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杰 常春波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改良年画与近代中国的视觉启蒙

侯 杰 常春波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清末彭翼仲等知识分子提议改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倡导清除积弊、女性解放、兴办教育等新主张，以实现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等愿望。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县等知名年画产地的画师们响应其主张，制作出一批题材新颖、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不仅将改良年画纳入社会教育和新生活运动的范畴，还特意建立起针对年画的审查制度，将其视为引导乃至控制民众思想观念的工具。不论是在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下，还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改良年画都是启蒙运动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思想载体和视觉媒介。

改良年画；视觉启蒙；彭翼仲

作为传统中国极富艺术特色的一种大众文化，年画在中国拥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山海经》中即有黄帝于门户上画神荼、郁垒和虎，并悬挂苇索以驱鬼魅的记载。后经历代发展演变，至清末，中国多地出现了生产规模较大、制作技术成熟、风格独树一帜的年画产地，闻名遐迩者如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南开封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等。年画已经与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节庆和信仰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清末下层民众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年画也进入了急于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的视野，并被以改良的名义加以干预和改造，成为向普通民众传达现代观念和政治诉求的重要媒介。

实际上，不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近代社会，年画作为一种视觉媒介一直发挥着传播信息、沟通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的作用。对此，学者早有论述*参见周爱民：《清末民初的大众美术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1—129页；马福贞：《消失的媒介：农耕时代民间年画的功能和作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32—138页；周远宏：《从民间年画到公益招贴——论民间年画蕴含的公益传播特征》，《艺术教育》2009年第12期，第122—123页。。关键是对中国年画在近代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多数学者缺少关注。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改良年画鲜有提及，只是一笔带过。后来的学者在论述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时也多延续其研究思路，忽视了改良年画。与白话报刊、阅报社、宣讲所、改良戏曲受到的关注和讨论相比，改良年画的研究是比较单薄的。目前出现的一些与改良年画有关的研究成果*参见李万万：《民国时期的改良年画》，《团结报》2010年2月20日，第6版；李鹏：《试析民国初年改良年画中的妇女解放内容》，《兰台世界》2012年第28期，第63—64页。，又往往只是对大致情形的泛泛而谈，将年画这一文本与社会环境、历史“画境”割裂开来，出现概念使用混乱、时间界定不明等问题，因而无法对改良年画展开深入剖析，以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价。本文将对改良年画出现的时空背景重新加以廓清，并分析其视觉特性在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功用，从而深化相关研究。

一、近代社会变迁在传统木版年画中的呈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年画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并没有统一的命名。宋人称之为“纸画(儿)”*如北宋《东京梦华录》卷二：“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页。)南宋《梦梁录》卷五：“市井扑卖土木粉捏妆彩小象儿，并纸画者，外郡人市去，为土宜遗送。”(吴自牧：《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周密《武林旧事》中亦提及“纸画儿”(周密：《武林旧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明人称“画帖”*《酌中志》卷二：“冬至节，宫眷内臣皆穿阳生补子蟒衣，室内多画绵羊太子画帖，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诗图。”(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清代北京人称其为“卫画”或“卫抹子”*因为北京人所张贴的年画多出自天津杨柳青，且明代天津设卫，故有此称。沈太侔《春明采风志》：“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印版没色，俗呼卫抹子。”(转引自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年版，第210页。)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初十外则卖卫画、门神、挂钱。”(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苏杭人士则称“画张”或“欢乐图”*《清嘉录》：“城中玄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种神春牛图。” (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0页。)《清嘉录》：“门厅之楣，或贴‘欢乐图’。图皆买自杭郡，以五纸为一堂，翦楮堆绢，为人物故事，皆取谶于欢乐，以迎祥祉。”(顾禄撰、来新夏点校：《清嘉录》，第187页。)。1849年，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开始使用“年画”一词*《乡言解颐》中记载“新年十事”，其中包括“年画”：“扫舍以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李光庭：《乡言解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页。)。今人所用年画概念涵括了过年时装饰墙壁的彩画、趋吉避凶的门神画、祭祀时焚烧的诸神纸马，以及符箓、历画等诸多类型。各类型的年画除内容和制作方法有所不同外，功用也存在较大差异。彩画等纯为装饰、观赏之用，艺术性较强；历画除可供观赏外，还是农业生产、生活的时间参照表，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门神画一般为避邪趋吉之用，带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色彩；纸马、符箓等宗教信仰色彩就更为浓厚了。

传统年画的主题多样，包括吉庆发财、神话人物、历史典故、戏曲小说、仕女儿童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封闭的状态逐渐改变，对外交往增加，外国事物传入，一些社会矛盾亦随之激化。诸般变相亦被画工及时捕捉，在年画中展现出来。于是，一些现实感较强的作品在各年画产地中层出不穷。如在描绘政治和军事事件方面，有赞扬林则徐反击英军的《炮打义律》(产地不详)，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张嘉祥投降巧刺铁公鸡》(苏州桃花坞)，描绘天津教案的《火烧望海楼》(天津杨柳青)，歌颂清军将领的《岑帅监督夜复北宁得胜全图》(上海)，与戊戌政变有关的《捉拿康有为》(天津杨柳青)，表现义和团运动的《北京炮打西什库》(山东)，描绘清朝军民抗击八国联军的《李鉴帅勤王路遇西兵图》(上海)，反映武昌起义的《革军大战武昌城》(福建漳州)等等；在描摹新兴事物和城市景观上，有《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上海)、《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天主堂外国人作亲》(苏州桃花坞)、《上海器车电船》(河北武强)、《四川全景真图》(河北武强)等；反映民众生活的则有《农村庙会》(山东杨家埠)、《女子骑车》(四川绵竹)、《姑嫂闲话》(山东高密)；描绘国外风光的有《法国马路图》(天津杨柳青)等*参见王树村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年画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王树村：《中国民间美术史》，岭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可见，作为普通民众生活和主观愿望的视觉表达方式，年画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然而，年画毕竟是艺术地记录和再现历史的一种载体，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而难免有舛误甚至荒诞之处。例如，清朝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画工们在绘制这些历史场景的时候多是言胜不言败，年画中的外国士兵多被描画成抱头鼠窜、跪地求饶的形象。一幅名为《两国合(和)好》*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第114、194页。的杨家埠年画，将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屈辱场景描绘成中国得胜后接受日本求和的场面：包括日本明治天皇在内的外国人均是红色或黄色须发，穿着打扮有如传统戏剧中的夷将。另有一张上海生产的《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编：《清末年画汇萃：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第114、194页。，反映的是李鸿章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遇刺、促使中日停战的事件。画中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如中国县太爷一般坐于“公堂”之上，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比利时、高丽国(朝鲜)的“钦差”雁翅排开、坐于两侧，地下跪着刺客小山丰太郎，还有一位医生在为李鸿章医伤。这些年画显然不是对真实历史场景的准确还原，而是画师们借助自身想象力和有限的生活经验，将对社会新闻和政治事件的理解以视觉方式加以呈现和表达。他们将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场面理解为“两国和好”，把外国代表称为“钦差”，将历史的巨大怆痛以这种吉庆的场面绘制于画纸之上。这说明此时的画师依然延用传统的政治思维和华夷观念理解近代的国际局势，满足并强化了民众的刻板印象。画师们虽然有意追逐捕捉变化了的世界，但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终究难以认清事实，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二、清末知识分子对木版年画的重视与改良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他们不仅将年画视为亟需改造的对象，还进一步将其用作改良社会、启蒙民众的工具。1903年，赵炳麟在《移风易俗议》中提及对年画的改良办法：“另续新纸画，以开国民之知识，使之观感，并将年底各处所卖的纸画，细小考察。某种摇惑人心，某种锢蔽智慧，一律禁售，并购其废版而毁之。”*转引自王树村：《年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据王树村考证，1905年彭翼仲在《京话日报》上不仅进一步提出了“年画”的概念，而且明确指出其可以辅助教育，提出对其加以改良，除去迷信发财，换些革新生活的内容，以正风俗，长志气*王树村：《中国民间美术史》，第240页。。改良年画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很多画店、画师的热烈响应，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潍县等地生产了一批改良年画，其中尤以天津反映最为强烈、生产的改良年画也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年画作品包括讽刺清朝政府腐败没落的《剃头做五官》(天津杨柳青)、《裁缝做知县》(天津杨柳青)，提倡兴女学、女性解放的《女子自强》(天津杨柳青)、《女子求学》(天津杨柳青)、《女学生习武》(山东潍县)，主张清除积弊的《劝戒食鸦片》(天津杨柳青)、《戒烟图》(天津杨柳青)、《放足》(天津杨柳青)，鼓吹教育改革的《小儿怒》(天津杨柳青)、《京师学堂运动全图》(天津习艺所)等。

显然，改良年画已经开始成为新式知识分子传播新思想、表达新观念的视觉媒介。从绘画及制作技艺上来说，改良年画虽与传统年画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在题材选择上以新事物为主，题词多为白话文，言语通俗易懂。如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出品的《女子自强》描绘了一个四口之家日常生活之忙乱景象，缠足的女主人被嬉闹孩童缠身，男主人疲累烦恼。画面上方的文字阐明了该画的主题，即向民众大力宣传废缠足、男女平等思想：

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着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么会不受累呢？现在的时势，不论男女必须自食其力方能自保，不赶紧想法子，还是女的靠着男子，男子受了累女子亦必活不成了。中国不强，大病在此，若是男女一样做活赚钱，还有不好过的吗？诸位同胞，快及早想想吧！*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www.nlc.gov.cn/zgjyxm/lsfz/qd/201301/t20130115_69260_5.htm)。

这段白话文字更像是一篇短小的演说词，通俗易懂，十分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这种文图互释的表达方式，将娱乐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既可满足普通民众吉庆节日里的娱目之需，又将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以直观简明的视觉形式传达给了普通民众。

改良年画上的题跋采取白话文，与清末白话文运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兴办白话报刊的潮流有紧密联系。当时的知识分子为进一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采取多种方式，使改良年画的视觉传播与白话文的书面传播、讲演的口语传播桴鼓相应，以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1905年8月4日，彭翼仲和王子贞在《京话日报》刊登演说稿，号召民众捐款以帮助清朝政府偿清庚子赔款。这篇演说稿与改良年画《国民捐》的题词在内容上大致相同，均提到了帮助政府还清赔款的紧迫性。一位青年在北京某讲报社宣传国民捐的事情不仅在《京话日报》第589号中被报道，还被绘制成了年画作品《爱国大扑满》*参见贾艳丽：《〈京话日报〉与20世纪初年国民捐运动》，《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4页。。同时，改良戏曲也与改良年画进行了成功结合，而戏曲场景本来就是传统年画的一大创作题材。提倡女性觉醒、宣扬变法的《女子爱国》(天津杨柳青)和宣传戒烟的《新排洋枪阵，捉拿樱徐(罂粟)花》(河北武强)等改良年画均以平面的视觉表达将立体的戏曲场面浓缩在年画之中。对戏曲情有独钟但轻易又听不到改良戏曲的普通民众，可以借助改良年画了解其内容，寓教于乐。

改良年画与清末其他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题材年画一样，均为时代变革的产物，具有相同的属性，既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鲜资讯和价值判断，又部分满足了民众了解新知的需求。但是，改良年画在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描绘新鲜事物的过程中，除了参照其他文本外，主要是依靠画师的主观想象，因此难免会出现诸如过度夸张和不够准确等问题。为改变这种情况，一些画师们在创作时坚持现场写生，因此准确性和实效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改良年画的创作者虽然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画工，但是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化的气息，加之熟悉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遂一身二任，既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艺术表达，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解读时代密码、教化民众的角色。不容否认，改良年画中较多地传达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民众成为需要开启智识的对象，但是民众的自我救赎也不容忽视，特别是与民间年画画师们的互动值得关注。正因为如此，改良年画出现后，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提倡女性教育、女性习武的年画作品中，出现了一批习文尚武的新女性形象，使看惯了传统年画仕女柔美形象的民众眼前一亮，因此成为京津画商抢购之物*参见王树村：《中国民间美术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毋庸讳言，改良年画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画师们对新思想、新观念的理解有限，把握不够准确，画面中难免会出现以传统曲解现代的现象，导致改良年画的“改良”程度不够，所发挥的作用因而受到影响。民国时期有人反思改良年画时说：“当《京话日报》出版时，彭翼仲曾经提倡过一次，以为可以辅助教育，欲令其随时加以改良，无如越改越糟，反倒弄成不伦不类：画女学生都是小脚儿，戴美国式的帽子，又搭拉着汗巾；门前扎着彩牌楼，人物可又穿靴帽袍套。”*转引自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进入民国以后，年画的特殊功能逐渐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关注和介入，改良年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民国政府对改良年画的介入和审查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承继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余波，将开启民智视为国家富强的锁钥：“盖社会教育范围至广，效用至宏。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熔于此，而国家所以谋社会程度之增进，民庶智力之扩张，本固邦宁之上理者，亦即以此为机括。”*《汤化龙呈大总统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文》(1915年7月16日)，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社会教育”被列入教育部的施政内容之一。1912年，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通电各省都督府筹办社会教育。较之于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破旧立新，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社会教育虽一度侧重尊孔复古，但也动用行政力量，致力于制度建设。政府不仅注意到年画于下层民众生活之重要性，同时也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与主流思想并不完全相符的内容，遂建立起针对年画的审查制度。1913年《教育部视学视察第一区学务总报告》中即明确指出了审查年画的程序、标准：

据称曾经检定丰润、武强、天津各属年画六千余种，分别鉴定、禁售、暂存；另由教育司绘就改良年画五十余种，令由各属画商翻印。查各该年画已改良者，均系历史上及习惯上有益社会风俗之事，立意甚善；惟由行政机关绘印办法，以为提倡则可，若以为常，恐需费较重也*《教育部视学视察第一区学务总报告》(1913年8月)，齐红深、徐治中编著：《中国教育督导纲鉴》，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北京政府对年画采取审查、禁售、暂收的管理办法，与赵炳麟在《移风易俗议》中提出的主张颇为相似。1915年7月，教育部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曲、讲演三股。其中，讲演股专门负责“关于书画报、白话报、俚俗图画等之调查及改良事项”*《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18日)，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364页。。于是，讲演股很快启动了审查改良年画的工作程序，通过了调查年画议案。12月，讲演股主任祝君椿称：“数日前直隶巡按使公署曾送到年画数十张，他省虽尚未到，然亦必陆续送来。”*《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1916年6月)，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381页。

除建立审查制度外，直隶教育司社会科和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科还亲自指导天津杨柳青的画店印制了一批改良年画作品：“教育司社会科去年编印改良年画，行销畅旺，社会欢迎颇著。”*《改良社会之进步》，《大公报》1913年3月23日，第3版。此时创作出来的改良年画已经不再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时刻知识分子启蒙下层民众、拯救国家的利器，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为稳定社会而实行的思想审查的对象和教化工作的工具。这批年画作品大多出自画师阎道生之手，采用石印技术，题跋文白兼具，并不一致。如1913年印行的《家禽守信》绘制的是一幅乡民辛勤忙碌的田园牧歌图，与之相配的文字为四字文言：

世间最贵，惟此光阴，大禹惜寸。其逝如水，不可追寻，可贵可惜，甚于黄金。惜阴之法，不但勤勉，接时执事，须有预算，每日如斯，无或少变，天下何事，能我困难！家畜之鸡，咸称德禽，每晓必报，不忝司晨，守信若此，愧杀吾人，用绘此图，范民之心*参见《民国初期天津改良年画选》，非公开出版物，第11、16页。。

又如1915年《谎言无益》绘制的是一人路遇豺狼，张臂奔走呼号却无人施救的画面，配合了一篇以白话撰写的短文，点明主题：

王某好说谎话，人人都称他为王大谎。有一日路上遇见一狼要吃他，他就大喊救命。别人听见他的声音，全说是王大谎说假话，别信他。因此大家都不去救，王某差不点被狼所吃。大概寻常好说谎话的人一旦有事，就是说真话，人亦不信他，岂不有误大事么！*参见《民国初期天津改良年画选》，非公开出版物，第11、16页。

这些年画多取材于历史典故或生活小事，向普通民众灌输诚实守信、忠孝仁义等思想观念，训导其做政府的“范民”。这些画作虽仍名曰改良，但革新意味已趋浅淡。除直隶教育司的督导外，在天津本地社会精英林墨卿、李金藻等人的努力下，改良年画成为民国时期天津地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当地和其他地区均产生一定的影响：“自民国五年起，由县署委托画商郑国勋者，赴乡调取各画店，交办事处审核，出版后销路颇广，每版印者近万，准许翻印。每张售铜元二枚。”*《周公才旅行笔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59—160页。天津改良年画的行销范围甚至远及东北地区，黑龙江省通俗教育社专门购买这些改良年画以供当地学校张贴*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龙沙教育史料》，非公开出版物，1995年印，第43页。。1916年的《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略》中提到5年来天津的改良年画已有90种*《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记略》(1916年11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除此之外，直隶地区的其他年画产地也效仿刻制了一批改良年画：“其余丰润、武强、盐山等县年画之稿，仍由县知事督同劝学所办理，以维社会教育云。”*《慎重画稿》，《大公报》1918年6月14日，第10版。

虽然清末知识分子检查改良年画的主张直到民国初期才被北京政府以政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但其实际影响基本上还是被限定在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局势而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局势至少在形式上渐趋稳定。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改良门画的政令下达到全国各地，将其纳入新生活运动的范畴：

名称：可改称“门画”，极力避免用神字。题材：应以古名人像为主，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张巡、班超、史可法等，其生平行为忠义而足为后人取法者，均可图绘其像为门画。形式：门画之大小，人像之服式，与原有之门神画绘法，不可相差太远，但图中附绘之荒诞事物，须一概删去，图旁附加生平传略，无识者见其与旧式门神相仿，必乐于购买，有识者见其为古时忠义之士，而为平日所敬慕者，亦将乐于采用，如此，似不独破除迷信积习，更可培养民众意识，此实一举两得之良法也。至于拟绘新生活挂图，社会教育挂图为门画，恐其功效不及以古人像为速，然亦应参合采用，以上各点，并经函征内政部同意，除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政府查照推行，并由会分行各省市党部查照外，用特函请贵部查照为荷*《中央宣委会破除人民迷信，令将门神改为门画》，《中央周报》1935年第353期，第8—9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更多考虑的不是借助年画传播新事物、新思想，而是加强了对年画改良的规范，重点是审查而非创作。30年代，天津的年画作品必须由政府审查合格后、画面左下方注明“经河北省教育厅审定注册第某号”的字样方可上市。有画商代表提交年画作品共计27种，禁止印行的7种，准许注册的只有12种*《河北省教育厅训令》，《河北教育公报》1934年第27—28期，第11页。。可见年画审查还是比较严苛的。

民国时期，仍旧有一些新式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改良年画。尤其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希望借年画来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动员民众投身抗战：“从事通俗文化运动的人们，我们必须发起图画界向通俗文化方面努力，我们要利用图画方面的旧瓶从事改良年画及连环图画的工作。我们觉着这是通俗文化运动方面急应做的工作，希望从事大众文化运动的人们，尽量为国家为民族向这方面努力!”*语文社：《通俗化问题讨论集》第1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5页。由此可见，时代变了，可知识分子运用年画这种视觉媒体来启蒙普通民众，应对时局挑战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四、改良年画的视觉特性剖析

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以白话报刊、小说、改良戏曲及阅报社、宣讲所的形式展开，虽轰轰烈烈，但实际效果欠佳：“宣讲所、新闻纸，极力开通民智，破除迷信；而土地庙香火，较前尤盛，令人不能索解。”*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120、120页。新式知识分子提倡白话的初衷虽然是想以浅易俚俗之文字亲近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进而达到启蒙的目的，但白话报刊和小说终究还是以文字为表情达意的载体，限制了不识字者的阅读和理解。对于大量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来说，文字还是一套他们无法破译的密码。“计今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3页。，这样的说法虽然未必精确，但也说明能够阅读白话报刊上宣传新知文字者人数并不多。这一点已引起时人的注意：“本报后边的一段白话，虽然说是为不通学问的人作的，到底不认得字的人，仍然是不懂得，还得认字的念给大家听。”*《文明野蛮全在有无教育》，《大公报》1904年2月25日，第3版。改良年画则以视觉呈现为表义手段，不设置必须具备识别文字能力的门槛，方便民众的阅看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媒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根基很深厚，历史极悠久，流行范围特别广，遍及大江南北。所以在充当大众传播媒介上，年画比白话报刊更有优越性。从价格上讲，白话报刊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已经尽量做到价格低廉。如《京话日报》最初的价格是每张三文钱，甚至一度降到了每张一枚铜钱，《大公报》的附张《敝帚千金》1905年的价格是每张一枚铜元、每月小钱三角。尽管如此，累计起来一年所需的钱款也不少。而年画的价格一般为几文钱，一张年画至少可以贴一年。尽管有一些阅报社、宣讲所向买不起报刊的民众提供现场讲解，提供了解新知的便捷服务，但是其分布的数量和范围还比较有限。相比较而言，运用改良年画传播新思想就简单多了，只需要一些为生计而负担叫卖的小贩流连于乡集阡陌。

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学者在研究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时往往忽视了画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偶有论述，但也不够深入*参见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8页。。实际上，《东方杂志》等近代媒体曾连续记载清末及民国各省兴办报刊的情况，编成《各省报界汇志》。它不仅详细记录了清末民初全国各地白话报纸、阅报社、讲报处等兴起的盛况，也提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画报：“武昌不缠足会近发行一种画报，每期共图八页，上系浅说，稍识字者皆能通晓，即不识字之妇女观图亦知缠足之害，诚救女界无上之妙法也。”*《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1期，第298页。知识分子创办画报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启蒙对象的范围拓展到一些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群体。《清代北京竹枝词》曾描述此时画报之盛况：“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夸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120、120页。注曰：“我国报纸，较之东西各国，固不得谓之发达；而各家画报，购者纷纷，尝见花界中人，识字与否，率皆手持一纸，销路之广，于此可见一斑。”*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120、120页。可知创办画报为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之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扩大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范围，而且丰富了这场运动的形式。白话报刊和小说的书面传播、演说和戏曲改良的口语传播、画报和改良年画的视觉传播是这场启蒙运动采取的三种主要传播形式。尤其是后两种，打破了中国传统士人阶层的文字垄断，使普通民众亦能获得新知识、了解新事物、体悟新思想。

近代以来，报刊等新兴媒体的受众多为城市居民，在农村的传播颇为有限。中国古代素有“耕读”传统，城乡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化落差：乡野之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村塾；许多读书人出身乡野，晚年归于田园；朝代更迭时，乡村又是许多遗民的栖隐之地。直至近代，城市中物质生活的优渥和新式教育的兴办从农村中吸走了大量优秀分子，逐渐确立起了相对于乡村的文化优势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13页。。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经济和地理原因无法频繁接触到报刊，因此报刊等新媒体在城市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促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知识鸿沟(gap in knowledge)不断加大，两者之间的文化断裂愈趋严重。而价格低廉、流传广泛的年画不仅充当了启蒙工具和传播新知的重要载体，而且从理论上讲有益于缓解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知识鸿沟日益扩大的趋势。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也证明了新式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上、下层社会群体之间在接收信息上的不平衡。而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担当，因此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普通民众的社会运动，即所谓的“开民智”，并将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了传播媒介(以白话文和图像为主要载体)的变革上。在此趋势下，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不仅注意到借助通俗易懂之年画等媒介可以更有效地传播政治思想、动员普通民众等，而且还因其与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趣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予以格外关注和严格控制。

结 语

改良年画不仅是中国年画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多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关键史料。表意生动、价格低廉、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年画为清末知识分子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地方当局所重视，充当了开启民智的工具，从而丰富了这场启蒙运动的形式和内容。虽然改良年画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因近代中国政权的更迭而时断时续、难以整体维持，但是新式知识分子和民国政府及地方当局还是将年画作为视觉传播的媒介，改良社会的利刃，在一定程度上为弥补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知识鸿沟作出了努力。

清末以来，对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的重新审视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隔膜的进一步认识，使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考，对戏曲等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加以改造，将其视为宣传政治思想的重要工具，以求更广泛地动员不同社会阶层人士投身谋求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洪流。改良年画作为近代中国视觉启蒙的重要载体，曾发挥一定的作用，需要加以客观分析和充分肯定。

[本文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日常生活”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谦干

The Improved New Year Pictures in Visual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China

HOU Jie CHANG Chun-bo

(History of Colleg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Peng Yi-zhong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who advocated cleansing the Augean stables,women liberation and school founding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 Pictures to enlighten on national wisdom.The artists in Yangliuqing,Wuqiang,Weixian and other well-known places of origin of New Year paintings produced a number of new pictures reflecting the social reality as a response,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nlightenment during this period.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governments not only brought the New Year paintings into the scope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new-life movement,but also set up a censorship system for the New Year paintings regarding it as a tool to guide and control people’s ideas. Whether being advocated by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o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s,the improved New Year Pictur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carrier of thoughts and visual media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China.

the improved New Year Pictures；visual enlightenment；Peng Yi-zhong

K252;K258

A

1005-605X(2017)01-0068-08

侯 杰(1962- )，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春波(1990- )，女，河北廊坊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