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从名将陈璘看晚明武官之政治生态

张金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晚明时期，随着军事领域的不断变革，武官群体必须面对来源不同、待遇不一士兵的混合编组，领导体制变化等种种不适，并从中寻求平衡点，以维持所部战斗力。在考选权被文官集团垄断和官场腐败日渐严重的背景下，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武官不得不违心做出妥协，以换取主持军务的机会。陈璘，晚明名将，在万历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战役中居功至伟，但从其嘉靖年间从军报国伊始，就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各种干扰上。他的经历亦因此成为这一特定政治生态下的典型例证。

晚明；武官；政治生态；陈璘

晚明时期，军事领域发生了诸多剧烈变化。以往的研究要么侧重制度层面的变革*相关成果众多，可参见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要么把重点放在文官、武将两个集团地位的交互转化上*相关成果如陈宝良：《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对于不愿随波逐流，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武官群体必须面对的动态的政治生态则少有人关注。本文试图以明代名将陈璘一生中的几个片段为例，对这一特定环境做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陈璘是一代名将，在援朝抗倭、平定播州等战争中屡立奇功，但在当时却是毁誉参半，《明史》本传称其“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明史》卷247《陈璘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05页。。在其诸多“劣迹”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发生的激变东山营兵事件以及平播战争结束后“行贿”李化龙一事影响较大，而这两件事恰与当时武官群体面对的尴尬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东山营兵哗变一事，在《明神宗实录》中这样记载：

万历十一年四月戊辰，巡按广东御史罗应鹤题：“分守东山副总兵管参将事陈璘扣减兵饷三个月，又调兵三百名抬木起盖庙寺，众兵怨恨激变，劫掠四五州县之间。罗定兵备佥事侯应爵、东安知县陈公大玩寇遗患，并宜加惩。”上谓：“陈璘虐军致变，革了职，戴罪管事，立功自赎。侯应爵降一级调用，陈公大罚俸半年。”*《明神宗实录》卷136，万历十一年四月戊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537页。

此记载相对粗疏，但可以看出在中央政府看来，陈璘对士兵哗变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文中仅提到了巡按御史罗应鹤的题本，实际上，真正对此事定性有决定影响的是郭应聘的奏报。

郭应聘，福建莆田人，万历十一年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衔南下，总督两广军务。甫一到任，就遇上了东山营兵哗变事件。根据郭应聘的奏疏，在其到任之前的二月二十四日，广东罗定州东安县带管巡捕罗苛、巡检司巡检韦朂已经上报当月“二十日申时，有东山营兵出于长春寺墟，因酒，乘机将墟上菜、米、布、货等物抢去”，引发骚乱，“有哨官刘一鸾前去禁制，被各兵殴打，扬言激变。口称本管抽扣钱粮，不得给用。”*郭应聘：《哨兵倡变追究酿乱将领疏》，《郭襄靖公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4—165、164页。罗定兵备道佥事侯应爵也有类似的报告。郭应聘到任后，又陆续接到岭西兵巡道佥事徐汝翼、游击叶欢、西宁知县吴道远、肇庆府推官唐民敏等人的上报。根据这些报告，郭应聘形成自己的判断，并奏报中央政府。其叙述东山营兵哗变的大体经过：

副总兵陈璘旧年十二月内，将鱼、米发与各兵领食。候各兵领粮米，每斗扣银五分，鱼每斤扣银一分二厘。又将银放与各兵，每两利银二钱。又有后营把总刘宗汉，今年正月内，假与各兵借银，每兵二钱，托病回卫不还。右营把总陈铭，每兵每月扣银二分以为薪水。二月，本副总又轮拨右、后二营兵扯运木植至九星岩，起盖庙宇。以把总陈铭，哨官陈相、潘麒凤督工。在于教场，各相搬戏、饮酒，并邀哨官陈朝贵、黄朝魁等费过银两，俱就每兵名下扣银八分代还。酒席间有不遵，多般凌轹，且用二拖木。正值风雨，又刻期完工，枵腹供役，饥寒怨恨，遂有右营哨官陈朝贵管下兵黄玉为首，二月二十日在长春墟倡众激变……鸣锣竖旗，一百余人拥至本县城外。知县陈公大上城抚谕，不从，即密会副总兵陈璘。是夜，亲督官兵踗踪追抚……*郭应聘：《哨兵倡变追究酿乱将领疏》，《郭襄靖公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4—165、164页。

郭应聘认定是由于陈璘克扣军饷、发放高利贷及属下军官欺压士兵，致使以黄玉为首的一百余营兵发动兵变。变乱发生后，陈璘领兵追剿，“二十三日，敌杀叛徒六十四颗，招回三十二名”*郭应聘：《哨兵倡变追究酿乱将领疏》，《郭襄靖公遗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4—165、164页。，但残余叛兵流散附近地区，并于闰二月初十日，伙同中路守备欧泮所部二百余众，劫掠了西山一带，并一度进入广西境内，酿成更大祸端。陈璘因此被认定为“贪残激变”，受到革职，“充为事官”的处分*郭应聘：《抚剿叛兵捷音疏》，《郭襄靖公遗集》卷7，第168页。。

当然，并不是所有史籍的记载都和郭应聘的一致，在地方史志中就有别样的声音。如雍正《罗定州志》：

总督凌云翼以为山林方启，宜畀璘世守以镇压之，因奏□□□□副总兵官，而分设西山参将一员受其节制。璘既任，经略善后，招流亡，辟草莱，抚瑶壮，无不畏威怀德者。时浙兵久戍骄恣，璘以法绳之，有悍弁黄玉等百余人叛去，将合广西瑶为乱。璘闻变，度道由富霖、天当、曙光，先取间道至富霖，令居民尽杀雄鸡，击柝者勿报五鼓。俄叛者至，闻鸡未鸣，漏方四下，稍憩以待曙。璘驰至，遂一歼无遗*雍正《罗定州志》卷4《兵防》，清雍正九年刻本。。

因史料记载的差异，关于这次叛乱，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叛军是否被陈璘全歼。按地方志的记载，由于陈璘措置得当，东山叛军“一歼无遗”。而郭应聘奏疏中摘引的陈璘手本则称一百余叛军已经在三日内歼灭、召回96人。按：叛军在二月二十日起事，二十三日才遭到陈璘军的重创，期间至少有两天处于自由发展状态，且叛军流劫的方向包括富霖、天当、曙光等多个地区，因此不排除有个别叛军逃脱打击或根本没有追随大部队前往富霖。因此，地方志的记述有溢美之嫌。

其二是叛军的身份——浙兵，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广东罗旁一带的少数民族长期与明朝政府不睦，万历四年(1576年)，明廷终于决定大举会剿，并于次年五月，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将泷水县升格为罗定州，下辖东安、西宁两个县。陈璘应总督凌云翼的要求，举家迁到东安，以副总兵的身份世守留镇。按照前述记载，陈璘留任后成效显著，“经略善后，招流亡，辟草莱，抚瑶壮，无不畏威怀德者”。兵变的问题即出在浙兵身上。明朝政府征剿罗旁时动用了20万军队，“主有土兵，客有浙兵，而狼家之兵尤多”*陈璘：《罗旁善后功绩碑》，雍正《罗定州志》卷6《艺文》。。这里所说的浙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异地都司调用的客兵，而是召募而来，作为主力部队使用的来自浙江义乌等地的职业军人。

自嘉靖年间戚继光大量召募浙江义乌等地的矿工及无地农民，编练成团队作战、多种冷热兵器协同使用的戚家军，并在抗倭战争中一举成名后，浙江遂成为明朝各地军事将领趋之若鹜之地。一有战事发生，召募“南兵”必成为御敌良方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戚继光曾亲率戚家军深入广东沿海扫荡倭寇，并曾于万历初年出任广东总兵，浙兵的威名在广东颇为响亮。据总督两广军务凌云翼报告，在其初到任时，“广东地方见在陆兵三十三营，募自浙省者一十二营，募于本境者二十一营”*凌云翼：《酌议练兵官员疏》，《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第307页。，浙兵占了陆军总数的1/3强。在罗旁之役中，广东本地的陆军必定大比例参战。凌云翼曾提出“借蓟镇下班浙兵三千”参战，但被兵部否决，“以在蓟发回之兵即守在浙防汛之地，不可借。惟委官赴浙召募。巡抚及司道如期督发，必使人人精勇，以济实用，毋分彼此。”*《明神宗实录》卷48，万历四年三月丁未，第1101页。招募浙兵的建议获得皇帝首肯。虽然在战争中究竟动用了多少浙兵不得而知，但肯定数量不少，而且一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战后，配合新置州县，明廷采纳总督凌云翼的建议，在这里新设了南乡、富霖、封门、函口四个千户所，又在东山和西山分别设了两个参将，各领三千营兵，东山参将驻扎于富霖千户所，西山参将驻扎于函口千户所，陈璘即是首任东山参将。两参将之外，明廷又将高肇参将裁撤，其兵归并到新设的罗定守备名下。罗定守备又称中路守备，统兵二千名。

新的军事建置拟定后，首先要解决兵力来源问题。凌云翼提出：“照得两山新设参将，各领兵三千名，守备领兵二千名，以广东军务章程规则计算，共该兵十三营。查高州府原有额兵三营，肇庆府原有额兵四营，各月粮已有顶额外，尚少兵六营。查得德庆州江道与高、肇二府所设营堡，通共原有兵五千四百七十六名，月粮有支四钱六钱不等。今罗旁既平……截长补短，拨足所欠六营之数。”对于四个千户所，凌云翼建议“将广州左卫之右所千户二员、百户一员、镇抚一员、旗军二百八十一名；右卫之后所千户一员、百户三员、旗军二百四十二名；前卫之前所千户一员、百户三员、旗军二百四十七名；后卫之中所千户一员、百户二员、旗军一百七十四名，抽发新设四所……以后问遣新军，不拘永远、终身，俱定发四所。将来军伍可望日充。”*凌云翼：《奉命大征功已垂成并预计善后之图以保久安疏》，《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6，第319—320页。这一建议在万历五年( 1577年)五月获得兵部认同，并得到皇帝批准。

营兵和募兵的出现是明代中叶军事制度上的两大变化。前者改变了军队的组合方式，后者是兵役制度上的重大突破。明初实行卫所制度，全部士兵来源于世袭军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士兵逐渐出现年龄参差不齐、本土化和官兵关系相对固化等问题。为了维护国防安全，营兵制度成为首选。所谓营兵，是指由中央政府指派官员从各地卫所中抽选出军事素质相对过硬的精锐官兵，按照新的方式编组，拥有野战能力的部队。营兵与卫所军最大的不同是长期处于较高等级的战备状态，拥有相对快速的反应能力，所以在按原身份领取固定的月粮之外，同时领取一份津贴性质的行粮。所谓募兵，是指为克服卫所出身士兵战斗素质的不足，而从民间招募而来的士兵。由于是职业军人，所以他们的军饷额度很高。在最受欢迎的募兵群体——浙兵身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殷正茂任总督时，广东陆兵营中的浙兵每名月给工食银九钱，比本土士兵多一钱。殷正茂曾建议“专练土兵，渐减客兵”，“一以省军饷之费，一以免调募之烦”。只是因为不久后发生倭寇侵扰，“冲锋陷阵，浙兵之力居多”*凌云翼：《酌议练兵官员疏》，《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第307页。，才停止裁减浙兵。

使用募兵不仅增加了军费压力，而且因为酬劳不同，容易在募兵与卫所出身的土兵之间制造矛盾。贺钦在《医问漫记》一书中曾记录下这样一个故事：某卫高姓舍人奉命戍守长城，与其同台的共有5名军士。其中3个是从浙江招募而来的南兵。一次，3个南兵中的2个离台领取薪米，“贼来攻，贴边军二名各持一牌自卫，反命南人射。南人辞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贺钦：《漫记》，《医闾先生集》卷7，《丛书集成续编》第140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7页。由于军费限制，北边地区的募兵数量有限，只能和普通营兵混合使用，从而产生了上述问题。在募兵较多的地区，为规避矛盾，募兵会被尽可能的编组到一起。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便约束。

募兵因为是职业军人，应募时普遍没有家属随军，大多不愿意远戍，“半有不愿行者。盖因有身家者，多皆有门户之累”*戚继光：《兵机十事》，《戚少保奏议》卷3，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页。。如果要其远戍，必须提高饷额，厚利吸引。提高饷额一方面增加了军费负担，另一方面又滋生出两种不好的现象。一是培养了一批以应募为生的流氓化士兵。这些人“方应募于江北，忽应募于浙东。方以得募价而留，忽以满募限而去。”*郑若曾：《筹海重编》卷9《慎募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1页。二是容易恃宠而骄，结伙生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著名的南京振武营兵哗变即是一例：

振武营者，尚书张鏊募健儿以御倭。素骄悍。旧制：南军有妻者，月粮米一石；无者，减其四；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银五钱。马坤掌南户部，奏减折色之一，督储侍郎黄懋官又奏革募补者妻粮，诸军大怨……以岁饥求复折色故额于懋官。懋官不可，给饷又逾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噪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备太监何绶、魏国公徐鹏举、临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诸营军已甲而入。予之银，争攫之。懋官见势汹汹，越垣投吏舍，乱卒随及。鹏举、鏊慰解不听，竟戕懋官，裸其尸于市。绶、鹏举遣吏持黄纸，许给赏万金，卒辄碎之。至许犒十万金，乃稍定。明日，诸大臣集守备厅，乱卒亦集……许复妻粮及故额，人畀之一金补折价，始散*《明史》卷205《李遂传》，第5421页。为笼络募兵，晚明时期对募兵的管理有向卫所军靠拢的倾向，允许部分家小随军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募兵战斗力日趋下降的一个原因。。

振武营兵仅因欠饷就杀死朝廷大员，且趁乱获取了更多薪饷。明廷为维持稳定，不敢采取强硬手段，又间接助长了这股邪气，以致于南京兵部侍郎李遂慨叹：“兵自此益骄矣”*《明史》卷205《李遂传》，第5421页。。这充分暴露了募兵集中使用的弊病。

与振武营相比，陈璘手下的营兵不仅集中，而且还有另一个麻烦，即在营时间过长。从万历四年罗旁之役伊始，到万历十一年哗变，留驻罗定一带的浙兵已经远离故土将近八年。陈璘所部“则四募之兵也”*方肯堂：《东山副总兵陈公去思碑》，雍正《罗定州志》卷6《艺文》。，且未发现允许其搬取家小的记载，所以地方志中称其“久戍骄恣”应该是可信的。

那么，哗变事件的导火索——扣减饷银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照郭应聘的奏报，陈璘曾于万历十年十二月扣减了士兵的部分鱼米银，“每斗扣银五分，鱼每斤扣银一分二厘”，随后又通过放贷的方式，“将银放与各兵”。手下军官右、后两营把总刘宗汉、陈铭也存在赖账不还及克扣军饷的问题，偏偏次年二月这两个营的士兵又被拉去参加修建寺庙的劳役。种种因素搅合在一起，酿成大祸。

如果这一奏报完全属实，陈璘确实御下不严，手下军官对士兵过于刻薄。陈璘本人也曾扣减士兵军饷，但仅限于万历十年十二月这一个月，并不是惯常行为。那么，被克扣的军饷又用于何处呢？按照《明史》本传的记载：“时东安初定，璘大兴土木，营寺庙，役部卒，且勒其出赀。”*《明史》卷247《陈璘传》，第6405页。可见，这些钱被拿去修建九星岩上的庙宇了。

在卫所制度下，卫所军户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有桑梓之谊。卫所官兵主动出资、出力参与本地建设的事例不胜枚举。凌云翼奏准调动广州四卫军到罗定州，组建四个千户所，其目的除了拱卫地方，也是为了利用卫所军户久戍的特点，尽快形成稳定的汉族居民群体。陈璘被要求举家迁居东安，也是出于这样的需要。在营、卫并存的情况下，符合条件的卫所官兵也会被抽调入营服役。陈璘不是军户出身，主动投身军伍完全是为了尽忠报国，更不是为了发财*万历二十年(1592年)，陈璘巡历至南澳一带，“见地力未尽，课民种树。璘捐资先种松苗四万、杉苗三万以倡之，官民因而踵成。数年之间，蔚然葱茂，民居益稠。”能捐巨资种树的人，显然不会贪图士兵的几分银子。事见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下，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他长驻东安，已经将东安视为故乡，难免会采取类似卫所官兵那样捐款参与地方建设的行为。只是这种扣减军饷的方式不免带有强制嫌疑，尤其是在东山营兵并非全部抽调卫所军组成，而是存在大量集中编组浙兵的情况下。浙兵是客籍，又是召募而来，在当地并没有家室之念，强制他们捐资显然是不妥当的。

哗变发生后，陈璘果断处置，应该说已经将祸害降到了最低。至于零散叛兵与周边地区的募兵合流，已非其所能控制。估计也正因如此，斯时巡按广东的御史邓錬才以其“才气骁健，可以过使”*蔡献臣：《清白堂稿》卷13《明中大夫太仆寺卿纯吾邓公神道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3页。为理由，力主宽待。不过，在哗变引发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明朝政府显然不会去总结募兵制度的不足，而是急于把事件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类似安抚振武营叛兵的方式被再次启用，区别仅在于振武营哗变的“始作俑者”黄懋官已经遇害，陈璘因此就成了必须被处理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陈璘做了一次明朝军事体制缺陷的“替罪羊”。

明中叶，文官集团逐渐凌驾于武官之上，总督、巡抚、兵备甚至作风强横的府县官都可以对军事事务指手画脚。东山营兵哗变一案，郭应聘的信息主要来自徐汝翼、吴道远、唐民敏等文官的报告，唯一的武官广东总兵黄应甲的汇报则带有明显推卸责任的意味*黄应甲在奏报中强调：“陈璘方以为功，弥缝不报”，丝毫未提及个人的责任，见郭应聘：《哨兵倡变追究酿乱将领疏》，第166页。，郭本人并未实地调查，唯一认可的是陈璘的平叛战报手本。换句话说，陈璘本人并未获得就是否克扣或强制捐资进行申辩的机会。兵备官侯应爵和东山知县陈公大虽然也受到惩处，但严厉程度较之陈璘要轻得多。这是武官命运被文官操控的一个例证。

二

播州杨应龙叛乱发生后，刚刚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的陈璘未及充分休整就投入到平播战争之中。据说在平播战争期间，陈璘曾试图“投贿李化龙家。会刘綎使为化龙父所麾，璘使走”*《明史》卷247《陈璘传》，第6408页。，行贿因此未遂。对于这一事件，总督李化龙曾上疏奏报：

川湖总督李化龙言：“近得家书，陈璘、刘綎二总兵先后差官至臣家。刘綎所致谢银一千两，金一百两，玉带一束，祭礼银二百两，臣母怒而逐之，其人不得已去。仍至按臣崔景荣家，景荣之父骂而逐之。陈璘差官闻之，亦去。璘，臣所请置者也。綎，臣所排群议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二臣欲以货财报臣，臣亦欲以名节报陛下，乞下兵部议处，以戒奸贪。”景荣亦上疏言：“綎差人赍银六百两、金五十两、玉带一束送至臣家，臣父麾之门外。”兵部言：“綎宜计赃问遣，但征播有功，姑照前议革任，永不叙用。其所开金银等物，行江西抚按照数追出，以助大工。化龙、景荣特加纪录。”从之*《明神宗实录》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壬午，第6684—6685页。。

刘綎也是名将，而且西南是其成名之地，在少数民族诸部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平播之役开始后，李化龙曾举荐刘綎，但“言官谓綎尝纳应龙贿，宜夺官从军”*《明史》卷247《刘綎传》，第6394页。，赖李化龙力挺，刘綎才得以戴罪参战，并立下大功。因此，刘綎派人给李化龙等送礼，是为了感谢他的信任。李化龙在奏疏中也说刘綎的礼物是“谢银”和“祭礼银”，并非纯粹的行贿。至于陈璘，李化龙一直对其颇为赏识。在平播战争期间，李化龙曾多次表扬陈璘，如在致魏养蒙的信中称：“陈璘，勇将，将此三万人，鼓行而前，乃一劲敌，自无虑也。”*李化龙：《魏参议养蒙》，《平播全书》卷12《书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0册，第643页。在致张监军的信中说：“今日得陈璘揭语，多磊磊落落，终是丈夫，刘帅似不及也。”*李化龙：《张监军》，《平播全书》卷12《书札》，第648页。陈璘的属下并没有进入李化龙的宅邸，送礼只是李化龙个人的猜测。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李化龙的猜测应该是准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李化龙此前并没有像力保刘綎那样强推陈璘上位，陈璘为什么要在战后给他送礼呢？

这还得从明朝的军政制度说起。从成化二年(1466年)开始，军政考选制度逐渐推开*参见张祥明：《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初探》；曹循：《明代卫所军政官述论》，均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2期。，武官的选任权逐渐落入文官群体手中，“今世将官皆受制于总督，无论赏罚。虽出师之期，亦必请命而行。”*何良俊：《四友斋丛书》卷1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4页。不仅如此，在战时，高级武官身边往往会有文职监军，以防其有不轨行为。陈璘在援朝战争中论功第一，但在以偏桥总兵身份参加平播之役时，明朝政府首先考虑的依然不是如何保障其军事行动顺利进行，而是担心他“拥重兵三四万，而止令司道一二人与之共事，权轻，不足以制之”，“不如特差一大臣，俾监视陈璘之师。既制大兵，兼处粮饷。事宁，与总兵一并裁革。”*沈一贯：《言湖广当增设视师大臣掲帖》，《敬事草》卷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3册，第183页。不久，明廷即委任江铎巡抚偏、沅，“配合”陈璘。这种以文制武的方式，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军权旁落，但对于军官、军人积极性的打击也是非常严重的。嘉靖时期吏科给事中周怡曾上书抨击这一体制：“今当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于忠勇将官，宜折节优礼下之，结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今诚有韩、岳之将，宁肯低眉俛首，受制于文墨刀笔之吏耶？务须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义，激其烈志，有所异同，明白晓谕，不宜辄为裁抑，以挫辱之。”*周怡：《敦国体共济时艰疏》，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抄》卷1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5册，第421页。万历时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也曾慨叹：“国初卫所之设，权力亦重，后稍陵夷。至于今日，其号为指挥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奔走使者之前，若隶卒然。使折冲捍卫，以展报国之猷，其将能乎？”*于慎行：《榖山笔麈》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如果文官集团一心为国，武官受其制约还不至于酿成太多的恶果，但晚明时的官僚集团已严重腐败。成化九年(1473年)，翰林院编修谢铎曾上书指出：“今之边将，无异晚唐债帅。败则士卒受其殃，捷则权豪蒙其赏。且克侵军饷，办纳月钱，三军方怨愤填膺，孰肯为国效命者？”*《明史》卷163《谢铎传》，第4432页。谢铎只看到了边镇武官的不法行为，却没有提及武官为什么会变成“债帅”。如果掌握武官任免权的文官集团都是两袖清风，秉公考选，武官还用去行贿换取领兵参战权吗？

万历时期,明朝官僚集团的腐败现象已呈积重难返之兆，刘綎、陈璘等武官群体若想洁身自好，很大程度上要以牺牲领兵权为代价。史载，平播之役期间，杨应龙曾派遣属下“杨朝栋至密投贿兵部尚书田乐”*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0，《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2册，第159页。，希图通过贿赂干扰明廷军事决策。另据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举报：“播州之役，杨应龙家财积蓄，人人所知。(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以封爵钩取陈璘，致其载送。后以科道言事参论，不遂，不胜其怨恨。合谋者，伊同乡都御史江铎也。”*陈嘉训：《时事日坏奸辅希留谨列乱政误国之状疏》(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吴亮：《万历疏钞》卷18《发奸类》，《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8册，第720页。江铎是沈一贯推荐的偏沅巡抚，陈璘的直接监督者。战争尚未结束，阁臣就暗示前线将领战后要送一批战利品给自己，在后勤保障被江铎控制，战后能否论功行赏又会直接受到内阁人士干预的情况下，陈璘如何应对，必然大费脑筋。

据陈嘉训弹劾：“有二三无耻之大臣，奔走承顺，略同颐指之奴。臣在长安，闻之里巷舆抬之卒，无不背指而口骂者。一贯恃此羽翼，肆然无忌，受贿乱常，无所不至。若文武大吏，举自会推，奉旨点用，皇上必不信以为有所私也，而彼正欲借此名目许之以为功，后因之以责偿。”*陈嘉训：《时事日坏奸辅希留谨列乱政误国之状疏》(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吴亮：《万历疏钞》卷18《发奸类》，《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8册，第720页。由此推断，陈璘在被委任为总兵，出征湖广的时候，沈一贯等就搞过小动作。平播之役结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底，此时的沈一贯仍在内阁，且仍有向上走的势头，陈璘是否曾违心准备向其输送了战利品不得而知，但其试图给直接的长官李化龙送谢礼的行为，应是对其战争期间的信任和重用真心表示感谢，而不是另有企图。

尽管送礼并未形成事实，但对陈璘的官声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万历三十年(1602年)，给事中洪瞻祖在弹劾他人钻营时又捎上了陈璘，指责他谋镇贵州。好在万历皇帝对陈璘非常信任，“是时陈璘东西积有战功，故上不入瞻祖之言”*《明神宗实录》卷370，万历三十年三月丁卯，第6981页。，仍任命其为贵州总兵。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七月，已经年迈体衰的陈璘请求致仕，回广东养老，未获批准*《明神宗实录》卷411，万历三十三年七月己亥条(第7705页)：“贵州总兵官陈璘引疾乞休，下兵部覆议，着照旧供职。”。可就在当年春季，曾有人散布陈璘行贿当道，谋求调任广东总兵的消息：

丙午(万历三十三年)春，予去海北，过豫章，遇一山人于滕王阁，云自黔中来，言及水西侵播地事甚详。因谓予：“公知粤东新大帅乎？”予曰：“尚未推，孰从知之？”山人笑曰：“大帅必推过而后知乎？”予曰：“然则为谁？”曰：“黔中陈璘谋之久矣。春闻缺，即以二万金赴京，此必得之数也。”*伍袁萃：《林居漫录》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第436页。

按照《实录》的记载，陈璘在万历三十三年的上书只是请求致仕，并没有请求调职。明廷任命他为家乡广东的总兵，很大程度上是在留住人才和满足其思乡之念之间的一种选择，民间传说的重金行贿似属谣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谣言，和当时“金钱广布，即首辅兰溪，啧有烦言怪恶”*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0，《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32册，第159页。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结 语

在官场日渐腐败和文官群体把控武官选任权的大背景下，明代中后期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怪现象，即大批武官需要打点关系，乃至通过行贿才能取得实际主持军务的权力。对于试图损公自肥者而言，行贿甚至成为债帅只是一个手段；对于想尽忠报国，成就一番事业的有志者而言，向文官群体适当低头，则是面对现实，不得不采取的两害相权之后的无奈选择。

一方面要面对多种来源、待遇迥异士兵共处的尴尬及新的军队编组方式带来的不适，需尽力在诸多矛盾中寻找维持属下战斗力的平衡点；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来自文官集团不同层面的或公或私的压力，这就是晚明武官群体必须直面的政治生态。陈璘的几次遭遇恰恰是这一现实背景下的鲜活例证。

责任编辑：郝红暖

Study on Political Ecology of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General Chen Lin

ZHANG Jin-kui

(Institute of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with the change of military system，military officers had to face all sorts of discomfort,such as mixed soldier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unequal pay for equal work,changes of leadership system,etc.Then they must seek a balance point in order to maintain fighting force of his troops.In the meantime,the power of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was monopolized by civilian groups and civilian groups’ corruption was growing.Military officers who had great ambitions had to make compromises and got the opportunity of leading the troops by bribes to civilian groups.General Chen Lin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war that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during Wanli emperor,and suppress rebellion of Yang ying-long.But he had to take part of the energy in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interference since he actively joined the army in Jiajing emperor period.His experience wa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is particular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ate Ming Dynasty;military officer;political ecology;Chen Lin

K248

A

1005-605X(2017)01-0055-06

张金奎(1973- )，男，北京顺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