5月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这才像个样子。”*蒋建农主编：《毛泽东全书》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稍后，他再指示：“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2页。八大二次会议是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范文，表明了他认同文章的观点。显然，毛的表态支持了史学界对于“厚今薄古”的讨论。7月1日，毛泽东开列索要一批图书杂志清单，特意要1958年1月至6月的《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艺报》、《诗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82页。。这个时候，史学界已全面展开“厚今薄古”的讨论，《历史研究》还专门发表“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的笔谈。综合以上材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关心和关注对历史学大跃进起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

(二)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的促动作用

总体而言，在1958年这个特定时间和空间里，即使没有陈伯达的报告，历史学大跃进仍会兴起，陈的讲话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首先，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表态具有权威性；其次，自延安时期以来，他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历史研究著作和文章；最后，他在这个时期，深受毛泽东信任，随后还被任命为《红旗》(1958年6月创刊)杂志总编辑。这几重因素叠加，使得陈的表态举足轻重。

潘梓年、刘导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他们在阐述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时，也重点谈到历史学大跃进。潘梓年指出：“过去我们研究历史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厚古薄今’，现在应该‘厚今薄古’。……我们研究古代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研究，不然就会犯错误。”*潘梓年：《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也要贯彻“厚今薄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刘导生表示：“在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历史科学界的这支队伍也必须组织起来。”*《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4月5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8年4月14日，第3版。随后，刘导生还指出，在各门学科的研究中联系实际，主要是指用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进行研究，如何使古为今用。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并使古为今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总路线红旗》，《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7版。。潘、刘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作为思想理论战线负责人，他们的表态对于历史学大跃进具有极大促动作用。

(三)主流史学家的核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导地位的史学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史学家群体形成。

首先看史学“五老”。1958年，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所所长，翦伯赞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侯外庐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二所所长，吕振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是郭沫若邀请作的报告。陈讲话之后，3月16日，郭沫若就在《历史教学》上题词：“史学界是应该来个大跃进的”*《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5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写信请郭沫若谈谈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方针，第二天郭沫若回信：“关于历史研究或教学的方针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四个字，言简意赅，只要我们能把它实行起来就好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第7版。其他几位也都发表重要文章讨论“厚今薄古”的问题。如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侯外庐《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吕振羽《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史学“五老”既有行政身份，又是著名史学家，他们或发表文章，或参加座谈会，从专业角度支持历史学大跃进。后来，陈伯达自己也承认郭沫若、范文澜对于“厚今薄古”的解释要比他本人讲得好*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1959年第13期，第2页。。史学“五老”对历史学大跃进的支持，更能表明历史学大跃进的合理性。

再看其他史学家。这方面代表人物，如尚钺、尹达、刘大年等人。1958年6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尚钺写信给刘大年：“看了三所的规划以后，我们很高兴，并决定以全副精力支持你们的雄伟规划。”*《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实际上，尚钺早在4月22日就与尹达、刘大年通信讨论史学界关于“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问题。此时，尹达任历史所一所研究员、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刘大年任三所副所长、《历史研究》副主编。4月5日，尹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强调考古事业同样存在着“厚今薄古”的问题*《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4月5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8年4月14日，第3版。。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大年宣布了历史所三所的跃进规划。此外，刘大年还撰文指出：“学术研究应当厚今薄古，这个道理对于具有革命观点的人并不那么难于理解。”*刘大年：《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第9页。

尽管主流史学家群体在史学研究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如尚钺与范文澜、刘大年等人在近代史分期上的争论，但他们支持历史学大跃进的态度完全一致，且都积极参与其中。主流史学家群体积极倡导并参与历史学大跃进，充分发挥着核心作用。

(四)学院派史学家的边缘化

学院派史学家，主要是指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以及西方史学影响的一些人。这部分史学家被认为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以后，学院派史学家成为受批判的对象，沦为历史学大跃进的边缘人物。当时称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1.学院派史学家的思想和学术受批判。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二所指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可是我们两所许多组规划这个问题时，主要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更多地是从结合业务，从批判中熟悉资产阶级的学术去考虑。因此在选题上就有‘厚古薄今’倾向，矛头主要针对死去的资产阶级学者，反而脱离了当前的实际。”*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三组：《厚今薄古》，《大字报集锦》1958年第9期，第84页。8月—10月，北大历史系开展对陈寅恪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与钱穆、李济等人“反动学术思想”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编者的话”，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当时人认为，史学界要真正确立起“厚今薄古”的史学研究风气，必须彻底清除封建旧史学或者说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具体就是要开展对这些史学家的批判，使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没有存在的空间。无论是“兴无灭资”，还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是强调对学院派史学家思想和学术进行批判。

2.学院派史学家的应对。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学院派史学家认同并希望实现“厚今薄古”的思想。如陈垣提倡“作一个又红又专的史学工作者”，“我们史学界也朝气蓬勃的来一个大跃进，打破常规，在教学与研究上奋勇向前；在思想意识上彻底改造”*《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再如顾颉刚表示：“我所研究的虽是古书、古史，似乎不合于‘厚今薄古’的方向，但只要懂得批判，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也就能够为新形势服务。”*顾颉刚：《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8日，第3版。童书业说：“我决心改造自己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真正接受马列主义，服从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好好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严肃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做个新人。”*童书业：《初步检查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史哲》1958年第10期，第58页。二是有些学院派史家在遭到批判以后，态度比较模糊。如陈寅恪说：“1958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这只是事情的描述，对“厚今薄古”思想既没有反对，又不表认同。殊不知在当时社会情势下，中立立场同样会招致批判。

(五)高校历史专业学生的主力军作用

历史学大跃进兴起以后，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在“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494页。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掀起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革命的高潮，主要表现在：

1.宣传倡导“厚今薄古”。陈吕范、邹启宇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厚今薄古方能迎头赶上》、《挖掉“厚古薄今”的根》两篇文章，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门中两个完全对立的方向*陈吕范、邹启宇：《挖掉“厚古薄今”的根》，《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第7版。。在他们看来，历史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联系革命实践，要服务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吕范、邹启宇：《厚今薄古方能迎头赶上》，《人民日报》1958年4月4日，第7版。。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许炳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是结束“厚古薄今”的时候了》一文，认为：“历史科学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就不应该脱离现实，逃避现实”，“而应该紧密地结合当前的实际，无条件地为现实的革命实践和生产斗争服务，这就是最近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许炳城：《是结束“厚古薄今”的时候了》，《光明日报》1958年4月30日，第2版。

2.写各种批判大字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在“双反”运动中写过一首诗：“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报刊和杂志，当作史料存；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恒庵公。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山东大学厚古薄今种种》，《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页。学生们认为，二陈轻视理论，重视史料，是厚古薄今的表现，因此当前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工作必须改变。再如中山大学学生批判陈寅恪，认为“诗证史”不过是变变样的用资产阶级的(还有封建的)立场、观点、方法作繁琐的注释。在他们看来，陈寅恪“没有能抓住(甚至可以说他不能理解)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拔掉这面白旗——和陈先生商榷关于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第61页。。这些大字报，重点揭示史学研究与教学中存在“厚古薄今”的问题，并主张对资产阶级史学研究与教学进行批判。

3.大搞科学研究。在教育革命高潮影响下，全国高等学校从教学改革层面(即“教育革命”)提出要走群众路线，大搞科学研究，并参与到历史学大跃进中来。如北京大学在1958年8、9月间开展科学研究跃进的群众运动，很快完成640多万字的论文、专著、教材和资料，编写出《安源路矿工运史》、《清河制呢厂厂史》、《田村社史》、《天桥商场大跃进的一年》、《北大整风运动史》、《北大学生运动史》、《猛虎连连队史》等十多项厂史、村史、社史*许师谦：《到劳动中去和劳动人民一起写工农商学兵的历史》，《光明日报》1958年10月27日，第3版。。南开大学历史系两百多学生突击两昼夜完成50余万字的“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初稿，历史系四年级学生编写了“南大校史”，一年级的6位学生帮助天津机车车辆弹簧厂编写工厂史，还集体编写了各种教学大纲和讲稿*李长久、周迅：《大搞科学研究 历史系红旗招展》，《光明日报》1958年8月30日，第2版。。北京师范大学用两个星期时间写出几万字的《门头沟煤矿史稿》*《在门头沟结合生产劳动进行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如此等等。

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参与史学大跃进，发挥着主力军作用。他们敢于挑战与打破权威，积极批判知名教授和老师，认为走群众路线，大搞学术研究，是完全可行的；然而，他们究竟有没有研究的素质和能力，在激昂的社会氛围下，却很少有人去关心。

三

历史学大跃进，究竟为中国史学增添了哪些内容？这个问题不容回避。综其大略，主要有：

(一)“厚今薄古”成为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指导方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翦伯赞表示：“关于历史学的跃进问题，陈伯达同志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指示，简括地说，就是要我们纠正厚古薄今的偏向，边干边学。”*《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4月5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8年4月14日，第3版。侯外庐认为：“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也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因为厚今薄古是世界观的问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一个两条路线的问题。”*《为历史科学的大跃进而战斗——4月5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史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8年4月14日，第3版。历史研究三所在制定工作规划时提出要“依据‘厚今薄古’的方针，来安排力量，确定工作项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58—1962年工作纲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8期，第4—5页。。4月20日，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历史教学中不允许厚古薄今——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召开座谈会》，《光明日报》1958年4月24日，第1版。。5月，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厚今薄古”问题*《上海史学界座谈厚今薄古问题 厚今就要重视研究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第7版。。陈垣表示，“厚古薄今”的风气一定要大力扭转，“厚今薄古”是每一个研究历史科学的人都应当贯彻的*《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第5页。。郭沫若明确表示，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第7版。。

历史学专门刊物《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历史教学》、《安徽史学通讯》、《考古通讯》等发表大量文章，阐述“厚今薄古”思想。这方面，《历史教学》反应最为迅速，1958年第4期上就刊出郭沫若、叶圣陶、林砺儒的题词以及陈垣、翦伯赞、吕振羽的文章。《历史研究》专门发表“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的系列笔谈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也发表不少文章，讨论“厚今薄古”的问题。这些文章的共同旨趣在于支持“厚今薄古”成为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指导方针。

通过座谈会和发表文章，史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厚今薄古”是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指导方针；强调“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之间的对立是“历史科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当时人所认为：“‘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不能单纯看做是历史学这一部门中的研究题目、教材分量、教时分配的问题。这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在学术思想上的路线斗争，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这是历史学这一部门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定关键。”*徐柏林：《“厚今薄古”对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意义》，《光明日报》1958年8月18日，第3版。

(二)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发生转变。“厚今薄古”，实质是要加强近代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如范文澜认为，厚今薄古要开展的工作，“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第7版。陈垣提出：“从研究力量的分配来说，我们必需用更大的力量来研究近代现代史。”*陈垣：《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第5页。刘大年表示：“着重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特别是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刘大年：《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第9页。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深入影响下，史学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发生转变。

“厚今薄古”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史学研究。历史所三所提出的研究计划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五四”以后的现代史的。同时，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历史所三所还计划专门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准备5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资料整理方面，历史所三所计划在5年内整理近代、现代史资料9300万字*卢浩泉：《社会科学领域内要插满无产阶级红旗》，《科学通报》1958年第12期，第381页。。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提出，要争取5年内成为全国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中心之一，计划两年内编出质量较高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讲义，5年内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丛书，1958年内编出解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论文选集*《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五年跃进规划(草案)介绍》，《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5期，第3—5页。。等等。

“厚今薄古”的思想，还深刻地影响了历史教学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在讨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问题时，专门对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研究题目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高等学校历史教师‘厚古薄今’的思想情况是严重的”*《关于“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1—2、2页。；还有人专门统计《历史研究》、《文史哲》、《新建设》3个刊物，发现古史研究的论文占的比重最大*《关于“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第1—2、2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打破“厚古薄今”的陈腐观念，树立“厚今薄古”的思想。至于如何树立这种思想，当时提出修改教学计划，重点突出“厚今薄古”的思想原则。如北京大学中国史新修订的教学计划中，文史各系的历史科大大加强近代和现代部分，大幅度减少古代部分，中国通史古与今之比由1:0.6改为1:1.5，还要求多讲1949年以后的内容*《跃进中的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8期，第7页。。其他高等学校对于课程计划、教学大纲亦进行调整和修改。

(三)制定跃进计划或红专规划。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3月13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指出：“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对于历史学提出了十五项重要问题和二十三项重要著作。实现这些项目，就是历史学的大跃进。”*范文澜：《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第7版。3月16日，郭沫若题词：“史学界是应该来个大跃进的，集中力量来实现史学方面的远景规划是十分必要的。和远景规划配合着，制定个人计划，进行比赛也有必要。”*《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这里所说“远景规划”，指的就是《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目前学界提及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时，对其制定情况和内容，或语焉不详，或有讹误。现将简要情况说明如下：《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由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印。1955年12月底，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共同负责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草案。1956年6月，规划初稿完成。后下发至各有关省市讨论并提修改意见。初稿经过了多次修改，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规划修正稿。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是在各个学科规划基础上拟定的。对于十二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笔者曾撰《新中国历史科学研究的最早规划——试析〈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一文予以介绍，待以后公开发表，以飨学界。。该草案初稿在“各学科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的第五部分就是“历史学”。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20个重点研究项目，其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研究*吕新初：《科学为生产 跃进再跃进——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科学通报》1958年第7期，第203页。。

在“远景规划”基础上，史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及学者个人都制定相关跃进规划或红专规划，以贯彻“厚今薄古”的研究方针。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三所(即近代史研究所)提出5年内写出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通史简编，文章450篇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58—1962年工作纲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8期，第4—5页。。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提出5年内陆续写出专著5至10种，编写教学资料和撰写批判论文等庞大计划*《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五年规划修正草案》，《光明日报》1958年7月21日，第5版。。齐思和提出，在1958年内，精读《列宁文选》(两卷集)及《毛泽东选集》中有关自己思想改造和业务工作的主要文章，3年内把俄文学好，每年作批判论文1篇，争取每年写出关于中世纪史的论文1篇，编出教学参考书1种*《齐思和教授的红专规划》，《光明日报》1958年5月4日，第2版。。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刘尧庭计划要在1961年写成《河南农民运动》一书，朱芳圃要在1962年前写出《商周文字学释丛》、《殷墟卜辞丛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等8部著作*《开封师院教师进行自我革命 在向党交心的基础上订出红专规划》，《光明日报》1958年4月29日，第2版。。

(四)开展社会历史调查并编写工农群众的历史。高校历史系师生深入到工厂、矿山、农村、部队等单位参加劳动煅炼，开展历史调查，大搞科学研究，同所在单位的工人、农民、战士一起写作厂史、村史、社史。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以工农群众为中心的厂史、村史、社史涌现。如北大历史系1956年级一班学生和清河制呢厂的工人联合组成的编委会集体编写《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和研究班1958年在门头沟参加生产劳动的87名学生集体编写《门头沟煤矿史稿》、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调查小组集体编写《天津新立村人民公社简史》等。

(五)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掀起建设高潮。195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队伍的意见》，提出“各省、自治区根据需要，可设立中国科学院分院，并在专区设立科学研究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2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随后，全国各地掀起史学研究机构和学会建设高潮。1958年3月，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开始筹备成立*《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筹备概况》，《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9期，第9页。。5月，江西成立历史学会。9月，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7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历史学会正式宣告成立。1958年暑假以后，郑州大学设立政治历史系，培养政治理论教员、政治理论工作者和部分历史教员及历史教学工作者*《大跃进中的郑州大学社会科学各系室》，《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5期，第16页。。湖北省罗田县于1958年7月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哲学、政治经济学、革命史、时事政策、文教卫生等5个研究组*《湖北省罗田县社会科学研究所规划(草案)》，《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0期，第9页。。如此等等。

四

到1959年，历史学大跃进不足逐渐显露。其主要表现有：人们认为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已经不重要，过于强调“今”而忽视“古”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上引起一些误解；还有重视厂史、村史、公社史等，与通史、断代史研究存在矛盾，并轻视个人研究的作用等。历史学大跃进热潮消退，史学界开始趋于冷静。

翦伯赞较早地指出，“厚今薄古”方针提出是必要的、及时的，但将厚今薄古理解为分量问题或者先后问题是不对的。他强调说：“厚今薄古的问题，既不能用过多地压缩古代史的办法来求得解决，也不能用先今后古的办法求得解决。”*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他的文章先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后又经《红旗》杂志转载，由此可见当时史学界对厚今薄古认识的纠偏。3月21日，郭沫若应《新建设》编辑部要求，作《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谈到当前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时，他说：“很多人在编写工矿史、公社史，这是很好的现象。”“通史、专业史还是需要的，工矿史、公社史不能代替通史、专业史，但将来的通史、专业史的撰述却离不开工矿史和公社史。”*郭沫若：《就当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郭沫若答“新建设”编辑部问》，《光明日报》1959年4月8日，第3版。他提出，工矿史、公社史等可以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下放的历史专业干部可以陆续下去帮助编写；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应该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其他历史学家如白寿彝、尚钺等也发表文章指出“厚今薄古”的偏颇之处。

对于古今关系畸轻畸重的理解，陈伯达自己亦发现不足。1959年5月，陈伯达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在去年科学规划会议上，我讲过厚今薄古的问题，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错误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他还说：“我原先没有把问题说的清楚，这是要由我负责的。”“我就很担心有人会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一种‘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1959年第13期，第2、8、10页。应该说，陈伯达所担心的事情，在历史学大跃进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这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全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并在正文之后将根据记录稿整理而成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作为附录一并发表。很显然，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到达纠偏的目的，端正人们对“厚今薄古”的正确认识。

针对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当时亲历者曾作过评价。邓广铭等指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在我国史学界引起普遍的响应，这对于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的资产阶级学者，不啻是一个当头棒喝，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术倾向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1959年10月29日，第6版。马汝珩、李文海指出：“提出‘厚今薄古’方针以后，立即引起了我国史学界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广泛讨论。从史学界各个角落到各个高等学校，结合着双反运动，展开了群众性的学术批判运动。……通过这次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的辩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批判，进一步地肃清了历史科学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马汝珩、李文海：《十年来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巨大胜利——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作》，《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10期，第54页。这几位亲历者评价，或可视为当时史学界的共识。然而，在历史学大跃进中，学院派史家如顾颉刚、陈寅恪等成为受批判的对象，他们的心境颇为复杂。如顾颉刚，尽管他表示要跟上厚今薄古的步伐，可他还表示：“刚以前甚欲退休，今当大跃进中，知只能促进，不当促退，以是已不存此想。但望运动过后，不再如今日之紧张，每日以半天时间读书写作，以半天从事游息，庶几尚可多活数年，培养后进。”*《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这清楚地表明，学院派史家有较为复杂的个人感受。

近期，有些亲历者口述当时情况亦表现出极大认知差异。如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说：“当时中央强调‘厚今薄古’，课时的分配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门当户对，结果是中国古代史为课时不够发愁，而中国近代史却深感课时过多，没有那么多内容可以搪塞。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时有愧疚。”*《自序》，《章开沅文集》第1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北京大学张传玺教授用“学术问题大讨论，唯物史观大普及”形容整个20世纪50年代史学发展的特点，认为：“‘学术问题大讨论’与‘唯物史观大普及’看似两个问题，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总的说来，是‘中国史学大发展’。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史学大发展的全过程，受益无穷，终生难忘。”*《张传玺访谈录》，《中国历史评论》第6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两位学者亲历了1958年的历史学大跃进，后来都成为史学研究大家，但表现出的认知差异极为明显。这恰恰说明，1958年历史学大跃进具有极为复杂的面相，研究者会因视角不同做出不同评价。

结 语

时间过去近60年，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历史学大跃进也成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探讨的问题之一。不管学界对历史学大跃进作何评价，对它的讨论会一直延续下去。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历史学大跃进有过于政治化的问题。历史学大跃进一开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其合法性不容置疑。如周谷城指出：“在历史科学研究和历史教学中，政治必须挂帅，马克思主义必须挂帅。”《上海史学界座谈厚今薄古问题 厚今就要重视研究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第7版。还有人提出：“厚今薄古的实质就是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历史科学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陆景琪、许敬民、王新野：《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文史哲》1958年第7期，第50页。但在实践中，人们过于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当时编写的所谓“新方向”“新道路”的成果在历史学大跃进之后几乎没有影响。为此，历史学大跃进过于政治化的问题，长期以来饱受学界的批评和责难。

其次，历史学大跃进过于夸大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翦伯赞认为：“直到现在，历史科学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还是我们的严重任务。”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第7版。郭沫若甚至改变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史学会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判断，认为“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转向速度并不那么快”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58年6月11日，第7版。。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体地位的认识，实际上是说目前史学界资产阶级史学仍占据主体地位，显然不符合当时史学界的整体情况。这种认识所导致的问题就是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以及学院派学者的批判上纲上线，出现非理性行为。

最后，历史学大跃进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学大跃进，初衷是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历史科学研究。当时大多数史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及学者个人都制定过庞大的研究计划，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些计划仍不失为巨大的学术工程，短期内很难实现。历史学大跃进氛围下产生的成果，后来也没有什么影响。这说明，通过历史学大跃进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学大跃进看似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历史学大跃进非但没有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还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当时以及后来史学政治化的问题不断衍化升级，以致出现“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与历史学大跃进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既不要指望通过大跃进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又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如教条化、政治化的问题)，而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本身，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走不断创新之路。

责任编辑：汪谦干

“Stressing the Present over the Past”：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istory Studies in 1958

CHU Zhu-wu

(The Institut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009，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istory studies launched in 1958.Different group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involved and played variegated parts in the movement.In this movement,the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studies.The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began to focu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The officials drew up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studies.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history investigatio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the historiography were highlighted.In this context,there seemed to be a flourish of history studies and teaching.This movement overstated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the history studies and exagger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As a result,this movement seemed to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Marx,but it did not develop the history studies.Therefore,some historians began to calm down and try to rectify.The political movement cannot be expected to develop the Marx’s historiogra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istory studies is a lesson for us.Examining Marx’s historiography itself and adhering to the Marx doctrine and innovations are the basic methods to develop the Marx’s historiography.

historian circle；Great Leap Forward in history studies；stressing the present over the past；stressing the past over the present

K27

A

1005-605X(2017)01-0159-10

储著武(1980- )，男，安徽岳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博士后，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